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罗马帝国近卫军的政治角色

罗马帝国近卫军的政治角色

内容提要罗马帝国近卫军的政治角色主要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和国事管理、干预帝位传承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涟漪效应”，连同对驻扎外地军团的激励效应具体呈现。皇帝对近卫军的依赖、制度设计欠完善等，为近卫军横行不法、易代之际屡屡杀戮皇帝制造了空间，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悖论：近卫军本是皇帝的鹰犬，却时常成为皇帝的掘墓人；作为军队的近卫军理应是王室安宁的重要保障，却经常搅乱政局，成为政治动荡、内乱的始作俑者；他们非但没有保障皇室安全，反倒经常杀君弑主，让皇帝成为刀下冤魂。尽管近卫军的政治角色不可以简单归结为对帝位传承蓄意干预，对皇帝的取舍，但种种悖论揭示的是近卫军政治角色的特殊之处，反映出军队作为政治力量的本质。

关键词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皇帝 元首制 近卫军 政治角色

军队在罗马征服与强大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造就了军队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身为皇室御林军，近卫军的特殊性、重要性远在其他军队之上，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而且是一支政治力量。任何时代和国度，军队的军事角色和政治角色恰似一块硬币的两面，但在罗马帝国，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却让军事角色逊色许多，它主要通过干预帝位传承、承担某些国家管理职能、主动现身政治场域等方面得以呈现。

近卫军在罗马帝国史上多遭诟病，但古典作家并未留下有关近卫军的系统记载，相关的信息散布在各类史籍中，专门提及其政治角色的叙述更是罕见。近代以降，西方史学界注意到了近卫军的种种表现，各类通史类著述不同程度涉及近卫军，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当数18世纪吉本的论述。吉本认为，近卫军“肆无忌惮的狂暴是罗马帝国倾覆的首要原因和征兆⋯⋯”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诺贝尔奖得主蒙森在19世纪的罗马史研究著述中，多次论及近卫军，强调“近卫军的特权地位与生俱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伯里在1893年出版的著作里，不同章节提到近卫军，尤其论述了近卫军多次在危机时刻出卖皇帝，另立新君，可谓一语中的。20世纪和21世纪，国外史学界关于近卫军研究的各类专门性成果明显增多，议论、点评最多的话题是近卫军在三百余年的历史上，不断插手帝位更迭，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每每让皇帝不得“善终。种种触及个案、微观的讨论，促进了研究的进步，但却没有强调奴隶制军队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作为罗马帝国军队的特殊组成部分，近卫军的军事角色需要关注，梳理其政治角色及其实现方式则是不应绕开的话题。

一、近卫军活跃政治舞台的根源

国外史学界之所以围绕近卫军杀戮皇帝予以评述，主要基于如下史实的考量：从奥古斯都至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历经59个皇帝统治，其中13人死于近卫军之手（包括近卫军制造的各种叛乱、兵变、阴谋等），占皇帝总数的22％强。另一组统计数字显示，59位皇帝中，死于军队之手或在军队哗变中殒命的皇帝人数为26人，占总数的44％；6名近卫军长官登基称王，超过10％。诚然，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决不限于干预帝位的传承，但近卫军在改朝换代之际的作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带效应，却是认识近卫军政治角色核心内容的切入点。由于近卫军经常犯上作乱，给帝国制造了诸多祸患，古典作家对近卫军的溢美之词无多（个别人物除外）。例如，维特利乌斯登基后，“通过一道敕令毫不犹豫地遣散全部近卫军大队，因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反复无常的榜样。他命令他们将武器交给其司令官。同时，他发现曾有120名近卫军在杀死伽尔巴后向奥托递交呈文，要求奖励他们的功绩；他命令将他们逮捕起来，并处以死刑”。苏维托尼乌斯认为，维特利乌斯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高尚的”，“使人感到他将成为一位伟大的皇帝”。苏维托尼乌斯的议论不免带有个人成见，但也折射出罗马人对近卫军颇有微词。美国当代史家邦森据此认为，对于近卫军在帝国统治中的作用“不应评价过高”。

近卫近卫军从皇帝的“保镖”蜕变为（某些）皇帝的掘墓人是一个质变的过程，经历了从偶发到频发的流变，与近卫军政治角色强化的脉络大致吻合。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帝国军队从此增添了一个新成员，政治舞台上多出一个新角色。奥古斯都当政时，近卫军忠诚皇室，安分守常，没有制造任何麻烦。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3年，自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在罗马城建造工事坚固的近卫军营地（Castra Praetoria）后，近卫军政治上的权重大幅度增加。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驻扎罗马城，带来的是巨大的震慑力，罗马民众、元老院乃至皇帝无一不是威慑对象。比如，当元老们“看到近卫军士兵的手都放在武器上的时候，他们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更加强烈的恐惧”。不唯如此，近卫军还时时将“威慑力”付诸行动，多个皇帝成为近卫军刀下冤魂，彻底颠倒了近卫军与皇帝之间的主仆关系，或成为皇帝“拥立者（king-maker）” “选择者”，极大地消解和异化了“近卫”职能。公元41年，近卫军创下了两项纪录：先是杀死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再把“紫袍”披在克劳狄乌斯身上，开启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历史学家评论说，近卫军拥立克劳狄乌斯为帝，“第一次清晰地证明了近卫军拥有选择皇帝继承人的权力”。近卫军“第一次介入政治”后，“意识到对皇帝政治命运的影响”，逐步左右帝国最高统治权的归属。问题远不止如此，近卫军率先杀死皇帝的恶劣行径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塔西佗称之为“帝国的秘密”：行省军队和罗马城内的近卫军一样，可以在外地拥立皇帝，并在帝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内战——68—69年内战中得以验证。遵循这种“前有车后有辙”的逻辑，行省军团步近卫军的后尘，屡次参与王位争夺，不惜在罗马、意大利大动刀兵，反复以暴力推翻当朝皇帝，把自己的选择强加给帝国。所有这一切都是近卫军“示范效应”的连带性结果，搅乱了帝国的政治秩序。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元首制对军队的依赖构成了近卫军与政治纠缠的先决条件。“罗马走向伟大之路不是哲学和科学，而是政治智慧和战争——战争处在首要位置。因此，罗马军队一直是重要因素之一。”共和国末年，罗马内战首尾相顾，军队对政局直至政体选择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军事独裁陆续建立。屋大维入主罗马只是一系列军事胜利中的一次，他本人不过是多个获胜将领中的一员，创建的元首制是内战获胜结出的果实。正因为元首制与近卫军相辅相成，近卫军所享受的种种优待境遇为其他军队所无法企及：驻扎罗马—意大利城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身居帝国政治中心、陪伴皇帝进出、备受恩宠，服役期短且军饷高、被委以诸多重任⋯⋯凡此种种，近卫军由是成为军队中“最有特权的一部分”，日益滋长骄横，“君主和元老院的权威、公共财富和帝国的王位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近卫军与帝制同生共长，政治角色内容渐趋丰富得益于皇帝的依恃，在罗马城内无人能够应对近卫军的刀剑，不仅肆无忌惮地卷入政治争斗，而且再三以军事行动决定帝位，其政治角色注入了太多的消极意义。

其次，元首制继承制度的不完善成就了近卫军的特殊地位。易代之际干预帝位传承是近卫军政治角色的集中表达，之所以会产生近卫军开启先河的军队干预帝位传承等长期性问题，奥古斯都创建的元首制及其继承制度种种疏漏堪称祸根。元首制的“继承方式既不是王朝继承，也不是真正选举”。这种介于血缘传承和罗马人熟悉的选举之间的、无定制的继承制度，留下了人为操作的余地，军队依武力伺机而入，且近卫军在前，行省军团在后。“元首制的致命弱点是缺少有规则的继承法”。继承法律规制阙如、“元首制的致命弱点”等，成为近卫军“选择”皇帝制度层面的原因。罗马帝国皇帝产生的合法性，形式上表现为元老院批准和“罗马人民”认可。但这种程序仅限于正常状态，一旦近卫军为代表的军队参与其中，原有各种预设变得毫无意义。奥古斯都创建了元首制，却没有同步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具有法律保障意义的继承制度，元老院从一开始便名实相违——只有形式上、程序上的“决定”权，缺乏法律支持的、真实意义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奥古斯都当权后，元老由皇帝任命，元老院对皇帝及其人选取舍的实际作用可想而知。然而，即使这种形式并不复杂的继承制度，也“总是被阴谋、密谋等非正常的继承方式所打断，特别是被行省军队、近卫军制造的军事干预所取代。统一的、法定的继承制度缺失，助长了军队在决定继承人选上的支配能力⋯⋯”恰如有学者强调的，罗马帝国的帝制始终不存在为人接受的、固定的制度。制度约束缺位的背景下，当拥有“选择权”的军队选择自己认可的皇帝时，元老院的批准与否已无关紧要。“选择”与“被选择”过程中，“有时候，元老们企图自己选择皇帝，以便恢复他们的地位；但是他们选任的人，或者是无法维持，或者贿赂了警（近）卫军才能上台。” “元老院感觉到自己没有选择，只能默认选择结果。”于是，“曾经是国家仆人的军队，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其中近卫军的“主人”角色更突出，多次趁混乱之机，成为罗马帝国名副其实的“主人”。“四帝之年”的奥托在位3个月，“近卫军一直统治着罗马城”。

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关于近卫军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从未有法律、制度甚至习惯上的界定，近卫军通过干预帝位的传承，垂直影响帝国政治，是对帝国制度限定缺位的最好注解。奥古斯都创建元首制在制度层面欠完善与法律规定的缺失，事实上为皇帝的诞生与元老、军队三者之间制造了一种博弈：名义上有决定权的元老院手无寸铁，要么听命于皇帝，要么为军队武力所挟持。奥古斯都时代，元老院的权威便夹在皇帝和军队之间，除被动地接受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博弈结果之外，别无选择。军队作为博弈三方中强势一方，又以近卫军为突出。要挟皇帝，威慑元老院，近卫军远比外地军团拥有地利之便。尤其自提比略之后，“帝国历史演变为宫廷政变和雇佣军队经常性的哗变，而元老院和罗马民众被排除在起作用的政治因素之外”。宫廷政变式的帝位传承让近卫军双刃剑角色一览无余：它可以是皇帝性命的安全保障，也往往成为皇帝身边最危险的敌人。因此，许多皇帝虽尊贵无比，却不敢贸然慢待近卫军。近卫军政治角色的凶悍性可窥一斑。

再次皇帝无能助长了近卫军的骄横。近卫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横行不法，与许多皇帝治军无方、软弱无力有直接关系。近卫军正是利用皇帝的种种弱点，愈加肆无忌惮。间或有皇帝对近卫军进行治理，却难维持长久。除非皇帝本人即为骄兵悍将威震天下，否则，只能默认现实，施以金钱安抚，放纵、姑息近卫军的事例屡屡见诸史乘。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皇帝，尤其那些得近卫军支持登基的皇帝，不得不和某些“强势皇帝”一样，“姑息纵容他们的不法行为，用大笔赏银赎买不可靠的忠诚。”为了取悦近卫军，许多皇帝经常给予近卫军各种名目的赏金（Donativum），一般以登基时的赏赐为常见。自提比略首开给予近卫军士兵“赏金”——1000塞斯退斯先例，到克劳狄乌斯登基，新皇帝支付赏金已是一种“合法要求”。且呈不断上扬之势。卡里古拉步祖父提比略的后尘，除了1000塞斯退斯赏金外，还自掏腰包赏赐近卫军。克劳狄乌斯除登基时赏赐给每一个近卫军士兵15万塞斯退斯（为前两任皇帝赏金的15倍）外，每逢登基周年纪念日，每个近卫军都会得到100塞斯退斯的赏金。尼禄登基后不久，“给近卫军大队每月免费发放粮食”。类似事例史不绝书。一些皇帝之所以慷慨解囊，原因不外乎两个：酬谢近卫军拥戴或支持登基；通过金钱收买笼络军心，避免杀身之祸。偶尔个别皇帝没有兑现赏赐诺言，必然难逃灭顶之灾，“四帝之年”的伽尔巴即为代表性皇帝之一。皇帝经常赏赐近卫军，缘由不尽相同，可谓有多少次赏赐，即有多少个理由。但无论原因、理由如何，结果相差无几，一些皇帝即使“破财”，也未能“免灾”，甚至时有赏金越多，灾难越大的厄运。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尼禄厚待近卫军超出前辈，但就是这支尼禄在意大利选拔的近卫军，仍因为金钱，关键时刻抛弃主子。因此，赏金、钱财并未让近卫军有所收敛，反而刺激了近卫军难平的欲壑，加速了近卫军的堕落。

为数甚多的皇帝或掌控不力，或因自身软弱，无法对近卫军形成应有的约束，翻云覆雨的近卫军令一些皇帝常有朝不保夕之虞。但并非所有皇帝都在近卫军面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每遇铁腕治军的强势皇帝，近卫军则大为收敛，能够“安分守己”，较好地履行内平反叛，外抗劲敌等军队职能，政治角色和影响是正面的。2世纪，图拉真、哈德良等皇帝治下的近卫军对帝国保持忠诚，开赴疆场，浴血拼杀，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治理近卫军的力度与帝国政治安定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所论皇帝自身安全取决于控制近卫军军营内发生事件能力等观点，深刻说明了控制近卫军与皇帝安危的关键所在。只是很多皇帝不具备这种能力，即使一些治国有方、地位稳固的皇帝也不得不恩威并重：软硬兼施。由此不难判定，近卫军为所欲为，多数皇帝管束不力以致听之任之应视为主要根源。

“由于近卫军与国家机器联系紧密，所以，从一开始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罗马城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公元40年，近卫军已经成为管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近卫军逐步获得管理国家事务的某些职能，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税收财政、维护公共娱乐活动安全、公共建筑工程、司法活动、消防灭火、打击城市中的盗匪等。由此可见，作为军队的近卫军主要职能分成了两部分：执行专门的军事任务、参与都城的某些社会管理。此类属于侍卫皇室以外的一系列职能，使近卫军合法跻身政治，平添了多种管理国家事务职能，政治角色内容也随之多元与多样。

二、政治角色的武力呈现

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实现，干预帝位传承是集中表现，但决定性因素则是军队与政治的纠缠，而与政治纠缠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发挥军队作用，卷入各种政治斗争和纷争。“近卫军是帝国统治独有的特征之一”，是皇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卫军生成于元首制，服务于整体上的帝国政治。在纷争、阴谋迭生的历代宫廷，近卫军直接参与权力角逐、阴谋等政治斗争是履行核心职能的表现。古典史家狄奥·卡西乌斯和苏维托尼乌斯都曾记载，卡利古拉在位期间，两名近卫军大队长参与推翻卡利古拉统治的密谋活动，其中一人为此次活动的领导者、杀死卡利古拉的主要凶手。克劳狄乌斯在位期间，曾动用近卫军处死皇后美撒丽娜（Messalina）。尼禄在与母后争权夺利时，一名近卫军大队长曾被派去监视阿格里品娜（Agrippina），负责督促制造杀死另一位皇子布列塔尼库斯的毒药。在类似维护皇权各种活动中，近卫军的军队职能及其有效发挥支撑了政治角色的凸显。

近卫军作为正规的常备军构成了“罗马军团、辅军之外的第三支武装⋯⋯在元首制发展史上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与数十个军团不同，近卫军较少履行对外侵略的职能，维护皇权和社会稳定，铲除异己等对内职能多于军团。强大的行省军团无疑是皇帝的倚重，而党同伐异，消除危及统治的各种隐患，远离罗马城的军团远不及近卫军直接、迅速。“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皇帝会让近卫军越来越多地参与秘密活动，包括监视公众、暗杀国家政敌以及其他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秉承皇帝旨意，镇压政治、政权上的异己力量等是近卫军分内之事的首要内容，属于必须履行的职能，因此，近卫军扮演的政治角色所有内容首先通过发挥鹰犬作用，保卫皇帝统治和人身安全得以显现。皇帝可以随时调遣自己的御林军“清君侧”，剿灭各种敌对势力。比如，提比略统治期间，因权倾朝野的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Lucius Aelius Sejanus）得意忘形，觊觎皇位，提比略无法容忍，命近卫军将其除掉。另据古典史家苏维托尼乌斯载，克劳狄乌斯曾一次处死35名元老和300名骑士。现代研究者认为，近卫军参与了其中大多数活动。尼禄在位期间倒行逆施，招致各方面怨恨，推翻他的各种密谋接二连三，其中一次的组织者为皮索。尼禄派遣新征召的近卫军前去抓捕皮索，并将其杀害。康茂德在位期间，曾利用近卫军镇压反对派；卡拉卡拉则动用近卫军，未经审判便处死了著名法学家帕皮尼安（Papinian）；另一位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因批评埃拉伽巴路斯的恶行，惨遭近卫军杀害。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证明了皇家卫队为主子剪除异己方面发挥的镇压职能其他军队不能比拟，体现了创制近卫军的初衷。正是由于直接为皇帝及时、血腥地清肃、屠杀各种反抗、反对势力，近卫军的军队角色、军事角色蒙上了比其他军队更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作用超过了军事作用。

三百多年间，“近卫军是君主的本质象征”，以及一直是“独特的军队和政治势力”的存在，证实了近卫军与政治须臾不能分割。奴隶制帝国军队的政治属性决定了近卫军不可能“非政治化”，亦无可能远离政治旋涡。在阶级斗争和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的罗马帝国，军队作为政权支柱，既是为奴隶主阶级政治服务，履行镇压职能的工具，还是某些奴隶主阶级利益集团明争暗斗的依仗。帝国时代，近卫军之于皇帝的靠山作用凸显出唯一性。因此，履行军队各项职能，近卫军从未松懈。例如，罗马城内时有民变发生，平定这些民变，无疑是近卫军的首要任务。康茂德在位期间，罗马城内因饥馑发生市民暴动，近卫军长官克里安德（Marcus Aurelius Cleander）指挥近卫军骑兵镇压民众。至于镇压罗马城外各种反叛、哗变等，近卫军也责无旁贷。奥古斯都在世期间，埃及发生起义，反抗罗马统治，一名近卫军大队长被派往埃及，镇压此次起义。奥古斯都死去的公元14年，潘诺尼亚军团官兵哗变，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率兵前去平叛，两个大队的近卫军包括其中。正是因为精锐之师的军队职能，历代皇帝无一不将近卫军用作监视、镇压危及统治的敌对势力的利器，增强了近卫军作为奴隶制帝国武装力量的政治属性。据此，近卫军的政治角色以武力威慑乃至暴力为核心内容。

近卫军在罗马帝国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屡屡决定皇帝生死存亡，入驻罗马城是一系列恶行的起点。古典史家记载，提比略将近卫军迁入罗马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他们每个人都能同时接到命令，同时也为了使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力量、他们之间相互守望能够加强他们的信心，并使他们能有慑服别人的作用，他们这样做的借口是分散的军队不容易驾驭；而在突发紧急情况的时候，集中在一起的军队可以发挥更大的效能⋯⋯”近卫军驻扎罗马城，名义上有利于皇帝指挥摆布，但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提比略已经把帝国政府置于近卫军的保护之下”。蒙森指出，提比略把近卫军集中在罗马城，“尽管全体近卫军官兵可供皇帝任意调遣，但皇帝也相应地听命于近卫军摆布”。“近卫军由对皇权潜在的危险，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近卫军堂而皇之地拥有了军团不具备的时间和空间，在“在国祚取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因此，近卫军集中罗马城不啻为一股祸水注入都城，最终结果不是皇帝加强了对近卫军的管控，反倒是近卫军把营盘作为惹是生非的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对皇帝的钳制。从这时起，近卫军不仅让罗马城内不得驻扎军队祖制作古，毫无顾忌地游走于首都街头巷尾，而且渐渐插足罗马城内发生的各种事件，各种名目的“非近卫”职能由是增多。奥古斯都埋给未来的各种“危险的因素”，开始逐一显现。原本是近卫军驻防的军营，很快成为罪孽的渊薮，近卫军不止一次在这里把自己选定的皇帝扶上王位，多个皇帝被迫收掩权威，到这里寻求近卫军的支持。古典史家言称“最可耻的事”即发生在这里：193年，近卫军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的军营“拍卖帝位”。然而，近卫军的疯狂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近卫军及其长官，把一个又一个当朝皇帝推翻，再把他人推上王位”。皇帝被自己的近卫军杀戮，反映出帝制积弊深刻，更形成了代代效仿、传递的一项邪恶的政治遗产。不同时代的近卫军不同程度地承袭着这份“遗产”，在帝制史上不断地制造、利用各种王位继承危机，操控王座的归属，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于近卫军羽翼渐丰，对帝国政局和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加大，奥古斯都时代结束后，罗马城内形成了三个权力中心：元老院、皇帝和近卫军。在帝国统治机构中，近卫军既不参与政府部门权力运作，亦非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每遇帝位更替或某些关键时刻，皇帝自身难保，近卫军的武力剥夺了元老院确定皇帝人选的权力，让元老院形同虚设，权柄落入近卫军之手，“权力中心”由此形成。武装到牙齿的皇家卫队经常把军事武力转化为政治暴力，“此权力中心”足以让“彼（两个）权力中心”望而却步。“虚拟”的“权力中心”一再使真实的权力主体退让三分。近卫军之所以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力中心，原因不在于是否为权力主体，更不出于法律渊源，而在于近卫军的武力胁迫和暴力压制，让皇帝和元老院哑然失声，因此，在（某些）帝位更替时，必须征得近卫军认可成为上至皇帝、元老院，下至寻常百姓不得不认可的“惯例”。此处所及第三个“权力中心”不在意言说近卫军是权力实体，而是强调面对近卫军的刀剑，包括另外两个“权力中心”在内所有的权力主体无以应对。令人回味的历史事实是：元老院的地位权势与日俱减，近卫军的势头日益强悍，皇帝的权势地位因人而异。远非法律意义上的罗马城“权力中心”之一的近卫军，固然不是权力主体，但作为“特权主体”却与生俱来。正是包括政治特权在内的种种特权的支持与仰赖，近卫军如虎添翼，成为凌驾于权力主体之上的“权力中心”不属意外。对于任何一个皇帝而言，近卫军构不成政治势力意义上的对手，但皇帝身家性命却频频因近卫军“安全系数”锐减，时常面对隐性或显性的威胁，甚至充满了身不由己的“变数”。这种历时已久的怪现象，多层面反映出元首制的重重弊端，以及管束机制缺失必然结出的恶果。三个多世纪里，十数个皇帝死于近卫军之手，阴谋、谋杀等恶意打断皇统，祸患帝国，史不绝书，既揭示了近卫军政治角色的具体表现，也说明近卫军政治角色及其相关话语权是毫无掩饰的暴力呈现。

三 、近卫军的“罗马特色”简说

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形成有赖于罗马帝国特殊的政治土壤，与帝制一起处处彰显“罗马特色”。

首先，近卫军的“罗马特色”。纵观帝国历史，近卫军难以驾驭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仅见”，但追问源头，无论如何离不开罗马帝国及其帝制。从奥古斯都至君士坦丁三百多年间，历代帝王中出身武将居多，文臣稀少，三世纪危机期间“军营皇帝”（Barracks Emperors）即是缩影。吉本认为，从奥古斯都至康茂德二百多年的帝国政府是“军政府”。吉本的观点值得商榷。至少在近卫军存续期间，罗马帝国称不上纯粹的军事帝国，帝国政权不是军人政权，元首政治亦非武人政治，但大多数皇帝拥有军事（将领）背景也是事实：与近卫军、军团难以割舍，主动取悦军队者不乏其人，导致罗马帝制与军事性质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时代，虽各类对外征服战争减少，内战不及共和国末年频仍，并不意味着军队的镇压、侵略、威慑等武力职能淡化或削弱，巩固、维护皇权和帝制军队、近卫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从前。综合近卫军数百年间的正反两方面的表现，不难发现，帝制创建者奥古斯都不仅需要近卫军保卫宫廷，而且不乏加强军队整体实力之意图。与传统的罗马军队不同的是，近卫军是皇帝的御林军，合法地驻扎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台，政治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唯一性、特殊性使近卫军不难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即便那些出身行伍的皇帝也无计可施。言称所有皇帝都放纵近卫军，不免武断，但多数皇帝、帝国制度对近卫军缺乏管束，助长了近卫军的气焰却是事实。

其次，皇帝与近卫军稳定关系失衡及其后果。正常状态下，近卫军与皇帝应保持一种主仆之间的稳定关系，且对主子唯命是从。然而，在罗马帝国，近卫军率先打破了这种稳定，应有的忠诚荡然无存，与此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随之失去了某种平衡和稳定，政治天平向近卫军倾斜。王位频繁易主，短命君主迭出，映射出帝国政治弊害与政治失衡的内在关联。在罗马帝国，无人将近卫军视为独立的政治势力，或组织系统完备的政治派别，但皇帝倚重，被赋予的一系列军队职能之外的一系列管理国事职能，军队的威慑力等，增加了近卫军的政治砝码，政治的天平自然大幅度向近卫军倾斜，刀剑对政治的强制性和压迫性逐步升级，正常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这种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倾斜”，总是以牺牲帝国安宁乃至让皇帝成为牺牲品为代价的。帝国常因近卫军干预帝位传承发生内乱、兵变，多次遭遇兵燹之祸，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既是社会的、经济的，也是政治上的。罗马皇帝与近卫军“变异”的关系是历史上少见的，由此产生的各种偶发、频发性消极结果及其特点也少之又少。

再次，太多“外力”作用的非正常帝位传递。罗马帝位传承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多数情况下在“外力”的作用下进行（元老院的提名与确定、军队的选择占据主要内容），而不是依“内力”——血缘依次延续。“外力”否定了血统和出身，在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以近卫军为代表的军队的政治暴力蓄意干预，为本应有章可循的继承秩序注入了诸多不确定性。其实，这种“外力”不仅源自近卫军的政治暴力，即使是元老院的程序，“罗马人民”的意愿等，又何尝不是政治性质明显的“外力”？正是由于“外力”太多，导致“困扰罗马帝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持续不断的帝位更替。帝位传承从未正常进行⋯⋯” “持续不断”揭示了“外力”作用的常态化，以及人为制造的种种变故的经常性。“从未正常”似有以偏概全之处，但总体趋势是，非正常多于正常。无论“持续不断”，抑或“从未正常”，近卫军为始作俑者之一罪责难辞。罗马帝国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家天下王国，数十位元首、皇帝多半以非嫡传身份“紫袍”加身。自公元96年多米提安被杀后，“元首制已无法沿着王朝的脉络继续下去”。从奥古斯都到奥莱利乌斯近二百年时间里，不存在连续不断的王位传递。究其原委，盖因近卫军、军队蓄意干预，横生枝节变故，致使“皇位继承问题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尤其在三世纪危机期间已经毫无规则可言。结合本文所论，在垂直左右皇位更替的“外力”中，近卫军无疑是重要的、罗马城中其他诸种“外力”难以匹敌的一种力量。罗马帝国帝位传递过程中，压倒性的“外力”切断了皇统和嫡传，打造出帝制的“罗马特色”，近卫军则推波助澜，使这一特色愈加鲜明。

最后，近卫军的政治角色来自源远流长的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和历史基因。共和国伊始，罗马军队便通过多重路径参与政治，军队成员直至君士坦丁践位，以公民为主体的时间居多。公民本身是政治概念，公民兵——武装的公民——定义的政治倾向不逊于军事含义。共和国末年的内战，军队投身政治斗争，以及对政治毫无遮掩的压迫性开启了罗马历史新的一页。此间，罗马政坛上不可一世的政治巨头，悉数为军事枭雄，凭借军队傲视群雄，苏拉、恺撒、“后三头”无一例外。军队在权力争夺厮杀中，用刀和剑表达政治意愿，协助多个军事将领独裁罗马，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局走向。从国家制度层面，帝国终结了共和国，而帝国的军队却是共和国军队的延续与发展，共和国军队变身为帝国武装力量，军队左右政治的影响力随之延伸至帝国时代，但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比如，共和国时期军队追随将领争权夺利大多拥有派别、集团归属，政治目的清晰，近卫军则主要在和平年代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制造混乱和杀戮，并不倚傍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看似政治目的不甚明确，但行为的指向性、结果属性绝不会与政治脱离干系。肩负特殊职能的近卫军正式诞生于帝国时代，而就参与政治而言，与共和国时期的军队没有质的区别，近卫军在帝国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沿袭的是罗马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仅仅是过程、目的存在差异。与历史上参与政治的公民主体不同的是，近卫军是皇家卫队，与共和国时代的公民兵集体截然不同。近卫军卷入政治生活形式上是传统的延伸，但近卫军突破了“参与”的界限甚至极限，“变异”了历史基因，空前地强化了自己的政治角色。

帝制、近卫军对“后共和国”时代的罗马而言可谓新事物，但“罗马特色”、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却不是“新生事物”。近卫军的建立为罗马军队增添了新成分，也给帝国增加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312年，君士坦丁将近卫军遣散，拆毁了近卫军作乱的根据地近卫军军营，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帝国一大隐患，近卫军的历史连同自身的政治角色一并画上了句号。君士坦丁缘何裁汰近卫军，未见到古典史家的详细议论。后世史家多以历史上近卫军胡作非为、屡生事端为依据，肯定君士坦丁的举措。三百余年间，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变迁起伏波折，折射出近卫军作恶程度与历代皇帝的掌控能力成反比。一位学者在论及近卫军193年“拍卖帝位”行为时指出：“近卫军必将为干预帝国政治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高昂的代价”即是最终遭废弃。是近卫军疯狂至极，罪有应得，还是君士坦丁“英明果断”？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笔者以为，关键之处在于，近卫军利用种种历史和社会条件，放肆地膨胀了自己的政治角色，直至君士坦丁无可容忍，将其彻底终结。

结语

元首制的运作、宫廷安危有赖于近卫军，罗马城安全和有序，近卫军绝非一无是处。三百余年间，近卫军真正搅乱政局，酿成灾祸亦未贯穿史册，只是由于近卫军种种消极表现后果严重，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影响恶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作为，最终导致恶名远播，因此，历代史家多对近卫军评价较低。但也应关注，近卫军与皇帝构成了一个矛盾体，“没有皇帝，近卫军一事无成”。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实现，深层次原因无疑源自元首制，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悖论也由此展开：近卫军本是皇帝的鹰犬，却时常将皇帝送上断头台；作为军队的近卫军理应是国家安宁的重要保证，却动辄成为动荡、内乱的源头；一方面对帝国安宁有过贡献，另一方面，则因恶意废黜当朝皇帝拥立新君主破坏帝国的政治秩序。种种悖论反映的是近卫军政治角色的悖论，验证了近卫军是罗马帝政的重大弊害之一。

本文作者张晓校，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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