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连奎剑桥大学演讲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处理世界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与全球财税改革，201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各国人民深受其害。面对于此，英国女王曾经质问全世界至少有数十万个研究经济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没有一位经济学家预测出经济危机将何时发生？其实经济学家不仅没有预料到经济危机的发生，而且至今没有找到走出经济危机的方案。

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也曾经重创过世界经济，但是当时经过了大概5年的时间人类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而这次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八年，目前还没有走出的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的经济学失灵了，我们将世界上所有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沙龙，或是让世界最顶级经济期刊的编辑去进行相关论文检索，也许很难找到答案。

因为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危机，本次经济危机的核心是债务危机，准确的说是政府债务危机，而目前经济学家对政府债务的研究还寥寥无几，因为债务型经济危机几乎没有在发达国家发生过，世界上目前也没有治理好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成功案例，那些曾经发生或面临债务问题的国家比如东南亚、拉美、日本都走向了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长萧条。

本次经济危机，人类拯救危机的方法仍然是采用的那些最常见的三个经济学派的学说，分别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

在我们中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直根深蒂固，经济危机后中国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方法，也就是通过财政扩张，政府大举投资来走出危机，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危机的效果是明显的，在其他国家经济一片萧条时，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同时也出现了通胀，结果在民粹舆论和一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压力下，中国转向了奥地利学派主张的货币紧缩主义，这就中国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的“绝不搞大水满贯”，从此中国经济增长率也降低到了历史最低位。

在美国货币主义是最当红的经济学派，因此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选择了货币主义的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在美国算是基本成功的，但是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政府的债务增加了十万亿，美国经济仍然岌岌可危。

在欧洲，人们用的奥地利学派的财政紧缩政策，他们签署了财政协议，各国一致实行财政紧缩，结果财政紧缩又导致了经济进一步的萧条，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欧洲各国纷纷陷入更大的债务危机，这时欧洲看到美国的成功，也开始选择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

其实人类拯救这次危机最科学的方案就是奥巴马总统最开始制定的方案，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投资政策加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危机后世界各国都看到了加大投资，特别是改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但大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问题。高债务情况下，扩大财政投资是不可能的，美国最新的特朗普总统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改善方案，但是可以预见他的方案也是无法实行的，

走了问题，绕着走，我们终究是绕不开的，由债务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侥幸过关的，债务型债务危机远比我们以前熟悉的生产过剩危机和金融泡沫危机更难克服，生产过剩的危机，当下一个技术创新周期或经济热点来临时，经济自然就会走出危机，

金融泡沫危机，当有一批新的投资者成长起来并重新涌入市场时，经济危机就会消失，而债务危机就像家具上的灰尘，你不打扫，它就永远存在，时间越长堆积越多。对于债务危机是人类是没有方案的。

对于高企的债务，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想到一个赖账的好方法，就是零利率，也就是不管债务由多大，只要不支付利息或是只支付少量利息，那么“债务炸弹”就不会爆炸， 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是债务最高的日本，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学会了利用零利率，负利率来拖延债务炸弹的爆炸。

但零利率的害处却是显而易见的，零利率意味着金融各个行业的利息都非常低，也就没有人愿意做金融，没有人愿意将钱拿出来做投资，实体企业就得不到金融的支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创投行业，没有金融支持，创新工作根本无法展开，实行零利率的日本，在互联网领域是全面落后的，美国实行零利率后，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也被中国全面超越，零利率已经让日本落后世界一个时代，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和美国的距离。

当然解决债务危机，只有一条方案，那就是财税改革，债务危机的出现本身就是公共需求与政府收入不适应的矛盾，公共服务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只能改革税收机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其实通过财税改革走出经济危机，世界上并非没有先例，上世纪的大萧条时很多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帮助美国走出了萧条，其实根据笔者的研究是罗斯福通过财税改革走出大萧条的，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中所不具备的。

比如现在维持美国财政收入的第一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和第二大税种——社会保障税都是罗斯福新政时建立的，在大萧条之前，个人所得税在美国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税种，只是少数人才交个人所得税，罗斯福新政之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税种，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没有社会保障税，大萧条后社会保障税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税种，有了这两大税收做基础，美国政府才有充足的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与社会保障建设，因此即使经历了二战，美国政府也没有为美国人民欠下多少债务，其债务水平一直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且美国目前的财政体系仍然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奠立的，因此罗斯福的财税改革不仅仅帮助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而且奠定了战后美国长达三十年的黄金时代，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减税政策又将美国重新拖入了危机。

二战之后，大家都在研究凯恩斯经济学，而没有人研究罗斯福经济学，我们错误的总结了大萧条的经验，凯恩斯只能拯救小萧条，无法拯救大萧条，我们必须回归罗斯福，将工作重点放到财税改革上，人类才有出路，因此我提出了“新财税主义”的经济改革主张。

所谓“新财税主义”就是通过政府系统的财税改革，重新构建新型的财税体制以增加政府收入，让政府摆脱债务危机后，整个经济页才会走出危机，当然我所主张的财税改革不仅仅税率的调整，不是交税比例的提高，而是科学的，符合经济规律的系统性税收改革，是有增有减的税收改革。

财税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我建议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须品“，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应该提高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奢侈品税收的征收应该改变现在按品类征收的方法，改为按品牌征收，主要做法是对各类商品进行品牌认定，一旦被列入奢侈品品牌目录，则征收更高的税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划分之后增税的空间非常大，既可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增加大量的税收，而那些生存必须品可以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在经济学上，奢侈品不符合价格曲线，增加税收并不一定降低销量，奢侈品认定对商家也有好处，等于是对商品品质和定位的背书，商家也不一定反对。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奢侈品的价格已经比国外更高，但这是商家的定价策略所致，而非税收所致，而且现在这些产品虽然价格很高，但是人们消费热情却不降低，所以增加税收也并无不可，至于海外购物也可以通过补缴税收解决。而海外购物基本以小件商品为主，大件商品，人们还是本地化购买。

2、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比如一个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比如一台冰箱价格不过一两千元，而一个小小的手机也一两千元，这就是成熟技术产品与非成熟技术产品的差别。 成熟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高科技新产品研发投入大可以减税促进其技术成熟。

3、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根据经济学规律，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的非常高，价格也变的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电视机1000元，征税50%，价格升高到1500元，人们照样可以买的起。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鞋则可以降低税收，比如一双女士皮靴的价格比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还要高，其背后原因就是因为电视机是机器化生产，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劳动，因此对于服装、鞋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比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也可以降低税收，比如服装费用在现代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比很大，很多白领人群极易成为“月光族”，就是因为服装、餐饮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在其生活中的开支占比过大。

4、 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

笔者建议中国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和专项税收两大类，应该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专项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有关的项目，可以适当增加费用，另比如可以通过增加燃油税以支持城市道路建设，而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可以适当降低，以保护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5、降低能源、资源税，开征“超额资源税”

资源、能源的价格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资源税和能源税上可以降低征收，但是我们可以开征“超额资源税”，对于那些占用社会资源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群体进行额外征税，当然在实际征税中可以根据行业不同，采取不同的税收名称，比如在房地产行业我们就可以称为“超额房产税”，中国的房产税一直有征收的必要，但是一直没有落地，就是因为房地产税这个名称本身就容易遭到抵制，如果采用“超额房产税”则可以非常容易的取得民意的支持，也更加科学。

6、增加因经济周期或经济政策而出现暴利的行业的税收和降低因经济周期或经济政策亏损行业的税收

宏观经济、产业经济、金融经济都是有一定周期的，受周期因素影响，有的行业整体暴利，有的行业整体亏损，但无论是暴利还是亏损都与企业家经营能力无关，应该对暴利行业增加税收，对亏损行业减免税收。

高连奎牛津大学东西方战略协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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