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翻译||克莱尔和唐纳德·温尼科特鲜为人知的故事：社会工作如何影响现代精神分析（二）

克莱尔和唐纳德·温尼科特鲜为人知的故事：社会工作如何影响现代精神分析（二）

JoelKanter, MSW, LCSW

翻译：丁美玲

战争数年后

战争危机和大撤离激发出许多与儿童工作相关的创造性举措，非常具有特色的是多萝西·伯林厄姆和安娜·弗洛伊德（1944）在汉普斯特德托儿所的工作，以及约翰·鲍尔比在剑桥与具有攻击性儿童的工作（1944）。唐纳德和克莱尔在牛津郡的工作也在英国广为人知；除了上述1944年出版的作品外，他们关于牛津郡“计划”的论文是塔维斯托克人类关系研究所（Winnicott and Britton，1947）出版的跨学科期刊《人类关系》第一期的主要文章。约翰·鲍尔比在其经典著作《产妇护理与心理健康》（1951）中，对牛津郡的工作进行了相当长的讨论，强调它是为问题儿童提供服务的有效模式。

1946年，英国内政部发起了一项众所周知的，由柯蒂斯委员会（Curtis Committee）承担的调查。这个备受瞩目的委员会调查了包括约翰·鲍尔比、苏珊·伊萨克斯、唐纳德·温尼科特和克莱尔·布里顿在内的229名证人。该委员会的报告正式命名为《儿童保育委员会报告》，但被大众称为《柯蒂斯报告》，该报告确定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0万 多名儿童需要安置。报告还建议每个地方当局设立一个儿童委员会，由一名“儿童干事”领导，负责组织为每个社区提供的服务（Holman，1995）。《柯蒂斯报告》受到英国公众的欢迎，1948年通过的《儿童法》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该报告，帮助整合一系列无计划的儿童服务。

婚姻

唐纳德和克莱尔从专业关系到私人关系的转变确实无法精确重现。当唐纳德和克莱尔在战时相遇时，唐纳德与第一任妻子爱丽丝的婚姻仍然存续，但唐纳德待在牛津郡的时间有限。克莱尔在牛津郡的朋友兼同事格温·史密斯（Gwen Smith）评论说，“很快就显而易见，星期五已经成为‘红字日’”（ Remarks at Memorial Service, November 3, 1984）。在1944年5月25日的一篇日记中，克莱尔的哥哥卡尔·布里顿写道，克莱尔曾与他讨论过一份与难民儿童相关的工作，但她担心搬家会破坏她与“温尼科特医生”的关系。战争结束后，克莱尔和唐纳德的私人关系仍在继续。1946年12月，唐纳德写信给克莱尔说：

我的工作和你有很多联系。你对我的影响是让我变得敏锐和富有成效，这更糟糕，因为当我与你断绝联系时，我所有的行动和创意都会垮掉。（C. Winnicott, 1946, p. 32）

这封信暗示了他们的关系在个人和职业层面之间的相互促进，因为这一合作唐纳德与同事们合著了两本罕见的出版物（Winnicott and Britton, 1944, 1947）。

然而，在婚姻中公开完善专业上合作关系的过程缓慢而艰难。有人说，唐纳德不幸地娶了第一任妻子爱丽丝，爱丽丝被描述为一个非常不安和不快乐的女人（Kahr，1995）。据称，唐纳德不愿意在他年迈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开始离婚程序。然而，1948年12月31日，享年93岁的父亲去世，唐纳德开始与爱丽丝分居，经常在办公室过夜。这段时间对唐纳德来说压力极大，1949年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

1950年8月，唐纳德找到克莱尔的哥哥卡尔·布里顿，开始讨论他与克莱尔的关系以及他离婚的难处（Diary entry by Karl Britton, August 25, 1950）。这种个人压力显而易见，不到两周后，1950年9月5日，唐纳德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但这些障碍都克服了，唐纳德于1951年12月11日离婚。几周后，1951年12月28日，唐纳德和克莱尔结婚了。战争时期的同事格温·史密斯回忆说，婚礼上，克莱尔用“我让他保证要活到一百岁”的话问候等候的客人（(Remarks at Memorial Service, November 3, 1984）。

人人都说，这段婚姻是一段令人满足又充满爱的伙伴关系。在隐藏了多年的私人关系之后，“克莱尔和唐纳德”（许多朋友和同事经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很快与来自英国和世界各地的社会工作者、精神分析学家和医生发展了繁忙的社交生活。他们经常在家里娱乐，他们的聚会被许多熟人所喜欢。Pearl King（1984）回忆了唐纳德担任（译者加：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时，克莱尔和唐纳德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举办的一个聚会：

他们已经订婚，我竟然可以看到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坐在地板上，听着一位民谣歌手和吉他手的弹唱。这太有趣了。以前没有见过过，之后也没有再现过。

通过这样的活动，克莱尔和唐纳德与其他人分享了弥漫在他们关系中的游戏感。克莱尔的哥哥吉米·布里顿（Jimmy Britton）说出了许多人的看法，他发现他们是“令人愉快的伙伴，因为他们从未失去游戏感”（ Letter to Anne Wyatt-Brown, February 17, 1992）。正如克莱尔评论回忆中的唐纳德那样，他们：

从来没有为玩而做准备，对于玩和自我意识与深思熟虑无关……我们玩的东西包括我们所有拥有的东西——重新安排、获得、并丢掉——都是根据我们的心情来进行。我们以各种想法自娱自乐，随意地把这些想法搞来搞去，我们之间有不必一致的自由度，我们都足够强壮，不会被对方伤害……我们每个人都有享受的能力，这种享受的能力可以在最不可能之处超越了我们自身，并带给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成绩。唐纳德去世后，一位美国朋友形容我们是“两个疯狂的人，愉悦彼此，也愉悦了他们的朋友。” (C. Winnicott, 1978, pp. 29–30)

虽然这些关于他们婚姻的光辉叙述得到了许多其他回忆的支持，但这对夫妇也经历了困难。正如已有的充足记录表明（Kahr，1995年），唐纳德热衷于专业兴趣，很难拒绝和专业相关的请求。虽然克莱尔支持他的专业活动，但她也不得不争取私人时间，以便能单独和唐纳德在一起。例如，在1950年，唐纳德开始在每个周日早上与玛殊•汗会面，编辑他的写作作品。克莱尔讨厌这种打扰她和唐纳德唯一的自由日的行为，并坚持要他们在中午前结束活动（Interview with Pearl King, June 3, 1995）。晚年，唐纳德经常在周六下午和哈里·卡纳克在书店聊天；克莱尔经常打电话到书店，“找回”她的丈夫（Interview with Harry Karnac, October 19, 1996）。

“儿童保育课程”与伦敦经济学院

前文提到的《柯蒂斯报告》还建议在英国新兴的儿童福利体系中，为社会工作者和住宿机构工作人员提供新的培训举措。为此，在1947年，英国内政部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工作项目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儿童保育”社会工作者培训项目。由于克莱尔已成为新兴儿童福利领域的领导者，她被任命为新的“儿童保育课程”的第一位“执教讲师”（ “Lecturer in Charge”），由于她没有学术背景，这次任命是对她独一无二的经验和能力的特别认可。

从1947年到1958年，在克莱尔的指导下，伦敦经济学院的儿童保育课程培养了一代社会工作者，他们为全英国需要帮助的儿童工作。正如英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做法一样，儿童保育课程是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强化课程，它综合了课堂教学、个别辅导和多个机构的实地工作。克莱尔设计的课程包括儿童发展、儿科学、儿童福利法律问题和社会学。克莱尔教授了一门核心课程——《照顾贫困儿童》。

自项目开始以来，唐纳德也在这个项目中任教，每年为名为《发展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相互关系》的课堂提供10次讲座。1955年，他开始提供另外5次关于《成人人格模式》的讲座。此外，唐纳德还定期邀请他过去和现在的学生观摩帕丁顿格林医院的婴儿临床咨询。

儿童保育课程还包括通常是克莱尔承担的个人指导，以及在机构中的短期实践经验和寄宿护理计划。每年只招收十几名学生，克莱尔以个人化的方式与每个学生互动。每年克莱尔都为学生们举办聚会。最初，这些都是在她在切尔西的公寓举行，唐纳德也会出席。但在她1951年结婚后，这些活动就在他们位于切斯特广场的家举行。这些非正式的庆祝活动令人难忘。有一名学生回忆到他早到时发现克莱尔和唐纳德正一起在厨房里做果酱；另一名学生回忆起唐纳德会弹钢琴和带领大家唱歌（Interviews with Alice Jones, November 21, 1996; Joan Vann, May 29, 1995）。

在与克莱尔共同合作期间，唐纳德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参与不断扩大。他还被邀请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心理健康课程（在社会工作方面）任教；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几个月，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讲课机会。作为社会工作会议的发言人，他也不断接到请求，并开始在社会工作期刊上发表文章。在向一般社会工作模式过渡的过程中，儿童保育课程于1958年解散。这门课程的结束对克莱尔和唐纳德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它结束了他们十年来在社会工作教育方面的合作。

尽管在专业上经历挫折，唐纳德和克莱尔还是经常一起游历英国各地，在儿童保育机构和组织的会议上演讲。他们在成立儿童保育员协会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1948年，这个协会由克莱尔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部分第一批学生召集了第一次会议，唐纳德很快就无偿把他在帕丁顿格林医院的咨询室提供给下一个十年委员会开会使用。1966年，克莱尔和唐纳德都被授予该组织唯一的荣誉会员资格（Thomas, 1970）。

鉴于唐纳德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的独立地位，他享受着在儿童保育和社会工作领域所得到的赞赏和尊重。或许与他的分析师同行不同，社工们很乐意“拜访”克莱尔和唐纳德在切斯特广场的家。上世纪60年代克莱尔在内政部的同事琼·库珀（Joan Cooper）提供了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回忆：

在帕丁顿格林医院一天的临床工作结束后，唐纳德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躺在地板上休息。克莱尔会在厨房准备晚餐。如果我错过了维多利亚车站的火车，我有时会顺便来学着放松一下——不吃东西。他们之间那些安静的晚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Interview with Joan Cooper, May 27, 1995）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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