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民的名义·后记》刻画人性，才有长期的价值

注：本文由微信公众号 靖言不敏 原创发布

聪明才智之士，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分成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利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他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可惜的是，取代了坏人的当权者，虽然会在一段时间内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但也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当权的坏人。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

我写《人民的名义》，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在这部小说中，汉东省的夺权斗争进行的如火如荼，各个派系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我的反腐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的影射政治斗争，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权力的能量让人迷恋，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

赵立春，曾经的改革闯将，但在利益面前，显得极其渺小，利用手中人民赋予的权力，谋私谋利，充当小棋子疯狂揽财的幕后大BOSS，倒行逆施，最终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祁同伟，曾为一级战斗英雄，典型“于连”式人物，在大众面前是一个翩翩君子。可偏偏这样的人也是被权力蹂躏最惨的人，仅仅因为拒绝了一个女人的追求，就被当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按在地上摩擦，摩擦……惨痛的经历让他认清了现实，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最终他向权力低了头，用人格、尊严、理想和爱情换来十年平步青云。他喜欢《天局》，内心里不甘于命运被权力安排，要做一个胜天半子的人。

梁群峰、梁璐，掌控汉东政法口最高权力，一句话就可以让缉毒英雄祁同伟的上升之路堵死。事实上，祁同伟、高小琴、高小凤只是梁群峰、赵立春手下众多牺牲品之一，现实当中可能还有很多王同伟、杨同伟、金同伟，小说之中并未一一列举。

高育良，一个和蔼易人、平静淡定、与世无争的清廉官员，对违法犯罪的官职要员并不留情，可一不小心，仍然上了贼船，形势所迫之下，不得不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使用卑鄙手段陷害忠良。事实上，他最初的确是个公平正义的好官，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他早已看破世间红尘，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和贪腐坠落对他而言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正因为这样，所以高育良才会叫赵瑞龙见好就收、好自为之，才会苦苦婆心为弟子祁同伟指点迷津、叫其不要总想着高攀副省长职位而失足翻船。

“高老师要的是一片江山，是接近于无穷大的权力”。祁同伟的这句话，放在书中很多人物身上都适用，权力是实现目的最直接的武器，不管是为自身利益还是为群众利益。三千多年的历史文明当中，“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一直都存在着。有趣的是，当“四人帮”掌权而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改的歌词中，居然也有“千秋万载”的字眼。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在《论语》中，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虽不以功名富贵为念，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李达康、易学习都是好同志，李达康事人，易学习不事，相应地，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

李达康为了GDP，本意想直接拆掉大风厂。

陈老的一句话，让李达康马上改口。毕竟，他是沙瑞金的干爹。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书中也描写了一些隐者，像王大路、吴心仪（陆亦可母亲）等人，我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事实上，这部小说是有所欠缺的，主要在于关键的正面人物。像祁同伟、赵德汉、高育良这些“坏人”，我写的还算丰满，可对于侯亮平、李达康的刻画却略显单薄，少了点血与肉。李达康犯过大错误、顶过老领导，但上升之路一直通畅，偶然性是大于必然性的。侯亮平、钟小艾认为高育良、祁同伟是原罪，而梁璐无辜，这样的认识和评价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还不明白。

那时候，我只喜欢平淡的生活，简简单单：一堵墙、一张床、一台冰箱。

参[chāo]考[xí]文献: 查良镛,《笑傲江湖》

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注：本文由微信公众号 靖言不敏 原创发布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