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蒋介石对日谋略之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虽进行过若干抗争，但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在对日步步退让的同时，又以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对内，调整政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和中共的矛盾，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蒋介石的这种策略是对是错，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蒋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灭亡吴国的故事。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此后，他的日记中多见有关记载。1934年1月30日，蒋介石会见日本武官铃木美通，日记云：“其藐视之意，溢于眉目，非卧薪尝胆，何以复国？”史载：越军战败，勾践被围时，范蠡曾对勾践说：“节事者以地，卑词厚礼以遗之。”蒋介石特别将这两句话抄在日记里。对“节事者以地”这句话，前人的解释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蒋介石特别欣赏这一解释，也将它同时抄下。又，史载：勾践作为俘虏入吴后，系犊鼻（围裙），戴樵头（粗布头巾），为吴王夫差养马，“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在吴王夫差生病时，勾践为了取悦夫差，表示忠心，竟饮其尿，尝其粪。对此，蒋介石极为欣赏，在日记中写道：“勾践入臣，不惟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主张“欲取先予”。这一策略思想也为蒋介石所欣赏。1936年1月6日日记云：“对外，未到其时，惟有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以保吾国。”话说得虽含蓄，但意思很清楚。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爱”什么，可以隐约地答应，同月20日记云：“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显然，目前的“与”并不是永远的舍弃，而是为了未来的“取”；一时的让步只是为了最终的“雪耻”。

中国古代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一类思想也为蒋介石所采纳。1934年4月23日日记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愤激制之，当知以柔克刚之道也。”同年11月10日，蒋介石在山西，阎锡山向他建议，对日不必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对于阎锡山的这番话，蒋介石在日记中评论说：“此其专重黄老之说也。”蒋介石虽没有接受阎锡山放弃准备武力的意见，但是却部分地接受了他的影响。当日日记云：“如何与倭寇避免正面冲突，使其无法可施耶？”此后几天的日记内，即有“对倭暂睦”的记载。他准备派何应钦赴日，甚至有过自身“暂时退隐”的考虑。11月21日，他在日记中明确地写下了对日“应取缓和”的字样。

基于以上思想，蒋介石主张对日“忍耐”，甚至进一步主张“忍辱”。如：

1933年8月8日日记云：“九一八以后，国际均势既破，国家人民命脉之所以不绝如缕者，惟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此一时也。”

1934年4月5日日记云：“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年以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

检阅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和有关文献，可以发现，类似的词语比比皆是。蒋介石经常提醒自己：“当为最大之忍耐”，要能“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后之时，不与决裂”。

在忍辱哲学的指导下，日军占据东三省，他忍了；进攻上海和山海关等长城要塞，他忍了；要求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特务机关撤离平津、河北，以至成立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具有分离倾向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也忍了。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才忍无可忍，奋起抗战。在这方面，蒋介石表现出少见的忍耐力。这不能不和勾践的影响有关。

应该指出，勾践的忍辱是在抵抗失败、国家灭亡之后，而蒋介石的忍辱则是在国家尚在、事犹可为的时候。蒋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敌人面前的软弱一面，其结果是使国家权益一再受到损害。但是，也应该指出：有两种忍辱，一种是为了苟且偷安，另一种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反攻。蒋介石的忍辱显然属于后一种。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30年代亦然。蒋氏1934年5月11日日记云：“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和约起，及袁世凯接受廿一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于此不难看出近百年来民族灾难对他的影响。蒋介石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之间不仅有公仇，而且有私恨。1928年在济南发生的“五三惨案”使他常存刻骨铭心之痛。日记曾云：“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从蒋氏日记可见，他时常勉励自己，奋发努力，洗雪百年来的民族耻辱。1933年1月4日日记云：“自今日起，每日记雪耻一则，总使倭寇敉平，国耻湔雪也。”1934年5月11日日记云：“中正负此传统之污辱与重任，岂仅以本人不签丧辱条约而得了乎！如何洗雪，勉之！”为此，他有过率领中华健儿与日本侵略者长期周旋，在十年之内恢复东北失地的想法。也有过收复台湾等地，“恢复汉唐固有领土”的念头。1935年8月，他曾估计，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在某些时候，蒋介石甚至主张，利用矛盾，助长日本军阀的骄横气焰，使其孤立。1933年1月19日日记云：“倭寇之弱点安在？彼军阀对国际与国内皆为所厌恶。今养成其骄横，使无忌惮。”次年5月5日日记云：对倭则“张其骄焰，多其外敌”。某次，他接见日本武官喜多诚一，对其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感到难以忍受，日记云：“骄者必败，敌寇之骄，即吾人之胜，何愤激之为哉！”这里，虽然多少有点阿Q精神，但也显示出他对“物极必反”这一中国古代哲学命题的理解。

蒋介石也曾考虑过利用日本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日记云：“此后更应注重日本内部文武两派之胜败谁属，当使文派抬头以制军阀，抑使军阀横行，以促其孤立乎？”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这一策略尚未形成。

无可讳言，“九一八”至“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是“妥协外交”，但是，这是一种暂时的“雌伏”，目的是为了他日的“雄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要忍受暂时的退屈，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这是和献媚外敌，一味屈膝投降并不相同的。

【摘自：《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杨天石/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