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线上公益课： 我们为什么要学哲学（点击可参与）

壹

知行合一是个人和社会应该努力达成的一大目标，它对人格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人们普遍做不到知行合一，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陶行知先生很多年前对此就有切肤之感，基于文化涵养、个人体悟以及亲身的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口号。

我现在想谈的是提出这一口号的必要性，也就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必要性。对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无处不在的文化系统去做追溯。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家长制氛围，惯于从外在对个人和社会进行要求和规诫，很多人因此难以达成内外的一致，双重人格也因此成为我们社会中的普遍人格特征。这种人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身上很常见，陀氏对此研究透彻，在相关人物的塑造上远超很多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把双重人格理解为一种人性问题，这一理解可谓直指靶心，一下子道出了关键所在。

陀氏之所以对双重人格有这么深的理解，是因为他所在的农奴制社会和家长制都是专制环境的典型，在这样的环境下，双重人格必然会成为一种“流行病症”。长期以来的家长制传统同样在中国人的人格面向中留下了双重人格的烙印，让表里不一成为中国人典型的人格特征。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教人为人处事的劝世良言，比如“见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又比如“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提防的状态，人人都是两面派。吴思在《血酬定律》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问题，潜规则并不是什么时代病症，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风气，它能大行其道是因为能够满足社会层面的普遍需求。在严格的家长制环境下，不行潜规则，不成为双重人格，很难活下去。

也有极少的一部分人走了不同的路，打破双重的束缚，选择了更加极端的表达。所谓“十个才子九个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给世人的是疯癫的形象，就像李白，才华耀眼，却被主流意义上的成功排斥在外。疯癫是李白们的保护色，在那样的社会，不疯癫就没办法活。当然，如果你是方外之人，或许可以不受家长制主流的追究和约束。阮籍为官时公然在公署吹奏口哨，上级到访，他视而不见，傲啸自若。这种犯上行为是很严重的，但阮籍却仍然能够放荡形骸不受追究。在主流体系的审视下，他被当成了一个方外之人，权力对他采取了网开一面态度。这种网开一面并非某种包容或接纳，而是一种微妙的边缘化处理，对你不回应、不表态，不受你的影响，使你没有办法对政治体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

更多的人成不了李白，也当不了阮籍，只能委曲求全，隐藏自己的真正目的，或绵里藏针，或内方外圆，披上圆融的画皮。画皮披久了问题也就来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慢慢地失去了热情，严重的内耗模糊了他们的价值立场，让他们变得没有追求、没有坚守。对这个问题王阳明在他的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应对，但他的应对是一种圣人的应对，后来的人很难身体力行。到了当代，陶行知先生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想从教育入手去弥补文化遗留的漏洞。我想，我们需要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从整体的社会环境层面去考虑，不仅要在教育上做努力，还要在人文普及上做努力，把知行合一当成一个重大的启蒙课题。

贰

知行合一为什么重要？

第一，知行合一是正直公民必备的素质条件。

知行合一是一种正直的品质，在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中，这种品质应该成为公民普遍具有的品质。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阴柔文化，水文化。老话说，柔能克刚。背后隐藏的是一种谋算，以弱当强，以捧为杀。棒杀太明目张胆，面子上不好看，而且容易引起棒下之人的警觉和反击，不如捧杀，不断把你往高处捧，让你得意到忘乎所以，难辨东西南北，不知道自己是谁，以至于自己从高处摔下来落入死地。阴谋就是这样，表面的行为正向而光明，背后的目的却险恶而毒辣。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这样的谋算指南，鬼谷子的作品可以说是其中不得不提的代表，当代又有学者写了《厚黑学》，讲的都是用迂回、粉饰等策略掩盖行动的本来目的，在不知不觉中控制别人，战胜别人，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社会表面的儒家文化正面而崇高，不可亵渎，但这层画皮背后的内容却别有洞天。从帝王之术到劝世良言走的都是鬼谷子之流的套路，谋算有余，正直不足，最终导致正义没办法在中国社会扎根。人不能讲真话，不能正常正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真相被掩盖、歪曲，传谣和辟谣轮番上演，难辨真假。社会就这样失去了公平公正的基础，公民正直不再，道德沦丧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危机。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面对直面知行不一的文化基础，从根源上进行解构和重建，营造知行合一的社会氛围。

第二，知行合一体现了精神上的价值追求。

苏格拉底说过，未经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他呼吁人们过经过思考的、值得过的人生，换而言之，他认为，我们对人生道路应该有所选择，选择的依据不是物质，而是价值，精神的价值。精神价值统领一切，知行合一表达的是对精神价值的绝对坚守，价值先行是知行合一的基础，也是知行合一绝对捍卫的立场和原则。

和精神原则、价值原则不同，物质原则往往会指向行为的变动性，为了利益，行为可以随意变动，没有任何约束，在利益的驱动下同一个人甚至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行为。利益原则的本质是没有原则，或者说利益就是原则，人们可以为了利益打破言行的一致性，今天这么说对我有利，我就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对我有利，我就那么说。在这种变动和不稳定的状态下，很难产生知行合一的自觉。

第三，只有知行合一才能满怀激情，才能拥有崇高的道德品质。

我们身边有很多未老先衰的人，才四五十岁就喊着要淡泊名利，觉得自己看破红尘了。这些人多半很难做到知行合一，一边把社会看成是大染缸，一边又随波逐流趁机浑水摸鱼，嘴里说着不认同，行动上的表现却是另一回事。慢慢的，生命的激情就会被这种分裂的状态消耗殆尽，人不再有主动求取什么的动力，变得像动物一样，被动，苟且，全无高贵感。

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内外一致，有所坚守，坚守让我们有价值追求，有崇高感、高贵感。精神贵族最本质的表现其实就是知行合一、有所坚守，这一点应该成为生而为人者的普遍追求，否则，就像阿伦特在《平庸的恶》里所写的那样，我们将不得不领受平庸的社会和平庸的人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得不面对道德的沦丧和社会的腐败堕落。在这样的环境下，会出现一些以执行命令为主的“杀人恶魔”，他们不能独立思考，也不懂权宜和变通，对社会和人的理解单一而教条，高举的大棒挥向任何人时都不会手下留情。当前的社会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的状态麻木而平庸，折射出社会道德沦丧的现实。

叁

知行合一固然是极其重要的人生课题，要去落实却并不容易。知难，行难，知行合一更难。

我们当下的教育有着明显的完美主义倾向，父母和老师会用一些外在的标准否定孩子本身的需求，要求孩子完美地契合那些标准，达到80分的水准了要向90分进发，达到90分的水准了还有100分的目标。不断把这些要求加在孩子身上，让他们不知不觉之中将其内化，形成惯性式的自我强迫。

问题是，这种强迫并非什么好现象，过度强迫的结果是精神崩溃。我之前谈过多年前南京一位特级教师的女儿在国外留学期间自杀的事情，那位叫远远的留学女孩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自我要求，自我强迫，不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总也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最终的结果是精神的全面崩溃，她留下一封遗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在遗书里透露了自己的心理困境，前前后后她经历了八次严重的心理崩溃，这最后一次再也难以承受，她让警察不要试图救她。她是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完美要求已经彻底地压垮了她。

很多不自信的孩子未必真的有多差，只是完美主义的要求让他们产生了自我怀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以完美为目标对孩子进行否定和打压必然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好比你对一棵树总也不满意，一刻不停地修修剪剪，旁枝修掉了，又去动树头，等到你修剪得满意了，这树也差不多就死得彻底了。伴随着过度否定的完美要求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并非积极的督促，而是对自信的磨灭，对人格的损伤，很多孩子因此长成了“巨婴”。“巨婴”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和教育中的完美要求以及与之相伴的过度否定有关，过度否定会消磨孩子主动成长的动力，让他们自觉无助，从而放弃改变的努力。

与完美要求同时进行的是以正确为名的灌输，父母、老师总是在孩子面前摆出一副不可侵犯、不容抗拒的权威姿态，崇高又正面，以此告诉孩子应该成为怎样一种正确而正面的人。这种无视人的真实感受、真实体验的教育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困惑，让他们不知道怎样面对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他人。现在流行正面管教，对“正面”这个词我是警惕的，它自带一种光明正大的权威性、正确性，以此来要求人是片面而狭隘的，将其用在教育上则必然会限制孩子对自我、对人性和世界的探索。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教育要做的是唤醒孩子内在的成长动力，而不是从外在设定一些框框，让孩子被各种外在的标准框定。以外在标准为本不断否定个人真实需求反映的是一种家长制体系，是权力大于道理的具体表现，这种教育违背了精神成长的规律，必然会在精神层面对孩子造成伤害，让他们在自我内部陷入无序化的混乱状态，既不能清晰地认识自我，也不能清晰地认识世界。这样的孩子最终会被一种不真实感包裹，对什么都会怀疑，严重起来甚至会发展成精神分裂。在咨询中，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位求助的中学生对我说：“我不知道现在我是在梦中跟你讲话，还是确确实实在跟你交流。”这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很多孩子实实在在都有类似的痛苦，有的人混乱到想用头撞墙、用小刀割伤自己的胳膊。真实自我与外在标准的冲突让他们没办法达成自我内在的统一，认知尚且是混乱的，知行也就不可能合一。

在标准外化的教育环境下，孩子的情绪化反抗也成为干扰知行合一的一大重要因素。

孩子的普遍叛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棘手问题。国外的孩子也会叛逆，也会在青春期出现反抗行为，但是，他们的环境为这种叛逆和反抗保留了疏解渠道，民主的氛围让孩子即便在叛逆和反抗状态也会保持理性，表明态度时有理有据，不至于为了反抗而反抗。国内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孩子们没有一点表达的空间，也无从借鉴对等的理性沟通，一旦反抗就是情绪化的反抗。只要跟你对上了，他就完全不考虑你的合理性，不管你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他都不愿意听，你支持什么他就反对什么，你反对什么他就支持什么。这是教育中的过度控制导致的必然后果，来自父母的诸多要求搅得孩子无所适从，左也不对，右也不对，怎么做都不达标。既然怎样都不能让你满意，干脆我就一股脑地反了，你说什么我都否定掉，都对着干。

反抗既是不得已的，也是自然而然的，必然会走到这一步。不走这一步，孩子就活不下去了。“你再说我就从楼上跳下去。”这句话不是简单的威胁，很多时候是孩子真实的内心感受。事实上，跳楼自杀的孩子也不在少数。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不管不顾，“烦不了”了。这种“烦不了”的情绪在家长制环境中由来已久，四大名著写的都是反叛者。家长制的影响不清除，中国人就很难有理性，也就很难做到知行合一，即便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很难落实到行动，也还是做不到。

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孩子在小学的时候都很喜欢学习，到了初中其中一部分会掉队，但也还是有很多人保留着学习的热情，然而，一到高中，情况就急转直下，厌学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病。有人认为这要归咎于过重的课业，孩子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以为，这只是表面现象，课业过重的背后是父母密不透风的控制，随着这种高密度控制的不断加重，孩子内在的情绪越积越满，爆发是迟早的事。一旦情绪占据上风，规则和规律就不再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孩子将不再对确定的内容感兴趣，自然也就不再对提供确定内容的知识感兴趣。

在为一些有厌学或辍学问题的孩子提供心理援助时，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自由有着极度的渴望，渴望无边无际的自由，渴望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自由。他们属于较早爆发反抗情绪的那一部分人，有些人成年很久了才会在某个节点上突然爆发，试图打破来自社会的所有约束，家庭不要了，工作也不要了，出家去，云游去，怎么舒服怎么来。这绝非时代的特色，中国道家早就做出了示范，提倡率性而为，不顾一切地自我放大。王子猷雪夜访戴趁兴而往兴尽而返历来为人称道，大家都说他潇洒率性任性放达。这种率性用在自娱自乐上固然不失风雅，但在关系中却未免会成为求真的阻碍。率性的人几乎很难对自然规律产生兴趣，求知、求真因而会变得很难。很多孩子都跟我说：“我也想好好学习，也想考大学，上大学。”说得时候真心实意，但真要让他们坐下来学习，那种学不进的状态也是实实在在的。情绪堵在那里，怎么可能对知识感兴趣，怎么可能学得进去。

就像前面提到的，家长制下的完美要求让孩子变得很不自信，他们中的很多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总想着能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这种内在强迫打造出一把难以挣脱的枷锁，很多孩子无时无刻不在给自己施压。但是，因为她们过于关注的是能否达标，而不是学习或者做事本身，实际上很难真正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活动或者在做的事情中。他们太想讨好别人，太想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好，以至于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自我内核。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太想追逐那个完美的目标，他们会变得眼高手低，成为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会对着远处的目标感叹自己做得不够好，却难以沉下心来投入到做事的过程中。

望山跑死马，太高远的目标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有些人志向远大，但自身能力在短时间内并不足以达到目标，很容易因此产生挫败感，越跑越觉得没劲，以至于认为行动改变不了什么，干脆就地一躺再也不肯动了。我接触的辍学青少年中，有人之前成绩很好，在学校拿过奥数冠亚军。他急切地想走出当前的困境，不断地跟我说：“等我好，我还要考年级前三。”这类孩子压力很大，通常的情况是，上午还信心百倍，一次谈话之后就觉得自己调整过来了，但到了晚上整个人就又变得消沉颓废，觉得自己哪哪都不好，还不如死了算了。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双向障碍和双重人格的特征，一会儿自命不凡，觉得自己没什么不行，一会儿却又妄自菲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这种波动反映了他们内在的茫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因而上学的时候没有学习动力，到了社会上也没有工作动力，不断地跳槽，什么工作都干不长。他们内心是浮躁的，不落实地，想得很多很理想，却很难落实到行动上，真真正正地把事情做好。中国人缺乏工匠精神、创造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眼高手低，内心浮躁的人太多了，大家普遍做不到知行合一。

从现实案例来看，家长制的过度控制和完美要求要么导致孩子的情绪化反抗，要么把他们逼成双重人格。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内在冲突巨大，看什么都是冲突的，在他们看来，知和行、理想和现实、精神和物质、自我和他人和社会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打小接受的教育是那种把个人真实需求和外在标准对立起来的教育，他们内化了这种对立，无法找到达成内在一致的路径，看什么都是对立的，根本不可能知行合一。

内在冲突会对判断力造成损伤，因而，内在冲突的人看起来思虑严谨，很是稳重，实际上经常会反悔，总是在患得患失。因为他们看问题的标准总在不断变化，按照这个标准这么做是对的，按照那个标准这么做却又不对。标准一变，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了。为了能够免于这种不知如何反应的状态，他们中的很多人更愿意什么事都不做，既然怎么做都是错的，那就什么都不做，不做总不会错。这种心态在学生中很常见，孩子们之所以缺乏学习的热情、缺乏行动的动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免于出错，免于被否定、被认为不行。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存在、逃避责任的状态，像算盘珠子一样你不拨他不动，做什么事情都不积极、不主动、不投入，根本产生不了知行合一的意识。

肆

抛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怎么排除困难做到知行合一。

第一，我们要从认知着手，澄清和坚定认知，为知行合一铺垫基础。

认知的主体是谁？学习的主体、成长的主体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认知的主体是个人。一个个体不能代替另一个个体去认知世界，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去学习和成长。做父母的要给孩子确立内部秩序的空间，要保护孩子的自信。如果一场教育下来，孩子不自信了，那这教育就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一个自信的、内在坚定的人才有探求知识的勇气，才有建构知识系统的清晰规划，也才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要保护孩子的自信，就要在教育中贯彻尊重的原则，把孩子当成和自己平等的一个人来看待，尊重他的感受、他的需求、他的表达，在了解他的基础上提供适当的陪伴和支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孩子保留充分的自我成长空间，让他们敢于探索，敢于思考，而不是一切都听从你的安排，你说什么是对的就什么是对的，你说什么是错的就什么是错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作为教育者，父母应该像苏格拉底说的那样扮演一个助产士的角色，引导孩子去思考，去表达，去建构与世界的链接。教育既不应该是控制式的、圈养式的，也不应该是简单的放养式的，它应该是一种以尊重为前提的引导，这种引导指向对孩子的自我内核的保护，指向完整个人的精神安全。

在个人的成长中，精神安全比知识学习更为重要。个性化教育的概念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充分地考虑到了孩子的精神安全问题。孩子的认知发展与他内在的精神运动紧密相关，我们不能脱离精神运动去强行发展孩子的认知。人的精神需要“大气层”的保护，有它的安全需要，如果你强行突破“大气层”，就会毁掉精神的安全空间，让精神变得紧张、紊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认知。

第二，我们要着重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过好生活的能力，在知识之外，教给他们正确的思维方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孩子铺路，不如教会孩子自己铺路，少灌输一些知识，多教授一些学习方法，鼓励孩子自己去探索和发现知识。方法的传授其实就是逻辑思维的传递，逻辑是达成一致的工具。如果孩子能学会有逻辑地用语言表达自己，就一定能摆脱混乱，达成内在的清晰、一致，他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稳定性都会比较强。逻辑的法则就是一致性法则，前后一致，人己一致，因而，遵守逻辑法则的孩子往往会有所坚守，也往往会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如果我们对孩子有这样的期待，就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在孩子的语言功能开始发展的时候，培养他自我表达的能力，清晰的语言表达、自我表达有助于理性原则的建构，让孩子学会平等对话、有效协商。

第三，我们要以价值为导向，引导孩子确立精神层面的追求。

在教育中，精神引导要先于物质奖励。大家都知道，犹太民族出了很多优秀的人，很多大思想家、大科学家都是犹太人。这是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教育注重精神层面的引导，个人的追求因而更加趋向对价值理念的守护和探究。现代犹太教有着比较自由的氛围，你可以拥护犹太教中的上帝概念，也可以反对，可以随意批判。但不管怎么批判，你都是在精神领域进行对话，你选择拥护，拥护的是一种精神信仰，你选择批判，批判的也是一种精神活动，你不会从物质上去做考量，不会把物质放得比精神更高。所以说，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追求的民族，这使得犹太人容易产生某种使命感。如果翻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圣经传递的其实就是一种使命感，要想在末日审判时获得拯救，就必须对自己当下的言行有所要求。在这种救赎观念的影响下，人会变得高度自律。同样的道理，价值引导也会给孩子传递使命感，让他们能有所坚守，能在内在形成统一的逻辑秩序。光有逻辑，人可能会陷入诡辩思维，但有价值的加持，最终的指向将会变成对良知的坚守。

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过。他想引导的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追求，要人去过有价值的生活，要人去思考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这种引导对个人内在规定性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能让他免于随波逐流、偷奸耍滑。我们常常说要做精神上的贵族，所谓精神上的贵族其实就是那些在精神上有所追求有所坚守的人，他们可以为了理想而奋斗而牺牲，这种使命感让他们显得崇高而伟大。

做价值引导的最佳途径是哲学启蒙，让孩子学哲学。形而上学是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关注概念的形成和提取。孩子仅仅对世界有所感受时，还不足以形成观念。观念是对日常生活体验进行加工之后形成的概念，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不断地遇到各种冲突、各种矛盾、各种复杂的问题，如果你能独立思考，能做形而上学的分析、归纳和推理，就能让自己免于混乱。这种分析、归纳和推理的过程旨在探寻世界的规律，可以有效地培养孩子的理性思维，让他们产生规则意识。

西方人崇尚自由，但他们的规则意识却又很强。我们东方人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也追求自由，但我们追求的自由是不讲规则的自由。说白了，西方人拥有的是个性，我们却只有任性。我这样讲说的普遍层面的现实，不是说每个东方人都没有理性。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东方人中理性的人占少数，而且在教育上去我们也确实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理性引导，孩子的情绪化反抗也确实很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过程有必要增加理性引导的权重。

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爱学习。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环境对人影响很多时候是超越“天生”力量的。民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确实喜欢学习，喜欢探究规律、规则。家长制环境下的孩子却未必有同样的心境，他们在学习中体验到的更多的是约束，是对标准答案的应付，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把他们对知识的好奇与渴望消磨殆尽。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也导致了两种文化在科学发展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在教育上做了那么大的投入，社会、学校、父母、老师都在教育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教育出来的孩子却表现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创造力不足的问题尤其突出。这样我们在诺贝尔奖的竞争上长期处于劣势，也让我们在科学发展上难以取得大的进步。由此可见理性引导的重要性。

伍

以上我们谈到了在认知层面可以为知行合一做的努力，接下来再看看在行动层面要怎样去达成统一性目标。

首先，行动的统一性是在过程中实现的。

如果只是把人生看作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我们将永远只会直奔结果。而直奔结果的人是不会对知识感兴趣的，知识的获取是一段求证过程，它是过程性的。西方人看重程序法，法律中最重要的是程序法。在法律的施行中要强调程序的合法，程序的合法性直接影响结果的正确性。因此，大量的法律知识是程序知识，研究证据、证词以及侦探过程的有效性。

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本质上是过程性的，是一段程序的不断铺垫与展开。一个孩子如果总是无视过程，习惯直奔主题，即便有高远的目标，整天想着有所成就，也很难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一心牵挂结果的人是很难投入过程的。我曾经的一位来访者跟我讲她的情感经历，她考虑跟别人处对象之前会先跟人家说：“你答应跟我结婚，我就跟你谈对象。否则，就没必要谈了。”她怕上当受骗，怕对方占她的便宜，因而总想着直奔结果，抓住自己的目标。问题是，生命是无数的过程，眼前的结果如愿了，后续的过程却未必好走。人终归要学会在过程中生活。当下的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父母到学校都过于看重孩子的学习结果，缺乏对学习过程的观照，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往往是“只要成绩达标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需要你烦”，好像那个结果是孩子学习的唯一目标。这对过程意识的培养极为不利，父母要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改变带动孩子的改变。

再者，行动的统一性达成依赖经验的积累。

现在的很多孩子在人生经验上几乎一片空白，长到十二来岁也没什么经验积累。他们生命中的前十几年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而这种学习又脱离了经验，完全概念的输入，空洞而教条。西方一些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他们的教育更加注重实验和体验，在整体上始终保持着与现实世界的链接。我们的知识教育却完全脱离了现实经验的积累，受教育者有知识却没有体验，因而很难对知识有真正深入的理解。

没有经验基础的知识对人而言毫无意义，公式只是公式，符号只是符号，很难引起人的兴趣。只有在过程中充分体验，形成一定的经验累积，孩子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他会发现课堂和书本不是封闭的独立空间，它们与日常的生活是联通的，知识是对事理的归纳，事理中暗藏着这个世上最最深奥的知识。这是经验的馈赠，只有在丰富的经历中，个人才能洞穿知识的本质。

工匠精神强调的其实也是对经验的重视，引导人们在工作实践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从而在思想和技能上都更进一步，精益求精。西方的很多大思想家都有这样的工匠精神，他们重视经验的积累，实践工作做得兢兢业业，每一种假设都要做足社会调查、实验论证。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求知态度。与这种求知态度相伴的是强大的创造力，它用事实告诉我们，有对过程的尊重，有足够的经验积累，知识才能转化成创造。

我之前接待过一位十四岁左右的来访者，中学生，被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他说总能看到一个没有五官的人站在自己床边。那些唯物主义的知识对他一点用都没有，除了把自己吓死，他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看到”。其实，他这种分裂很大程度上和内部世界与经验世界的隔绝有关，知识脱离了经验、脱离了个人真实的精神需求，对他的内在系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陆

认知层面的统一达成了，行为层面的统一也达成了，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知行合一，就是认知和行为层面的统一要如何达成了。

要做到知行合一应该学会活在可能的世界中。不要整天想着去建一个乌托邦，搞个什么远大崇高的理想，成天叫嚷着未来要做多大多大的事业，重要的是把眼前可以做好的事做好。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尽己所能做自己能做的事，这些事情看起来微小，但日积月累，对自己、对周围的影响还是会慢慢突显。每天学习一点知识，天长日久，胸中就多了很多知识。每天埋头看一两页书，坚持下去，思想自然会慢慢充实起来。

我们要学会多低头走路，少抬头看天。如果你真正想做成事情，就不要眼高手低，活在可能的世界中，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把当下的事情做好，等你把当下的事情做好了，能力得到提升了，自然会有更大的可能，你在知识和技能上的积累越深厚，看到的世界就越广，能做的事就越多。

我喜欢把人生比作潜水的过程，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地冒一次头，更多的时候要憋着气做事。如果总想着冒头，就很难静下心来潜心学问、专心做事。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事业一定是在潜水的状态中完成的，那些整天忙着跟人侃理想侃未来的人是不可能做成什么学问什么大事的。

潜水者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了孤独，在独处中脚踏实地地前行，才能最终成就自己。严格说来，这里所讲的寂寞和孤独都只是旁人的感受，潜水者因为内在装填着一个自己对之十分投入的世界，根本心无旁骛。他只是一心向前，慢慢地就走到了一般人想要抵达却总也抵达不了的远方。

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智慧的人懂得用好每一个24小时，能做到四十年如一日在一个领域钻研上一辈子。除了极个别的天才，大部分人的成功都是勤奋做连载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埋头前行铺垫而成的结果。我父亲喜欢剪报，这件事到现在他坚持了四十多年，我在书院专门给他辟出了一间剪报馆，里面全都是他的剪报作品。这样的剪报馆在世界范围内都可能是少有的。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搜索引擎这么发达，做剪报有意义吗。如果直奔结果，搜索引擎的优势是碾压式的，但如果从过程去看，剪报的意义就不是搜索引擎能够提供的了。我父亲用四十多年的剪报时间搭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包囊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历史的变迁、个人的心境都在其中，它展现了个人视角下的历史叙事，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个人创造性自我实现的证明。

阿德勒认为，早年缺憾可以发展为个人前进的动力。每个人都会有缺憾，会有困惑。这些困惑可能是对个人存在的困惑，也可能是对时代的困惑，不管哪一种困惑都潜在地构成了一种推动我们寻找答案、进行创造的力量。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这股力量，很多人选择了漠视，要么陷在困惑中再也走不出来，要么对困惑置之不理用不思考不追问的无所谓态度应对每一天，只有少数人抓住了这股力量，在它的推动下寻求发现和创造的可能，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的最高体现是创造，知和行的平衡与统一是在创造中体现和达成的。不去创造知和行就没有磨合的可能，只有在创造的过程中，我们知才能为行提供参照，行才能为知提供验证。创造性的自我实现是个人存在的最高目标，如果你有意抵达此处，请学会埋头潜行，用知行合一为自己争取一个机会，创造属于你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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