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破解叙利亚兵力短缺之谜：族群教派矛盾激化 铁杆支持者失血过多

经过长达9年的残酷内战消耗，叙政府军的兵力规模也随着战局演变起起伏伏。那么，如今巴沙尔政权的兵员是否充足？透过这一视角，又能折射出叙内战背后的哪些深层次问题呢？本文解析。

请允许笔者开门见山，先将结论说出来——只要“家族统治＋阿拉维派优先”的权力架构不变，巴沙尔政权就无法解决兵力匮乏的难题。

据“全球火力”网（Global Fire Power）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巴沙尔政权掌握着14.2万正规军（其中陆军约10万）、8万至10万民兵（不属于正规军序列，但装备和战斗力未必差），总兵力不超过25万。

叙利亚奉行义务兵役制，理论上19至42岁的健康男性公民（独生子除外）都要当兵1年半至2年。那么，叙当局目前掌握的人口，是否能满足维持军队的兵员需求呢？我们不妨根据各方资料估算一下——

战前叙利亚总人口约2200万，受长达9年的战乱影响，山河破碎，流离失所，该国有多达1350万人沦为难民，其中超过700万人逃往国外。

粗略统计，刨去海外难民700万人、库尔德控制区约200万人、伊德利卜叛军控制区300万人，目前叙当局治下总人口也就1000来万（2016年之前比这个数字还要少得多），仅为战前的45%左右。

而据“世界人口前景”网站（world populationre view）资料显示，叙利亚男女比例为50.06%、49.94%，可视作男女数量基本相当。考虑到叙军女兵比例很小，所以再去掉女性、男性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最后按照年龄构成统计，可知目前叙利亚符合条件的19至42岁适龄男子约350万人，占总人口约16%。

乍一瞧，350万这个人数不算少。但前面我们提到，叙当局手中仅掌握着相当于战前45%的人口，用这个比例再一卡，适龄男子数量就会锐减至160万左右。而叙军（含民兵）现役25万人，已占到适龄男性总数的15%以上，这个比例即便放到全世界也是很高的。

毕竟，巴沙尔政权不可能把所有适龄男子都送上前线，后方的工农业生产、行政体系运作、交通物流、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文化教育，这些领域都需要大量青壮年男子。

别看叙利亚是中东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男人养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仍十分牢固，这也决定了叙当局控制区对男性壮年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很大。

另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不可忽视——就算350万适龄男子都愿意“从军报国”，巴沙尔政权也不敢开这个口子。因为前者对自己控制区内的逊尼派并不信任，甚至怀有敌意。而这就涉及到文章一开始所讲的阿萨德家族统治和阿拉维派居于优先地位的“历史遗留问题”。

众所周知，叙利亚也是一个典型的“少数统治多数”的国家。战前2200万人口中，被视作阿萨德家族（属于阿拉维派）统治基石的什叶派（含阿拉维派）、基督徒、德鲁兹派等少数族裔，满打满算也就500万人左右。

叙统治集团并不傻，其很清楚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扩大群众基础。因此，早在老阿萨德掌权时期，一方面将逊尼派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上层精英（也都是地方豪强）吸收进统治集团，并赋予其诸多特权，用名利笼络这些“头面人物”。有数据显示，战前叙国内超过70%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记者、大学生）都集中在首都大马士革。

另一方面，阿萨德家族又采取大量征兵（军力规模长期维持在30万以上）、公共部门扩招、公立高等教育（在叙利亚上公立大学基本免费）等方式，将大约40%的人口变成了靠“吃皇粮”生活（往往是一名男性养活一家老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庞大群体（近千万人）就构成了巴沙尔政权的“铁杆”支持者（其中逊尼派占一半）。

这一比例恰与目前叙当局实际掌握的人口占比（约45%）大致相当，这绝非偶然，由此反衬出另外超半数叙利亚人对巴沙尔政权的真实态度——起码后者心里对阿萨德家族是不满的，宁可当难民也不愿给巴沙尔政权做炮灰。

这个问题放在和平时期或许不算什么，毕竟阿萨德家族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可借助个人威信（老阿萨德在位时和巴沙尔执政前期还是很受民众拥戴的）、强制义务兵役制来保障兵员稳定，即使有少数人、个别地区“扎刺”“挑事”，也能迅速将之扑灭。

比如1982年2月，逊尼派反政府武装在叙北部重镇哈马发动叛乱，结果被老阿萨德火速遣重兵镇压。与此同时，国内大部分地区并未群起响应叛军，而是仍效忠叙当局或持观望态度，老阿萨德的统治手腕由此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巴沙尔较老爸就差远了。随着2011年3月局势失控，全国范围爆发内战，积累已久的民族、教派矛盾严重激化，特别是叙政府军先后有多达20万逊尼派官兵哗变、叛逃，让巴沙尔乃至阿萨德家族对逊尼派愈发不信任，自然也就不愿，也不敢将“枪杆子”交到逊尼派手中。

结果，叙政府军的兵源很快陷入恶性循环且濒临枯竭——由于主要从阿拉维派等少数族裔（适龄男子约80万）征兵，导致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官兵伤亡激增。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披露，截至2015年4月（当时内战已打了4年），仅阿拉维派官兵就牺牲超过8万人，若算上因伤致残及丧失劳动力者，加起来肯定有10余万之众，占阿拉维派适龄男子（25万人）的半数以上。

德鲁兹派（总人口60万，适龄男子9万）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大量青壮年血洒疆场，比如被誉为“共和国卫队雄狮”的叙政府军高级将领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就是德鲁兹派，他在长达3年多的代尔祖尔保卫战中立有殊勋，为巴沙尔政权保住了这座位于叙东部的战略重镇，但这位德鲁兹派老将却在2017年10月18日不幸触雷身亡。

连护卫严密的将军都难免不测，普通士兵又焉能逃脱劫数？随着少数族裔官兵损失愈发惨重，越来越多的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基督徒家庭开始抵制叙当局的征兵令，不愿让孩子再去当兵送死，一些德鲁兹派社区甚至组织起民兵，对抗前来拉壮丁的叙安全部队。

这里插句题外话，拉壮丁（强制征兵）现象在整个叙利亚境内都相当普遍，比如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库尔德控制区，由于本族人口有限，库尔德武装就没少干这事，为此激起当地阿拉伯人强烈不满。

2018年4月，拉卡省境内的阿拉伯部落就因库尔德武装强行征兵，与前者爆发冲突，为了泄愤，阿拉伯民兵还用迫击炮向当地驻有美军顾问的库尔德武装军营开火，险些招来美军报复。

书归正文——内战爆发后，巴沙尔政权要从仅剩的、被认为比较可靠的80万役龄男性中，征召和长期维持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兵员缺口实在难以弥补，叙当局一度大量征召超过45岁的退役老兵重新入伍，而各路军头（包括反对派武装和政府军）强征“娃娃兵”的消息也屡见不鲜。

尽管拼命招兵买马，叙军仍“失血过多”，越来越虚弱。据黎巴嫩《每日星报》（Daily Star）报道称，截至2014年末，叙政府军兵力已跌至不足18万。

也就是说，当时叙军补充新兵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战场消耗了，局势恶化的糟糕前景，令支援叙当局的伊朗军官都沮丧不已，在日记中坦言“叙军正走向崩溃”。

而叙政府军兵力匮乏开始真正缓解，则要等到2015年9月之后——随着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以及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加大对巴沙尔政权的援助力度，大批俄军（含雇佣兵）、伊朗正规军（“圣城旅”）、亲伊朗武装（主要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真主党民兵入叙参战，总数超过10万之众，从而有效弥补了叙当局兵力损失。

特别是俄军到来后，将叙政府军原本采取的两败俱伤（主要靠拼人力）式低水平打法，转变为依托大量技术兵器、发挥体系威力的现代化作战模式，在掌握制空权和制电磁权、重视情报侦察、完善后勤保障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叛军的“降维打击”。此举使叙政府军的伤亡和装备耗损大大降低，等于是“用钢铁节省了鲜血和生命”。

2017年之后，巴沙尔政权逐渐掌握战场主动权，阿勒颇（叙第2大城市）、哈马、霍姆斯、东古塔（首都大马士革卫星城）、巴尔米拉（千年古城＋叙中部重镇），以及南部的德拉省、库奈特拉省纷纷被收复，叙当局控制区空前扩大，掌握的人口也增至1000余万。

随着局势好转，巴沙尔政权自感掌控力增强，对逊尼派也不再那么敌视。为尽快结束内战和巩固统治，巴沙尔政权不仅大举“招降纳叛”，吸收前反对派武装为己所用，还对新收复地区采取怀柔、和解政策（个别区域的“反攻倒算”无法避免），从这些地方大量征兵。

这样做，既是为了给部队输送新鲜血液（很多老兵已超期服役7至8年），也是为笼络当地人——家里有孩子当兵，军属就可以得到官方各方面优待。同时，大批逊尼派青壮年编入被叙当局严密控制的军队，还能削弱新收复地区的潜在反叛力量。

对此，叙利亚的老对手——以色列人看得很清楚。2018年8月8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时任以色列防长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就认为，叙政府军已从内战初期的人力短缺中“缓过劲来”，恢复到了2011年前的兵力水平（25万至30万）。

不仅如此，随着战局演变对巴沙尔政权越来越有利，2019年1月底，叙军还决定从当年2月份起，陆续让42岁以上不包括军医的现役/预备役军官、超期服役5年以上的老兵复员。

此举释放出的信号可谓再明显不过——首先，叙政府军一定程度上已摆脱兵员匮乏的困境，元气开始恢复。其次，表明重建工作已经启动，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但是，从当下巴沙尔政权的施政纲领和权力架构来看，其仍沿袭家族统治的老路，阿拉维派等少数族裔占据优势地位（特别是掌握兵权和经济命脉）的旧格局也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再加上人口锐减，这些都决定了今后叙政府军会继续面临兵员匮乏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觉得，既然兵员不足、钱也不够，那就少养点兵嘛！可是，对于阿萨德家族来讲，一支兵力少、规模小的孱弱军队，又怎能确保他们的“家天下”千秋万代呢？所以说，只要“顶层设计”有毛病，这个问题就注定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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