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辱母杀人案”激情杀人的判断标准和出处

事件经过：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一审判决：

此案一审由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1月21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指控被告人于欢故意伤害罪。聊城中院于当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了合并审理。聊城中院随后做出判决：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高检介入开启二审：

据最高检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高度重视，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

公众不满缘由：

随着辱母案的持续发酵，公众普遍对当事人于欢所受判决不服。原因有三：一，于欢母亲苏银霞被催债人极端侮辱长达一小时；二，公职人员到达现场后不作为；三，于欢刺杀应属于激情杀人，而不应该按故意伤人判决。但在中国并没有明确规定激情杀人的量刑标准，虽然在立法和宣判时会考虑激情杀人的因素，不过在宣判结果时，死缓或无期的可能性依旧很大。比如众人熟知的马加爵案或药家鑫案，均被判为死刑，而在德国会被当成是激情杀人案，被判处自由刑或有期徒刑。有明确判定标准和立法的国家还包括意大利、奥地利、英国、美国、法国，那么他们的立法标准和依据从何而来？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依据又应该从何而来？

立法根源：

在犯罪心理学中，故意伤人和激情杀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一是主动且蓄谋已久，二是有明确的作案目标和作案动机，三是情绪状态不足以使当事人失去理智。在激情杀人中，人需要具备以下情况才会促使犯罪行为的发生，首先需要犯罪动机作为动力；其次是外界存在创伤性刺激源致使危险心结的产生，同时存在外部诱因和强烈刺激源；最后是失去自我控制能力或控制能力失调导致的内在驱动力上升。

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对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是最首要的，如果人在生理和安全上得不到保障，为了获取安全感，人会以此为动力，寻找摆脱危险的方法。于欢和母亲苏银霞在厂内被人挟持，人生自由和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希望通过报警获得人生安全，但结果是公职人员未做处理，致使母子未获得生命保障，由此便形成了于欢的犯罪动机。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对心理障碍发生的源点进行过解释：“一种经验如果在很短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高强度的刺激，以至于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于欢作为一个享有合法权益的公民，自然对国家司法机构存有本能的信任感，并将维权和人身保障寄托于此，这是社会人普遍的社会常识和经验。公职人员的不作为是创伤性刺激源的产生根本，这将致使于欢的常识和经验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打破，诱发创伤，并形成危险心结。

持久的安全需要和危险心结并不足以导致激情杀人的发生，外部诱因刺激才是激情杀人最重要的因素。在公职人员离去的同时，若讨债者们未阻扰于欢和母亲的离开，惨案并不会发生。而讨债者们的阻挡，才是惨案发生的最重要原因。

人身侮辱和攻击性行为易引发愤怒和怨恨，强烈的情绪反应会导致当事人失去理智，随着自我控制能力的降低或失调，导致内驱力上升，最终使于欢失控，由此酿成惨案。

激情杀人属于无意识犯罪情境也称情绪犯罪，但根据情绪状态不同，被分为激情和应激两类。

激情冲动犯罪的特点是，犯罪者过度的情绪体验发展到一定极限时，迅猛爆发的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犯罪行为具有盲目性、冲动性、无预谋性和疯狂性等特点，其侵犯行为残酷、波及面广，激发犯罪的主要情绪是愤怒。

而应激反应犯罪的特点是出乎意料、难以置信的紧张状态。应激极易诱发精神疾病或高度冲动的犯罪行为，此状态是在个体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的自救策略，并伴有强烈的恐惧情绪，认知范围狭隘、模糊，更容易作出不适当的反应。

由此可看出激情犯罪和应激犯罪在情绪上和认知上有明显区别，在特定环境中，应激犯罪可被视为个体的本能反应，即为正当防卫。

辱母案中，于欢和母亲体验到的主要情绪体验是恐惧，当公职人员的离开，且讨债者横加阻拦，这才致使于欢产生了极端的恐惧状态，并由此产生攻击性行为。通常恐惧情绪不具有攻击性，但当恐惧感到达峰值时，机体为自保会本能的采取行动，企图以极端的方式降低或消除刺激源。若案件中细节描述为客观事实，于欢用刀伤人只在特定范围内，且没有出现追击，阻扰讨债者离开，则可视为于欢为应激反应行为，即正当自卫。

辱母案的社会影响：

国内没有激情杀人的相关法律规定，更不用说激情杀人和应激杀人之间的区别，所以在量刑上极易出现与事实情况相悖的判决。况且在诱发犯罪中，因公职人员失职，造成的危险心结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将使享有合法权利的公民，对法律和司法机构失去信心。高利贷本身违法，并且讨债人有明显的限制当事人人生自由和威胁当事人人生安全的情况，当法律不考虑此因素，在判决中分析事实情况，会致使民主视于欢为英雄，视犯罪为自我保护的出路，这将在根本上否定法律的价值和意义。而犯罪行为不以预防为主，仅仅通过事后干预和再社会化作为稳定社会的手段，则使民众的道德观念发生改变。诱发因素的增多，犯罪成本的降低，道德观念的变化，终会导致犯罪率的剧增，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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