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GX1903】田北海、桑潇：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与农民政治效能感

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与农民政治效能感

田北海桑潇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武汉430070）

【摘要】本文基于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检验了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均对农民政治效能感起到正向的影响；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表明，尽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比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要高，但是这一差异并不是完全由城市务工经历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大众传媒使用、日常学习、政治参与产生的。为此，要加快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完善以长期居住地为基准的城乡居民政治参与权制度，拓宽流动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流动农民政治参与能力。

【关键词】农民；政治效能感；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19）03-0079-11

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3）：79-89；

投稿邮箱:gsxzxyxb@sina.com

作者简介：田北海，男，法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福利社会学；桑潇，女，法学硕士，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城人口迁移中回流农民的社会再适应及治理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7ASH013）的阶段成果。

一、引言

基层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农民是基层自治的重要主体，农民的政治参与对于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谈及政治参与时，亨廷顿（1988）指出，在外在环境与个体参与行为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环节，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参与行为的发生以及发生的程度，这个中间环节就是“政治效能感”。[1]一方面，良好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提升个体的政治参与意愿，进而促进政治参与；另一方面，积极的政治参与体验也可能提升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可见，政治效能感在促进政治参与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务工成为一种常态。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务工经历有助于提升农民的现代性体验。然而，对于城市务工经历是否有助于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学术界并未形成共识。大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务工经历有助于提升流动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而提升他们在农村经济建设和基层政治建设中的优势地位；[2][3]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城乡适应等问题的存在，城市的务工经历并没有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4]

本文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置于城乡大流动背景下，聚焦于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以期对促进农民政治参与、提升农民政治效能感，进而促进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政治效能感的三种解释路径

政治效能感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Campbell（1954）将政治效能感定义为：个体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可以产生、或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知，也就是值得个体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知。[5]这种感知就是，政治与社会变化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个体能够在这种变化中发挥一定作用。换句话说，公众首先得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是有效能的、能够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且政府会对自己的诉求有所回应，才会愿意参与政治活动。对于政治效能感的形成机制，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解释路径：

（一）制度文化视角的解释

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通常强调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对于人们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如，阿尔蒙德和维巴（1969）基于对意大利、美国、英国、墨西哥和德国等五个国家的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指出，人们政治效能感可以看作是人们的主观能力对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适应。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越民主，公民越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公民，相信自己潜在影响力的存在。[6]李蓉蓉、李博（2017）认为政治效能感是现代人的一种体现。通过对时空和地域下不同人群的政治效能感的对比研究，得出中国新市民的政治效能感的动态变化具有易变性和不一致性。[7]张曙光（2017）则认为社会转型中西文化共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个体化，对人们的政治效能感产生了影响。[8]

（二）社会资本视角的解释

帕特南（2001）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意大利南北方政府的绩效差异，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9]基于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裴志军（2013）分析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规范、信任对农村居民的政治效能感有积极影响。[10]

（三）个人禀赋视角的解释

个人禀赋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各种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个人收入、城乡类别等因素。在性别方面，学者们一般认为女性对政治事务的接触较少，政治效能感多低于男性（Campbell et al，1954）。[11]在年龄方面，老年群体的政治知识获取能力、政治参与能力低于年轻群体，相应的，其政治效能感也低于年轻群体。[12]在教育方面，教育水平影响着政治效能感的高低，教育水平越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越高。[13]在政治面貌方面，李蓉蓉（2014）发现，农民党员的政治效能感比非党员高，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党员比普通农民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活动和接触政治信息。[14]在收入方面，当个体收入逐渐提升时，其政治效能感也会从消极状态转向积极。[15]在城乡类别方面，熊光清（2013）的研究发现：尽管城市务工经历激发了农民工群体的政治热情，但是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仍然显著低于城市市民，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是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1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对于本文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在如下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

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制度文化论从宏观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出发，阐述了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对城市务工经历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忽视了个体特质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社会资本视角和个人禀赋视角均侧重于从静态角度阐释个体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可能忽视农民在城市务工过程中习得的现代性体验对政治效能感的动态影响。

二是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已经关注到城市经历有助于促进个体的现代性这一社会事实，并试图以此出发解释进城务工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变化，但对进城务工农民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时间（进城时间长短）和空间（发达与不发达地区）方面的差异分析。对于个体的现代性体验到底从哪些方面影响着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以及现代性体验的不同方面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是否具有一致性或差异性，学术界尚未进行深入的分析。

基于此，本文将农民的进城务工视为个体现代化体验的一种途径，尝试在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农民进城务工经历以及由此习得的现代性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路径。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分析框架

本文立足于城乡大流动背景，研究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路径。农民进城务工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现代都市人格和传统乡村人格的碰撞。为了尽快适应城市生活，进城务工农民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习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讲，进城务工农民习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习得现代性的过程。

英克尔斯（1992）将现代性定义为个人发挥功能的一种方式，其主要表现为见多识广、积极参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17]等人格特质。简单来说，个体的现代性是一系列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态度、观念和行为的特质。城市、工厂、学校、家庭都是人们发展现代性的场所。农民在城市务工过程中，会获得更多的现代性体验。大众传媒使用、教育、政治参与水平既是现代性体验的途径，也是现代性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教育可细分为学校教育和日常主动学习两个方面。本文重点探讨农民进城后的现代性体验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此早期学校教育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为此，本文将现代性的体验分为大众传媒使用、日常主动学习和政治参与水平三个维度，探讨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既具有直接影响，还可能存在间接影响。城市务工经历中积累的现代性体验很可能在城市务工经历与政治效能感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尝试将城市务工经历视为农民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分析城市务工经历及与城市务工经历相伴而生的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分析现代性体验对城市务工经历与农民政治效能感关系的中介效应（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二）研究假设

1.城市务工经历与政治效能感。农民进城务工，面临的不仅仅是劳动方式的改变，更是对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彻底颠覆和更新。[18]农民进城之后，与市民的交往和联系增强，他们会面对两种地域性人格——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的碰撞。进城农民为了适应都市生活，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习得城市市民的人格特质。进城农民一般会选择到工厂工作，工厂被认为是能体现城市性的组织结构，[19]它为改变农民的认知结构提供了一种组织环境。工厂所提供的组织经验可以促进人们在态度、价值和行为方面成为更加现代的人。[20]工厂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进城务工者和本地市民，在工厂内部存在着诸如老乡会、工会等各类组织，进城务工农民在与同事的日常互动中会接触到更多政治信息。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的基层设施、公共福利、公共服务及政府绩效普遍高于农村，这也有助于提升流动农民对城市系统的信任，进而提升其政治效能感。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政治效能感影响的假设如下：

假设1：相对于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较高。

2.现代性体验与政治效能感。Daniel（1958）认为，如果没有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现代社会就不会运转。[21]他将个人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作为区分传统人、过渡人与现代人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在城市生活中，各种信息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凭借及时性、便捷性等优势向公众传播着海量信息，其中当然包含时事与政治信息。大众传媒接触为公众了解政府行为提供了广阔的资讯平台，进而有助于提升其政治效能感。[22]

学校被认为是个体现代化的关键场所。在学校教育中所获得的价值观以及经验是政治效能感形成的主要因素。[23]除了早期的学校教育经历外，日常生活中的自主学习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现代性程度的一种体现。[24]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被动型、单向型学习，现代人更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求进行主动型学习。日常主动学习所获取的知识有助于个体全面、准确地了解社会政治形势，选择政治参与行动策略，从而提升其政治效能感。

现代性在政治层面最直接的体现是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25]首先，政治参与形塑了政治效能感的合法性，[26]为人们了解政治系统提供了机会，这为提升其政治效能感提供了有利条件。再次，政治参与对普通公民具有教育功能，[27]通过政治参与，人们可以习得更多政治知识。同时，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具有很强的预测性，人们在政治参与中的积极表现会提供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有助于提升其政治效能感。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现代性体验假设如下：

假设2a：相对于大众传媒使用少的农民来说，大众传媒使用多的农民政治效能感更高。

假设2b：相对于日常主动学习频率低的农民来说，日常主动学习频率高的农民政治效能感更高。

假设2c：相对于政治参与水平低的农民来说，政治参与水平高的农民政治效能感更高。

3.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与政治效能感。城市务工经历可能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但除了城市务工经历本身的直接影响外，其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可能还存在其他的间接路径。如，卡尔（1995）的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城市经历通过与大众传媒、学校教育、工厂经历的关联对政治效能感产生间接影响。[28]其原因在于，进城务工农民仅仅是变换了日常生活背景——由农村切换到城市，进城后的诸多体验才是对农民现代性产生持续影响的关键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城市体验是进城务工农民接触现代元素、培养现代性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29]受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心理状态到行为模式，进城务工农民都有可能发生趋向现代化的转变。[30]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城市文化不断向农村渗入，农村居民也在进行现代性改造。帕克（1987）曾经预见性地指出，随着城市文化的渗透，农民与市民在现代性方面的差异会逐渐消失。[31]也就是说，不仅进城务工农民有机会习得现代性，未进城的农民也有机会习得现代性，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习得机会分布的差异。相应地，现代性体验机会的不同，个体在现代性各维度的水平可能不尽相同，现代性体验结果对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方向也不尽相同。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在城市，电视、报纸、杂志、移动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全天候、全方位、多层次地覆盖了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深深地渗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新市民”，进城务工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着大众传媒带来的海量资讯。相对于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而言，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使用最新的传播媒介，有更多机会通过大众媒介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络知晓政治信息，习得政治经验，这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政治效能感。

城市务工环境可能激发进城务工农民日常学习的主动性。城市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要想在城市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进城务工农民必须不断“充电”，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在主动学习的过程中，进城务工农民不仅会习得职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也会习得职业保护和公民权益知识。相应地，那些有主动学习习惯的进城务工农民便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效能感。

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尽管进城务工农民也享受到一部分城市公共福利，但他们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一直得不到保障，在城市政治参与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32]另一方面，进城务工农民长期在城市“讨生活”，他们与自己家乡的联系减弱，一度成为家乡生活的“缺场者”，[33]无法完全融入家乡社会。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动农民可能成为城市政治生活和农村政治生活的“双重边缘人”。[34]朱妍（2011）的研究表明，参政议政渠道越畅通、政治参与机会越少的群体，其政治效能感越弱。[35]可见，城市务工经历并不必然地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实践，反而可能阻碍其政治参与机会和渠道，进而对其政治效能感起到抑制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现代性体验对于城市务工经历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假设：

假设3a：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的大众传媒使用有正向影响，并且大众传媒的使用对农民政治效能感有正向的促进效应。

假设3b：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的日常学习有正向影响，并且日常学习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正向的促进效应。

假设3c：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的政治参与有负向影响，并且政治参与水平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负向的抑制效应。

综上所述，在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和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关系中得到图2的具体研究路径图。

图2 研究路径图

四、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CGSS2010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调查地点涵盖中国大陆所有的省级行政单位，共有480个村/居委会，总样本量为11783份。通过对调查对象居住地区（选择居住在农村地区）与户口类型（选择农业户口）的筛选，共得到农民样本3836个，其中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1199个，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2637个。样本基本特征如下：

性别分布方面，在所有农民样本中，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其中男性占49.5%；在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样本中，男性比例较高，占64.6%；在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样本中，女性比例较高，占57.4%。上述统计结果表明，较之女性，男性农民中有进城务工经历者占比更高。

年龄结构方面，在所有农民样本中，45岁及以下的青壮年样本占比41.1%；在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中，45岁及以下的青壮年样本占比65.3%；在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中，45岁及以下的青壮年样本占比30.1%。上述统计结果表明，较之没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民，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民群体中青壮年占比更高。

受教育程度方面，在所有农民样本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占比92.3%；在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样本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占比88.7%；在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样本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占比94.0%。上述统计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另一方面，较之没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民，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政治面貌方面，在所有农民样本中，党员占比4.6%；在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样本中，党员占比为4.4%；在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样本中，党员占比为4.7%。上述统计结果表明，一方面，三类农民样本的政治面貌分布特征没有本质差异，均以非党员为主；另一方面，较之没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民样本，有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民样本中党员比例更低。

调查对象所在地区方面，在所有农民样本中，东部地区的样本量占全样本的19%，中部地区样本量占全样本的44.7%,西部地区占全样本的36.3%；在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中，中部地区的样本占比为39.1%，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21.9%和38.9%；在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样本中，中部地区的样本占比为47.3%，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17.6%和35.1%。

务工类型方面，在所有农民样本中，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占比为31.3%，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占比为68.7%。在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中，曾经外出务工，目前长期在家的农民占比最大，为68.7%，正在外出务工的农民占比为18.9%，外出务工，目前短期在家的占比为12.3%。

（二）变量定义及赋值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民的政治效能感。CGSS2010问卷对政治效能感的测量量表与国际上测量政治效能感的标准题项十分接近，具有很高的测量效度。本文选择量表中“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如果让我当政府干部，我也完全可以胜任”、“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当和别人讨论政府的工作或者做法时，我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我对于政府部门的建议/意见可以有办法让领导知道”、“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我向政府机构提出意见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政府官员会在乎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党组织愿意吸收我这样的人入党”10个题目来测量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每个题目采用1~5的赋值方式，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五个选项。对于反向提问问题，本文进行重新赋值，以保证反向提问题目与其他题目问答方向的一致性。最后，取样本对10个题目回答结果的算术平均分为“政治效能感”得分。

2.控制变量。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将个人禀赋中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个人年总收入设为控制变量。其中，将性别设置为虚拟变量，男性=1，女性=0，以女性作为参照组；年龄为连续性变量；将政治面貌设置为虚拟变量，党员=1，非党员=0，以非党员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用学历来测量，学历设置为定序变量，初中及以下=1，高中、中专、技校=2，大专及以上=3，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参照组。收入为调查对象过去一年的个人总收入，为连续性变量，在回归分析时，对收入取自然对数。所在地区为调查对象所在省份，分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三个类别，西部地区=1，中部地区=2，东部地区=3。

3.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包含城市务工经历和现代性体验两类变量。

（1）城市务工经历变量的操作化，采用问卷中“您目前的状况属于：1、正在外出务工；2、外出务工；3、曾经外出务工，目前长期在家乡；4、从未外出务工，目前长期在家乡”测量城市务工经历，将选择1~3者界定为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设置为1；将选择4者界定为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设置为0。

现代性体验变量的操作化。从大众传媒使用、日常主动学习和政治参与三个维度测量农民的现代性体验状态。采用问卷中“过去一年中，您对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使用情况”这四个问题来测量农民对大众传媒的使用情况，设置“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5，取样本对上述四个题目回答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大众传媒使用状态测量结果；采用问卷中“近一年来，您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的频率如何？”这个问题来测量农民日常主动学习状态，设置“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5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5，分值越高代表日常主动学习的频率越高。政治参与有多种形式，而选举是公众表达政治诉求最为直接的民主实践方式，[36]其次，参与村委会工作和向村委会提出建议也是政治参与的测量指标。为此，本文将政治参与状态操作化为“上次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在过去的一年中，您是否参加了村委会、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工作？在过去的一年中，您是否向村委会、居委会、业委会提出意见或建议？”三个问题，设置“参与过=1，没有参与过=0”两个选项，取样本对上述三个问题回答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农民政治参与状态的测量结果。（具体变量含义及赋值见表1）

（三）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和政治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在99%的置信水平下，城市务工经历与农民的现代性体验相关关系显著。其中，城市务工经历与政治参与状态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与日常主动学习、大众传媒使用状态呈正相关关系。在99%的置信水平下，城市务工经历与农民政治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反映现代性体验的三个变量均与农民政治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五、结果分析

（一）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对政治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上文通过相关分析初步证实了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与农民政治效能感的相关关系。为进一步验证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对政治效能感的可能影响，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对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水平进行检验。为了验证不同自变量的解释力，通过逐步纳入法，建立了包含5个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嵌套模型，具体分析结果见表3。

模型1是纳入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个人总收入、所在地区6个变量的控制变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除个人总收入和东部地区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均对农民政治效能感有显著影响。较之女性，男性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高出0.167倍；年龄每增加一岁，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降低0.006个单位，这跟范伯乃（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37]相对于非党员来说，党员的政治效能感高出0.591倍，这与李蓉蓉（2014）所做的农民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研究的结果一致；[38]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高中、中专或者技校学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高0.191倍，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高0.236倍。相对于中部地区的农民，西部地区生活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高0.116倍，这跟李蓉蓉（2017）提出的人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呈现中部最低、西部和东部较高的U字形变化的研究结果相似。[39]

模型2在控制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个人总收入、所在地区的基础上，纳入了城市务工经历变量。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西部地区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依然显著且方向没有改变。城市务工经历在90%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民政治效能感有显著提升作用。较之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高出0.040倍。由此，假设1初步得到证实。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现代性体验中的大众传媒使用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模型3调整后的判别系数为13.5%，比模型2增加了2.1%。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西部地区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方向与效果与模型2中一致。自变量中，城市务工经历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不再显著，大众传媒使用状态在99%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正向影响，大众传媒使用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会提高0.179倍，假设2a初步得到验证。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纳入现代性体验中的日常主动学习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模型4调整后的判别系数为15.1%，比模型3增加了1.6%。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西部地区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方向与效果与模型3中一致。自变量中，城市务工经历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不显著，大众传媒使用状态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正向影响，日常主动学习状态在99%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正向影响，日常主动学习状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会提高0.101倍，假设2b初步得到验证。

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纳入政治参与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模型4调整后的判别系数为17.2%，比模型4增加了2.1%。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西部地区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方向与效果与模型4中一致。自变量中，城市务工经历、大众传媒使用状态、日常主动学习状态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正向影响，政治参与水平在95%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民政治效能感有促进作用，政治参与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会提升0.335倍，假设2c初步通过检验。在模型5中，在政治参与水平加入后，城市务工经历的影响由模型3、模型4中的不显著变为再次显著，可以推测出城市务工经历与现代性体验中的3个变量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同时，城市务工经历变量的系数从模型2至模型4中的逐渐下降，到模型5中系数的明显升高，这也间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3，城市务工经历通过现代性体验的三个维度对农民政治效能感产生影响的方向并非一致的，而是存在复杂的中介效应路径。

（二）现代性体验对政治效能感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在上文中，通过回归分析，揭示了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现代性体验因素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具有稳健性，本文将全样本拆分为“有城市务工经历农民”和“无城市务工经历农民”两个样本，通过逐步纳入的回归方法，考察现代性体验各个维度对两类样本的影响，以确认在不同的农民群体中，现代性体验是否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具有一贯的持续影响，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

在表4中，模型6至模型8为有城市务工经历农民为样本的回归模型。在模型6中，除了进入模型的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所在地区外，同时将政治参与纳入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政治参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政治效能感产生正向影响；模型7在模型6的基础上，纳入大众传媒使用变量，政治参与的影响依然显著且方向与模型6相同，大众传媒使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政治效能感产生正向的影响；模型8则是在模型7的基础上，纳入日常主动学习变量，政治参与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政治效能感产生正向的影响，大众传媒使用的影响不显著，日常主动学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政治效能感产生正向的影响。

模型9至模型11为在无城市务工经历农民样本中依次纳入政治参与、大众传媒使用、日常学习三个现代性体验变量后得到的三个嵌套模型。在模型9中，政治参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政治效能感产生正向的影响；在模型10中，纳入大众传媒使用变量，政治参与变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且方向与模型9相同，大众传媒使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政治效能感产生正向的影响；模型11则是在模型10的基础上，纳入日常学习这一变量，政治参与、大众传媒使用、日常学习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无城市务工经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产生正向的影响。

综上可知，尽管现代性体验的三个维度在不同的群体中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有差异，但总体而言，现代性体验对于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三）现代性体验的中介效应

若自变量X通过变量M对因变量Y产生影响，则变量M就被称为为中介变量，中介变量示意图和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图3所示：其中，C是X对Y的总效应，ab是经过变量M的中介效应，C'是X对Y的直接效应。[40]

由于本文中的城市务工经历变量为二分变量，本文运用学者Preacher和Hayes（2004）提出的Bootstrap方法，[41]采用SPSS Process置信区间宏程序检验现代性体验的中介效应，以城市务工经历为自变量，现代性三个维度为中介变量，政治效能感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表5的结果显示，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不仅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并通过现代性体验的三个维度（大众传媒、日常学习、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对政治效能感产生影响。其中，城市务工经历对大众传媒使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大众传媒使用的中介对农民政治效能感产生了正向作用。具体而言，大众传媒使用对城市务工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为0.018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5.2%，这验证了假设3a。同样，城市务工经历对日常学习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并通过日常学习的中介对农民政治效能感产生了正向作用。具体而言，日常学习对城市务工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有正向的促进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为0.030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5%，这验证了假设3b。城市务工经历对政治参与有直接的负向影响，并通过政治参与的中介对农民政治效能感产生了抑制作用。具体而言，政治参与对城市务工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起到了负向的抑制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为-0.018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5.2%，这验证了假设3c。综上可知，现代性体验为城市务工和政治效能感之间的中介变量，并且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最后得出现代性体验的中介效应路径图如图4。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CGSS2010的数据中的3836个农民样本，考察了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检验了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影响的稳健性和现代性体验在城市务工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1.从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都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产生了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可知，有过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比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高，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在现代性体验中，大众传媒的使用水平越高，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越高，大众传媒使用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日常生活中自主阅读时事政治书籍的频率越高，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越高，日常学习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也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政治参与水平较高的农民比政治参与水平较低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高，政治参与状态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2.从现代性体验在城市务工经历和政治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来看，在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中，大众传媒的使用、日常学习、政治参与现代性体验的三个维度在其中都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城市务工经历有效地提升了农民的大众传媒使用和日常学习水平，大众传媒使用、日常学习在城市务工经历和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之间起到正向的促进中介效应。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政治参与行为受到了制度和环境的限制，相对于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来说，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反而更低，从而政治参与在城市务工经历和政治效能感之间起到负向的抑制中介效应。

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是：尽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比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要高，但是这一差异并不是完全由城市务工经历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大众传媒使用、日常学习、政治参与产生的。首先，大众传媒的使用对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应加快发展农村大众传播事业，另一方面应对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进行有效监管，确保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积极向上的政治信息。其次，尽管农民早期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有高有低，但日常主动学习有助于弥补其预期社会化时期学历教育的不足，进而提升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为此，应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加强新型农民培训，为农民提供更多充电学习的机会。再次，囿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应的派生制度，城市务工经历并不能显著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反而因流动农民的双重边缘身份对政治参与产生了制约作用，进而弱化了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民相对于无外出务工经历农民在政治效能感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此，要进一步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弱化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完善以长期居住地为基准的城乡居民政治参与权制度，拓宽流动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流动农民政治参与能力。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由于在CGSS2010之后的CGSS调查问卷删除了政治效能感方面的相关问题，本文选择了CGSS2010的调查数据作为本文分析的数据，论文使用的数据可能面临时效性不强的质疑。但由于政治效能感是一国公民在与政治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自身政治影响力和政治系统回应力的内在的、比较稳定的评价系统，[42]本文的研究对于解释当下的农民政治效能感依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是：在最初的研究设计中，笔者假定，相较于在小城镇务工的农民，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务工的农民的现代性体验水平可能更高，其政治效能感水平可能会更高。因此，在考察城市务工经历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时，本应将务工经商城市规模纳入分析模型。然而，由于CGSS2010问卷没有设计这一变量，农民务工经商所在城市的规模成为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遗漏变量，这也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而这有待于在基于更新、更全面数据的分析中得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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