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危中见机：优化经济结构，降低企业固定成本与经营风险

摘要：建议国家在疫情之“危”中抓住优化经济结构之“机”，善用舆论热度，争取社会认可，切实降低企业固定成本与经营风险，为国内经济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管理会计》将企业成本划分为两大块： 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与企业营业收入呈同比、同向联动，随着业务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即“ 变动成本（Variable Cost）”，主要指为各种变动生产要素支付的成本，如原料采购、生产消耗、运费及工人计件工资等。变动成本常常在实际业务过程开始后才需支付。

“ 固定成本（Fixed Cost）”是变动成本的对称，其成本总额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内，基本不受业务量增减变动影响，相对固定（注）。固定成本通常可进一步区分为“约束性固定成本”和“酌量性固定成本”：前者指维持企业经营能力必须开支的成本，如固定资产折旧、场租、常聘人员薪金、社保、公积金等；后者指经营者在每一预算期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斟酌决定是否支出的成本，比如新产品开发、广告、职工培训费等，与前者相比约束性较弱。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固定成本越多，经营杠杆系数就越大，经营风险也就越高。

【注】固定成本具备两大特征：（1）成本总额不随业务量变化而变化，表现为相对固定的金额；（2）单位业务量负担的固定成本（即：单位固定成本）随业务量的增减变动呈反向变动。

图1：固定成本的两大特征

自元月下旬多地先后宣布企业不应早于2月10日复工，并后续明确了疫情期间员工享受带薪休假等政策细节以来，西贝餐饮、桔子酒店、携程旅行等知名民营企业的当家人纷纷著文，通过自媒体陈述困难，喊话政府希望尽早复工，并得到实质性的扶持。

知名企业犹如学校里的优等生，功底佳，实力相对雄厚。但从老总们焦急的文字中不难看出，此番疫情之所以能把他们带入困境，同样源自“固定成本”难以消化。

这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持续提到的“ 六稳”目标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中，“ 稳就业”一直居于首位。而官方报导也向来认可，民营经济贡献巨大，提供了 80％左右的就业岗位（注）。与西贝、携程们相比，中、小、微企业还没那么优秀；其面临的经营风险，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我们国家一直鼓励通过“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扩大就业渠道，这些新设的“ 双创”企业多系小、微，普遍在经营管理上还要再低一个层次，在高固定成本、经营风险之局面下，更经不住风浪。

【注】据报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表示：目前，我国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提供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央广网2019年元月新闻《民营企业成“稳就业”重要着力点》也指出：“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最重要渠道。近年来，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新增就业90％在民营企业。”

图2：《中国经营报》的评论文章

就如一场考试，卷面题目难，优等生更能发挥优势，反之则可皆大欢喜——当下国内固定成本普遍高企的经济环境，正是这样一张题目偏难的试卷。

西贝作为餐饮业内的“学霸”，贾国龙董事长尚言“账上的现金撑不过三个月”，何况等而次之的一众中、小、微……所以说，高难度的经营环境与我国扶持中、小、微民营企业及鼓励“双创”的目标是不适配的。

何况这种“难”，并不是难在国家鼓励的科技创新的“主科”考题，而是难在经营管理、资本运作等“副科”试卷上。

图3：抗击疫情宣传画

当下，要大幅度为企业“ 降成本”尤其是削减刚性“固定成本”，的确也面临着众多现实困难，略举二例：

（1）若以当前房价为分母，则楼市超低“租售比”局面已经持续了很久，收益率甚至比不上定期存款利率。更何况商业地产租赁行情这几年本来就不佳。呼吁非国有房东再行减租，应该说是勉为其难的。

当然，市场大而复杂，具体情况各异，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商业地产持有者系早期购入，原始成本较低，或存在其他历史原因微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若不以重置成本、公允价值作分母来计算“租售比”，他们的收益率还是可以的。

（2）社保虽由政府运作，讲到底还是“ 代收代付”的 ——在职人员的缴款用于支付退休老人的退休金；不象税收，属于国家收入，政府有较大自主权。且全国大部分省份的社保是紧平衡，少数还存在赤字。故与决策降税相比，国家要从社保方面大幅为企业降成本，很难（注）。

事实上，企业尤其是低盈利企业的实际税负已处在偏低水平，再大降亦缺少空间。再者，对“轻资产”的中、小、微企业而言，刚性的财产税较少甚至没有，主要税种还属于与营收直接挂钩（如增值税等流转税）或间接挂钩（如企业所得税）的“变动成本”——收入多就多缴，收入少就少缴——难以形成经营风险。

【注】2月20日，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发布《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一文，给出的建议是“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和2个百分点”，即以北京为例，养老金企业负担部分由现行的16%下调至15%，医保金企业负担部分由现行的10%下调至8%，要求的降幅并不大。

上海现行标准，养老金企业负担同为16%，医保金较北京低0.5个百分点，为9.5%。

图4：全国人大财经委前副主任委员黄奇帆教授

2月11日，黄奇帆教授发布了《新冠疫情下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一文，给出了四条建议（注），其中第2条“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企业负担的五险一金中，住房公积金约占25%）引发了较大争议，认为是变相降薪……2016年时，已有专家著文质疑住房公积金违反初衷，并建议取消；2018年华为公司将员工公积金缴纳标准从12%下调到5%；均成为当时的舆论热点。

素有“心直口快”之誉的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表示“国内的福利保障太超前了”，财政负担过重。楼部长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称要“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在当时亦引发巨大争议；不少退休人员对他的不满情绪延续至今。

由此可见， 通过降低社保金、公积金等影响广大老百姓利益的途径来为企业“降成本”，政府不光要算经济账，社会舆论阻力更不会小。

【注】清华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于2月11日发布了《新冠疫情下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一文，建议加快如下几方面改革：（1）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2）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3）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并疏通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机制；（4）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

图5：抗击疫情宣传画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偌大的中国，民族差异、地区差异、经济阶层差异……方方面面的关系要理顺，难度之大可以想见——烹的可说是 当今世界最为精致的“小鲜”。

平凡人处世、当国者理政，“谨慎能捕千秋蝉，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古训 皆应依为法宝。但必要时，还是要及时拿出“快刀斩乱麻”乃至“壮士断腕”之决绝勇气；毕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案例，历史上并不少见。正如这次武汉疫情所给到的教训——“可防可控”的期盼，未必每次都能如愿躲掉灰犀牛、避开黑天鹅—— 教训依然在眼前，甚至还来不及套上“殷鉴不远”、“前车之鉴”之类的成语。

经济问题也一样：难度再大，有病还得及时治疗……拖，只怕会渐入膏肓、积重难返，乃至输出病毒至各行各业。宏观看，产业链上的某些环节很可能因而逐渐坏死，被国外优势企业替代。

疫情期间，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在网上发文公示困境，已得到全社会广泛、深入的关注，舆论支持为企业降成本的“底”或已筑就。 建议国家借此东风，在疫情之“危”中抓住优化经济结构之“机”，善用舆论热度，争取社会认可，切实降低企业固定成本与经营风险，为国内经济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图6：抗击疫情宣传画

戚任伟2020年2月首发于《临山观海写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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