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晋问（12）晋武帝两道诏令彻底让大晋由安变乱

文/戚速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历史使人明智、使人明德，它不仅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

历史是用来借鉴的。

此话不假。但是借鉴不慎就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赵匡胤认为藩镇掌握兵权过于强大直接导致大唐的衰亡，于是就削弱地方兵权、启用文官领兵作战，以至于军事积弱、自卫无力，社稷江山丧于金人铁骑之下。

史称“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的晋武帝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两道诏令葬送了大晋命运。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想当然的认为曹魏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分封諸王、宗室削弱的结果，所封的王也只有王爵，没有王土和王臣，不能建立自己的王国政府，统帅自己的军队，更不能参与朝政。结果怎么样？当司马氏篡位的时候，曹魏毫无实权的诸侯王只能干瞪眼，魏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诏令一

于是晋武帝就下了一道诏令，册封同姓叔伯兄弟子侄二十七人为王，前后封了五十多个同姓王。不仅有名分，而且有实权，各封国还设置军队，根据大小不同，可拥有5000人、3000人或1000人数量不等的军队。

晋武帝只看到曹魏不行分封灭亡的眼前现实，却忘记了西汉初大封同姓王，最终在汉景帝时酿成“七国之乱”、差点毁掉朝廷的历史教训。

也许是晋武帝过于自信，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避开历史的规律。因为凭各王爷这点兵力掀不起什么大浪，因为晋武帝还留有后手，那就是扩充中央军队。除了当初的中卫军被扩编之外，又为自己的儿子加置了五卫率作为东宫宿卫。在汉代时候就有的屯骑等五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翊军、积弩二营。到晋武帝晚期，长期驻扎在洛阳城外和城内的中央军已经达到十五六万人，这样的兵力足够把任何的诸侯王都打得落花流水，自然能够保证他这一脉的传承下去。

晋武帝的本意是想借此巩固晋室的统治，他认为，只有让各亲王掌握了实力，才能担负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且，他想当然的认为，既然他们都从帝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就应该担负其相应的责任心。朝廷有难时，地方诸侯可以拱卫中央，在平时，中央军则有足够力量威慑地方。这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晋武帝开国，为拱卫皇室，可谓是煞费苦心。只是百密一疏，他忽略了一个细节。而就是这一个被忽略的细节最终导致司马王朝轰然崩塌，祸患常积于忽微。

这个细节就是，晋武帝压根就没有考虑到这些亲王自相残杀的可能性。结果，此举非但无助于西晋的稳定，反而因为亲王势大，埋下“八王之乱”的祸根，导致了西晋的速朽。在晋武帝驾崩后，正是这些骨肉亲王，纷纷卷入到了争夺中央统治权的斗争之中，司马氏家族自身内部撕咬，皇族人头纷纷落地，剩下的亲王仓皇南逃，偏安江南半壁江山。这一切，都是晋武帝这道诏令带来的恶果。

诏令二

还有一道诏令，公元280年，晋武帝平吴以后，以为国家统一了，可以“偃武修文”、“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就下诏：“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具体来说，就是做了如下规定：

（1）诸州无事者罢其兵。

（2）刺史只作为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

（3）实行军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治民。

很显然，裁撤地方部队对维护统治秩序是非常不利的，因此遭到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交州牧陶璜劝告说:“交州、广州东西有几千里长，不归附的有六万多户，至于服从官府管理的，才五千多家。两个州唇齿相依，只有军队才能镇守。另外，宁州各夷族，外在交、广二州上游水路陆路都可到达，州兵不应该减省，以免显得力量单薄和空虚。”

最令晋武帝信任的尚书仆射山涛也进言：“不应该除去州郡的军备”。晋武帝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

其结果是，不少地方连治安都没办法维持，少数民族和流民起义得不到控制。尤其到八王之乱后，州郡根本无力控制局面，于是天下大乱。经历惨痛教训，此后刺史恢复兼管军政与民政，州镇的地位又越发重要。到了东晋时期，中央想集权又变得异常困难，历史似乎又进入另一个怪圈。这是后话。

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康十年（289年），淮南相刘颂上书，认为诸亲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国军队数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亲王的权力太小，还要扩大，以彰显亲王的威严。

晋武帝不仅同意了，而且还将诸王分到几个大州担任都督，代表中央，可以斩杀违抗军令者。这样一来，诸王手里都掌握着将近十万大军，不仅掌握了封国中的军政大权，而且控制了相当多的军队。在自己的军事辖区之内设立自己的幕府，拥有随意任免下境内官吏的权力，什么长史、司马、参军以及各级幕僚，全都由都督自己任命。

据统计，西晋时各军府所统军队大约30万人，加上各封国所置的军队，使外军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军的10多万人数。掌握着大量外军的宗室诸王随时可以轻易地杀向京师。

到底要不要实权分封同姓王，似乎是中国王朝的一道无解的难题，晋武帝也确实跳不出这个怪圈。

分封诸王的弊端是最显而易见的，而且历史也一再证实这种弊端是难以克服的。但晋武帝却选择了分封诸王，从结果上看，我们自然有理由批评晋武帝错误的决策。但问题是，晋武帝之后的历朝历代的皇帝呢，他们看着晋帝国在骨肉相残中覆灭，但他们建立了帝国之后却依然都在大封同姓诸王，当然这些帝国普遍的命运也都是在骨肉相残中走向灭亡。

所以，晋武帝除了吸取曹魏的教训外，肯定还有其他不得已的因素。首先司马家族成员众多、势力巨大，那是既成事实。晋武帝几个叔祖、叔父所代表的势力都是巨大的，这种势力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司马家族可以凌驾于众多豪门代表之上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它也会成为晋武帝当皇帝的阻力。登位之初的分封，所封宗亲辈分大都高于司马炎，是倚重族中长辈，为的是获取皇族支持。

另一个原因，晋武帝决心依靠做大做强皇族实力来应对士族力量。他的上台离不开一大批豪门大族的支持，于是大肆封赏，让他们获得在曹魏帝国中无法获得的利益。在封赏他们的同时，晋武帝靠皇族集团来牵制士族集团，以达到政治平衡。

撤地方的军队或武装到底可行不，这也确实在考量当时中央政府的政治智慧。

封建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一直存在，因为交通阻塞、信息闭塞等原因，中央从技术上永远不可能控制住地方的每一个举动，而且过多的控制会使得地方缺乏活力和应变能力，在灾难发生时候缺乏自救的能力。而如果不控制，地方势力做大之后，就有倾覆中央的危险。总之，削弱刺史的权力在于中央把自己触角更深的深入基层，但是晋武帝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策。

文武分制，是西晋的一个特点，军事官员只管军事，而文官只管民政，这无疑是中国当时领先世界的一个新的政治举措，但如何解决中央和地方军权的矛盾，最理想的做法，两层分置，地方有地方武装，中央有中央武装，有了事，地方先顶住，等着中央来帮忙。但是这又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地方太管用了，地方军事实力强大到中央都比不上的时候，就要内乱了，比如安禄山造反，就是仗着地方军镇的强悍，而生活在京城的禁军早晚会腐化堕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这对中央而言很危险。地方扛不住的情况是大多数，等到中央军劳师远征的过来，又面临地方情况不熟悉、水土不服等问题。

宋朝大诗人苏轼说，“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

晋武帝成了反面典型，他试图征服或者打破历史发展背后的规律，而这种尝试最后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

他精心的政治布局是为了长远的家族利益，但最终导致晋统一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繁华，而且，随后开启了长达三百多年中华乱世的悲惨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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