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卢树鑫 | 再造“土司”：清代贵州“新疆六厅”的土弁与苗疆治理

作者卢树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再造“土司”：清代贵州“新疆六厅”的土弁与苗疆治理

卢树鑫

内容提要

土弁作为清代贵州“新疆六厅”基层社会的管理者，其职权和世袭身份的获得并非来自中央王朝的授职、任命，而是地方流官的委任,是地方政府基于苗疆治理实际而进行的制度性创造。随着苗疆经济的发展，苗寨头人成长并部分取代了土弁的管理职权。咸同兵燹后，清廷为强化苗疆治理，拟废革土弁，终因地方督抚的妥协和地方官的回护而搁置，显示出清代贵州苗疆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的曲折。

关键词

改土归流；土弁制度；新疆六厅；苗疆治理

引言

土司制度是理解西南地区历史的重要问题之一，学界常常通过检视土司制度的演变来探讨这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其中，基本概念的厘清是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土司”与“土司制度”是对历史时期出现的土司、土官、土职、土弁等概念的统称，但每个概念自身皆有其特定的意义，代表着不同的制度内涵，忽略对基本概念的厘清，则土司制度研究容易出现泛化的倾向，理应引起重视。

土弁是否属于土司？这是清代土司制度研究中一个长期存在而又没有能得到妥善回答的问题。以往的研究指出，清代土司制度一个重要变化是土弁的出现，即以绿营弁衔（守备、千总、把总等）授予内附或立功的土酋。李世愉通过对土司和土弁概念的辨析，认为土弁专指雍正改土归流后新设的绿营系列的武职，土司则专指明代以来所设置的武职，土弁与土司的区别使用，乃是对土职武官的细分而已，由此证明土弁属于土司。此后，李世愉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土弁严格意义上不算土司。他指出，雍正改土归流时，这些由地方督抚对西南地区土司自请改流者授予守备、千总、把总职衔的土弁，虽可世袭但不再具有管理地方的特权，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司，而成为一个政治符号的摆设，显示清代对于土司改流的安抚。因此，在制度层面，土弁称“土司”乃名不副实。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土弁与地方治理的研究者已指出，土弁亦有管理地方的特权，并与流官政府一起形成“土流并治”的统治体系。如王文成认为，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改土归流困难重重，尽管名义上已经改置流官，但改设的土弁与流官长期保持着土流并治的统治形式。张中奎、白林文的研究则指出，流官政府统治下的贵州东部“新疆六厅”（即古州厅、清江厅、台拱厅、都江厅、丹江厅、八寨厅）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是一种土司与寨老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控制体系，并强调这一“土流并治”的控制体系是中央王朝进入“苗疆”时的制度设计。其中，“新疆六厅”内的土司，实际是指开辟苗疆后，对熟悉苗情、通晓苗语、参与开辟苗疆的通事或向导予以封赏，授予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等土弁职衔，令其代为管理苗寨，协助地方流官各种劳役摊派的布置和命盗案件的侦缉；寨老，则是指苗疆村寨原有的头人。这些研究均显示土弁的存在并非只是政治符号的摆设，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施政实践与当地社会的变迁。

显然，这些矛盾之处凸显我们对于“土弁”这一概念所涵盖内容认知的不明晰。而亟需解决的问题则是，既然在制度的层面上称土弁为土司乃“名不副实”，又为何在实际运作的层面出现土弁像世袭土司一般，具有管理地方的特权。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将土弁这一地方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出现，完全视为清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而忽略了其是地方官府基于苗疆治理实际而进行的制度性创造。

因此，本文将以“新疆六厅”土弁的形成与嬗变为个案，结合档案、方志和民间文献的解读，揭示该地土弁身份的获得，并非中央政府的授职、任命，而是地方流官政府委任的结果。这与土司乃由中央政府直接授职、任命截然不同。并且，土弁这一地方性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形成与演变，需置于地方官府的治理实践和地方社会的因应中进行理解，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在充分揭示清代土弁与土司的差异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清代西南边疆治理的认知。

一、 新辟苗疆不设土司治苗

清雍正年间，朝廷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废除大批土司，而代之以流官的治理，使内地的行政制度得以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随着清政府的军事开辟，此前流土俱不受的贵州东南部“化外生苗”，被征服并纳入王朝国家的版图之中，史称“开辟新疆”。新辟苗疆虽未经“改土”，但亦属“归流”，是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改流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官政府统治下的贵州东部“新疆六厅”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最初亦是希望仿照内地保甲、乡约的设置，在新辟苗疆编立烟户册，设立保甲约束群苗。此后，尽管朝廷中有提出仍以土司治苗者，而时任经略苗疆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的张广泗坚持认为，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并非治苗善策，最终力排众议，确立由地方官府签立苗寨头人，令其约束苗民。

乾隆元年（1736），经历自雍正年间以来的军事开辟与雍乾之际席卷整个黔东南的包利、红银“苗乱”之后，整个黔东南苗疆人口与村寨数量锐减。张广泗上奏乾隆皇帝，称：“凡经兵火之地，无不患病之寨。大抵每寨之中，除斩杀俘擒外，又因疫疠殒命，其现在户口较之从前繁盛之时，不过十存五六，或十存二三而已”，“新疆、内地附逆悖叛者，共一千二百二十四寨，内查系倡谋党恶素称顽悍者，共八百三十六寨，悉经剿毁，痛加歼除。其余三百八十八寨，多系寨小丁弱，致被迫胁，姑免毁其巢穴，仍令将该寨所有附逆凶徒，全数拿献，方准赔罪”。苗疆如何善后、苗民如何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清廷与张广泗为主的贵州地方大员等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张广泗的意见在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乾隆皇帝谕旨曾明确说：“总之苗疆一切，全交伊料理，当屏去私心，惟公惟正，不知有己，不知有人，并不知有朕谕，惟期尽美尽善为经久万全之计。设目下剿抚失宜，将来善后无策，惟张广泗是问。”

整个讨论主要围绕流官治理之下苗疆基层社会秩序如何建构展开，观点有两种。一是以兵部侍郎王士俊、两广总督鄂弥达为代表，奏请仍按照过去以夷治夷的思路，设立土司管辖苗民；一是张广泗、贵州按察使方显等，希望在新辟苗疆内直如内地，编立烟户册，设立保甲约束群苗。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实际上代表各自对苗疆的不同认识。

乾隆元年八月，兵部侍郎王士俊向皇帝上奏，陈述对苗疆善后治理的建议，主张“将征服各寨，大则以三十寨为率，小则以五十寨为率，择土司中之才能素堪詟服群苗者，使管辖之。”这一条陈被后人不断引用，作为论述开辟贵州苗疆生界之后清廷在该地设立土司管辖的力证。不过，张广泗应皇帝旨意回复，却提出了与王士俊截然相反的主张，即新辟苗疆不可设置土司管理，这一点却是此前学界未曾注意到的。张广泗从历数土司制度的源流入手，肯定土司在促进边疆稳定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他也认为，土司世袭制度，积久相沿，造成了土司力量壮大，尾大不掉，凶残贪暴乃至无所不为的恶劣行径。因而，雍正皇帝洞悉其弊，将西南各省土司如云南之乌蒙、镇雄，湖广之容美，广西之泗城，四川之酉阳等处悉数改设流官管辖。张广泗颂赞雍正皇帝改土归流乃至圣至明之举，认为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利济无穷，并进一步申论：

维此苗疆回环二千余里，错杂数十万人，犹幸其各为雄长，向无统率，其情涣而不相联，人散而无所属。惟无所属，斯无定谋；惟不相联，斯无固志。……虽父子兄弟各不相顾，此则散而不整、无所统率之明验也。今设立才能土司以管辖之，设以阴谋狡黠之土司，统此凶悍繁多之苗众，联其心志，统以尊卑，兼以黔省山岭崇深，田畴错杂，路通一线，山险千寻。一旦凭险负隅，深沟高垒，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且此一带苗人，向无酋长，今欲强立一人以为土司，苗人安肯听其约束。臣窃谓土司之设，于理于势，皆有所不可也……土司用法严酷，乃圣朝所当首禁，岂可因之以为治苗之善策耶？

从张广泗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结合自身在苗疆的征伐经历，强调苗疆人群并没有建立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虽人口众多，但各为雄长，向无统率，互不所属。这一社会现状，与土司地区自有酋长、尊卑有序的情况不同。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清王朝开辟苗疆的举措才得以推进，雍乾之际的“苗乱”才得以最终被平定。而且，在张广泗看来同样重要的是，苗疆“向无酋长”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苗人不可能受清王朝强立之土司约束。由此，他认为在新辟苗疆地区设立土司管辖苗人的做法并不可取。在严词否决了王士俊提出设立土司管辖苗人的主张后，张广泗在这份奏折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他的治苗方略。乾隆皇帝朱批对张广泗的回复，也没有明确表态，只批“所奏俱悉”，说明此事并没有定论。

乾隆三年（1738）七月二十八日，张广泗上奏回应前贵州布政使、现两广总督鄂弥达奏请选择良苗为众苗所信服者，设立巡检头目约束苗众的做法。张广泗指出，鄂弥达设立巡检头目的做法乃是以夷治夷之法，并再次重申各地的情况不同，这一设立世袭土司的做法并不适用于苗疆。

同年，清政府关于苗疆善后事宜的系列章程最终敲定。结果是将苗疆分而治之：在原先“逆苗”绝产处安设屯军，实行军屯管理；而针对仍存留的苗寨，虽然不能尽如内地设立保甲门牌，但可仿照内地乡约保长之类，由地方官签立头人，注册在案，以专责成。这一章程中签派的头人，乃是指苗众称呼本寨中明事理、懂语言沟通、有威慑力者。在张广泗等看来，苗寨凶恶头人已经被清军歼除殆尽，现在仍存留各寨的头人尚属良善、安分守法，且系各寨自立，只是缺少官方的承认。

张广泗等仿照内地保甲而由地方官签立头人治苗的方案，是当时贵州地方官希望将内地治理模式移植到苗疆的思路的延续。乾隆元年正月，贵州按察使方显奏请于苗疆编立保甲。方显认为，群苗野性，向无统属，凡有蠢动，村寨中的头人欲行禁止，却无奈平素无权，群苗罔遵约束。因此，他希望在招抚苗民时，“即于各寨编立烟户册，每十人为一甲，择一老成者为甲长，给以委牌。每十甲为一保，择一强干者为保长，给以委牌”，通过保长、甲长来约束苗民，达到教化的效果。该奏请并没有直接得到乾隆帝和张广泗等人的回应，但张广泗最后确定签立头人的做法，显然与方显的方案密切相关。

最终，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议奏后通过了张广泗奏请的这一系列的方案。由此可见，清中央政府对于流官管辖下新辟苗疆的治理，延续了改土归流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管控的趋势。因此，过往西南边疆地区以夷治夷的世袭土司治理模式，被认为并非治苗善策而被舍弃。然而，历史进程演进的复杂程度和新辟苗疆治理的难度，显然超出了清廷统治者和贵州地方大员如张广泗等的想象。而最终出现土弁治苗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则完全是地方流官政府主导的结果。

二、 地方官府的创造与土弁制度的确立

由于历史、文化、语言、习俗的隔膜，改土归流后，由于清廷没有迅速培植起一个在儒家意识形态中更具正统性的绅士阶层以协助流官政府管理地方社会，部分土司及当地既有的势力集团（如土舍、土目）在地方社会中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催办钱粮和稽查匪类。

与西南其他地区改土归流之后流官政府借助当地既有势力——土司及其附属管理地方社会不同，新辟苗疆之境此前并无设置土司的传统。取代设立土司而仿照内地保长、甲长而签立的苗寨头人，短期内发挥不了沟通地方官府与苗民的作用。苗疆开辟后所形成的土弁治苗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则完全是当地流官违背中央政府不设土司的决定而创设的。其中的关键，便是地方官府对其所倚重的差役——通事的违规使用与任命，使其身份由“在官人役”转换为类似世袭土司般的职官。

通事，最初作为向导和翻译协助清政府开辟苗疆、招抚苗众。雍正十年（1732）贵州巡抚张广泗上奏将“效力通事人等，请分别勤惰等次，给予养赡，并授以土外委、千、把总札付，令其宣布条约，化导苗民”。此后，由于意识到通事正在逐渐发展为可能引致苗疆新动乱的不稳定因素，张广泗在苗疆善后事宜中希望三五年后将通事这一项悉行裁革。他在“苗疆通事宜慎加遴选”这一条中详细说道：

查苗疆初辟，言语不通，路径不熟。文武衙门各就近选取谙晓苗语，熟悉路径之人，委设通事，令其招徕苗民。凡宣布、化导等事，藉其传输办理。各寨苗民，亦各惟其言语是听。迨后相沿日久，一切征收钱粮，查缉罪犯等事，俱藉该通事传催。其奉差勤慎、办事小心者，固不乏人。而不肖奸顽之辈，遂藉官差名色，或抑勒酒食，或需索银钱，或串同寨苗，蒙蔽官长，或藉称差使，恐吓苗人。种种弊端，不可枚举。更或文武衙门通事，互相欺蒙，各为袒护，遂致地方愈加滋事。

显然，这些原来只是作为地方文武衙门翻译与向导的通事，凭借其自身的语言优势与对苗疆情形的熟识，自清王朝在新辟苗疆各处设官开始，便成为地方文武衙门军事、行政事务得以展开的有力辅佐。地方官府甚至让这些通事承担起了本不该属于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税收和治安事宜。通事由此藉端苛索，遂成为可能引致地方滋事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张广泗将原先作奸不法的通事或严惩、或正法、或责革，此外，照顾到地方官府的需求，亦留任了部分守法的通事供役。但从长治久安计，他希望是三五年后，待苗民能自行通晓地方官府的一切政令与教化措施，便将通事悉数裁革。

苗疆的历史进程，并没有按照张广泗的设计演进。这些地方官府委任的通事，不仅没有在三五年后被裁革，反而在地方官府的默许下，借由雍正年间参与开辟苗疆而获得的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的札付，以类似于土司的身份，成为苗疆基层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习惯上，通事也更乐意以土千总、土把总等由上级恩赏的名号自居。值得注意的是，土千总、土把总只是一个名目，而非实际的职衔。通事尽管在实际层面是苗疆基层社会管理者，但在制度层面缺少来自中央政府的任命与承认，使得他们的土弁身份缺乏正统性与权威性。

众所周知，土司身份的获得，来自中央政府的授职。土司一经中央政府授予职衔，凭借朝廷颁给的号纸、印信获得身份与权力。土司制度的核心，或者说其职权，在于“世有其土，世长其民”，但凡被委任为土司者，其性质相当于内地级别不同的诸侯。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封地、部民，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职权，一旦被皇帝委任后，就可以在当地终身任职，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自行设置各级下属行政机构，并有权委任下属各级行政长官。

土弁身份正统性与权威性的缺失，并由此带来的职权缺失，使得土弁对苗疆基层社会的管理受到诸多掣肘。如清代刑科题本记载的乾隆十四年（1749）至乾隆十六年（1751）间，苗疆中的清江厅属土千总杨政衍差役老宠往拿苗人远冒娘致死并行贿私和一案，土千总杨政衍因“擅受词讼、滥差滋事”，而遭革去土弁。因此，构建土弁身份的正统性与权威性，从某种角度看，不仅是土弁自身的企盼，也是地方官府加强对苗疆基层社会管控的迫切要求。

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二十四年（1759）间，为了安抚这些通事并加强对苗疆的管控，在贵州布政使沈其衷的提议下，将“新疆六厅”内过往由厅官委任通事为土千总、土把总等土弁身份做法，改为由巡抚、布政使、道、地方官四项等次，一概换给通事土千总、土把总职衔和委照，并允许土弁的身份世袭。这样一来，苗疆通事的土弁身份就获得了正统性和权威性认证。

沈其衷的这一做法，显然有违清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土司、土官授职、承袭的定例。因此，继沈其衷之后的贵州布政使徐垣和钱度，提议停止由巡抚、布政使、道员给予通事土弁职衔、委照的做法，并明令已经领有土弁职衔、委照不得世袭。在钱度等看来，授予通事职衔委照的做法不但与国家的土司制度不符，更与国家改土归流的趋势相逆，理应禁止：

其古州新疆一带通事，差役不能入寨，资其协助勾摄，亦与在官人役无异。此等土目、通事，又岂可给与职衔、委照，令其世世袭替也？揆诸定例，实有未协。乃沈前司不加详察，议将现在之土舍、土目，以及土司后裔，族大丁繁之通事人等，分别院委、司委、道委、地方官委四项等次，一概换给职衔、委照。在立法之意，虽为鼓励若辈，以资弹压起见，但此辈性非驯善，平日因畏有司，故不敢恣意骄纵。今一旦由院、司、道给委，伊即俨若官长，妄自尊大，因而鱼肉苗民，靡所不至。……清江厅土千总杨正之设立衙役殴毙人命，俱经详革在案。其他控告土舍、通事派敛苛索之案，不可悉数。凡此，皆由给委而起。

显然，沈其衷改革的举措之一，便是将通事“在官人役”的身份改变，给予职衔、委照，使其成为世袭的官长。钱度对于沈其衷的这项改革，言辞中有不满之意，责其“不加详察”。他认为，正是这项改革，使得通事这些“在官人役”演变为妄自尊大的“官长”，并导致了一系列的派敛苛索乃至命案的出现。清江厅土千总杨正设立衙役殴毙人命一案，便是因杨正被授予职衔、委照后私自设立衙役，并擅自受理苗民的词讼导致的。

因此，自徐垣任内便提议停止由巡抚、布政使、道员给委一事，仍令地方官照旧委办，以杜流弊。此后，经贵州巡抚衙门批示，由布政使司移文贵州粮驿道、贵东道、贵西道，以及贵阳等十三府查议。各府查核后回禀称“新疆所设通事，亦只令传译苗语，以供差遣。此辈不过与乡头、衙役相同，向来给照委办，俱听之州县，事权画一，易于管束。今改定章程，给予职衔、委照，若又令其子孙弟侄，世世袭替，非惟与例不符，且恐日久玩生，俨如世职。即不敢抗衡官长，而凌虐苗民在所不免。……通事一项，责成各厅员严行稽察，如有非奉差遣，私入苗寨需索滋扰，或恃符生事，苦累苗民者，令该厅员随时责革、究治。慎选委充，不得仍援顶袭名色尽其子弟，亦不必弃其子弟立意不用，总以通晓苗语、安分守法之人充当。事故更换，止给与通事等次名目，不得擅给职衔，有违定例”。是以，徐垣之后继任的贵州布政使钱度，采纳了州县官的意见，在其任内亦提出停止沈其衷的改革举措，要求对通事一项，严行稽察不得擅给职衔。最终，这项提议经贵州总督、巡抚批准通行，终止了有违定例的土弁授职、委任。

至此，土弁与土司的真正差别，已经非常清楚。即土弁并非源自清中央政府的任命，而是来自地方流官政府的委任。这与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土司地区实施的“因俗而治”的政策不同。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仅限于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务以及可以继续保留、传承与发展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等内容。但对于行政制度的兴革、职官的任用、重大事情的决策等则是“不因俗”的。明清政府掌握和控制着各地土司的授职、承袭、升迁、奖惩、优抚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主导权，清代更是呈现出逐步加强的趋势。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钱度等人要停止违例授予土弁职衔的道理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钱度的决议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对通事中从前已领有巡抚、布政使、道员委照者，不予追缴。希望等将来这些通事遇有事故再行查追缴销。此举事实上是对由沈其衷改革而获得土千总、土把总职衔的通事世袭身份的承认，无形中确立了土弁身份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更甚者，此后对于苗疆通事的选任，地方官并没有完全遵照钱度的决议，止给予通事等次名目，而是仍擅给土千总、土把总职衔。《黔南识略》中对“新疆六厅”颁给通事职衔的情况作了记载，并显示这一做法到嘉庆年间仍然存在，如：“八寨同知：苗惟黑苗，其俗与各处同，无土司管辖。原设通事十六名，分头、二、三、四等，有给土千、把职衔者。嘉庆六年，奉文酌裁四等通事四名，现在头、二、三等通事十二名。内头等通事四名，仍给土千、把职衔。”因此，清代“新疆六厅”中清江厅和古州厅的志书，《清江志》和《古州厅志》亦均以“土官”记载这些获得土千总、土把总职衔的通事的承袭和管理苗寨的情况，并以其衙门或驻地代称为某某土千总、土把总，亦或者为某某土司。并且，尽管贵州地方官员始终明白通事“在官人役”的身份，不可给予职衔令其世袭，但习惯上亦常常将土弁与土司混称，显然已将土弁当作土司看待。

这些获得职衔的土弁，俨然以世袭官长的身份自居，修建衙门，如前述清江厅土千总杨正设立衙门和衙役，建立起对苗疆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嘉庆二十四年（1819），古州厅高表土千总李天培为新建的衙署而自撰的《或陋堂记》，更清楚地呈现了土弁以治苗为己任的心态。李天培称：

……培之居斯堂而莅斯民也，思夫启荒造昧，天子不以其陋而疆理之；宣威布令，长吏不以其陋经营之；乘危冒险，立信推诚，即培先世亦不以其陋而招徕抚字之。或而陋，或之见也。培也，食先世德，承长吏命，沐天子恩，其敢泄泄沓沓，因或之陋者，或之见故。烟茅雨箐，地或陋耶？当有以辟治之。魋结鸟言，民或陋耶？当有以薰陶之。酣歌跳月，渎礼任情，俗或陋耶？当有以移易而变化之。劳来匡直，以期无忝先世德，废长吏命，孤天子恩。庶几，因或之陋而奋发，刮磨以抵于君子何陋。或之陋，或之贶也，可不大书特书，志或之陋，而嘉或之贶。

据田野调查的访谈，李天培的曾祖父李大有，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殁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原生活在黎平府锦屏县隆里，年青时挑盐到古州贩卖，苗人贫苦，有时无钱买盐，李大有心善，便时卖时送。雍正年间开辟苗疆之时，正值壮年的李大有随张广泗开辟苗疆，立有军功。因此，李天培在《或陋堂记》中强烈地表达了愿为国家管理、教化夷民的衷心，从而不辜负祖先的世德，地方官长的委任以及皇帝的恩赏。

由此可见，清廷开辟苗疆之后关于当地不可设置土司治理的决定，至嘉庆年间已完全废置。流官统治下的“新疆六厅”基层社会，已形成由世袭土弁进行治理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乃是贵州地方官员意识到，贵州苗疆与内地在人群、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需要谙晓苗语的通事才能在流官与苗民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是以，地方官府枉顾中央政府在苗疆不再设立土司的决策，阳奉阴违，仿照土司而设立土弁对苗民进行管理，遂使流官治下的“新疆六厅”基层社会仍然回到“以夷治夷”的传统治理模式上。这也说明了“新疆六厅”内地化进程的曲折。

三、 苗疆基层社会管辖权力的初步转移

为了加强对贵州区域的控制，清政府在贵州施行汛塘军事设防网络。即设置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各标下辖若干协、营、千总、把总、外委等军官率兵驻守，这种由千总率兵驻守的防区就是汛地；各汛之内，除部分兵丁驻汛地防守外，大部分兵丁被分派到汛地内的交通要道、山险要冲之处设塘驻守。这些汛塘兵的军粮，由汛塘兵驻扎所在的各府州县就地供支。由于“新疆六厅”本地产米不足，清廷要求当地流官就近于广西等地挽运，而挽运不足，便交由“新疆六厅”及邻近府州县向本地苗民采买，来解决进驻苗疆的汛塘兵的军粮需求。

转变为土弁的通事，被“新疆六厅”的流官政府所倚重，除缘于制度上规定的传译苗语，协助差役勾摄公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其代地方流官解决了所承担的苗疆兵米采买任务。

在具体的实施中，存在地方官府侵吞采买之价银，令苗民纳米而不给价的情形，土弁等更借端苛索。曾担任贵东道的易佩绅称：

官以价入私囊，苗民纳米不给价，谓之上白粮。其初官以印花原封银，当堂点名发价。继则印花犹是也，而其中封以铅铁砖石，居然坐堂皇谕土司、通事曰：“某寨发银若干，买米若干。”例买百石，必曰二百。土司、通事知其然利其事也，串为一局，先期征银如铅铁砖石之数，俟发价时易银实纸中，仍封印花。赏宴毕，率苗酋跪曰：“官清苦，情愿报效，不受价。但苗田所出米，不能如其数，请减半。”官曰：“诺。”收其银。是不惟不给价而更重取之矣。官得其一，土司、通事所得倍于官。且上米之际，书差丁役又多方索其使费。斗之大，又必三四石始敷一石。是较之平民征赋纳粮又数倍矣。

清廷体恤“新疆六厅”苗民生存之不易，永不征赋。但地方官与土司、通事串通一气，苗民受到的损失，反而比正常情况下向国家缴纳的赋税多得多。而在此过程中，土弁藉公派累、苛索无度而招致苗民的反抗，遂削弱了其自身的权力和管辖范围。

为避免进一步的侵渔，苗民借由诉讼而与地方官府达成协议，主动向地方官府缴纳钱粮和承担夫役，以近乎“赎买”的方式摆脱土弁的侵渔和管辖。如嘉庆十八年（1813），古州厅属琴台土千总辖境内的通倒、火烧、乌松三寨，通过上告古州兵备道而最终获得脱离土弁而归古州厅管辖。记载这一事件的《府属碑记》称：

通倒寨、火烧寨、乌松寨，当年系杨越管理。近因采买一项、加买一项、孙府台上省赴任一项，捏称上宪亏空一项，造户口税一项，牛油船木一项，勾穷告富一项、借米一项，共苛去银四百九十一两，层层苛虐，民不聊生。因控于道宪张，批府宪普周查实情由，断归府管辖。又蒙金府主给委头人，兵米给册，米占五石四斗四升七合，自领自纳，大小一应公事自办，人归府管，粮上府纳，夫分三排，户有三十，粮分三股，通岛两排，占米三石陆斗三升二合，乌松、火烧一排，占米一石八斗一升六合，永远归府，著为定章，传之青石，用垂不朽，以示后人云。

在这一由三十户烟户与古州厅订立的合同中出现的通倒寨、火烧寨和乌松寨，位于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仁里水族民族乡。其中，通倒寨为今通倒村，火烧寨即为今乔腮村，乌松寨为今乌兄村。光绪《古州厅志》称八卫世袭土千总“南至琴台土千总属通倒寨四十里”，并“琴台世袭土千总杨翰枝，驻琴台寨”。因此，碑文中提到的三个寨子在琴台土千总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杨越则为当时或此前的琴台土千总。另据光绪《黎平府志》的记载，孙府台指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五十九年（1794）的古州同知孙鉴，府宪普为嘉庆十五年（1810）至十七年（1812）的古州同知普恩，金府主为嘉庆十七年（1812）至十九年（1814）古州同知金淳，道宪张则是指嘉庆十二年（1807）至二十年（1815）任古州兵备道的张晖吉。

三寨苗民通过诉讼的方式，明确脱离了琴台土千总的管辖，归属古州厅直接管理。在清廷永免钱粮正赋的制度性豁免之下，他们仍与古州厅达成协议，主动认纳兵米和承担夫役。这说明，相较土弁的层层苛敛，通过这项协议，将兵米的额数与夫役的任务固定化，在通倒等三寨苗民看来，无疑是减轻了负担。因此“著为定章”，勒之青石，避免日后土弁和继任的地方流官的再次苛敛、摊派。

当然，苗民为脱离土弁的管辖而进行的反抗斗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古州厅境内洛乡各寨苗民经历数十年的控告，才终于脱离土弁的剥削而归厅管束。光绪《黎平府志》称：“洛乡三爪各寨，向系卫土司管束。土司与寨民生隙，迭控雍正、乾隆，迄无定局。嘉庆十三年，近城三瓜复控，断令该寨等归厅管束。如案勒石，俾遵恪守。今将归府管束各寨，照碑列之：九歪、观音山、俾奶、怎九、岭贾、岭国、盘牙、定弄、乌路孖。”洛乡，又称乐乡，卫土司即古州厅属乐乡世袭土千总卫氏。

透过以上的案例还可以发现，乾隆初年张广泗仿照内地保甲、乡约，在“新疆六厅”苗寨签立头人的制度设计，至嘉庆年间才得以实施并确立。这与当时针对汉民的保甲编查有一定关联。光绪《古州厅志》称：“古州自开辟以来，于嘉庆十九年内，奉文编查保甲。除苗民仍归土司稽查外，所有合境汉民共千一百一十二户，男妇大小二万四千四百零六口。”据此，苗民虽仍归土司（亦即土弁）稽查，但也出现了通倒等三寨由古州厅同知金淳给委头人取代土弁的案例。这一过程的延宕，与在开辟之初地方官府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向下拓展建立保甲体系有关，亦与苗民在语言和习惯上对通事、土弁的依赖不无关系。

伴随着嘉庆年间的保甲编查，原先归属土弁管束的苗寨，在这一时期陆续选择像通倒等寨一样，与地方官府之间达成协议，并签立头人建立保甲体系，由此跳脱出土弁的控制而直接归属流官管辖。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方式有差别，即签立头人建立保甲在先，而归属流官管辖在后。

嘉庆二十四年（1819）古州厅境的北路苗寨乌商、养汪、养堤、官舟、旁岑、寨牙四寨、岑门、帚洞、保里、三梭、勇东等寨，承担的夫役和兵米的采买等项轻重不一，故而各寨对此重视程度不同。苗寨中的今尤格改、今沟、包通冒三、委往高三、格近陵、今委等头人，考虑到各寨可能拖延与抵抗，故而齐集各寨保甲，对兵米的采买等项进行商议后，订立了合同。合同的条款称：“一采借各项米石，票调头人赴古（引者注：古州）承领发价，散给各寨，今照上刻”，“一各项米石，各寨保甲督催赶紧上纳，不得拖延。每石取包银四两一钱，内头人抽一钱，下古换纹银上纳。倘有抗票，送赴古”，“一各寨告状，原、被规费，婚姻田土六两六钱，酗酒口角三两三钱，焉微小事二两二钱不等。三公照老爷改得规费，见两抽一钱相送”。显然，这份合同中对各寨保甲头人的职责与权利进行了逐项确认。从合同条款中，可以比较明显的读出，这份合同不仅是对所涉及各寨的约束，更是各寨与古州厅之间就采买等各项事宜，以及诉讼规费分成数值的确认，即“见两抽一钱相送”等。

碑文中所涉及的各寨，原先曾属土弁或土舍管辖。光绪《古州厅志》记载：“道光十二年，裁汰土舍杨通义，所属之岑载、定向、岑门、孖俾十五寨，无人抚绥，同知司河委正秀（引者注：正秀即平江土把总杨正秀）管理，共三十七寨，颇能约束，苗民安谧无事。”但是，随着土舍杨通义的裁汰，并岑门等寨头人已通过保甲承担起采买与地方公件等事项的情况下，地方官府仍将岑门等寨委托平江土把总管理，则似乎持有向平江土把总示好之意，并暗含对苗民保甲、头人仍缺乏足够的信任。

此外，寨牙（引者注：亦即宰牙）四寨不久之后亦具控并由古州同知讯断归府。道光二十一年（1841），古州同知颁给新签立头人的委照：“照得宰牙四寨，业经本府讯断归府，所有一切公事及捕盗等事，自应验放头人，给委办理。兹据宰牙四寨苗民杨应昌具公禀，保得苗民龙朗想、杨应华……等，为人正直，办事老成，堪从承充该寨头人，约束苗众，稽查奸匪。如遇地方有大小公件，务须秉公办理，毋许丝毫扰众，勿得始勤终怠，毋违！”

结合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碑刻资料发现，杨应昌等人日后在基层社会中亦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咸丰十一年（1861），杨应昌并宰牙四寨人等，在负责处理客民李老考被充公田土买卖的朗洞营参将斡旋下，以价银260两买得田土。因买价太低，引发李老考亲属不满上告；古州同知要求杨应昌并宰牙四寨人等，加增价值买补，以助军饷。杨应昌等在初价260两的基础上再补140两，共付400两以结清所涉及的田土买卖，并获得古州同知批示：所有田土应听宰牙四寨各买户耕食管业，以后地方痞棍不得再行控告，衙役人等不得从中需索。从中可知，杨应昌等的资产与能力自然不可小觑。而这也是自雍正年间开辟苗疆之后，随着对该区域清水江、都柳江河道的疏浚和清理，苗疆社会以木材种植、贸易为根本的经济生活得到迅速发展的体现。

苗寨签立的头人，不只是约束苗民，地方官府还要求其承担苗民与附居汉民的夫役和粮石事宜。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古州厅境北部的清江厅属乌连、九连、羊条、斩岗四寨的头人引勒用，控诉土千总王中兴拖欠粮石、包夫违误遗累地方，在苗民上纳的兵粮私收挪用后更令其重征代赔，忍无可忍之下乌连等寨头人禀请归府管理。清江厅官府衙门出示的晓谕要求：“嗣后尔等各寨，归府管理，不准土弁藉名派累。所有每年夫、粮，务须亲身赴辕呈领，官封赴綮，照章上纳。券领回，毋许拖延违误，其附居寨内苗汉，应纳粮石夫役，务须交给头人一律办理，毋稍观望，倘有违误，定即驱逐出寨。该苗汉毋得自取重咎，各宜凛遵毋违！”

因此，至嘉庆道光年间，“新疆六厅”在土弁管理苗寨这一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之下，苗寨脱离土弁而归属流官政府直接管理的现象不断出现。并且，尽管由于“新疆六厅”的广袤，辖境内苗寨各自发展的态势不同，但脱离土弁的管束与侵渔，是基层苗寨自开辟以后一以贯之的诉求。土弁借公派累，苛索无度，显然是造成这一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但苗寨自身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同样是改变既有权力结构的重要因素。在此过程中，苗寨自身的社会力量亦得到整合与发展。因此，由苗寨推举的头人获得流官政府的承认与委任，逐渐取代此前的苗疆基层社会管理者——土弁，并以保甲组织承担起流官政府对苗寨的钱粮征收和夫役编派。这一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也说明，此前的研究认为苗疆开辟之后的基层社会秩序，是由土司和寨老（头人）相结合或由头人辅佐土司对基层苗寨社会进行控制的论断并不恰当。

不仅如此，咸同兵燹亦对“新疆六厅”基层社会的权力格局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削弱了土弁的势力与管辖范围。当清政府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而风雨飘摇之际，与广西接壤的贵州东南部“新疆六厅”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自咸丰四年（1854）至同治十三年（1874）二十年间，亦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并席卷全省，旧史称“咸同苗乱”。动乱中，有不少土弁被杀，如古州厅八卫土千总吴之和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动乱平定之后，贵州地方当局善后规划中提出了裁革土司之议，“新疆六厅”地方流官政府也有应对之策，由此可进一步窥见当时土弁在基层社会权力格局中地位的式微。

四、土弁势力的式微

贵州荒穷，全省的赋税收入向来不多。因此，清代贵州行省的行政、军事费用皆仰赖他省的协济。太平天国运动对东南各省的冲击，亦导致这些省份自身财政困难而无法接济黔省，使得黔省财政支绌的形势变得更加严重。

咸丰三年（1853），黎平府知府胡林翼禀告贵州巡抚蒋霨远，提醒应密切注意财政支绌之下“新疆六厅”中官吏、土司、通事、差役对于苗民的苛敛带来的各项弊端。他指出：“各厅并无钱粮盈余，专恃差徭采买，一切陋规，以为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绌，官事日多，即令如数收纳，尚呼瘠苦，何能禁止而强以不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新疆六厅”流官官府的财政困难。但因设防筹饷的官吏更借捐苛敛，官吏、土司、通事、奸商等互为勾结，遂使苗民不堪重负而揭竿而起，造成了咸同之际贵州近二十年的社会动荡。贵州当时的十二府、十四厅、十三州、三十四县，只有贵阳、遵义、安顺、黎平四府，水城、郎岱二厅，平远州，毕节、龙泉、余庆三县幸免，其余均告陷落。

咸同兵燹后，苗疆百废待兴，亟需兴利除弊，以求长治久安。裁革苗疆土司、通事，是善后规划的一个重点。当时贵州地方当局将咸同苗乱的缘起归咎于土司、通事的苛索，并认为苗民已通汉语，地方官府在苗寨签立的头人、建立的保甲体系已能够为流官政府差遣，故土司、通事可以裁革。而即便此时的土司、通事势力早已式微，但对于裁革之议，当时参与讨论的各方，仍有不同的意见。

裁革苗疆土司是贵东道易佩绅力主之议。贵东道，即分巡贵东道，辖贵州东部黎平府、都匀府、镇远府、思州府、铜仁府、松桃直隶厅，与贵西道一起，成为清代贵州省与府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清代，道员的职能，主要是对地方所属官员及其管辖事务的督催和察查。道员能否充分发挥其职能，直接关系到地方吏治风气的好坏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易佩绅认为，土司、通事朘剥苗民，与地方官的吏治弊端勾连在一起，是地方的流弊之一。而吏治的整顿，不仅需要惩治贪官污吏，也应该革除贪官污吏藉以苛索平民的土司、通事。

曾任都匀府知府的罗应旒，同样支持裁革土司、通事。但称“念其先人之劳，但准其承袭，比于云骑尉、恩骑尉之例，收入营标补用，不准干预地方公事。地方官如任用之，或委充团首、保正者，皆从严处。”收到罗应旒所拟革除苗疆积弊的条陈后，中央政府谕令：“该道久在黔省，熟悉地方情形，言之自能确实。似此弊窦丛生，亟应力图整顿。着刘长佑、岑毓英详细查明，妥筹办理，务将以上各弊革除尽净。罗应旒所拟办法各条，是否可以照行，并着酌量采择。贵西道曾纪凤，贵东道易佩绅，皆在黔年久，自必洞悉苗情。即着刘长佑、岑毓英，督饬该二员实力筹办，并着将如何办理情形妥筹具奏。”

与罗应旒所拟不同，易佩绅力主裁撤土司。他认为：“查各属土司，当兵燹之后，多无嫡裔应袭之人，往往同姓有力者，贿弊冒袭，其人既非勋旧之遗，而其权足为苗民之害。甚非国家综名复实弭盗安边之至计也！职道前请裁撤，实为时会事体所并宜速断者。……土司之承袭，历世久远，泽既无余，食报亦足，今因其后嗣有害于民，绝而不续，诚不为过。前既降为土目、土舍，而犹自冒为土司，今若复承袭世职，安知不仍故辙，似不如一体编为平民之为净也。”

贵州巡抚岑毓英并没有支持易佩绅裁革土司的建议。他上奏称：“伏查土司朘削苗民，在承平时确有如此情状，军兴以来，土司颠沛流离，无复从前气习，若如原奏概行裁革，既无以服其心，且恐另生枝节；若改为云恩骑尉世职，亦属太多，似非尽善之道。臣等拟分别良莠，随时办理，谕令各土司自今以往，于所部苗民，不准科敛凌虐，并不准包揽钱粮、擅理词讼。违者，立即革黜治罪，不另请袭职，则土司之弊可除。”

岑毓英的处理方案，显然更符合身任苗疆地方官员的心意。古州厅同知余泽春便称，“今之土司，非复如明之安氏、宋氏，骄悍横溢，虐民抗官也。自张经略开辟以来，渐次裁抑。所存者，不过如保长、寨头，仅供驱使，小有剥削而已。洞苗、仲苗、水家，已渐摩圣化，更易服色，通言语。科目、武功不一而足，土司无从苛刻。惟生苗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非土司不能通其性情，彼亦自便于土司，而不便于汉官。昔诸葛武侯征蛮，不设官吏，惟以蛮治蛮，此又无须乎裁革者。且其先亦著有微劳，圣恩高厚，袭职、食土，为我朝不侵不叛之民，似又不必议革，以广皇仁。惟时加约束，不得擅受、擅理而已。”这实际上是苗疆地方官府倚重土弁的延续。因而，光绪初年这场裁革土司、通事的提议，以不予裁革避免激化矛盾的这一方意见占得主导。地方官员不愿旁生枝节，而是相对温和地对待这些历经咸同兵燹而存留下的苗疆土司，保留其土司名号，而加以约束。

苗疆开辟之后，清廷曾规定地方官凡雇募苗民应夫供役，需按照定数给价，不得滥派、作短和欺凌。当然，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该规定常常形同空文，是以如前文所述，苗民最终通过“赎买”而和地方官府订立合同，明确钱粮缴纳的额数以及夫役编派的细则。咸同兵燹后，贵州巡抚曾璧光发出告示，严令地方官绅并土司衙门，除主考、学院过境，照旧派夫迎送外，不准派令苗民应夫供役，并将一概供应陋规尽行革除，希望剔除过往积弊来抚绥苗民。这一示谕，随后被刊刻成碑竖立于“新疆六厅”各处，以示贵州地方当局禁革地方官和土司滥派夫役的决心。

学院、学台、学差等，均为清代学政的别称。清代，各省学政为京官奉使出学差，巡考所属各府州又称为“巡考地方”。学政与各府州县官的事务交叉，主要是合办岁科两试（包括童子试）的事务。这些府州县官在学政考试生童中扮演的角色比较固定，基本可以用本职、承办官和提调官三类区分。其中，承办、提调实为府州县官在学政考试期间充任的“差”。清制，学政临时所需的吏役、衣物、饮食、桌椅等各项用度皆由承办官供应。学政与承办官常因供应事务产生纠葛，表现为学政需索供应，常常逼迫承办官超支供应费用和物品，而承办官则往往借机盘剥士民、转嫁压力。

贵州巡抚要求各地于学差过境时仍派夫迎送，却又不明定章程，引发地方流官的不满。地方流官支绌之下，复倚土司派令苗民应夫供役，时有发生，反映出裁革土司之议与地方流官政府行政运作之间的矛盾。

古州厅同知余泽春在其主持编纂的《古州厅志》中便申明，尽革夫役是取快于一时，将来必有变本加厉之弊。他认为，“现今地方官、土弁、差役、兵勇，无敢再派夫役者。然去岁学台过境，需夫已经四百余名。且复勒抑州县，责成土司、头人，每站折价百余金、数十金不等。以致烂土司、土官藉此，苛敛苗民，每户出银三钱，迄今讦告不休。转瞬，明春学台又将复来，近复奉藩、臬札饬，学台经过地方，一律预备夫役，支应出境。倘有推诿，一经查出，定行彻参等因，是大宪禁州县之苛派，而学台复自蹈之也。属吏何所适从乎？照律，学台过境，照职衔大小，供给引马若干匹，余俱自发价雇夫马，并不勒抑地方官供应。试问此律今能行乎？否乎？现在下游疾苦之鈌，俱仰局宪发给月费，始免饥寒，尚能垫此巨款乎？”显然，余泽春的不满，既是由于上级缺少经费的支持，又由于学差过境人数众多需费亦多，更有勒索折夫银两等陋规弊端。因此，余泽春将垫付的学差过境派夫的经费，禀请贵州善后局按照驿站的章程发给，以免赔累。但善后局以学差过境，向无发给差费的前例，拒绝为古州厅一处开此先例，支付此项经费。种种章程不明，致使余泽春苦不堪言。

无奈之下，光绪四年（1878）正月，余泽春禀请贵东道易佩绅、贵州布政使林肇元拨给经费或协商学差改路行走，或明定章程，剔除一切勒折陋规。林肇元在接到古州同知的禀告之后，对派用苗民应役人数等项进行了明确：“查无驲地方，学差过境，无项支应，本系实在情形。业经本司酌定，准派用民夫一百五十名，即饬所属苗民轮流应役，按站交替。但俱派用实夫，不准私向折价，致滋科敛。……至馆餐之资，所费无多，该厅等身任地方，地主之宜亦宜略尽，应查照前任支应，以全大局是为至要”。易佩绅据此要求古州厅接下来供应学差，即可遵照布政使林肇元议定的章程办理，并否定了余泽春酌给经费及移咨改路行走的请求。

如此情境之下，尽管禁派苗民应役，但学差过境所需供应，地方官和土司除了苛派苗民应夫迎送之外别无他法。尽管苗寨中早已由苗民推选出保甲头人，但从便于行事的角度，余泽春在习惯上也仍然是派令土弁办理应送站夫。

值得注意的是，苗疆基层社会对此事的应对，以及土弁身处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前述余泽春所言苗民因每户出银三钱折价应夫而讦告不休，实情是：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学差过境，古州厅派令各土弁办理应送站夫，但叛乱多年，久不办站，各寨摊派不清。互相争持之下，具控于古州厅。余泽春批示各寨照旧摊派，并令平江土把总与滚纵、六百、八卫、乐乡等土弁从中查例劝改。

光绪四年二月，古州厅境内的平江、料里、歹摆、当鸠、俾拉等寨，在头人潘老或、石老三、吴国政、陈保长、吴补梅等带领下，与宰牙寨、上下绍洞、岑门、美德、苗养、乌济、养汪、官舟等寨，订立了夫役摊派合同，并言明：所有平宇一站，每百夫平江司该占五名，系我平江、料里等寨自行担当。所有朗洞此站人夫，系宰牙、绍洞、养汪、美德、岑梗以上各寨承担，日后不得混杂。最后，在这份由乐乡土千总代笔合同中，由滚纵土把总、六百土把总、八卫土千总、平江土把总作为中人见证，确认朗洞一站各寨夫役的分配情况。这也说明，历经咸同苗乱的冲击，尽管余泽春在派令苗民应役习惯上仍是要求土弁进行办理。但不准地方官和土弁借端派令苗民应夫供役的禁令，令土弁在办理时亦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一如过往苛敛无度。这从各土弁在以上各寨订立夫役合同的过程中充当中人的身份得到印证。

土弁在苗疆基层社会威权的没落，与苗寨头人的成长并取代土弁作为地方官府与普通苗民代理人角色的演进过程密切相关。当然，具体到“新疆六厅”各处，这一变化出现的时间节点不尽相同，如古州厅苗民归府管理的个案较早出现于嘉庆年间，清江厅则在道光年间出现。但总体而言，这一脱离土弁管辖而归属流官政府直接管理的趋势不断发展、扩大。咸同苗乱的冲击，以及乱后流官政府的管控与约束，加速了这一进程。如前述清江厅属乌连寨等四寨，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归府管理。咸同苗乱之后，土千总王中兴的后裔，欲仍蹈故辙，复行派累银两，于是再次被乌连等寨的头人告发。光绪十八年（1892），清江厅针对此事出示晓谕，乌连等各寨仍归府管理，土弁的后嗣不得借名派累。

结语

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强化了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在此情境之下，对初辟的黔东南苗疆治理，清中央政府否定朝臣提出设立土司管理苗疆的以夷治夷思路，支持经略苗疆大臣张广泗的筹划，在苗疆设立“新疆六厅”的流官统治，仿照内地州县在基层社会的保甲设置，要求地方流官在苗疆签立头人而约束苗民。而初任苗疆的地方官员，由于言语不通、路径不熟，遂倚借熟悉苗疆社会、精通苗语并参与清廷开辟苗疆征苗有功的差役——通事，协助治理苗民。并且，出于塑造权威而巩固通事对苗疆基层社会的治理，贵州地方官员不顾中央政府的法令，违例授予通事土弁职衔，遂使通事的身份经由在官人役转变为如土司般的世袭职官。而尽管这一有违定例的土弁职衔授职、委任此后被停止，但在地方官府的阳奉阴违的纵容之下，形成了“新疆六厅”流官之下，土弁治理苗民的“流土并治”的管理模式。

乾隆帝永免苗疆钱粮正赋，本意是希望自此之后苗民无官吏需索及输粮纳税的烦扰，以“省事”来换取苗疆的长治久安。如同易佩绅、胡林翼等官员所指出的，尽管苗疆各厅的地方官府有中央拨付的经费支持，但仍常常为钱粮无着所困，只能通过采买、陋规的收入，来维持地方官府的行政运作。因此，地方流官政府有违定例颁给通事土弁职衔的做法，既是为了鼓励并树立通事的威权，巩固地方官府对苗民的统治，更是为了让通事催征钱粮、编派夫役等并非其理应承担的权责具备合法性。此后土弁的苛索不仅满足其自身贪欲之所需，更是为了完成地方官府的任务。而随着苗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本土社会精英的成长，此前延宕的签立头人做法得以陆续付诸实践，并部分取代土弁对苗疆基层社会的管理。但地方流官政府从便宜行事的角度考量，仍无法摆脱对土弁的依赖。经历“咸同苗乱”冲击后土弁自身实力已大不如前，更有裁革之议拟对土弁进行废除，但身任苗疆的地方官员显然更愿意让土弁保留下来。这也显示出苗疆治理体系运转的特性。

诚然，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制度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中央政府加强管控之下，承袭时“照流官例更替”与不理村寨等规定使得存留土司在地方的威权大大降低。但土流并治是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常态，即便是改土归流之后，这一相互制衡、互为补充的局面仍然存在。由于清政府没有迅速培植起一个在儒家意识形态中更具正统性的绅士阶层以协助官府管理地方社会，部分土司及其势力集团仍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疆六厅”土弁的由吏役到职官的身份转换，亦说明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对待土司问题上不一致的步调，呈现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的复杂路径。

太平天国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应声而起的起义斗争，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太平天国运动对东南各省的冲击，致使向来仰赖各省协济的黔省财政更显支绌。受此冲击，“新疆六厅”流官藉由土弁对苗民的苛敛，成为诱发苗民动乱的动因之一。这一过程中，随着土弁自身势力的式微、消亡，以及本土社会精英的成长、保甲体系的构建，苗疆基层社会的管理权力发生了转移。由此观之，与内地州县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自治日渐增强不同，咸同兵燹后，清政府对黔东南苗疆的治理反而呈现日益强化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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