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聚焦喜龙仁③｜秘响旁通：喜龙仁的“观看之道”

喜仁龙坐像 约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

秘响旁通：喜龙仁的“观看之道”

文｜赵娟

刊于《艺术市场》2020年1月号

打开维基百科，输入“Osvald Sirén”，试图去寻觅这个名字所涵盖的信息，那么你可能会被告知，这是一位在芬兰出生的瑞典艺术史学者，生于1879年，1966年去世。如果说这只是清晰定位了他所处的历史时空，那么接下来的定语从句则又把我们抛掷进历史的迷惑之中：他的兴趣包括瑞典18世纪的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中国艺术。

在汉语乃至欧洲学术语境之中，他因为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而广为人知，涉及建筑和园林、雕塑、绘画诸多领域。伴随其学术论著中译文的出版，近些年的喜龙仁研究持续升温，然而其面孔似乎还远不够清晰。人们或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西方艺术史的学者，缘何摇身一变，成为中国艺术研究的大咖？在那个时代，甚至延续至今，从18世纪的瑞典艺术、14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到跨度一千多年的中国艺术，它们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能够汇聚到同一位艺术史学者的眼睛和心灵中来？

1900年，他在提卡南（Johan Jakob Tikkanen，1859—1930）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对表现18世纪资产阶级现实生活的瑞典风俗画家Pehr Hilleström（1732—1816）进行了探讨，并以此在赫尔辛基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随后，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担任助理，研究博物馆的藏品，并且撰写藏品目录和说明，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对14世纪（trecent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研究。1902年，他结识了出身佛罗伦萨的意大利艺术鉴赏名家、美术史家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开始了他的“佛罗伦萨研究”（florentinis chestudien），研究采用的主要是“沃尔夫林-希尔德布兰德-贝伦森”的形式分析理论。

1909年，他用瑞典语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及其它艺术史的研究》。该书出版之后，奥古斯特·哈尔撰写了书评，发表在1911年《艺术科学月刊》第二期，在介绍内容的同时，鲜明指出其艺术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喜龙仁在导言中对15世纪佛罗伦萨进行一番描述之后，便转入文艺复兴早期作品的探讨，形式分析和风格演变成为他研究这一时期作品的两个着眼点。例如在讨论洛伦佐·吉贝尔蒂（1378—1455）的《天堂之门》时，他从纯粹雕塑形式的角度辨析了安德里亚·皮萨诺和吉尔贝蒂之间艺术风格的差异。而在哈尔看来，该著作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对吉贝尔蒂和多纳泰罗与古代作品之间关系的讨论。

喜龙仁在日本芦屋市岛田博士和黑川纪章夫人家鉴赏绘画

喜龙仁还对米开朗基罗《大卫》的产生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在对意大利的雕塑作品进行探讨之后，转向了对伦勃朗绘画“色”和“光”的比较诠释。在这部作品之中，他还用专门的章节对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的绘画藏品进行了探究，并指出：伦勃朗艺术风格的形成，建立在古典大师作品清晰平衡线条的巴洛克式的转译上。

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特征对于理解喜龙仁对中国艺术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意义，尤其是《5—14世纪中国雕塑》（1925）的书写。艺术史学者斯坦伯格有句名言“眼睛是心灵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说，喜龙仁对西方艺术的研究，构成其对艺术及艺术史的“前理解”，这些“先入之见”成为“随后所见”的观念基础。尽管通常的看法是，我们应该努力摒弃它们可能造成的偏见，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见”，我们可能什么也看不见。

正是在这种“互见”之中，中西方艺术的差异被凸显出来，“中国”和“西方”被建构出来，而“艺术”在心灵中引起的回响，使得二者不同而相通，人们由此获得对“艺术”更为根本而普遍的认知。

“比较”的眼睛，在《5—14世纪中国雕塑》开篇的“总体特征”之中即已建立起来。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艺术史学者，喜龙仁面对艺术作品时，对中西方雕塑的差异是审慎而自觉的，他将米开朗基罗雕塑作品中的紧张与中国佛像及罗汉像呈现出来的宁静进行比较，并且试图在形式中寻找心灵回响的会通。

尽管喜龙仁意识到，“如果我们想要认真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雕塑，就必须抛弃西方对于雕塑和雕塑家的传统观念。严格来说，当时中国并没有我们所谓的‘雕塑’和‘雕塑家’这样的概念。直到文艺复兴时‘自由’艺术（free arts）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之后，这两个词才出现。”然而在对中国雕塑进行分类时，喜龙仁将中国雕塑划分为“宗教雕塑和世俗雕塑”，即便他本人也意识到“宗教”和“世俗”这样的划分对于中国艺术本身而言存在诸多交错而模糊的地带。

民国时期的山东曲阜颜回庙

在艺术史序列建构上，喜龙仁“主要致力于找到足够多且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并根据雕塑的历史沿革和风格演变将他们分类编排”。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编排方式清晰明了，根本就不用再加解释”。喜龙仁将这些作品置入了艺术“史”叙事结构之中，分为“古拙时期”“过渡时期”“成熟时期”“衰微以及复兴时期”。这个“历史化”的书写方式，与瓦萨里人物传和古物研究传统不同，遵循的是温克尔曼希腊艺术史四个阶段的历史叙事模式。

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的叙事隐含着双重逻辑，一个是“风格的历史化”，即喜龙仁所要探讨的“风格的历史演变”，建构中国雕塑发展变化的历史；另一个则是“历史风格化”，即历史叙事的审美化，也就是说雕塑的美学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体现。正是这样的诠释，喜龙仁开启了观看和诠释中国雕塑史的一种方法，而这种观看方式，后来通过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艺术传统的观看和发现。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编辑：屈婷

排版：王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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