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类早期社交活动的意义

●　社会结构的3项重大变革：1．女性排卵期隐秘化；2．对偶相系；3．食物携带。

●　科技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嵌入式”的，科技既是社交的工具，又是为社交发明的工具。

●　工具的意义：许多物种都找到了利用超出身体之外的东西来与这个世界斡旋的方法，它们利用一些外部材料来作用于某物，这就是工具的全部含义。

在社会脑理论中，我们做出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假设：社会生活驱动了脑容量的增长。然而，我们该将它应用到人类进化的哪一时期？我们又该如何来验证它？有些假说可以通过一个单一的实验来验证：例如，不同重量的物体以相同的速率下降。我们关于社会脑理论的问题在于，它的核心思想横亘在数百万年的历史上，一切只取决于我们选择从何处开始讲述故事。影响这一历史走向的因素纷繁复杂，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并不能为我们所充分理解。正如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曾经指出的那样，当我们只有极少的资料分布点时，通常不会只有一个模型适用于它们。资料愈是匮乏，我们愈是难以在不同的备选项间做出甄别。我们无法直接肯定或否定一种可能性：这是远古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让我们深感挫败之处。

可以说，社会脑理论直接关系到故事的开始。相较于猴子，类人猿拥有更大的脑容量，也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关于这一点，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其著作《黑猩猩政治学》（Chimpanzee Politics）中有着极为精彩的描述。此书中，德瓦尔所描绘的猿类使用的狡诈计谋，与马基雅维利给予君主的劝谏无异。如此看来，所有今天的类人猿以及它们的祖先，作为复杂的社会存在已经有2000万年的历史了。而最早的人族动物所承袭的，也正是这一社会性遗产。

在漫长的时间跨度里，作为历史标示的化石却极为贫乏（见图3-1）。此外，在埃塞俄比亚贡纳发现的260万年前的石制工具，是目前考古学界公认的最早的石器了。

图3-1　以脑容量大小归类的各种化石人族物种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弗洛瑞斯人是小脑容量的晚期化石，它与人族进化的普遍趋势相背离。其矮小的身材最有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岛屿侏儒化”的生物变化过程，根源就在于天敌的缺失。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社会脑理论，将年代史的蛋糕切成易食用的薄片。我们依据脑容量的大小在蛋糕上比画，因为脑容量完全可以根据颅骨化石相对精确地估算出来。我们提议采用以下的简单三分法：

●　脑容量小于400毫升的现存猿类和化石人族动物。

●　脑容量为400～900毫升的化石人族动物。

●　脑容量为大于900毫升的人族动物和所有现存人类。

本章中，我们将会着眼于前两个类别，在后面的章节返回到拥有发达大脑的古人类和人类这一类别。表3-1所示的是三个类别下的社群规模估计值，由社会脑方程推导得出。

表3-1　不同人族动物的脑容量、社群规模以及可能的社交互动时间

表3-1中还显示了花费在所有社会联结上的指尖梳毛估算时间。这些直接指明了拥有更多合作伙伴的庞大社群对一位古人类的每日活动时间表造成的影响：一天之中，个体花费在社会性梳毛上的时间比例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要研究人类的进化过程，我们就要以700万年前为开端。这一时间跨度，开始于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在分子水平上分离开来。在最初的500万年里，我们的祖先本质上是正在学习直立行走的猿类。它们的脑容量仍旧与猿类处在同一水平，我们可以将它们的历史概括为“从猿到南方古猿”。在之后的200万年里，更大的脑容量成为醒目的标识，我们将这段历史概括为“从人族到人类”。在人类远古历史的第二阶段，社会脑的角色将会成为我们叙述的核心，因为当时人类的脑容量正在迅速增长。而在远古历史初期，因为增长率非常之细微，所以这一增长并不明显。然而，我们正在寻找一些基本原理，它们将会证明：这两个历史阶段相结合所构成的，正是社交驱动演变的连续统一体。

地猿的初级社交

人类在这一阶段的进化，覆盖了表0-2（第35页）中的前两个步骤。遗存的化石告诉我们，中新世时期猿类的分布广泛而深远。当时的气候非常温暖，森林也延伸到了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非洲西南部、非洲东部、希腊、意大利、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都有猿类的踪迹。在某段时期，随着大陆的漂移和温度的下降，地球环境开始变化，这种变化有时可能非常剧烈。在700万年前的墨西拿期，非洲板块撞到了亚洲板块，由于碰撞处陆地大规模重塑其边缘，地中海曾三次干涸。动物们来回迁徙，古马进入非洲，与之相伴的还有能够喂饱它们的禾本科植物。在这动荡环境的某处，人族动物开始了悄然进化。

为了追踪这一进化过程，古人类学家不得不回溯人类历史。我们最初开启自己的事业时，只有200万年的历史记录被归档，除此之外的事件，都处于混沌无知的状态。只有少数的发现标示出了更早前便长期存在的猿类，例如来自肯尼亚鲁辛加岛的化石。根据估算，人类是在距今1500万～500万年前背离了猿类的发展路径。如今这个更加翔实的人类故事，是由遗传学证据和大量的新发现所塑造的。之后的社会演变的基础理论都深植于这一故事之中。

人类和黑猩猩的最后一位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700万年前。从那个时刻起，人族开始和自己的猿类表亲分道扬镳，原因可能是人族在地理上被隔绝在一个更加干燥和季节性更强的环境里。最早的蛛丝马迹发现于非洲的东部和中部。其中最古老的化石是一个名叫乍得沙赫人的生物，它被发现于乍得。人们原本猜测，是东非大裂谷的某种独特因素推动了人族的进化。然而，乍得沙赫人的存在使这一思想遭到挑战，因为它生活在东非大裂谷以西数千公里处，可能邻近于一个之后便干涸的大湖。所有关于乍得沙赫人的知识均来自它的颅骨，但这已经足够为我们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了。

乍得沙赫人与猿类更加相像，它的颅骨与黑猩猩非常接近。不过，它已经显现出了标定人族界限的关键特征。在它的颅骨处，那个将神经与脊柱相连的枕骨大孔已经从猿的位置旋转，这意味着乍得沙赫人更加习惯于直立行走。它的牙齿也表现出一些变化，犬齿有了退化的迹象，这同样是后期人族动物的标志。

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乍得沙赫人是一个真正的人族动物，又有一个类似生物的遗骸被发现于肯尼亚图根山，它的名字叫作图根原人。图根原人的发现者马丁·匹克福特（Martin Pickford）和布瑞吉特·森努特（Brigitte Senut）将图根原人视为后来所有人类的始祖。图根原人的颅骨并没有留存下来，但它的股骨和大腿骨能够很好地表明，这个动物是直立行走的。

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拉密达地猿化石，呈现出了人族动物更为完整的风貌。我们通常将这只地猿称为“阿迪”（Ardi）。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一支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的联合考察队寻获了大量的地猿化石。这些化石几乎囊括了地猿的大部分骨架，包括颅骨。地猿骨骸的复原是一项极为惊人的成就。在这些发现中，有一位成年女性的骨架近乎完整，它就是阿迪。阿迪生活在440万年前，身高1.2米，有一个325毫升容量的大脑。它的一位发现者蒂姆·怀特相信，地猿始祖种是“人族起源”，而乍得沙赫人和图根原人要么与地猿亲缘关系密切，要么与它处在同一谱系上。

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让我们对地猿的生活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最初，令许多研究员感到惊奇的是，地猿的生活环境既不是热带森林也不是大草原，而是茂密林地与随处可见的开阔地的结合体。食谱证据表明，地猿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不会吃特别硬的食物，同样也不食用草原上的种子、根和动物。这是另外一项重大发现，因为多年来研究者始终认为，正是这些资源诱使人族踏上了独特的进化路径。研究牙齿磨损和牙齿同位素的古人类学家已经证明，在地猿之后的300万～200万年前，人族对草原上的植物和动物资源的食用量才开始出现急剧增长。

我们其实是以一个难题为开端的，当最早的人族动物仍旧只有很小的脑容量时，它们如何能被称为人族动物呢？我们对此问题的完整解答位于本节的末尾，然而，对阿迪这样的化石物种来说，直接的回答似乎是它们根本没有选择。要进化出发达而又消耗巨大的大脑并不容易，它需要长期处在巨大的选择压力之下。阿迪较小的脑容量促使我们将它的社群规模划定在了50名成员左右，这与黑猩猩的社群数量相当。后者的脑容量要稍微大上一些，不过仍旧处在400毫升的临界值之下。作为阿迪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指尖梳毛和近乎每日的接触互动看起来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所有这些社交活动都可以在15%的白昼时间内完成，这就给它们留下了大量的时间来觅食、进食、游历以及爬上树木躲避花豹等天敌。

关于社会脑的进化，阿迪还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首先一点是，阿迪与猿非常相像，但完全不是黑猩猩的样子。如果阿迪真的是人族始祖，那么，这意味着现代非洲猿类已经在诸多方面踏上了自己的进化路径，而我们也需要重新评估黑猩猩作为最后的共同祖先模型的适应性。怀特和他的同事相信，阿迪的身体特征要更加接近人族祖先。遗存下来的化石已经足以表明，这些人族动物是直立行走的，或者说是双足动物，至少大部分时间是如此。这次的证据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身体的各个部分。它们的骨盆相较于猿类已经明显缩短，且更似盆状；双脚更像是脚而非手，但是叉开的大脚趾仍旧能够在攀爬时抓握。手臂还很长，但拇指已经能够与其他四指对合。头部没有巨大的剪切门齿和犬齿，显著增厚的磨牙釉质表明了咀嚼的重要性。

这些特征共同指向了一个新的适应性，但这个新适应性并不需要一个更发达的大脑。某种程度而言，这些最早的人族动物似乎已经进化出了一个新的社群平台，而我们之后的进化也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在参与评述地猿之前，美国古人类学家欧文·洛夫乔伊（Owen Lovejoy）就已经研究起了这些早期人类的进化问题。他和他的同事十分重视早期双足动物的出现，以及人族动物牙齿的演变。他们认为，一种新的社会复杂性出现在陆地上，其中男性之间的合作更加频繁，并开始为女性提供食物。

洛夫乔伊在其1981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中指出，猿类的身上存在着一个繁殖陷阱，那就是每个婴儿都高度依赖母亲，这使得母猿的生殖间隔达到了数年的时间，而在红毛猩猩中，这段时间间隔高达8年。伴随直立行走出现的还有社群的分裂与融合，婴儿提早断奶并被交予父母的同胞兄妹抚养，或是交给其他的成年人照顾，包括祖父母。洛夫乔伊及其同事认为，地猿的发现有力地表明了社会结构的三项重大变革——女性排卵期的隐秘化、对偶相系以及食物携带。不幸的是，尽管第一点女性排卵期的隐秘化在人族进化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却没有解剖学或考古学的证据来证实它。隐藏排卵期极有可能就是“开端的结束”，那是进化史上的一个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阿迪是人族的最佳代表。

然而，第二点对偶相系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来自手指比率等相关证据的支持，这一点我们已经论述过了。露西课题的参与者证实：地猿是极度倾向于一夫多妻制的。大猩猩的社会结构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模型：一只超大型银背大猩猩监管着一群体形更小的雌猩猩和他们的后代。南方古猿阿法种很可能就处于与此类似的状态，它们的雌性个体和雄性个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体形差异。

第三点食物携带似乎是合乎情理的。移动能力、上半身体形、牙齿和两性异形化（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体形差异）等改变，可能就是全新的地面生活的结果。地面生活还刺激了一些相关联的社会性因子的改变。其中的一点就是年幼的后代变得极度脆弱，需要更多的照料。要满足哺育和觅食的双重要求，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如果女性能够从上一代人那里获取帮助，那么其中的繁殖收益将会非常巨大。这一观点得到了人类学家吉姆·奥康内尔（Jim O’Connell）、克里斯汀·霍克斯（Kirsten Hawkes）以及莱斯利·艾洛的支持。他们特别强调了已经超过生殖年龄的女性的重要性。

狭隘的达尔文主义者会对这些“年老者”嗤之以鼻——如果她们已经无法生育，那么她们对群体而言就是无价值的。但作为祖母或外祖母，她们的确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们是儿童的看护者，这提高了她们女儿的生殖适应性，因为只有更多投资和保护才能确保儿童的生存。儿童持续增大的大脑，导致他们的婴儿依赖期更加漫长，这就提高了我们祖先的儿童看护溢价。例如，母亲现在可以去寻找食物，并将自己的孩子留给（外）祖母照看。（外）祖母开始受到赞美，不再被视为负累。优待长寿者同时也意味着社群增大，因为三代同堂的社会结构成为新的规范。反过来，这可能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因为家庭纽带而想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保持良好的联系。社群的分裂和融合因此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现在，让我们后退一步，弄清楚这些早期祖先可以为社会脑理论提供哪些洞见。它们并不是人类，但它们却是我们的故事的第一幕。它们身处通往人性的道路之上，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的具体路线是怎样的。我们首先必须将它们视为它们自身，谨记它们只不过是脱身于猿类，并做出了重大适应性转变的生物。是什么驱动了这种转变呢？起初，研究者认为这些生物是“干燥国度的猿类”——即适应了苛刻环境的猿类。在干燥国度里，经常性的降雨、水果和植物的供应都无法得到保证。如今的类人猿都生活在热带雨林里，主要食用水果和柔软的香草，它们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一年之中这些食物的供应情况。黑猩猩、大猩猩以及红毛猩猩的生活方式虽然有些微差异，但这种模式是共通的。这种生活模式似乎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数百万年以前。但在一些边缘地带，这种生活模式却很容易走向崩溃，有些时候，猿类根本无法获取足够的食物。

那些生活在干燥环境中的早期人族，根本没有机会在旱季里获取传统的猿类食物资源。灵长目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的观点令人信服：这些生物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黑猩猩食谱中的附加类别向我们暗示了相关的可能性——蜂蜜、昆虫和肉类。块根和块茎显然是取代水果中糖类的另外一个选项，但这些都需要新的适应性，例如挖掘工具，而且这些食物更加难以消化。这些新资源四散分离、错落不均，它们可能处在地面的不同高度上，也可能位于地下。直立行走也许就是四处移动并采集新食物的最佳折中方案。尽管我们是在逐个思考这些因素，但它们累加起来却能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新生活。阿迪这样的人族动物与猿类的首要差别，便在于它们的移动能力和牙齿，因为这些是它们在这个世界求取生存的主要工具。然而，心智和大脑可能也在严酷的环境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在因气候的长期干旱而食物匮乏时。

露西课题成员所做的研究证实，大多数动物对温度、降雨和资源变化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这种“社会生态学”可以用公式和示意图来说明，它也体现了自然选择的力量，以生存为根本，促成迅疾的演变。在过去700万年的时间里，人族动物的进化速度远远超过了猿类，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出，人族的确承受了更大的选择压力。

牙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线索，变化并非逐个产生，而是在行为组的基础上演进，其中还会有取舍。阿迪之后，所有人族动物都获得了巨大的咀嚼齿，但有趣的是，门齿的退化已经发生了。从古至今，猿类的大犬齿都是稳稳地嵌在嘴角处，用于撕咬、扯裂食物，并吸引异性。雄性猿类的犬齿远大于雌性，由此可知，犬齿并不仅仅是用于求取生存。

人族动物摒弃这一性魅力特征的行为，暗示着它们在经受一次重大的转变。地猿和乍得沙赫人的特征向我们表明，这种变化发生得很早。在地猿种群中，两性之间牙齿上的形态差异已经消失。也许是食谱上的变化使得咀嚼功能开始由口腔内里的牙齿承担，此外，在双足站立时，如果没有这些凸出物的坠压，头部的平衡也就更容易掌控。然而，舍弃猿式犬齿这种攻击及防御的武器，必然意味着行为方式上的重大变化。犬齿的萎缩是奠基性的。在物种间，它意味着雄性人族无法再依靠牙齿来驱退或攻击敌人——现在，它们必须使用其他武器来应对和捕杀猎物了。在阿迪这样的物种内部，犬齿萎缩夺走了个体间、两性间的一个重要标识。除吸血鬼电影外，人类不会像猿类和食肉动物那样使用自己的上犬齿。人类的犬齿更没有那种“瞧我多神气”的功能。

人类进化的最古老观念之一就是：直立行走带来了双手解放，使得人类得以手持棍棒和其他武器，携带食物。如果真是如此，牙齿武器及其威慑力量就转移到手持武器上了。尽管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但如果地猿仍旧是习惯性的爬行者，正如它的肩部、手部和脚部关节所显示的那样，那么，它可能并不常常“手持利器”。地猿原本是依靠爬行来觅食或躲避天敌的，但在某个时间点上，这些脑力有限的猿类却不得不承担起某种变化，从树上跳到地上。地猿必然就身处于这种变化的风口浪尖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阿迪为人族，尽管它那与猿类同样容量的大脑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困惑。

从本质上说，我们认为日常任务从牙齿到双手的转换，集中体现在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上，且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科技从一开始就基本是社会嵌入式的，也就是说，科技既是社交的工具，又是为社交而发明的工具。

南方古猿的工作与生活

南方古猿是一支非常成功的种群，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它们的大脑更发达，足迹遍布整个非洲。它们的成功同样表现在许多新物种的产生上——这种现象被称为适应性辐射（adaptive radiation）。适应性辐射并没有海洋哺乳动物辐射或是旧大陆猴的辐射那样蔚为壮观，但也的确造就了大量新物种。

科学家没有再将地猿问题置于其以往的定位——一种黑猩猩模样的最后的共同祖先，通过南方古猿这一“过渡阶段”转变为人类。相反，科学家认为南方古猿应该被视为凭借自身能力，独立适应环境的结果。平滑过渡的问题在于，南方古猿承继地猿的速度太过迅猛了：怀特和洛夫乔伊都相信，后肢的进化其实是非常迅速的。另一种观点是，地猿其实是一类南方古猿的姊妹种，后者在直立行走上要更加彻底。不论事实如何，南方古猿最晚是在400万年前开始崭露头角的，那就是科学家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南方古猿湖畔种。

我们发现，大约在300万前，南方古猿自非洲最南端向北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向西至少抵达乍得。就最简单的分析来看，南方古猿仍旧是一群直立行走的猿类。我们只有极少的证据能够证明它们会使用复杂的工具。它们在许多方面都与猿类相似——臼齿巨大、臂长、锥形胸部。这些特征以及它们长而弯曲的指骨表明，许多南方古猿可能仍旧会花费一段时间在树上度过。但是，南方古猿也有一个相当关键的适应性转变：后肢已经失去了抓握的功能，并且完全适应了地面行走的需要。其中最直接的证据来自坦桑尼亚利特里的脚印行迹（见图3-2和图3-3）。这些名噪一时的脚印表明，350多万年以前，曾有一小群人族动物从这里路过。

图3-2　玛丽·利基在清理利特里的沉积物

玛丽·利基是20世纪最杰出的旧石器考古学家之一。

图3-3　利特里化石行迹

这些行迹可以追溯到350万年至380万年前。当时，两位成年人和一位少年不慌不忙地穿过平原，一层薄薄的火山灰覆盖了他们的脚印。火山灰来自附近的萨迪曼火山。

从社会脑理论的角度来看，南方古猿是第一批脑容量超过400毫升阈限的人族动物。低于这一阈值的是阿迪、乍得沙赫人以及所有现存的类人猿和猴子。大猩猩的脑容量的确超过了400毫升，但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讲述的那样，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猩猩后脑硕大的缘故，这是为了协调庞大的身躯而进化出来的适应性特征。

南方古猿存在许多“纤细型”，包括南方古猿湖畔种、南方古猿非洲种、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奇异种和南方古猿源泉种。此外，还有以巨大颌骨为特征的粗壮谱系，包括南方古猿粗壮种、南方古猿鲍氏种以及埃塞俄比亚傍人属。各个物种的脑容量也互不相同，但顶尖古人类学家伯纳德·伍德（Bernard Wood）已经证明，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处在450～570毫升之间。根据我们的公式，这意味着南方古猿的社群规模在60～80之间。这反过来对白昼时间的安排造成了影响，因为在这个更大的社群中，个体需要花费约20%的白昼时间用于社交活动。

在南方古猿身上，我们所有的社会性问题又再次出现。除利特里的脚印外，我们还在埃塞俄比亚哈达尔找到了关于社群组织的进一步证据。虽然犬齿已经不再是性别差异的标识，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雄性和雌性之间的体形差异仍旧巨大。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典型标本露西有一米多高，然而，来自埃塞俄比亚哈达尔同一区域的男性标本却体格健壮，其大小与雄性黑猩猩相近。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证据，它能够表明，相较于现代人类，南方古猿的社交生活更加接近于猿类。灵长目动物的比较研究表明，由大体形雄性和小体形雌性组建起的社会，其交配体系也大都是垄断性的一夫多妻制。大猩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社会团体通常由一名成年雄性银背大猩猩与一群雌性大猩猩以及一群幼年大猩猩组成。等到成年后，雄性大猩猩必须离开银背大猩猩的领地，最终，它们可能成功组建起自己的新团体。生活在社群之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如果南方古猿不再栖身树上，那么，它们必然容易遭受大型陆生食肉动物的伤害，尤其是大型猫科动物和巨鬣狗的威胁。露西的体形为何能够如此之小，这一问题也有了答案。显在的结论是，它的社群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庇护。事实也的确应该是如此——直立行走让教小婴儿四处走动成为必为之事。在现存的猿类中，婴儿一直都由母亲照护，直到它们可以在树上攀爬。南非的一些发现表明，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斯瓦特克郎斯洞穴中保存了大量的南方古猿遗骸，但只有极少量的后期人属遗骸，尽管这里的石制工具表明，后来的确有人类驻留此处。根据鲍勃·布雷恩（Bob Brain）的观点，这些地方的南方古猿是猎物而非猎人，它们的天敌就是花豹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

南方古猿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自原初的“平台”上，它们进化出了至少两种独立的适应性特征（见图3-4）。直立行走为头部带来了一个生物力学问题，大脑位于最上端。对个体来说，同时支撑着巨大的颌骨和大脑，既不轻松也不经济。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选择会青睐于不同的进化方向。地点不同，自然选择的运作方式也不同。其中一支种群，粗壮型南方古猿进化出了巨大的颌骨和牙齿。驱动这些器官的发达肌肉群延伸至颅骨的大部分区域。在当时，这种南方古猿必然是被迫食用大量低品质的植物。与之最相近的类比是大猩猩。尽管大猩猩是灵长目动物，但它们也可以被称为草食性动物，因为它们会食用大量的枝茎、树皮和木髓。

图3-4　露西复原图

露西是南方古猿阿法种中最声名显赫的一位。该物种的遗骸表明，他们的脑容量仍旧有限，但在直立行走上有了很大的改观。

自然选择的另一个方向是青睐于大脑。我们无法直观地看到这一趋势，但某些物种至少是没有向着粗壮型南方古猿的方向演进。纤细型南方古猿全部都没有粗壮型南方古猿的那种粗大的肌肉组织。如果我们要讨论更发达的大脑，那么我们就是要讨论人属的最早期代表。从人族到人类的转变非常含混模糊，古人类学家会依据人类颅骨的新发现、新概念而改变观点，结果就是，化石颅骨在人类俱乐部中进进出出。我们在此处所指的转变，开始于脑容量处于400～900毫升之间的人族动物。

早期人属在工具上的突破性成就

由于保存和发掘工作的变幻无常，一些时期的发现往往会比其他时期更匮乏。距今260万～200万年前之间就是如此，我们找到的这段时期的脑颅骨遗骸要比该时期之前和之后都更少。人属的开端可能恰好就处于这一时期，然而，我们的主要证据却是来源于该时期之后的各类化石。在150万年前，两个或三个物种已经出现，它们暗示着人属谱系神秘的根源。人属可以依据脑颅骨和牙齿特定的细节特征来判定，但脑容量的大幅度提升是决定性指标。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来自东图尔卡纳的著名的1470号标本，其颅内容量是800毫升，几乎两倍于猿类平均水平。自这个脑颅骨被发现以来，科学家始终都将其归为人属，但它究竟是属于匠人还是卢多尔夫人却争议颇多。另外一些能人标本有平均650毫升的脑容量，大概比南方古猿增加了50%，但仍然低于卢多尔夫人和之后的匠人。事实是，并不存在一个临界的脑容量，允许我们将高于此界线者判定为人属，将低于此界线者划归为更古老的非人属祖先。这一边界始终是含糊不清的，正如我们在化石颅骨的命名和更名中所看到的那样。

然而，从社会脑的角度来看，不论古人类学家最终会如何称呼它们，我们都可以推断，这些早期人属的社群规模在80～90之间。这样的数字远远超过了现代猿类和猴子社群规模的上限，也超过了我们对南方古猿社群规模的估值。它意味着大约25%的白昼时间将被迫消耗在社会性梳毛上，以建立、确认和加强社会联结。不久之后，一些变化必然发生了。

为什么脑容量的增长成为可能？我们认为是社会性更新颖、更丰富的延展，为脑容量的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大脑：社会生活驱动脑容量激增。这些先决条件之一就是石制工具的出现，它为器官的延伸提供了一个主要范例，借助现有的适应性来应对庞大社群所带来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将会阐述，这些变革究竟是怎样显现在社会脑这一层面上的。首先，我们必须对工具的角色做更确切亲近的考察。

我们仍然痴迷于科技的魅力，痴迷于它给予我们的额外动力。协和式飞机客舱头部有一个显示屏，乘客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何时达到两倍声速，并成为两倍声速俱乐部中的一员的。考古学家同样有一个“200万年俱乐部”，其所囊括的是那些发掘和研究最原始的石制工具的人。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属于这个俱乐部，因为事件的年代测定并不总是精准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1970年左右，针对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的新研究打破了200万年的工具分界线。后辈人更深入的研究将这个日期进一步推后，锁定在了260万年前的埃塞俄比亚贡纳。我们可以肯定，石制工具将会告诉我们人类在进化道路上踏出的重大一步。

石制工具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早在20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已经将它们用作历史的标记了，而它们的一大价值，就是留下了古人类曾经存在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有印记绝对好过没有印记，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难题接踵而至。我们需要知道“谁制造了石制工具”“用什么制造的”“在何时制造的”，以及“它们是否真的意义重大”。我们将会密切联系社会脑理论来解答这些问题。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必须着眼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人类的，而是动物的。这些动物为求生存，运用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攫取利益。它们中的大多数，不论是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还是鱼类，都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际作业的全部手段。如果某项工作无法用牙齿、脚掌、喙或爪子来完成，那么这项工作也只能就此放弃。然而，许多动物的确找到了利用超出身体之外的（非身体的）东西来与这个世界斡旋的方法，它们利用一些外部材料来作用于某物。这就是工具的全部意义。

这其中的某些事例是具体而简单的。鸟会把蜗牛丢到岩石上，以摔碎它的外壳；猕猴会以水为工具将土豆洗干净；海豚会把海绵放在鼻子上，以搅动海底。其他的事例则牵涉面更广也更复杂。这其中的明星演员除新喀鸦以外，还包括僧帽猴、黑猩猩以及古人类和现代人类。这样的图景耐人寻味，因为它显然并不完全依赖于亲密的进化关系。大多数种类的猴子都不会使用工具，即便是僧帽猴的近亲也是如此。

从大多数方面来看，猿类都要比猴子更加聪明，猿类的大脑当然也会更加发达，但它们并非全都会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制造工具。事实上，只有黑猩猩会系统性地制造工具。从根本上说，黑猩猩的智慧是以应对社会挑战和生态挑战为导向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有所论述。灵长目动物学家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指出，准备植物性食物以及筑巢需要与制作和使用工具相同的能力。这些行为也是在社会环境下习得的。

我们祖先的系统树及其亲缘分支上存在一个奇妙之处：我们和黑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超过了彼此与另一位最常见的工具制造者红毛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红毛猩猩当然会制造工具，但它们也只是在特定的场合下才会这样做。大猩猩几乎不会使用工具；而人类的另一位近亲倭黑猩猩则很少制造工具。在这个模型中，黑猩猩是现存的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接近的物种，我们无法用它来解释太多的东西，尤其是它与倭黑猩猩之间存在的差异。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黑猩猩来说明人类祖先工具行为的开端。

当然，任何利用当下行为来直接解读过往历史的做法都并非明智之举，但黑猩猩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简单工具是如何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的。为此，一些人将黑猩猩视为人族与猿类的最后共同祖先的最佳模型。这一观点得到了比尔·麦格鲁、理查德·兰厄姆、安迪·惠顿等黑猩猩研究专家的支持。一些人会质疑，黑猩猩已经有了太多的适应性变化。然而，将它们视为最佳生存模型仍旧是非常简便的做法。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了人类之外，黑猩猩是所有动物中工具行为最频繁、最多变的物种。所有的黑猩猩群体都使用工具，但它们并不总是使用相同的工具（见图3-5）。

图3-5　黑猩猩使用工具

黑猩猩正在用石头敲开坚果。在不同的野生黑猩猩群体中，这种行为的具体表现也会各不相同，并且，它需要多年的练习才能熟练驾驭。

尽管大多数工具行为的目的是求取生存，但它们对生活也并非是必不可少的。黑猩猩的食物主要来自水果和草本植物，要采集这些食物并不一定要借助工具。工具行为有硬性和软性之分：石头用于敲打，柔软的茎枝和树叶用于钓取白蚁和清理工作。某些黑猩猩的工具行为极大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在西非的方果力，黑猩猩会用小型木制矛猎杀丛猴。在另一些地方，黑猩猩使用工具集来捣毁地下白蚁巢，侵犯蜂巢获取蜂蜜，完全无视叮咬或螫刺。

围绕猿类的工具行为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我们能够得出以下一些可靠的结论：

●　工具自社群生活中产生。

●　工具的作用与主要的生存活动无关。

●　科技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体外之物”对黑猩猩的生活有重要作用。

●　99%的黑猩猩工具不会遗存下来，无法形成脉络清晰的考古学记录。

这些工具是否向我们阐述了智力的意义？在研究工具的重要性上，灵长目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灵长目动物学家无法直接询问被试，它们为什么做或者不做一件事，因为猿类并不懂语言。考古学家同样也无法询问研究对象，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都已灭绝。平心而论，在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上，没有工具行为的猿类，其聪慧程度并不亚于具有工具行为的猿类。尽管智力始终都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但它似乎又的确是一种必备之物。在某种程度说，黑猩猩的文化知识得到了传递，因为其他的黑猩猩会观察和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工具起源于社群生活。工具对黑猩猩而言只存在一定的重要性，但倘若它们的生活环境产生细微的改变，那么这种重要性就会骤然飙升。只有借助工具的帮助，它们才能从食物中获取更高比例的营养。

总体而言，我们有两种看待工具的方式：

●　社群生活占据主导地位，工具只是社群生活中偶然的副产品，是一种附带现象。

●　制作工具的材料是“脚手架”的核心部分，我们的社群生活自此产生。

在鸟类和灵长目动物种群中，亲缘相近的不同物种，其工具存在与缺失的显著差异是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即便是现代人类也符合这一情况。澳大利亚土著社群拥有异常丰富的社群生活，但其工具集却极为简陋。同样地，柴尔德这样的考古学家在讲述人类进化的故事时，强调第二点的重要性。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技术基础似乎每次都是重大经济飞跃的关键所在。尽管每一次经济飞跃也与社会发展相关。

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和这些观点，而这对将科技和社会脑关联起来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毫无疑问，工具给予了我们回溯过去的强大标识，当前也仍旧如此。即便一件装饰品，也是一种能够反映佩戴者信息的工具。尤为重要的是，工具几乎总是在社会背景下被制造和使用的。这和灵长目动物的工具行为是一致的。

近些年来，灵长目动物学家觉得有必要证明“社会学习”的存在，但其实只有一种真正的其他可能：所有的工具行为都源自个体的新发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承袭的本质就是个体借由一种只能被视为交际行为的接触，从他人那里学习经验。这些论据促使我们将人类祖先的科技视为根本性的社会嵌入式的。失去了社会性，失去了思想和技术的传递，应对问题的成功方式的承继也就不可能发生。

然而，在最初的时候，科技对社会活动产生的影响只能基于先前的技术行为。比如，只有我们建造了一间棚屋，我们才能在其中居住。而如果居住在其中，我们就能拥有新的社交机会，进而带来新的技术机遇。依靠这种方式，反馈回路将科技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通过加强联结的绑定，放大了构建社群生活的信号。

最近兴起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分支科学，将这一过程描述为“生态位构建”：人类把自己塑造成巨大的认知和科技生态位，但它的基础实际是社会性的和观念性的。人类可以声称，是我们自己构建了我们栖身的生态位。其他许多动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它们的生态位并不如我们这般繁杂多变。我们与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以及我们塑造的生活环境是一体的。人类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正如人类学家毛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核心能力就是生活于想象之中；或者就像我们将要表述的，人类的核心能力是探索第四阶之上的意向性的可能性。需要指明的是，这并不是伴随着新石器革命的城镇和城市一起出现的东西。第四阶意向性在我们的谱系中发生的时间要更加久远，位于贡纳的石制工具只不过是已知的开端标记。

通过构建我们独特的生态位，在社会背景下习得的古老工具的使用技巧，指明了一种理解人族心智结构的不同方式。我们青睐于一种延伸心智，一种像灰质一样精致雕琢的石器，一种广泛分布于人族栖息环境中的社会认知。我们并不是真的在说大脑存在于石头之中，而是说，人族的思维将这些思想绘制、模型化在一个基本的直观水平上。它们指明了我们自己与最早的石制工具制造者之间的连续性，与早前对狩猎者和采集者以及石器时代祖先的叙述有天壤之别，因为他们的行为中包含更多的幼稚和非理性之处。后者是考古学最伟大倡导者，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皮提–里福斯将军（General Pitt-Rivers）持有的观点，发表于1875年。那些拥有理性思维，进而拥有创新和解决问题的心智官能的人，同样也能够在柴尔德对社会进化的野蛮时代的评述中找到。

在这个进化矩阵的某处，石制工具的确出现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已知的最古老的石制工具来自埃塞俄比亚贡纳。这个地方与发现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哈达尔非常接近，却处在更高的层次上。贡纳的发现可以追溯至260万年前，而出土的最新近的南方古猿阿法种也已经有超过300万岁的高龄了。2010年，在埃塞俄比亚更加偏南处的迪基卡，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有砍切痕迹的动物骨骼，这些痕迹可以追溯至330万年前左右。但这一证据仍存在争议。

考虑到其他灵长目动物使用简单工具的能力，一个这样早的时间点不应该受到质疑，但其他一些知名遗址的工具缺失就难以解释了。经验丰富的古人类学家探索了利特里的广阔地域，却一无所获。类似地，在南非更古老的南方古猿洞穴里，同样也找不到任何石制工具的遗迹。石制工具就像凭空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对古人类学而言，这些工具有两大用途。第一，它们是古人类曾经存在的标记，是与现代智能手机最相近的等价物，能够告诉你一个人的位置，至少在此处是这样的。第二，一旦被发掘出来，这些工具将会告诉我们许多古人类的日常活动情况，告诉我们古人类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心智的类型

古人类的大脑可以被测量和检视。毫无疑问，如今磁共振成像（MrI）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技术已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我们能够借助扫描技术来弄清楚当我们制作不同的石器或使用语言时，大脑的激活区域。这是一次实验革命，可以与第一代学者对黑猩猩和狒狒的实地研究相媲美。

然而，要判定古人类的大脑中有着怎样的想法是极为困难的。思想不会石化，只有个体的有形存在才能保存下来。不过，我们要踏出的第一步是确定古人类的思维模式，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思维模式决定了所能提出的问题的类型，以及处理考古数据的方法。

其中，最负盛名的思维模式可以追溯至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儿的学说。笛卡儿将心智描述为理性的工具，其作用是解决身外的问题。这是对中世纪世界观的彻底颠覆，并奠定了今日所知的科学和医学的基础。自此之后，有许多人阐释了笛卡儿的并列认知过程（外部–内部），以及他的二元论思想（心灵–肉体和客体–主体）。

研究者已经使用了许多喻体来探讨这种内部工作程序，时至今日，在开创性著作《心智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中，考古学家史蒂芬·米森（Steven Mithen）使用了心理模块（mental modules）的概念来组织进化故事。

米森认为，这些模块是不同的智能，其所解决的是诸如社会、自然学、语言以及科技等领域的问题。这种对心智的划分为认识考古学原本语焉不详的概念，提供了其迫切需要的支点。当要阐释心智演变时，米森使用了认知流动性（cognitive fluidity）的概念，并将其与持续复杂化的大脑模块相关联。依据米森的理论体系，自然智能模块与社会智能模块在人类进化进程的某个时期合并了。

那些曾经只作为简单食物存在的驯鹿，现在不仅是“吃着好”，而且是“想着美”。它们开始被用作氏族的图腾，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热量供应。尽管笔者不认同模块化的心智理论，因为它太过拘泥于理性了，但米森引人瞩目的进化叙事，本质上是一套强调关系纽带不断增强的理论体系。这与笔者的认识是非常契合的。

考古学家托马斯·温和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库利奇（frederick coolidge）以类似的方式建立了尼安德特人的心智模型。这个模型与模块牵涉不深，他们所强调的是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重要性。在《如何像尼安德特人一样思考》（How to Think Like a Neanderthal）一书中，他们探讨了内容广泛的议题，包括尼安德特人的笑话、梦和个性，并质疑了学界对这种大脑袋、粗壮型古人类的成见。

笔者在这两部重要著作间所找到的关联性，就是它们的出发点——笛卡儿式的理性心智。这一模型是奠基性的，然而，笔者同样也注意到了于人类行为至关重要的情绪基础，此外，笔者还会强调一种更多亲密关系的特性——在人类认知中，人与物体间建立联结的能力非常普遍。最终，我们将打破“内里”的心智与“外在”的世界之间的壁垒。

有了延伸心智模型，我们就必须改变自己对心智归类的定义。它不再只是颅骨中的灰质，它延伸到了皮肤之外，并将所接触到的事物、所栖身的环境纳入其中。这些可以成为自身生态位建设的产物。心智同样也是饮酒的杯子、休息的椅子以及在执行这些动作过程中的脑部神经元放电过程。

心智不仅仅是在接近他人时保持理性，还是一种真正社会意义上的亲密性。因此，我们的社会认知不仅仅存在于额叶和颞叶，存储关于他人的记忆和信息，它还存在于人工制品的积累过程中，存在于这些制品的外形、触感、滋味和气味里。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认知遍及了整个栖身的世界，它是建构生态位的基本组成。

其他动物也有这种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然而，人类能够借助制造、购买、交易、保存、珍藏以及丢弃的东西，扩充我们的认知，我们所能为之事，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这促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智慧，既是脱身于紧张的社会生活，又是对它的反思。

社会脑历史的重大问题在于，拥有与人类相同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祖先利用延伸心智机遇来追求持续复杂化的社会布局的范畴，其中的一项就是打破面对面的社会生活的束缚。自四目相对式的交流中解脱后，离群索居的古人类得以继续社会生活——思考他人，并借助想象中他人可能对自己产生的看法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早期古人类，最晚在200万年前，生活在了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里，这是他们的猿类近亲所无法达成的。这可以称为现代心智的起源吗？

这些工具并不需要多么精细复杂就能够给予我们种种信息。最早的石制工具是从石核上敲打下来的简单石片，但这些石片却表现出了一种自信的连贯性，彰显了制作者的娴熟技巧。这些工具围绕着人族本身及其周遭环境，为我们的研究划定出一个新的领域。所有超过200万年的工具都是在非洲发现的，就像所有的南方古猿都是在这片大陆上发现的一样。研究者通常将这些工具并置一处，统称为奥尔德沃文化，这是依据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命名的。在这里，玛丽·利基首次描述了来自峡谷附近的大型遗址的各类石器。这里的遗址可以追溯至大约180万年前。在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一些地方，从埃塞俄比亚到马拉维，后来的勘察人员找到了许多相似的工具，南非的一些洞穴遗址中同样存在有这些工具。

石器的使用模式促使考古学家格林·艾萨克将这些制造者称为“第一批地质学家”。就在最古老的石器遗址深处，当地的古人类非常清楚到何处去找寻最合适的岩石。他们曾经常常往返于这些地方，最开始时的距离在3～5公里左右。为研究这些活动，亨利·布恩（Henry Bunn）一直追踪到了东图尔卡纳湖。罗布·布鲁门斯切尼（Rob Blumenschine）和他的同事在奥杜瓦伊湖附近做了类似的研究。显而易见的是，不同的材料往往会被打造成不同构型的石器。

古人类同样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他们只运输具有最佳可塑品质的岩石。考古学家通常找寻的遗址，都是古人类一段时期内单一活动的焦点，也许是几天或者几周。然而，尼克·托斯（Nick Toth）和凯西·锡克（Kathy Schick）的研究表明，这些地方始终都是一个更广泛网络的一部分，他们调查的每一处奥尔德沃遗址，都显示出了石材进入和运出的痕迹。

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古人类在原材料的发现地做了一些基础的工作，比如清除石材中对制作工具来说无用的赘余。接着，他们搬运余下的实用石材到一处位置优越的地方，或者是他们专门用于制作成品工具的场所，然后再将制成品带走使用。

这一切都给予了我们至关重要的社会信息，也就是古人类的行走距离及其活动范围。从一开始就十分关键的是，古人类的活动范围远大于猿类的领地范围。同样，这绝不会是个体的活动，因为搬运的岩石数量颇为惊人。这是拥有共同意志的集体行动，可以为当时的社群规模提供一些线索。毋庸置疑的是，同负担着更大的脑袋一样，搬运岩石是一项消耗巨大的活动，因此这项活动本身必须包含足够大的收益。工具必然是开辟了获取新资源的途径。肉食、块茎和块根当然就囊括其中。石制工具同样也推动了工具的进一步加工，例如，用于自卫和挖掘的锋利木棍。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系列的任务已经从中展开。人族倾向于选择致密的材料，如用于制造重型工具的玄武岩，细密纹理的光亮材料，如用于制造锋利刃口的硅质岩。奥杜瓦伊一层的某些遗址证明了这种巧合的存在，而又过了许久之后，我们在以色列的一些遗址中获得了同样的发现。

石制工具的制造时间和制造材料问题相对来说更加简单明晰，但究竟是谁制造了它们却是模糊难辨的。大多数最早的石器都没有与之对应的化石遗迹。等到有了化石遗迹时，例如在奥杜瓦伊峡谷最底层处，自然因素导致的沉积、分选和移动过程又必须考虑在内。在这片著名的一层遗址里，路易斯·利基首次发现了粗壮型南方古猿的颅骨，而仅仅是在两年后，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一个纤弱的人族动物——能人。东非人作为石制工具制造者的短暂荣誉，因为“手巧”能人的发现而黯然失色。这种黯然失色与此种证据没有太大干系，它源自人属必须是工具制造者的推论：到1972年，古人类学家肯尼斯·奥克利（Kenneth Oakley）享誉盛名的小册子《人类，工具的制造者》（Man the Toolmaker）已经发行了至少6个版本，但其核心观点却原封未动。到了如今，在一些古人类学家眼中，可能的工具使用者能人已经失去了人属成员的地位，而被置于南方古猿的分类之下。

就整体而言，鉴于自奥克利的著作之后，所有非人类的工具制造行为已经广为人知，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工具制造行为不仅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脑力有限的人族动物，如能人、南方古猿非洲种、粗壮型南方古猿，也可能广泛地存在于生活在非洲不同地区的同代种群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拥有260万年历史的贡纳石器在一定范围内先于我们粗略看到的早期人属的成形时间。我们将在后文讨论火的使用和手斧的发明，我们会再次阐述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围绕两点洞见和一个问题来阐释早期工具：

●　它们解决问题。

●　它们传播思想。

●　它们是否内含设计观念？

乍看之下，最后这个问题似乎微不足道，但它是事关根本的。任何工具都会不可避免地承载起一些理念，而这些理念构成的思想就是我们所有交际和社会网络的核心。如果工具可以被视作一种由功能网络组建成自身的物品，那么，工具就是具象化了这些功能的小世界。正如我们的人际网络是一个更大的网络，其意义在于它是社会生活的工具一样。即便是一件简单的石制工具，也必然要具备一定性能的切削刃；它必须有一定的外延，以便于手持；它还必须拥有适当的质量。这足以称为设计吗？

当工具变得更加精致复杂时，这一问题也将会更加明晰，但在本质上说，任何工具都是广阔世界里的一个小世界，我们对它们的处理也有共通之处。工具促使我们去关注细节。某种只花费5～10分钟来制造的工具，其所代表的可能是人族跨越50万年的科技。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使工具产生丰富的社会性。在此，我们意指那些自平凡的观察、社会互动和学习中产生重大意义的东西。在观察生态位构建时，我们无法将工具从它们的制作者人族身上剥离开来。

奥尔德沃石制工具是其制造者的分布式认知的一部分，就像是存在于他们大脑神经元中的一部分思想一样。因此，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称石制工具为“符号品”——每次我们观察石器时，我们并不仅仅是被石器本身所吸引，而是在思考其所蕴含的更为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生活驱动脑容量增长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科技，以及古人类所栖身的并于其中开辟道路的世界，同样是受社会生活影响的。

当我们审视并衡量科技变革以及变革的驱动力时，我们可以去追问，社会脑的位置在哪里。对科技的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是：聪慧是有利的，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创造和使用科技并获取资源。这也是前几代人所给出的解释。如果科技要求更大的脑容量，那么发达的头脑就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并在选择压力下持续进化。现在，我们可以认定，这种科技驱动理论太过简单了。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并没有积极地利用科技，因而科技也不应该要求大量的智能。在现代人中，有些群体拥有巨量的科学技术，有些群体则是一穷二白的，但这些似乎与智能或智力并没有直接关系。即使是一只黑猩猩，它除了自己制造工具以外，也能有效地使用许多人类工具，而且通常都是无师自通。

与科技驱动理论不同，社会脑理论认为，人族种群脑容量的增大全部都是由社会生活驱动的。对人属以及科技的出现这一类事件，我们给出的简明解释是，古人类需要生活在更加开阔的地形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组建更大的社群，跨越更遥远的距离，采用更加漫长的时间单位，因而他们需要更大的脑容量来经营这一切，更不消说分隔异地却要保持联系的社交衍生需求。石制工具的运输距离，为这种运动的规模提供了最明晰的证据。奥尔德沃石器很少是由5公里以外的岩石制造的，但即便如此，岩石原料似乎的确是因其可塑品质而被选中的。在之后的阿舍利文化中，这一距离增加了两倍，某些证据表明，岩石的运输跨越了更远的距离。再一次，制造手斧的古人类表现出对于特定原材料的偏爱。

露西课题的研究生朵拉·马特西欧（Dora Moutsiou）对黑曜岩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在东非的阿舍利晚期文化中，火山玻璃(15)的平均运输距离是45公里，其中最遥远的原料地是100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盖地博遗址，时间是在100万年前。由于缺乏进一步证据，我们还无法讨论有关交易的问题，不过，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关注点。

我们觉得，这些运输距离数据有效证明了群体融合与分裂规模的扩张。我们的同事菲利普·奥雷利（Filippo Aureli）对此已经做过论述。自最初出现在东非起，石制工具跨越数公里的系统性搬运就一直在进行，它们也许可以间接地证明许多其他我们未曾看到的移动和互动。

人类依靠合作来完成任务，鉴于此，考古遗址的规模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信息。即便是奥尔德沃时期，某些地区也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古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用并废弃了大量工具。在奥杜瓦伊，工具有时表现出强烈的层次连续性。人们经常大规模地折返。最具信息价值的遗址要更小一些，往往是一块只有5～10平方米的地段。海伦·罗奇（Helene Roche）在西图尔卡纳的洛卡拉雷发现了一个异常清晰的例证，可以追溯至距今230万前。这里的遗址包含劈碎骨骼和工具制作行为的证据。原材料往往是由大约60～70个石核组成，石核的大小可能与拳头相当。因为个体只能一次携带2个或3个石核，因此即便是这些小遗址也是由多人组成的任务小组造就的，而原材料的搬运也许是经历多次旅程才得以完成。这些证据系统性地出现时，更发达的大脑也开始现身了（见图3-6）。

图3-6　领地范围比较

左：黑猩猩通常只在很小的领地活动，一般而言，社群可以借助声音交流来聚集或保持联系。中：人族频繁出入在更广阔的领地中，生活资源很少能令社群以这种方式聚集在一起。相反（右侧所示），社群倾向于再细分为营居群，这种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并且，他们往往聚集在拥有水源和丰富资源的地区。

自这些记录的开端，我们发现了与动物骨骼相关的考古遗址。即便是在埃塞俄比亚的早期遗址，骨骼碎片也是与石器一同出现的，这种格局在更新世中重复出现。然而，这其中存在某种偏差，因为小型动物的骨骼更加容易腐烂，骨骼在地上遗存的时间有限，一处遗址使用的时间越久，骨骼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尽管其他一些灵长目动物也会猎杀小动物，但石器锋利的切割面还是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人族对肉食的巨大兴趣。石器和骨骼之间的广泛联系极为引人注目。石器留在骨骼上的切割痕迹通常能保存下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常发现，史前古器物散落在一具骸骨周围，通常是大型哺乳动物的骸骨，如大象或河马。动物自然死亡留下的骨骼也可能在机缘巧合之下，在自然的沉积作用下与石制工具聚集到一起，考古学家对此始终心怀警惕。但在非洲大陆上四散分布的古迹中，有一个场景不断出现：人族使用石器来切割动物的尸体，这个动物往往还是大型动物。其中尤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位于非洲东北部巴罗加里的大象骨骼，它距今已有160万～130万年的历史。

一个尚未解决的谜题是，人族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狩猎，而非仅仅是食用腐肉。研究者争论这一问题已经长达30年之久。我们同样会在后文详细阐述这一问题。在过去的50万年间，狩猎行为的出现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木制长矛与骨骼的陡然集中证明了这一点。但在更早的时期，我们看到矮小且脑力有限的人族完成了一些甚至是现代狩猎–采集者都难以完成的任务，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十分困惑。

也许，我们可以暂且避开这一问题。黑猩猩当然会猎杀小型动物以及动物幼崽，来自肯尼亚卡纳姆的证据也表明，早期人族有时同样会对小型动物痛下杀手。合作狩猎行为在黑猩猩种群中得到证实，与此类似的协作和“共同意志”同样存在于人族身上，这一点可以由工具的聚集出现以及携带物资跨越的地理范围推断得出。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合作元素，远比狩猎行为本身更为清晰（见图3-7）。

图3-7　警觉的白脸牛羚

早期人属在某一时期学会了猎杀大型动物。白脸牛羚这样的动物有着自我保护的本能，它们会时时警惕。人类利用智谋猎杀它们的行为本质上是一项社会性事业。

除了始终可见的石器以外，旧石器时代的大多数其他科技都没能留下考古记录，这一点发人深省。其中，用火遗迹尤其容易消失。然而，其他的器具材料也几乎是同样成功的。大多数猿类工具都是由茎枝或树叶这样的柔软材料制成的，因此，人类将相似的做法纳入自己的行为库似乎也是明智之举。

阿德里安·科特兰德（Adrian Kortlandt）发现，黑猩猩会用棍子痛打一只饱食的花豹。比尔·麦格鲁认为，黑猩猩的武器行为已经得到充分的论证，却鲜为人知。罗宾·科洛普顿（Robin Crompton）已经证实，现代人类都具备携带较小重物的能力，大约每只手能承担半公斤的负荷。由此，我们很难想象古人类从不使用木制工具，可这些木制工具遗存下来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有三件早期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木制工具的遗存（见图3-8）。大约在70万年前的以色列和40万年前的南非和德国，木制工具是确实存在的。这些工具样品由大脑发达的古人类制造而成，但木制工具的使用似乎可以追溯至更久远的年代。例如，露西的长拇指就非常适合用来抓握一根木棍。

图3-8　保存完好的木制长矛

这根长矛发现于德国舍宁根（Schöningen），距今已有30万年左右的历史。木制品遗存下来的例子非常罕见，但这种技术在当时一定已经被广泛应用。这一发现提醒我们，考古记录中可能还有大量的缺席之物。

然而，考古学又的确没有神奇的魔力，可以确切地在我们的发现之外，推断出某种物品或行为存在过。考古学所能做的仅仅是提出可验证的假设，原则上还要划定出假设的适用范围。骨制工具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奥杜瓦伊发现了一把骨制手斧，意大利也发现了数目众多的骨制手斧。由此我们得知，骨制工具制作于50多万年以前，我们可以推断出，它们可能在26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同首个与石器一同发现的骨片一样久远。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询问“第一件骨制工具是在何时制成的”，那么，我们就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范围是距今260万～80万年前。在人类学中，这样的时间范围会带来广泛的争议，而且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对证据的过度阐释。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早期人族必然经受了巨大的选择压力，因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生物学变化。尽管过去7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猿类始终都在演变，但人类祖先的变化要更为波澜壮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不再属于猿类。进化并不必然就只有一个单一的方向。200万～300万年前，人族巨大的牙齿表明了饮食上的压力。随后，大脑取得的效益开始超过牙齿。在这些外部迹象之外，人族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必然也深受影响。到了200万年前，我们可以肯定，这股涉及地理分布、工具和大脑的“演变之风”是人族取得成功的有力证明。由地猿和南方古猿组建起的第一个人族社会，并不具备发达的大脑，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或许可以依据社会脑理论得出一个观点：到了200万年前，生物和社会上的变化已经发生，同时人口的结构和社群的规模又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发达的大脑成为昂贵的必需品。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人类进化的一些无形之物，包括社群规模和社会结构，也审视了颅骨化石和石制工具这样的有形实体。社会脑理论为前者提供了一种思考方法，尽管骨骼和石器的硬性证据无法为我们直接提供信息。而你也将会看到，我们尚未完全打开这个魔法盒。在这个阶段，我们对自身社会生活的远古模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源于比较分析，所借鉴的也只是对现存灵长目动物的研究，并将其行为推演到了化石物种上。我们尚未提及心智理论、意向性等级或借助物质和感觉体验这些核心资源而得到扩充的社会生活。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尽管在本章给出的时间表中，早期人族的脑容量超过了400毫升的阈值，但它们仍旧不过是脑力有限的古人类。它们的社会生活要比那些处于400毫升阈值以下的物种更为复杂。但与之后的物种相比，人类的旅程不过才刚刚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是直立行走的影响，对抗天敌的迫切需求，消化道退化对食谱的冲击，以及制作和使用工具过程中的社会学习实验。以这样的平台为基础，我们现在可以转向对3项关键性转变的证据的讨论，它们延长了社交时间，转变了社会性梳毛模式，引领了技术变革。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