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刺死辱母案：不应总是对坏人太好，对好人太坏

果我们还算一个文明古国的话，那么，孝顺和保护母亲，显然应该是社会提倡、人民传承的一桩美德。

所以，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南方周末》一篇《刺死辱母者》的新闻报道一天之内被刷屏，引发民众滔滔怒意——它激起的不仅仅是每一个孩子对母亲所遭侮辱苦难的愤怒，还有一则沉重而严肃的拷问：极端侮辱面前，当公力救济不足，我们应该拿什么维护自己的尊严？

面对这则拷问，案件当事人于欢的选择是：拿起刀，和11名侮辱自己母亲的催债人拼命。

在他拿起刀之前，他和他的母亲苏银霞所遭受的，用《南方周末》报道的描述词汇是：“极端手段侮辱”。

案发于去年4月，原委十分简单：女企业家苏银霞因企业资金周转不开，不得已，向吴学占先后借款135万元，并约定月利息10%。如此高的利息，显然已超法律规定的利息上限，是典型的高利贷。

苏银霞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这时，放高利贷的吴学占找来了一帮“暴力催债人”，这帮人催债所用的手段，恐怕放在我们的电影里，都会被剪掉：

案发前一天，在苏银霞已经抵押的房子里，“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

面对如此的暴行，苏银霞和她的儿子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法律和警察：苏银霞前后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这个可怜的女人并没有得到的应有的庇护，“民警过来了解完情况，准备离开时，苏银霞试图跟着警察一起离开，被吴学占拦住”。

《刺死辱母者》报道中，这句冷静客观的描述里，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读出面对警察离去时，苏银霞，这个孱弱女人的绝望！

甚至，我们也能感受到，在警察了解完情况就离开后，吴学占和他的手下们所坦露出来的狂妄：你打电话吧，你报警吧，随你便，警察来了，可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第二天，虐待和侮辱升级。

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限制在公司财务室，不允许出门——这显然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非法拘禁”。然后，是无止境的、令人无法忍受的侮辱：

·杜志浩脏话辱骂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杜志浩脱下儿子于欢的鞋子，捂在母亲苏银霞的嘴上，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部；

·儿子于欢不忍母亲受辱，试图反抗，被杜志浩掌掴；

·然后，“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

到底是什么样的“极端手段侮辱”？这篇报道很克制地，并没有进行详细阐述，你可以想象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极端手段侮辱。

网络上，目前对于南周这篇报道中所描写的这一细节有所争议，有“知情人士”表示，所谓的极端手段是指“杜志浩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用生殖器在苏银霞脸上蹭，往其嘴里塞”——如果这一细节属实的，这恐怕已经属于强奸了！

不过，我在法院一审的判决书上，并没有看到如上细节。但在于欢和多名当事人（包括催债者）的供述中，都可以明确看到：的确有侮辱，的确有动手殴打，杜志浩也的确脱了裤子，对着苏银霞，这一过程当着儿子于欢的面——这已经是确凿无疑的猥亵妇女了！

无论如何，一名男人脱下裤子，露出生殖器，对着自己的母亲，你可以想象儿子于欢所承受的屈辱和怒气。

这时，警察来了，然而，苏银霞和儿子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庇护——警察前后只待了4分钟，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就准备离开。

苏银霞厂子的一名员工眼看警察要走，“试图拦住警车”，她对记者表示：“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当然，警方的说法是，他们当时离开案发的屋子，只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总之，事实就是：案发时，并没有一名警察在案发屋子里。

显然，警察的离开，熄灭了儿子于欢心中的最后一点获救希望——毕竟，就在昨天，就在暴徒们将母亲按倒在拉满屎的马桶的情况下，警察也是了解情况就离开了。我想说的是，无论案发那天，警察是否真的撂下一句话就离开——至少，于欢所看到的，的确是警察推门进来了，然而，庇护并没有随之降临，他们又全部离开了，至少是全部离开那间拘禁他和母亲的“囚笼”了。

“绝境”中的于欢选择了反抗，显然，他想趁着警察尚未离开时，带着母亲逃离这人间地狱。所以，看到警察离开，于欢站起来往外冲，立刻被看守者拦截，混乱中，于欢摸到了屋子里的一把水果刀，一刀刀地刺了出去。

最终，造成杜志浩一人死亡，两人重伤的结果。

法院给出的一审判决是：“于欢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

于欢的辩护律师提出，于欢持刀捅刺，应属于正当防卫范围。对此，法院不予认定，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二）

可是，什么又叫“正确处理冲突”呢？

是没还钱吗？他们借了135万，却已经还了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了啊？你们为什么不去问高利贷的罪？

是没报警吗？别说报警了，他们连市长热线都打了啊！是警察没来吗？来了啊，可第二天于欢和母亲却依然被人囚禁！

我们总是期盼青天大老爷的，期待在母孱子弱的局面下，突然有展昭领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抬着狗头铡神兵天降，主持正义，保护弱小，将恶人正法。

展昭的确来了，也的确威风凛凛，武艺高强，但是面对我的苦难，他却只说了一句：要账可以，别打人。然后就转身离去。

可是，什么又叫“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呢？

在被非法拘禁的前提下，在儿子和自己的母亲遭受十余名男人侮辱，甚至是公然对母亲进行猥亵的情况下，你坐在这里却冷静和理智地，和我谈什么叫“紧迫性”？我们坐下来，竟然却在争论，施暴者到底有没有用生殖器摩擦母亲的脸，有没有用生殖器往母亲嘴里塞……

这他妈的有意义吗？或者说，这两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这种情况下，还能冷静下来思考：“法律上，这是不是正当防卫，我该做出何种反抗，才能既有效保护母亲，还不至于被判成防卫过当”？

那只能是机器人，一个正常男人，一个有血性的男人，正常反应难道不应该是拿起刀，宰了这帮畜生吗？

自己的亲妈受辱，你们不去拷问和指责那些施暴者，却反过头来对我说：小伙子，你当时应该冷静啊！

WQNMLGB!

未来，难道要我们这样告诫自己的孩子：

儿子，如果有一天妈妈受辱，你就闭眼权当什么都没发生？

（三）

这篇文章写了一夜。

删了很多，删掉的都是些不应该由我，而应该由法官去说的话。我不是法官，我也无权判定于欢当时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我期待二审判决能够给于欢一个新的裁决，最后，谨代表我个人，想表达的是：

换做我，如果当时面前有一把刀，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来。

这当然都是激愤之言，但亦出自肺腑。

跳出案件本身，我想表达一种感觉：我们这个社会，总是对坏人太好，对好人太坏！

我们的故事里，传唱千年的是：一辈子做好人，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坏人半世作恶多端，到头来，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了。

我们的日常中，年轻姑娘穿的大胆一些被猥亵强奸，大家不去谴责暴徒，却对受害者指指点点：“穿那么风骚，自找的”；

老年人在公交车上掌掴不给让座的年轻人，且年轻人坐的还不是老弱专座，大家不去谴责老头为老不尊，却反过头来批评小伙子：“那么年轻，站一会怎么了，又不掉肉”；

渣男屡屡劈腿，老婆孩子每天生活在家暴中，没有人去制衡渣男，却一帮人劝慰这男人的妻子：“为了孩子，忍忍吧”，“也该想想为啥你拴不住男人心呢”？

守规矩的人，指责不守规矩的人几句，对方就可以反过来讽刺：“你这人真小气，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啊”？

《刺死辱母者》刷屏后，一群人兴奋地去起底苏银霞的借贷历史，发现其借贷纠纷很多后忙不迭地评论道：“媒体报道有偏颇，这个苏银霞不简单，和许多家借过钱，坐等反转”。且不说她还了高利贷那么多，就算她一分钱还没还，那些催债者就做的对是吗？就活该被人侮辱是吗？

……

这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好人做了一辈子好事，只要犯一次错，大家就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丧良心的，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可恶霸横行乡里，坏事做尽，只要穿上裤子，放下棍子，说一声对不起，然后家属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用这句话怼问责之声：他都已经认错了，你们怎么还揪着他不放呢？

这样的社会，令人寒心；这样的社会，也一定令人扭曲！

是啊，凭什么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

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将好人逼急了，然后大家反过头来冷静理智地评论道：哎呀，不能拼命啊，还是要理智！

为什么只有当好人杀了人，我们才在这里哀叹何以至此？为什么只有当好人杀了人，我们才开始正视和了解他们曾经经受的折磨和苦难？

为什么只有守法者举起屠刀，你们才能知道事件的严重性？才“高度重视”，才“深度彻查”，才“不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者”，才想起“给市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北岛有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真是一句好诗，可惜，只要这样的好诗仍在传诵，这社会就应该警醒它正在“包容”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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