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档案:苏联主导下的外蒙古独立公投始末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方面的签署人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右一），中国方面签署人是外交部长王世杰。斯大林（右二）宋子文（右三）等在场。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就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公民投票。外蒙古人民在外蒙当局和前苏联的监视和控制下进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外蒙古独立在国际法上所需手续就此完成，中国版图从“秋海棠”变成了“雄鸡”，至今整整70年。

1945年，在克里米亚的疗养胜地雅尔塔，美国、英国与苏联签订了实际将战后世界一分为二的《雅尔塔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经谅解，有关外蒙古⋯⋯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直到密约签订4个月零9天的1945年6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才奉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了蒙在鼓里的蒋介石。曾被吹捧为世界四强领袖之一的蒋介石没有被邀请出席雅尔塔会议。而且迟至此时，那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协定的内容才被通知到案头，这不能不令蒋介石深感屈辱和愤怒。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哀叹，“就只这一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1.苏蒙对国民党的让步不领情

弱国无外交。1945年8月14日，也就是日本裕仁天皇通过“玉音放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宣布：“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与苏联谈判的宋子文为了避免在历史上留下放弃国土的骂名，在最后签约前辞去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职务，因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的是新任外长王世杰。此公替宋子文背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黑锅，以至回国后许多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人拒绝再与其往来。

1945年6月30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期间，莫洛托夫和傅秉常（右一）在机场候接宋子文等一行人

“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对国民党当局而言，当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日记里对《雅尔塔协定》大发牢骚的蒋介石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在8月24日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1922）起，事实上已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将放弃外蒙的责任推给了北洋军阀，随后又说“当此世运一新之会，正重敦旧好之时，我们必须秉承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方针，出断然的决心，经合法的程序，承认外蒙之独立，建立友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实际上在“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独立）愿望”之前，国民党政府已经决定承认其独立。

1945年6月30日下午3时，宋子文从重庆飞抵莫斯科，苏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与中方外交部长王世杰握手

可惜，在反映苏蒙官方意志的，由苏联科学院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合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里，对国民党方面如此屈辱的让步并不领情，甚至表现得极为不屑。“中国国民党政府关于在进行公民投票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声明，只不过是被迫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公民投票的事实，极明显地说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虚伪和企图再一次拖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予以形式上的承认”。

2.外蒙古无人敢忤逆苏联的意志

1945年9月21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宣布，将在10月20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全民公决，并煞有介事地宣布，“凡有选举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年满18岁）皆可参加投票⋯⋯应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在投票中任何强迫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事实，都认为是破坏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应依法受严厉的处治”——这很快被证明是此次“公民投票”中最大的笑话。国民党政府派出的由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为首的12人代表团于10月18日乘坐苏联飞机抵达库伦（乌兰巴托）观察外蒙公民投票。

代表团抵达库伦时，正值外蒙古当局组织的“号召全体人民来表示是否愿意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的造势活动高潮。在短短一个月里，外蒙古全境举行了13000多次群众集会，成千上万的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些集会，集会的唯一主题，就是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一致、高度爱国热忱和政治觉悟”，表明自己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忠诚，表示要投票拥护自己祖国的独立。组织全民公决的外蒙古中央公民投票事务委员会甚至收到了1525封信、83789份保证书，其中无一例外都表示愿意投赞成票，在必要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争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

外蒙古民众表态如此激昂，是因为他们完全清楚不这样做的后果。早在1935-193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内防处（相当于内务部）声称破获了一个活动在东南部20多座喇嘛教寺庙里的“反革命组织”，这一组织的目的是“在内部发动叛乱，并且在日本的帮助和庇护下恢复国内旧的封建制度”。在带着全套苏联大清洗经验而来的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案件“侦破”工作异常顺利地进行。仅仅是为了延缓不可避免的死刑，有人可以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从而供出无数“同谋”⋯⋯这一“反革命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阴谋”，并被定性为“根登-杰米德”反革命集团，“这一集团的首领和积极参加者，潜入到党和国家的机关后，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党和国家的工作”。根登是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而杰米德则是蒙古人民军总司令。根据他们的“口供”，又揪出了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有 36 个被枪决。

蒙古版本的“大清洗”的尾声一直持续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外蒙古当局奉命全力投入对苏联的物资支援而无暇他顾才告终止。这一年，同样担任过总理的阿玛尔与人民革命党建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多格桑木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的罪名成为大清洗的最后一批牺牲者。历时数年的大清洗中确切的死亡人数，目前尚无定论，遇难人数有3.6万至10万人不等，而当时外蒙古的总人口不超过80万人。无论如何，在五花八门的“反革命组织”都被肃清之后，至少在表面上，外蒙古已经没有人敢于忤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与苏联的意志了。

3.连“公投”形式都没走的唐努乌梁海

不过，在背地里，无孔不入的苏联驻外蒙的克格勃人员却发现，有些蒙古人认为“公民投票是在莫斯科倡议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随后占领蒙古，并将它并入苏联”。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1921年夏天，苏俄红军以“支援东方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名义进入了位于外蒙古西北部的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用刺刀扶植起一个亲苏政权。当年12月12日，唐努乌梁海大呼拉尔（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正式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人民的国家”，国名定为“唐努图瓦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不予承认。1926年11月24日，“唐努图瓦共和国”大呼拉尔宣布将国名改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大会通过的宪法的序言和句法结构，与1918年7月的苏俄宪法、1924年11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经过长期准备的秘密兼并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发生了。

1944年8月17日，由大约30人组成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全境7万居民“请求”加入苏联，甚至连形式上的“全民公决”都没有举行。同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这一“请求”。苏联当时对此事秘而不宣，官方未发表声明，塔斯社也不置一词。直到1948年3月17日，苏联广播电台宣布:“图瓦人民共和国并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图瓦自治省”，这一次静悄悄的合并才为世人所知。

4.百分之一百的投票拥护蒙古独立

为了保证1945年10月20日公投结果的“圆满成功”，外蒙古当局在全民公决的具体操作中无所不用其极，简直令“狗不如的人间渣滓”希特勒都瞠乎其后。在纳粹德国1936年武力占领奥地利后组织的德奥合并公投中，“各投票棚的角上都开着很大的裂缝，使坐在几英尺外的纳粹选举委员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们怎么投票”，最后奥地利99.75%的人投了赞成票，甚至比德国本土还高。外蒙古选举当局甚至连这样的表面文章也不做，干脆规定，“每一个列入投票名单的公民在投票的一天必须亲自到指定的投票地点，讲述自己‘赞成’或‘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意见，并签署自己的姓名”。

为了应对万一的“不测”，苏联驻外蒙古的红军也可以随时提供“兄弟般的援助”。早在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根据1936年3月12日与苏联签订的《蒙苏互助协议书》“请求”苏联政府派遣军队来蒙。斯大林当然会忠实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937年9月，三万苏联红军就进入了外蒙古。而到了外蒙古公民投票前的1945年8月，为了筹备对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打击，进驻外蒙古的苏军总数曾高达20个师以上。而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全世界仅有的“邦交国”，苏联派驻外蒙古的外交人员除公使及商务代表外，竟有中将1名，少将2名，甚至雷法章代表团住的招待所的负责人也是一名苏军上校。

在蒙古方面的精心准备与苏联红军保驾护航下，外蒙古公民投票在1945年10月20日上午6点粉墨登场，并持续到午夜十二点。作为观察员的雷法章在库伦的投票站看到，每张投票簿上用蒙文书写“蒙古人民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而证实个人之愿望”，落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每张投票簿分有“第号”、“姓名”、“赞同”、“否”、“备考”等5个栏目。凡赞同独立者即在其本人姓名栏之一行内签名于“赞同”栏，反对者则签于“否”栏。每个投票人进入投票所时即由工作人员导坐桌前，查对姓名栏后签字（文盲按手印）。显而易见，没有投票的秘密，就不会有自由的意志。举着各种标语和旗帜、抬着蒙古人民的领袖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画像前来“踊跃投票”的蒙古民众毫无悬念地一律签名于“赞成”栏内，无一人（敢于）在反对栏中签名。

按照蒙古方面事后的说法，“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全民投票时，中华民国政府派有全权代表监督全民投票的进行”。但实际上雷法章能做的只是“对代表团在外蒙‘参观’（不是监督！）期间受到的热烈招待至感荣幸，对外蒙20年来努力建设，进步颇大尤感欣慰，并祝苏联国运昌隆，祝外蒙人民幸福”；并回国后哀叹，“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为监视，且甚为严密⋯⋯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外蒙政府当局与苏联之合作至为密切，每常表示其对于苏联亲切之意念，而于我国则目为邻邦”。

1955年，联合国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蒋廷黻（左）与法国代表赫夫·阿尔方德交谈，这次大会上，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蒋介石坚决投出反对票

10月22日，外蒙古中央公民投票事务委员会公布全民公决结果。在全国494960名投票人中，实际投票者为487409人，即98.4%。所有487409人，百分之一百投票拥护蒙古独立。熟悉历史的人不需意外，萨达姆、卡扎菲之流100%支持率的奇迹，其实早有先例。

5.“秋海棠”变成了“雄鸡”

公投结束之后，外蒙古当局迫不及待地宣布，“全民投票完全证实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的愿望，因此中华民国必须根据1945年8月14日中国政府所作的声明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事到如今，已然覆水难收。1945年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1946年1月15日以前完成承认外蒙古独立手续。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19日通知国民政府照办。

1946年1月5日，中央社黯然发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外蒙古人民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消息传到乌兰巴托，自然一片欢腾。1月10日蒙古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就宣布，为了感谢苏联对“巩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方面所给予的兄弟般的帮助”，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勋章——苏赫巴托尔勋章——授予苏联大元帅斯大林。

外蒙古独立在国际法上所需手续就此完成，中国版图也从“秋海棠”变成了“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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