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9年，四张面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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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庆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怀念西南联大。在家国破碎锋镝四起的岁月里，能够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维持着弦歌不辍绝，让文明的香火永续，无论如何，这样的学校是不该被忘记的。

同样不该被忘记的，还有那些无问东西的师生们。许多年后，人们在回忆那段峥嵘岁月时依然津津乐道西南联大老师们的个性卓绝和学问沉潜，比如闻一多讲楚辞时说的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比如朱自清先生穿着的马帮人特有的蓑衣，比如刘文典的狷狂和吴宓多情。可以说，如果没有了这些个性鲜明的先生，西南联大的记忆也会暗淡不少。

刘文典是安徽合肥人，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并参与筹备安徽大学。“普天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半个天下人共分之。”刘文典的这句自许成为他狷狂的标签，而他敢于当面顶撞蒋介石的典故则是他风骨的流露。除此之外，喜穿长袍马褂，衣服上遍布油渍，头发凌乱更是他与世间不调和的画像。

刘文典去世30多年后，在安徽大学校园里又出了一位“怪人”：头发长且凌乱，一身洗得发白的涤卡中山装和一双解放胶鞋，眼镜腿断了后用竹片捆绑着。

这位和刘文典同籍的老师叫何家庆，安徽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

有那么几年，何家庆的事迹占据了国内媒体的重要版面。

“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家了。此次之行我准备了10余年，我一直在寻找帮助西部贫困山区的途径……位卑未敢忘忧国，人类最易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行为特征就在于相互帮助……因为我是个教师，我当为人民服务……”

这是何家庆1998年2月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之后，何家庆就“失踪”了305天。

那些日子里，何家庆孤身一人，怀揣辛苦积攒下来的27720元钱、一张学校介绍信和一张刊有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穷县名单的《光明日报》，途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浙江、湖南、广西、云南8个省区市、108个县、207个乡镇、426个村寨，行程约31600公里，其中步行400公里。沿途传授魔芋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办培训班262次，受训人数逾2万人。同时指导了57家魔芋加工企业。

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和桂北山村里，他两次夜宿山洞，被毒蛇咬伤，腿肿得20多天抬不起来，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令何家庆欣慰的是，山区芋农把他当亲人、当救星，称他是“农民的教授”。湖北省鹤峰县五里乡粮站贷款24万元种了50亩魔芋，秋天颗粒无收。何家庆闻知此事，赶到五里乡进行全面考察，对土壤、气候、栽培技术进行分析，找出症结。村民请他讲课，把全乡种植户召集来。一位农民说：“你讲的，正是我们需要的，你是老百姓的教授，对山里人大恩大德。”

305天后，当他回到合肥，60公斤的体重只剩下40公斤。

对何家庆来说，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我国现有的27个魔芋品种，他采集到17种，并发现了最原始的魔芋生存形态，证明世界魔芋的故乡在中国。他还发现了许多极具开发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每一项都对贫穷山区脱贫有重要的价值。

这不是何家庆的第一次“出走”。

1984年，何家庆走上考察大别山之路。225天，他步行12684公里，途经鄂豫皖三省19个县，先后攀登千米以上的山峰357座，采集植物标本3117种近万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全面考察大别山的人。

这次考察为研究大别山区的植物分布规律、特点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为大农业生态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对研究植物地理学和植物分类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他对大别山生物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意见，引起中央和省领导的重视。

也因此，何家庆和科技扶贫结下了不解之缘。

挂职期满回合肥那天，绩溪县农民、乡村干部闻讯赶来送行，用热泪和深情向他道别。荆州乡全体群众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焦裕禄式的县长”。

1999年8月18日，何家庆的事迹在《新安晚报》发表后，国内其他媒体随即跟进报道，在全国掀起了一股“何家庆热”。

再之后，何家庆突然从公众视野里消失。

2019年10月20日早晨，《狂人刘文典》作者、被誉为国内研究刘文典第一人的章玉政在他的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何家庆：一个纯粹的人，就这么走了》，我才知道，何家庆已于前一日晚于合肥去世，享年70岁。

那是我兵荒马乱的一天。

那天，中央媒体的记者正在赶往合肥的路上，开展“高质量发展调研安徽行”，我提前住进宾馆，并参加省里的一个活动。活动间隙，搜集何家庆的资料，各种辗转打电话采访，向报社报选题，一直到晚上6点才坐下来开始写作。

何家庆的“消失”源于他的退休。2013年初，退休后的何家庆受聘成为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主任。

已经年过65岁的何家庆，心里却按捺不住冲动，“我做了一辈子的植物学，还有一个心愿未了，那就是栝楼产业。”何家庆希望像当年传播魔芋科学种植技术一样，再次上路，他想让栝楼成为产业扶贫的“良方”。

2016年5月，67岁的何家庆向南京大学递上了请假条，怀揣着对栝楼产业的十年积累和一颗为农民扶贫增收的初心，踏上了自费“栝楼扶贫”的道路。之后，潜山、岳西等地留下了何家庆独特的身影。

2019年7月，何家庆在潜山调研期间晕倒，后经检查为癌症晚期。他不得不暂时结束他念念不忘的科技扶贫。

2019年10月19日晚，何家庆去世前，嘱托家属，一定要把眼角膜捐献给山区贫困孩子……

10月20日，我把稿件《一位“布衣教授”的初心——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倒在科技扶贫的路上》发回报社已经是晚上10点。让我感动的是，报社立刻决定此稿上一版，并且要配一张何家庆的图片。

新安晚报的摄影记者王从启恰好在何家庆去世前两天在医院拍了一组照片。当他把照片传给我时，看着何家庆在生命的尽头依然在电脑上整理科研资料的画面，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10月24日，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在稿件上做出批示。之后，媒体再一次聚焦在何家庆。

对于何家庆，我一直存有两个遗憾：一个是在他生前尽管见过几次，但没有亲自采访，错失了和他面对面交流和感受的机会，只能在他去世后通过他他的亲人和同事了解他的事迹。另一个是，我在稿件见报并引发关注后，曾向安徽大学有关方面建议，“尽快建立何家庆纪念馆。”我的想法是，趁着人刚去世不久，他生前的日记、笔记、科研材料相对完整，遗物便于收集，让人们记住这位特立独行的教授。

可惜的是，至今，安徽大学似乎还没有这个意图。

事实上，何家庆生前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去世后，一些争议和误解仍然没有消除。无论是去大别山考察，还是去大西南扶贫，包括后来的“栝楼扶贫”，何家庆都是自费。自费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但是，何家庆不仅是个别人眼中的“怪人”，更是一个先行者。从1984那年他踏进大别山考察开始，他已经在践行着“科技扶贫”。近几年的脱贫攻坚战实践证明，科技扶贫才是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众人眼中的何家庆绝对不是“非主流”，而是坚定地走在主流的道路上。

仅此，我们就该对他致以敬意。

何况，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应该对教师的学术自由给予最大的包容。

我知道，安徽大学已经为“狂人”刘文典建了纪念馆，现在，如果能再为“怪人”何家庆建个纪念馆，或许就是一段佳话。

对此，我依然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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