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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又一则交友信息发来。对方(下称B)同样引导记者通过QQ联系，在聊天过程中不时透露自己“兼职赚了一些钱”，经常忙着“看趋势”。半个月后，B提出，想送记者一款名贵手表当作见面礼，表示自己业余时间做了点副业，收益还不错，并提出如果有兴趣，可以抽时间指点一下，“我叔叔是香港大学博士生，对金融和投资都很有见解，我能在北京买房都是靠我叔叔指导。”

不久后，这名网友开始时不时向王枚普及金融知识，并透露自己在当地从事金融相关工作，邀请她一起购买加密货币。起初，王枚比较反感投资，“但他跟我说，养育孩子开销大，租房成本又高，不如把钱放到平台来让钱生钱，我被说动了。”

在一来一往的交流中，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后来，这名网友向她表白，声称想与她一起生活。一个人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遇到了对自己关怀备至的人，王枚心生感动，很快两人确定了关系。

比如，可以使用“自我暴露”、构建社会相似性等方法与受害人共情，从而引导其说出受骗的细节。在倾听过程中，通过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受害人自行发现疑点。

“‘杀猪盘’不只针对单身青年男女，也不只存在于相亲网站。”在遭遇诈骗后，王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被骗经历。“身处网络社会，人们都有社交需要，找工作、找房子、找客户，都有可能遇到骗子，不可不防。”王枚说。

“在研究电信诈骗受害者的人格特质多维规律性特征时，我们发现被骗并非仅仅是因为受害者缺乏关爱或者存在人格缺陷，而是‘杀猪盘’心理控制机制利用人性的弱点设下一个个连环圈套。”向静参与的研究项目致力于深入了解电信诈骗受害者的心理特征。目前研究结果表明，很多受害者在人格特质上与普通人并无显著不同。许多受害者在决定“入金”之前都表现出极为谨慎的态度，会长时间观望，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冒险尝试。

之后，这名网友会时不时主动关心王枚的情况，得知王枚在当地人生地不熟，特别热情地解答她的问题，“他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人。我刚到的时候，对于打车、叫外卖这些事情都不太会，都是他在教我，这让我对他很信任。”王枚回忆道。

在对受害人的访谈中，向静遇到过民警上门20多次劝阻不成的案例，受害人每次都会编出各种理由应付民警，以致于前后被骗了300多万元。还有受害人被骗了十几万元，报警后痛哭流涕，发誓不会再跟骗子联系，但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再次转钱给骗子。这种悔悟后又再次上当的情况，在受害人中并不罕见。他们多次陷入诈骗陷阱，不得己时才会向警方求助。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以这些国际社交软件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出现了大量受害者的发帖，很多都是从社交平台私信开始，一步步引导至某些国际社交平台，通过分享虚假投资网站、屏幕共享盗取个人信息等形式进行诈骗。

在各种社交平台上，类似故事不断上演。2022年7月，一名211女硕士遭遇“杀猪盘”，两周被骗138万元；2023年3月，上海一名老师深陷“杀猪盘”骗局被骗400万元，民警12次上门劝阻无果……

在与群友沟通中她发现，有一些受害人深陷“杀猪盘”营造的虚幻“爱情”中无法自拔，明知对方是诈骗犯，依然选择与其保持联系，被一骗再骗，甚至还会拉身边的人入局。

在首次充值了两万美元后，王枚接到了反诈中心的电话。她当即质问网友，他却轻松地说“没关系”，并帮王枚成功提现两万美元，还多赚了1500美元，这让王枚尝到了甜头，也更加信任这名网友。

简单了解后，对方(下称A)以自己微信限制添加好友为由，希望通过QQ联系，随后又引导记者使用某国际社交软件与其联系，并不停索要照片，询问住址与所在单位等详细信息，以“真诚找对象”为由要求记者删除原先的社交软件，被拒绝后，表现得很恼怒。很快，记者发现A的账号改头换面，更换了昵称与头像。

被骗后，王枚一度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中，和很多受害人一样，她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甚至自我伤害。整整一个月，她每天只吃一顿饭。

研究发现，在社交平台“寻猪”阶段，诈骗分子善用“晕轮效应”和马斯洛需求理论巧立人设，满足受害者的安全感、被尊重感、归属感等需求；在“养猪”阶段，通过适当的“自我暴露”、构造社会相似性等手段加深信任；“杀猪”阶段，通过无意间透露“投资信息”来激发受害者的“猎奇心理”，并给受害者构建期待；在成功实施诈骗后，还会通过虚构紧急事件给受害人制造慌乱，利用“沉没成本效应”让其加大投入。

上海女青年余欣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去年，与她交往10年的闺蜜突然向她介绍了一款投资产品，说是投资新股会有返利，如果发展下线还有佣金。闺蜜是学金融的，出于对她的信任，余欣被闺蜜拉进投资群，一直被催促绑卡、投钱，感到事情不对，她半路退出了。几个月后，所谓的“资金盘”崩盘，群内所有投资人都“亏”了，金额从几万到二十几万元不等，闺蜜也被骗了35万多元。余欣这才知道，这款投资产品是闺蜜网恋了半个月的“男友”介绍的，“他们都没见过面，我不明白为什么能那么相信他？”

向静认为，一些劝阻人员在接到预警信息后，立即上门直接指出受害者被骗的事实，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往往难以见效。在尚未建立良好信任关系之前，受害人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和贬低。

“‘杀猪盘’诈骗者频频得手的原因在于其深谙心理学原理。”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向静说。她曾以某市公安局在2019年侦破的“杀猪盘”类案件相关资料为研究样本，剖析了“杀猪盘”电信诈骗犯罪的心理控制机制。

遭遇“杀猪盘”后，王枚发现身边没人能理解自己，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自己去消化那些不良情绪。她期待能多一些针对受害人的心理辅导，“很多受害人知道自己被骗的那一刻都是受不了的，有些会采取极端的做法。”

不久前，四川德阳一例网络交友诈骗案开庭审理，被告人蒋某就是通过网络收集的照片和视频伪装成年轻女性，使用网络聊天软件结识被害人张某某，并以买东西、看病、租房子等理由多次骗取张某某钱款4万余元。办案法官提醒，网络交友需比现实社会交友更加谨慎，在无法甄别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轻信对方的各种说辞；尤其是买礼物、发红包、借款、投资、转账等涉及金钱方面的往来更要提高警惕，避免自身财产的损失；发现上当受骗及时保留相关证据并报警，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后，这名网友隔三差五就会给王枚邮寄礼物，嘘寒问暖，尽管两人从未见过面，约定的见面日期也一次次推迟，她仍对他深信不疑，“他一直在给我描绘美好未来，看我喜欢海边，说要在海边买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王枚说。

发现被骗后，王枚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她重新振作，开始寻找电信诈骗的蛛丝马迹。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被骗经历，很多网友和她交流，甚至有不少从事电信诈骗的人。交谈中，她慢慢收集了一些关于“杀猪盘”诈骗的内幕信息。她发现，如今的“杀猪盘”已经形成成熟的产业链：从上游的人设打造、场景素材提供、剧本编撰，到全流程的分工合作，再到下游洗钱分赃，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得“严丝合缝”。

作为心理专家，向静曾参与某地一项调研，研究电信诈骗劝阻机制与话术。通过研究民警上门劝阻的录像，她发现，当民警明确向受害人表示其正在遭遇诈骗时，大部分受害人起初并不承认，在他们眼中，诈骗犯并非陌生人，而是自己的“朋友”“爱人”，是来带他们“发家致富”的，不少受害人甚至会帮着诈骗犯一起哄骗民警。“骗子已经在心理上给他们打过‘预防针’了，告诉他们投资利润太高，在国内就是不合法的，警察肯定会找上门。”向静说。

2023年6月，王枚只身带着两个女儿前往境外求学，她看上了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套房源，加了自称房东的男性网友的联系方式。初次交流，这名网友表现得非常热情，他对王枚说现在房子还有租户，需要过段时间才能带她看房，会帮王枚保留房源，并以此为由与她在社交媒体上保持联系。

通过分析“杀猪盘”心理控制机制，她总结出一系列“反制”措施：对于个人来说，在“形象塑造期”，应对“糖衣炮弹”多些警惕，利用查图工具去鉴别照片等个人资料的真实性；在“信任加深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通过尽快制造见面机会来识别对方。对于民警来说，在“利益引诱期”，可以结合心理学知识，向受害人宣讲心理控制机制，帮助受害人打破对“甜蜜爱情”的幻想；在“推拉再害期”(通俗地说，就是受害者发现被骗后，诈骗分子利用他们的慌乱情绪，以帮忙解套等借口再次骗取他们的钱财，进行最后的“收割”——记者注)可引入专业心理咨询技术，引导受害人以“自我对话”的形式化解不良情绪，避免继续“投资”。

“遭受情感诈骗后，很多人短时间内很难走出来，需要很长时间去修复。”在访谈中，向静观察到，被“杀猪盘”诈骗的受害者尤其需要心理支持。她建议，可由相关部门开设公益心理咨询室，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帮助他们理解并有效管理负面情绪，重新修复行为认知，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重建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重拾人生价值感。

“你好，正经找对象。我平时喜欢运动多一些，空闲时间会研究一下数字货币的趋势。”近日，记者以相亲找对象为由，加入某社交平台上的相亲交友小组，很快就收到一条陌生人私信和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男士阳光帅气，颇具精英气质。

面对诈骗手段和技术的全面“升级”，向静认为，需要不断创新反诈宣传形式和内容，无论诈骗形式如何变化，其背后的心理控制机制往往是相似的。她提出，今后可将向公众普及“杀猪盘”的心理控制机制作为反诈宣传的重点。

皇冠入口“杀猪盘”，通常是指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诱导受害人投资赌博的电信诈骗方式。近年来，国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杀猪盘”交友诈骗从传统的婚恋网站渗透到社交媒体各个层面，AI换脸、换声技术的升级，更让此类诈骗变得更加隐蔽，亟须进一步加强精准防范，提高治理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