原标题：长达2000年粽子代言争霸赛，看屈原如何打败伍子胥和曹娥！

每每说到历史，总离不开大江大河，而作为中华四大传统节日发端午，其起源也是与两条河流休戚相关，一说是纪念在汨罗江抱石殉国的屈原，又有说是与投身钱塘江的伍子胥和曹娥有关。恰逢博物馆日，我们就来一探端午的起源，看看屈原是如何一步步走上粽子代言人的巅峰。

相比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浪漫凄清，端午祭奠曹娥的缘由就有些悲壮。此事得以广为流传，是因为《曹娥碑》的碑文经过蔡邕（蔡文姬之父）、王羲之、蔡卞（王安之的女婿）等多位书法大家临摹，影响力与日俱增。

东汉末年（公元151年）邯郸淳作《曹娥碑》

碑文记述的事情大致是，汉安二年五月初五，曹娥的父亲曹盱在迎接“伍君”的祭祀活动中不幸落水身亡，此时十四岁的曹娥沿江寻找父亲的尸首，一连十七天没找到，于是曹娥过于思念父亲便投到父亲溺亡的江中身亡，惊奇的是五天后她和她父亲的尸体相拥浮出水面。

除了历代书法家对碑文的临摹外，从宋到清直至民国，历代官方均加封赐匾，最盛时有匾额170块，楹联57副，而蒋介石则高赞之为“人伦之光”。

由于曹娥的事件是因为其父在端午落水引发，在众多官方和文豪不断推动下，加上“孝”的号召力，于是端午祭祀曹娥的说法也不断深入人心，江名也被称作“曹娥江”。由此可见，曹娥是成为端午代言人的有力竞争者。

可惜，曹娥的事件本身存在一点逻辑上的问题，就是曹娥的父亲曹盱在迎接“伍君”，也就是伍子胥的祭祀活动中不幸落水身亡。也就是说，在曹娥之前已经存在端午祭祀伍子胥的传统。

其实后来者取代前者的事迹也不是没有，关键是不仅在时间上晚于伍子胥600多年，而且曹娥的“孝”对比伍子胥的“忠孝两全”完全是落了下风。于是，此项争霸赛，便在伍子胥和屈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历史总是离不开水，曹娥投身的江是曹娥江，而伍子胥被抛入的江是钱塘江。由曹娥追溯伍子胥，恰如曹娥江汇入钱塘江，历史的渊源与江河汇成了一个点。

在争夺端午代言人的先天条件上，伍子胥可谓是得天独厚，先是在时间上面比曹娥早了600多年，比屈原也早了200多年；接着是在理由上面，面对屈原的“忠”和曹娥的“孝”，伍子胥是忠孝两全，可以说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但成也是忠孝，败也是忠孝，正应了孔子说的那句“过犹不及”。

孝——得报家仇

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原本出身楚国贵族的伍子胥为报楚平王听信谗言而冤杀了全家之仇，出逃吴国助吴国军队攻破楚国国都郢。但由于此时楚平王已经去世，伍子胥便“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

另一说根据《吕氏春秋·首时》和《谷梁传·定公四年》的记载，伍子胥只是“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

忠——直谏而亡

在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勾践之后，伍子胥曾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勾践。而在夫差准备率大军攻齐的时候，伍子胥再度劝谏夫差先灭越国以防后院起火，同样遭拒。

此时夫差听信太宰伯嚭谗言，认定伍子胥已经投向齐国，所以下令刺死。伍子胥用夫差赐的宝剑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

夫差听后震怒，在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扔到钱塘江中。后来吴国果然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羞于见祖先和伍子胥，便蒙面自刎。

结合《曹娥碑》的记述和伍子胥的生平，一个“忠孝两全”的形象以及早出生200多年的时间优势，足以使得伍子胥比屈原更适合做端午节的形象大使。但是，从实际传播效果来看，伍子胥的呼声似乎要比屈原差一大截，那么晚出生二百年的屈原是如何后来居上，成功逆袭的呢？

还得从伍子胥的“忠孝”说起。

伍子胥的孝有些过于狠毒，哪怕在春秋时期仍然有名义上的周王朝，吴国和楚国的战争不过是诸侯国之间的争斗，但助其他诸侯国灭了自己家乡还把旧主从坟墓里拉出来鞭尸，就算是全家冤死这个前因，但也做得过了尺度。哪怕是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只是在坟前打了几鞭，但仍然不能为后世君王所推崇。

伍子胥的“孝”在“忠”的面前已经是大打折扣，再来说说伍子胥对吴国的“忠”。伍子胥苦谏不成，被夫差赐死，甚至死后抛江，按理来说本该成为一个“忠臣”的典范，但伍子胥偏偏又说了一句

“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也就是说他死后也要看着吴国被越国所灭。这就犯了大忌。同样是被佞臣陷害，遭君主疏远的屈原，态度就不一样。

在对国家的发展谋划上，司马迁认为屈原的政治主张即“联齐抗秦”是正确而明智的，这足以证明屈原并非只是空谈书生。而在楚怀王听信了奸臣上官大夫的毁谤疏远了屈原，又中了张仪的离间计和齐国决裂，最终国都被毁。

而在楚怀王被俘客死秦国以后，继位的楚襄却以放逐屈原来向秦国示好以求自保，虽然最终还是被秦国歼灭。

纵观屈原一生，可以说遭受了各种不公的待遇，哪怕最后投江报国，始终都在克制着自己的礼节，纵有怨言也只是针对奸臣，在个人道德品质上并无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私德无愧，大节忠义的有治国能力的士大夫代表。

不仅在庙堂之上有大义，在民间屈原也有极高的号召力。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宗师，李白、杜甫、杜牧、刘禹锡、孟郊、白居易、司马光等一大批文豪均为屈原的忠诚粉丝。加之士大夫都推崇直谏并身体力行，所受的遭遇也与屈原相去无几，所以都感同身受盛赞屈原。

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司马光赞：“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可见无论是官方还是文人雅士，都对屈原推崇备至。

在个人品德和文人圈的影响而言，屈原比伍子胥要强势不少。加上端午时节蚊虫鼠蚁开始活跃，屈原向来喜欢随身戴一些香囊、玉佩之类的挂件，既有驱虫的效果也有装饰祈福的作用。

从君王到文人士大夫到民间风俗来讲，屈原都比伍子胥更为合适当做端午的代言人，即使晚出生200多年，也不妨碍屈原可以逆风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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