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那些被湮灭在历史中的包豪斯女孩儿，她们如何改变了包豪斯？是时候抵抗遗忘了

德国包豪斯学校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的诞生，短短14年的历史却对世界现代设计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我们想到包豪斯，男性设计师的名字总是首先被提及，但其实有这样一群伟大的女性，同样书写了包豪斯的历史。

1919年，妇女们在魏玛共和国的一个投票站前排着队。德国1919年修订了《魏玛宪法》，其中第109条规定男性与女性享有同等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投票权与任职权。图片来源：weimar.org

作为先驱的她们

1919年，一所特别的学校在德国魏玛开始办学，灰色的教学楼其貌不扬，但楼体上悬挂的字却让人忍不住停下来观望，“Bauhaus”这个词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带给全世界设计者的震动无法估量。

这所学院不仅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诞生，也对二十世纪的艺术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在1919年，德国修订了《魏玛宪法》，其中第109条规定男性与女性享有同等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投票权与任职权。那一年，德国女性第一次可以参与投票，也斩获议会423个席位中的37席。另外，84名女性成为了包豪斯学院的首批学生，而那届的男学员只有79位。

德绍包豪斯校区，图片来源：bauhaus100.de

包豪斯纺织工作室师生合影

从包豪斯诞生之际，学院和国家的命运就彼此相连。谈及国家命运，一战之后的德国女性是德国历史的重要谱写者。而在1919年至1933年，从魏玛、德绍到柏林，共有462名女性先后就读于包豪斯学院，占学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当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成立包豪斯设计学校时， 他规定了包豪斯将对“任何有良好声誉的人开放，无论年龄与性别”。这份声明让Gunta Stölzl充满了信心，22岁的她在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没有什么能阻碍我，这是一个新开始”。

Gunta Stölzl《Wall tapestry》，1926年

然而，入学后的 Gunta Stölzl发觉，包豪斯并不像她想的那般平等与开放。当时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依然少得可怜，校长格罗皮乌斯并没有料到包豪斯中女学生的占比竟如此之高。

在之后的招生中，他有意降低了学生中女性的比例。事实上，在当时普遍的认知里，男性的大脑更适合设计工作，女性的能力从未受到过认可。

Gunta Stölzl，水彩手稿

在包豪斯， Gunta Stölzl有机会接触到各个学科，虽然无法与男性设计师拥有同等资源，但她依然靠着自己的努力留在了包豪斯任教。

Gunta Stölzl，水彩手稿

即便环境恶劣，却难掩Gunta Stölzl的才华。她的编织风格极具个人特色， 复杂多彩的图案被运用在挂毯与织物上，包豪斯所提倡的现代设计风格处处体现在她的作品中。

Gunta Stölzl，水彩手稿

1926年，她成为了纺织工作室的主任。在此之前，从未有女性在包豪斯担任过高级管理职位。在她担任主任的五年里，纺织工作室日渐壮大，有理想的女学生们纷纷追随着Gunta Stölzl的脚步。无论冰面多么坚硬，总要有人一点一点打破它。

设计师Gunta Stölzl

1931年，纳粹势力蔓延至包豪斯，Gunta Stölzl被迫辞职。她与犹太人丈夫逃离德国，前往苏黎世定居。在她离开后，Anni Albers接任了她的职位。Anni的设计风格与 Gunta Stölzl不同， 几何抽象元素在她的作品中频频出现，独特的视觉语言成为了她的标志性特征。

安妮·亚伯斯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纺织艺术家之一，在1977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她起初想学的是建筑，说自己一开始“对纺织毫无热情”，认为纺织太过阴柔。不过逐渐地“包豪斯对待纺织愈发严肃和职业化。而线缕也引发了我的想象”。尽管亚伯斯最终成为了一个以针线表达自己想法的大师，但她在创作中始终没有放弃对三维空间的索求。她不断探索着纺织与雕塑和建筑的关系。在一针一线的穿梭，在颜色和材料的层叠中，她的织物格外具有雕塑感。而她也会运用挂毯或者地毯对室内空间进行分割与处理。

上图：洛克菲勒家族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私人住宅Rockefeller Guest House，图片来源：curbed.com

下图：安妮·亚伯斯为Rockefeller Guest House制作的挂毯及细节图，图片来源：The Josef & Anni Albers Foundation

Anni Albers《Study Rug》

另外，她也一直揣摩将非传统材料融入织物的可能性，并思考这些材料如何重新定义纺织和建筑的关系。1944年她在为洛克菲勒家族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私人住宅设计的一组挂毯中掺入了白色塑料和铜箔纱线等材料。这些挂毯覆盖在玻璃墙面上，当日间的阳光或夜晚的灯光透过玻璃照射其上时会产生金属的光泽并反射到室外，于是延展了整个建筑的空间。

Anni Albers《Red and Blue Layers》，1954年

此前，德国杜塞尔多夫K20美术馆与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先后联合举办了安妮·亚伯斯（Anni Albers）的大型回顾展。亚伯斯在纺织设计与教育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也是首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的纺织艺术家。

安妮·亚伯斯与她的纺织设计，图片来源：The Josef & Anni Albers Foundation

“离经叛道”的她们

当Gertrude Arndt抵达包豪斯时，她一心只想进入建筑专业。而对这个完全由男性主导的学科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切实的困难摆在眼前， Gertrude Arndt还是进入了纺织工作室——那个“最适合女性的地方”。

经后期还原色彩的Gertrud Arndt作品

被迫学习纺织设计的她，在学业中展现出了一定的天赋。但是，这对于一位有个人抱负的女性而言还远远不够。在包豪斯学习期间， Gertrude Arndt迷上了摄影，拍摄现代主义的建筑与城市景观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Gertrud Arndt色彩草稿

离开了学校的Gertrude Arndt，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结婚后的她无法拥有一份正式工作，而丈夫却在包豪斯内身担要职，这种巨大的反差令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女性身份。

在作品“Self Portrait”系列中，她用薄纱面巾挡住了自己的脸，蕾丝、面纱、鲜花......这些女性化的元素被她统统调动起来，表现了一种女性被迫恪守的限制下的时尚。

Gertrud Arndt《Self Portrait》

相较于Gertrude Arndt，Margarete Heymann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生动的叛逆史。刚入学的她便直接拒绝了纺织工作室的邀请， Margarete Heymann的兴趣一直在陶瓷设计上，她不愿意为任何人妥协。

Margarete Heymann，瓷器设计，1929年

学校破例让她进入陶瓷工作室，这位年轻且思想自由的艺术家开始着手创造具有几何形态的陶瓷作品。 Margarete Heymann的设计风格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彩色的釉面与简洁的几何形结合在一起，轻快的颜色与图案打破了瓷器的传统形式。

Margarete Heymann，瓷器设计，1929年

然而短短一年后，她却毅然离开了包豪斯。Margarete Heymann与老师格哈德 ·马克斯（Gerhard Marcks）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位在设计界极有声望的导师在面对这位仅仅试听的女学生时，依然无法抛弃偏见。他在向学校的报告中写道：“她或许有些天赋，但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

Margarete Heymann，瓷器设计

命运多舛的她们

史上拍出最贵的一件包豪斯作品是一只小小的茶壶，在2007年以36.1万美元的价格落槌。它的创作人就是包豪斯金工专业唯一的女学生，玛丽安·布兰德（Marianne Brandt）。

上图：玛丽安·布兰德，图片来源：bauhaus100.de

下图：2007年，玛丽安·布兰德设计的MT49茶壶在苏富比以36.1万美元的价格落槌，图片来源：苏富比

这件银质茶壶实现了方与圆纯几何形的和谐统一，线条简洁精确，而又实用。布兰德在1924年——即她入学当年就设计出了这只编号为MT49的茶壶。当时金工作坊由莫霍利-纳吉指导。

他惊叹于布兰德在他任教的基础通识课上显示出的才华，就破例建议她专修金工。可是同专业的男生对布兰德并不友善。布兰德说起初她总被叫去做枯燥和重复性的劳作，她单纯地以为这是每一个初学者都要经历的磨练，直到后来才发现这是她的男同学们使出的伎俩，只是想让她知难而退。

然而布兰德标志性的包括烟灰缸、餐盘在内的家用物件也许比她任何一位同班同学的作品都更符合包豪斯将艺术与技术在日常生活中融合的理念。1929年布兰德开始出任金工作坊的负责人，但她很快就对来自周遭男同事的敌意心灰意冷，也想专注于自己的设计，于是在4月提交了辞呈离开了包豪斯学院。

Marianne Brandt《Collection of light fixtures》，1926年

在包豪斯期间，她成为了德国著名的工业设计师之一，她所设计的茶叶过滤器皿与桌上台灯至今仍在销售。除了商业上的成功，她亦获得了学术界的承认，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都收藏有她的作品。

Alma Siedhoff-Buscher《Small Ship-Building Game》，1923年

彩色积木玩具我们都不陌生，而鲜少有人知道这个玩具的设计者是谁。在木质雕塑工作室学习的Alma Siedhoff-Buscher并不想做一名严肃的雕塑家，有趣而简洁的设计才是她的兴趣所在。

Alma Siedhoff-Buscher的作品

这款备受儿童喜爱的玩具是由22个不同形状的几何体组成，多种多样的变化与丰富的色彩可以很好地调动起小朋友们的积极性。除了玩具，她同样设计儿童房的家具，类似的设计理念贯穿于她所有的作品中。

Alma Siedhoff-Buscher设计的儿童房家具

为这个世界带来快乐的Alma并没有受到命运的眷顾，1944年，一场发生在法兰克福附近的爆炸事故夺去了她的生命。同年，不幸的命运也降临在了设计师Otti Berger身上。

Otti Berger作品

Otti Berger在包豪斯时曾被称为“最有天分的学生”，她的纺织品设计风格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是继几位前辈之后少有的具有个人风格的纺织品设计师。毕业以后，她留校担任管理职位，并开设了自己的课程，培养下一代学生。

Otti Berger作品

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允许Otti Berger再继续教书，学校内部已经岌岌可危。身为犹太人的她返回了自己的故乡克罗地亚，焦灼地等待着来自美国的签证。几天后，她被纳粹逮捕并带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944年，Otti Berger去世。

Otti Berger作品

战争瓦解了这所伟大的学校，而包豪斯所庇护的设计师们也四散各地。二战结束后，一些人陆续返回德国，而大部分人就此流落异乡。

包豪斯的生活（纺织工作室女性群像），1927年 ©Lotte Beese

包豪斯为有志于学习设计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她们在这里学习、生活，成长为有能力选择命运的人。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的生命轨迹，但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将伴随她们一生。

2019年三月至六月在德国埃尔夫特的安格博物馆（Angermuseum）举办的展览“包豪斯女孩：从学习到生活”（Bauhaus Girls: from Learning to Living）聚焦了四位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的包豪斯女艺术家，包括摄影家格特鲁德·阿恩特(Gertrud Arndt)、工业设计师玛丽安·布兰德(Marianne Brandt)、陶瓷艺术家玛格丽特·海曼 (Margarete Heymann)，以及纺织艺术家玛格丽特雷·赖夏特 (Margaretha Reichardt)。

上图（从左往右）：格特鲁德·阿恩特，《带遮阳帽的自拍像》，1929-1931年；玛丽 安·布兰德在德绍包豪斯校区的留影，1924-1926年；玛格丽特·海曼-洛本斯坦的肖像，1925年；玛格丽塔·赖查特身着皮领的肖像，1933年，图片来源：安格博物馆

下图（从左往右）：玛格丽特·海曼-洛本斯坦，《带盘柄的茶壶和咖啡壶》，1928年，玛丽 安·布兰德，《球形墨水池》，1931年，图片来源：安格博物馆

以儿童家具与玩具设计师阿尔玛·西德霍夫-布歇（Alma Siedhoff-Buscher）为原型的电影《洛特在包豪斯》（Lotte am Bauhaus）也于2019年二月在德国上映。

如今艺术界开始逐渐重新挖掘和思考20世纪女性艺术家对现代艺术的影响。反观包豪斯，它的内部也有许多“男人背后的女人”。密斯·凡·德·罗的诸多家居设计都有他的伴侣莉莉·瑞希（Lilly Reich）的贡献，包括那把著名的巴塞罗那椅。艾斯·格罗皮乌斯（Ise Gropius）和伊莲娜·拜耶（ Irene Bayer）都很大程度上搁置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来支持自己的丈夫。露西娅·莫霍利（Lucia Moholy）的摄影成就仍需被重新考量。二战期间出于安全考虑她曾将自己的数百张照片和底片等交给格罗皮乌斯保管，但日后格罗皮乌斯在使用这些相片时却没有署上莫霍利的名字。经过数十年的追讨，格罗皮乌斯终于把底片还给了莫霍利，但其中超过一半已经丢失。

露西娅·莫霍利，《自拍像》，1930年，图片来源：Wikipedia

包豪斯的百年是历史和艺术共同激荡的百年，不少女性也是其中的弄潮儿。但战争、流离、家庭等原因，还有时代对女性地位认识的局限湮埋了众多女性的才华、付出与贡献。20世纪初包豪斯学院对待女性的方式虽与它空喊的口号不符，但学院的先锋性仍无可厚非。首次女性可以入学研习艺术与工艺。她们不仅在新兴的技术领域比如摄影和金工方面有显著的突破，也彻底革新了纺织这传统的女性工艺领域，让纺织成为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 百年后，包豪斯女性的故事仍需重新被书写与讲述。而在包豪斯之外，历史上又有多少女艺术家尚待被进一步挖掘与审视呢？

文章内容来源于时尚芭莎艺术、艺术新闻中文版、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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