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解释要成功就必须忘却自然的沉默，那么成功的解释，也必须将沉默强加在其听者身上。

• 我们期待获胜者获胜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一番感言。失败者的第一个动作也会是一番感言，但这番感言是承认对方获胜的感言，宣布获胜者不会遇到进一步的挑战，这番感言承诺了失败者的沉默。
• 失败者所宣誓的自我沉默是服从的沉默。失败者无话可说，也没有肯听他们说话的听众。
• 胜利者不同失败者对话，他们代表失败者发言。

• 正是在权威性的言论中，胜利者的力量在那里熠熠闪光。所谓有权力，就是使自己的话得到服从。只有通过权威性的言论，胜利者的标志性财产才得到保卫。
• 拥有财富者拥有特权，这一特权可唤来警察或军队以保卫对他们标志的认可。

• 所谓输掉竞赛，就是变得服从，而变得服从，就是失掉自己的聆听者。
• 服从的沉默，是一种不被听见的沉默，它是死亡的沉默。因此，要求服从，在本质上是恶的。

• 语言并不是关于任何事物的，这给了语言一种隐喻地位。
• 隐喻所指的不是存在于天地间的某物。隐喻的作用不是将我们的目光指向已经在那里的事物，而是将我们的视域转向不在那里的事物，以及实际上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的事物。
• 隐喻是视界化的，它提醒着我们：有边界的是我们的视域，而非我们所看的对象。

• 言说者和聆听者相互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某事物有相同的认识，也不是因为他们早已建立起相似的心灵，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彼此“如何继续”。（维特根斯坦）

• 无限的言说是一种致辞，永远照顾到被致辞者的反应，所以它具有聆听的形式。
• 无限的言说并不终结于聆听者的顺从沉默，而是通过言说者的参与式沉默而得到继续。
• 参与式沉默不是一种言说已死的沉默，而是有一种言说得以诞生的沉默。

• 有限的言说将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告诉给聆听着的他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神，作为这个世界之主，权威地在这个世界面前言说，却也因此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 神只有聆听，才能创造一个世界。
• 若神要向我们致辞，就不会通过它们的言语来让我们沉默，而是通过它们的沉默，来让我们言说。

• 有限言说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必须通过被聆听而终结；无限言说的悖论之处在于，只因为它是一种聆听，所以它得到了继续。
• 有限言说随着结束时的沉默而终结；无限言说随着沉默的揭开而开始。

• 讲故事的人并不使听故事的人改宗，他们不将听故事的人带入更高的真理之域。通过将真理和谬误一起忽略，他们仅仅提供视域。
• 讲故事不是一种斗争，它既不会成功，也不会失败。
• 讲故事的人不是用一种知识来对抗另一种知识，而是邀请我们从知识回到思考，从“看”这一有限方式回到“看见”这一视界性的方式。

• 没有结构，或没有情节，就没有叙事。
• 在一个伟大的故事中，结构有可能是命运，是对毫不知情的主人公的不可逃离的降罪，是聚集起所有选择空间的形而上学式的大因果关系。
• 命运的出现并不是对我们自由的限制，而是对我们自由的一种展现，它见证了自由选择的后果。你行使你的自由，不会阻碍我行使我的自由，但却决定了我自由行动的环境。你不能代我做出选择，但你大致上能决定我的选择是关于哪个方面的。
• 伟大的故事便是探索了关于这一深层触动的传奇性，即关于一个自由人是如何受到他者这一深层触动的传奇性。因此，它们真真正正是性的传奇，一次又一次地用生命起源的魔力使我们目瞪口呆。

•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生活具有叙事的特征，所以我们也知道那叙事是什么——做出这样的认定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我要知道自己生命的全部故事，我就必定已经将它译为一种解释。就好像我能成为自己的旁观者，同时看见自己生命的第一幕与最后一幕，好像我能看穿自己生命的全部。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表演生活。
• 真正的讲故事的人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自己的创造中所听到的是一种揭示，揭示了在所有结局之处都有可能存在着新的开端，也揭示了他们并不在结尾处消亡，而始终处于游戏之中。
• 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开启所有的文化终点，揭示出我们原本以为结束的其实还在继续，并提醒我们，任何人和文化都不能理解为制成品，只能作为一种创造而被学习。

• 当历史学家看到开始于自由的，不可能终结于必然，他便成为了无限的言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