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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部分社保领域虚假诉讼或虚假劳动仲裁易衍生刑事犯罪。社保基金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保险金，情节严重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主要包括虚假诉讼罪和诈骗罪。如刘某等27人虚假诉讼监督系列案。从事社保中介业务的张某收取刘某等27人每人1.5万元“中介费”后，找到某培训学校校长王某，给予其8万元好处费，由其以该学校名义为刘某等人伪造1995年至2018年工资表。后刘某等人以困难职工名义申请法律援助，并向法院起诉，张某的司机以该学校工作人员名义作为被告代理人参加诉讼，并在庭审中对原告诉求及证据未提出任何异议。法院作出27份民事判决，确认刘某等27人与该学校存在劳动关系。刘某等人持上述生效民事判决办理了补缴社保手续，其中22人陆续达到退休年龄，领取了养老金。检察机关查办该系列案，纠正了错误民事判决，张某等人被以虚假诉讼罪提起公诉。

澳门大阳城该类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多为借助民事虚假诉讼或虚假劳动仲裁来实现“补缴”养老金目的。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要求，办理一次性补缴养老金须有法院、审计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或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一些违法行为人受利益驱使，通过虚构劳动关系进行虚假诉讼，或利用虚假劳动仲裁申请确认虚假劳动关系，以满足一次性“补缴”养老金的既定条件，进而获取本不应由其享有的养老保险待遇。如宋某、赵某等虚假诉讼监督案。2020年12月，某煤矿按政策要求需关闭，副矿长杜某具体负责关停工作。2022年上半年，宋某、赵某找到杜某，请求其帮忙以煤矿名义补买养老保险。为谋取私利，杜某明知宋某、赵某二人从未在该煤矿上班，仍与二人恶意串通，伪造劳动用工协议，虚构二人在该煤矿工作的事实。同年8月，宋某、赵某二人同时向法院起诉某煤矿，请求判决二人与该煤矿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宋某、赵某二人与该煤矿企业存在劳动关系。

二是一些案件有违法中介“职业化”参与，甚至形成产业链。所谓“中介人员”为谋利，与违法行为人恶意串通，帮其寻找“虚构劳动关系”目标单位，伪造工资条、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为实施虚假诉讼或虚假劳动仲裁出谋划策。有的直接参与、充当虚假诉讼的当事人，甚至勾结有关人员进行非法操作。如，2017年，李某等40名无固定职业人员经人介绍或直接联系从事中介业务的焦某，向其提出代办社保意向。焦某收取“中介费”后，交给某废旧物品回收企业负责人王某3.5万元，要求其以该企业名义为李某等40人伪造2001年至2015年工资表等证据。2017年12月26日，李某等40人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2018年1月5日，该仲裁委开庭审理，该企业委托焦某以其人事部门负责人名义作为代理人参加仲裁。庭审中，焦某对李某等40人确认劳动关系的诉求未提任何异议。当日，该仲裁委作出40份仲裁裁决书，确认了李某等40人与企业之间存在长达15年不等的劳动关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养老钱”“保命钱”。任何违法违规骗取或套取社保基金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方面持续加大对社保领域虚假诉讼个案、系列案件的查办力度，另一方面延伸监督触角，联合法院、劳动仲裁机构等共同堵塞社保基金监管漏洞，规范补缴社保流程，助力保障国家社保基金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