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微刊学术｜风险社会、对话主义与重建现代性：“非典”以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语境和路径

微刊导读

历史总是以大事件为关键节点连缀时空网络。2003年爆发的“非典”就是这样的历史节点之一，它以 “流行病”为能指和隐喻，表征了人与自然、封闭与开放、谎言与真相、断裂与认同、个体与共同体、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等诸多二元范畴之间的紧张对立。

实际上，“非典”剧烈、显著地暴露了 中国在现代性转型中遭遇的多重悖论，譬如危机与繁荣、变革与秩序、威权与民主、族群进步之宏大叙事与个体生活之琐细纷乱。随后十年间，这些悖论搅动了社会变革的漩涡，激荡、沸腾于“改革的深水区”。

正是作为时代标签和集体记忆的“非典”，激发了我们对新世纪发展图景和当下际遇的重新想象： 风险社会来临，现代性走向“自反”， 对话成为时代主题。

01

风险社会与危机管理

现代化是指国家和社会由传统而至现代的动态发展过程，主要表现为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实现物质财富激增和民富国强。现代性是与传统相对应的一套观念、价值和文化，是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及其结果。

从源头看，现代性发勒于16-17世纪的欧洲，它首先意味着启蒙所确立的主体性和理性，即人从神性和王权中解放出来，成为认知、行动和进步的主体。马克斯·韦伯将现代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强调财富增长、科技进步、程序设计、效率优先和功利至上，后者重视审美、道德、信仰等精神价值和终极追求。而启蒙的一个“意外”后果是， 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价值理性衰落凋敝，在进步中失去信仰成为现代性的 “魔咒 ”。

当人们从财富增长带来的最初惊喜中平静下来，并逐渐感受到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灵韵黯淡和信仰缺失之苦，繁荣就不再是现代性的唯一合法性理由。社会学者吉登斯和贝克提出， 现代性将由此超越至第二阶段，即从简单现代性发展到反思现代性。简单现代性所对应的社会形态是工业社会，其发展逻辑是 “现代化一工业化一物质繁荣 ”。反思现代性则对应风险社会，吉登斯和贝克断言我们进入了由现代性的“自反”所构建的“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分配逻辑取代了早前的财富分配逻辑，“安全”取代了 “增长 ”、“平等”居于社会价值排序的优先地位。在此排序下，发展固然是硬道理，而安全、稳定才是第一红线。红线之内，人们免除了饥饿，却新增了恐惧。在风险和危机的语境下， 沟通以达成共识与建立信任，已成为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专门性、系统化的迫切需求，公共关系由此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

02

拯救理性与重建现代性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中国并置于同一时空语境。这种复杂性自然影响乃至构成了中国公关事业发展的宏观背景和深层结构。作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后现代性的可贵之处在于拒斥普遍主义和基础主义，捍卫多元话语和差异性。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对消费符号和拟象的追逐，甚至压倒了对其所表征的世俗之物的渴望和对出世意义的寻求。每个人都像游客或流浪者一样寄居在临时性的部落中，认同自我和理解他者、叙述过去和把握未来都越来越艰难。

在吉登斯和贝克看来， 克服现代性危机出路在于重建现代性，而非堕入最终将滑向虚无、终结的后现代性。重建现代性就是要平衡诸如真与美、技术与道德、 知识与信仰、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现代性的本体论前提及其方法论和价值观，眷顾和关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究其实质，重建现代性的思想主线在于 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同进步。现代性的重建方案可以表述为反对工具理性践踏价值理性，也反对在重彰后者中荒废前者，它们理应在对话中均衡拓展。以中国情境论，所谓“中国梦”应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相辉映的理想。

具体到公共关系领域，公关即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规程式对话： 在事实、工具层面，对话以促进真相融通和利益互惠；在价值、德性层面，对话以建立信任和分享意义。危机公关亦复如是——重建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共持的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这实质上是对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对话中重建现代性之宏观社会历史语境的顺应与回应。“对话最终成为时代的主题——它不仅是让混沌生成秩序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全球化语境下人类生存的基本内容 。”

03

互联网与对话主义

互联网开启了对话时代。每一种带来根本性变革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哲学， 互联网的哲学是对话。事实上， 互联网在技术上的 “元逻辑 ”就是开放、对话，它可以连缀、 贯通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体——世界是平的，我们都站在广场上， “无远弗届”地看得见 、听得到彼此；普罗大众成为表达者，官民对话、民商对话、跨文化对话不再是零星、分散或想象中的协商实践，而成为实时遍在的政治、商业和文化境况；现实社会关系被复制到虚拟空间，虚拟空间形成的社会关系也被嵌入现实空间，关系的建立、投射和激活突破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互联网把对话和重建现代性的行动者落实为个体，具化为个体对生活政治和生活世界的建设。从近年发展轨迹看，互联网通过改造个体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命路线图来改造社会，也因此可能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路线图。乐观地看，外在的、宏观的、制度性的解放与内在的、微观的、精神上的自由，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并行不悖的希望。

我们需要在互联网时代再度启蒙，以适应诸如风险社会、消费文化 、全球化等生存境况。新启蒙要 通过对话健全当前 “残缺的现代性 ”，让所匡乏者取得优势，直到与所欲矫正者达成动态平衡。公关自然不是新启蒙和重建现代性中最重要、最突出的手段，却是不可或缺的 “手段之手段 ”。

在互联网时代 , 以沟通为业、以对话为主导范式的公关，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体拓展程序理性和契约精神，实践伦理、审美和信仰等价值理性的基本手段。对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的大众和社群而言，对话主义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就必不可少地采取公关手段或具有公关属性 、功能的行动方案 。

结语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支配式的宣传到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化解风险、克服危机、重彰理性、持续进步、 维系认同、再造共同体，正是 “非典 ”十年以来公关事业发展的主线和路径。这条主线显现于对话以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培育生活政治、重构生活世界、健全现代性的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之中。

我们对于公关、互联网、 对话和重建现代性方案的全部讨论，只是对可能性、趋势 、潮流的观察和预演。它们必然遭遇曲折、阻断，乃至向相反的方向奔逸。而我们要做智性和德性的主体，顺应并引领潮流的方向。杜威的一个论断大抵可以充作今日勉励的宣言： “今天，我们在理想之事上是虚弱的，因为智识已然与抱负分道扬镳……当哲学能够与变革之力相称，能够让日常生活的意义清晰且一贯地彰显，科学与情感将彼此渗透，实践与想象将相互拥抱 。”

（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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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来源 |《国际新闻界》2013年7月

◎编辑 | 袁睿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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