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之下的个体决策：更依赖直觉的利与弊 | “抗疫心力量”中财大系列科普之㉔

疫情之下的个体决策： 更依赖直觉的利与弊

吕杰妤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成为众多居住在中国的人们、甚至全球公众都无法回避的生活事件。疫情对于个体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情绪上，有关疫情的各类消息、见闻以及居家隔离的应急措施，会让个体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应激（coping/stress）是指出乎意料的紧张情境中所引发的一种特殊的生理和情绪反应，其表现为情绪紧张度的增加、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等，伴随着高强度的焦虑、压力以及恐惧等情感体验。而疫情所引发的应激状态较之于个体的生活事件所引发的应激反应，更是具有持久性以及群体情绪间传染等特征。除此之外，疫情对情绪的影响还会波及人们的认知决策，并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后果。

应激状态下的个体决策更依赖直觉

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类决策。“我是否应该响应号召不参加聚会？”“我是否应遵照要求佩戴口罩？”“我想通过什么信息渠道了解疫情？”“我应该转发那一类消息？”“我应该怎样说服亲友不要相信谣言？”，“今天给家人做一道什么菜式？”——即使宅在家里，决策也在不断发生；迄今为止，阻击疫情的战役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胜利，不少企业或社会组织正在陆续复工。这就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决策问题决：“我应该以什么交通工具去公司呢？”“我该不该拒绝老板要求我去复工的要求呢？”“我现在要不要裁员呢？”等等。处于疫情这种重大生活事件的应激状态下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决策时，和以往有何不同呢？

克林顿曾有一句或多或少有些哲理的话，可以较好地描述应激状态下决策的情况。

“Sometimes when people are under stress, they hate to think, and it is the time when they most need to think.”

----- Bill Clinton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指出，我们的大脑有两套决策系统，一是由经验、自动化、无意识的直觉系统（即系统1），二是由理性、经过计算、需要付出认知努力的理智系统（即系统2）（Kahneman, 2011）。在正常情况下，个体进行决策时，直觉系统先进行反应，然后由理智系统决定和进行调整修正，检查是否直觉系统所做出的自发的反应是否与当前的目标和环境一致。因而，可以说，直觉系统首先加工决策的选项，并做出自动的反应，然后由理智系统决定是否通过还是修正反应，即“直觉系统加工，理智系统决定”的反应模式（Yu, 2016）。

然而，当我们处于应激状态下时，由于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产生了应激反应，以用于提高生物有机体（包括人）对需要防御或行动的能力（Cannon, 1914）。当有机体面对可能的损害或资源的损失时，会激发出一种自发的“战斗或逃跑”的反应，以通过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进行保护性防御表达，以减轻来自环境压力的负面的伤害（Nesse & Young, 2000）。比如，在应激状态下，有机体会加快呼吸速度，增加气体交换，肌肉饿更大的张力等等（Graham, 1953）。

因而，在应激状态下，会更加自发地采取自动的、启发式的直觉系统的反应。因为，相比于系统2，这些系统1反应迅速，同时需要更少的认知资源。因此，在应激状态下，理智系统可能不会执行去核查系统1自动反应的行为倾向，而是任由个体更多地依赖于他们应对环境原本固有的默认的行为模式。而这就是应激状态下，个体的决策出现了由理智系统迁移至更多依赖于直觉系统的现象（Yu, 2016）。

这种从理智到直觉系统的迁移会影响到个体决策的许多方面，比如风险偏好（Preston et al., 2007; Cueva et al., 2015），对奖励的敏感性的提高（Lewis et al., 2014），对惩罚机制的敏感性提高（Merz et al., 2014）等等。但在这里，我只针对两点进行一些阐述，一个是认知控制的降低，二是亲社会倾向的提高。

认知控制的降低

在应激状态下，个体的认知控制的降低，会导致更多的决策偏差，比如框架效应。个体可能不再会将决策的所有可获取的选项都系统地考虑。我们会变得更加冲动地进行决策，因而更有可能做出一些不理想的反应。不过，Kassam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如何知觉应激状态下带来的压力（“挑战or威胁？”）会直接影响理智系统在决策中的作用。

具体而言，如果把应激事件的来源知觉成挑战的压力，那么就会提高理智系统对直觉系统的自发反应的调节作用；反之，如果把应激事件的来源知觉成对我们威胁的压力，那么就会降低理智系统对直觉系统的自发反应的调节作用。而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如何将“疫情”知觉成对于人类的挑战，还是对于我们生命的威胁，这两种不同的感知，会影响理智系统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决策中的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

理智转换直觉模型预测在应激状态下，认知控制的能力会降低。一项fMRI的研究表明，在应激状态下，与目标导向下的自我控制相关的腹内侧前额叶（vmPFC）和背外侧前额叶（dlPFC）的区域活动弱化（Marier et al., 2015）。与此同时，应激状态下，个体的决策策略会从目标导向式决定向习惯化选择进行转化（Schwabe & Wolf, 2011）。

亲社会倾向的提高

理智转换直觉模型认为，在应激状态下会促进社会情境中自发的，最原始的反应。Rand 等人认为，个体的本性是与他人合作的，是利他的。所以当他们需要快速做出决策时，他们会表现得比用理性思考计算的条件下，更合作和更利他（Rand et al., 2012; Rand et al., 2014）。他们认为我们的最初的反应是亲社会行为。因此，当我们处于应激状态下，在社会情境中，会表现得更合作。这一推论获得了许多不同实验范式下的实证研究的支持（Buchann & Preston, 2014; Takahashi et al., 2007; von Dawans et al., 2012; Margittai et al., 2015）。

比如说，在独裁者游戏中，当被试处于应激状态下时，相比于无压力条件下，会分配给对方更多的金钱（Takahashi et al., 2007）。与此同时，男性在应激条件下，会呈现出更多的对他人的信任，也同时获得更多的他人的信任以及分享行为（von Dawans et al., 2012）。不过，Margittai 等人（2015）的研究认为，这种由应激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慷慨只针对于他们的亲密关系，而不是针对于陌生人。总之，这些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了，当我们个体处理应激状态下，会呈现出更高水平的亲社会倾向。换句话说呢，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疫性期间，我们变得更友善了？

总之，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在决策方面的影响，是我们会更倾向于依赖于直觉系统。在面临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时候，理智系统会帮助我们达到更佳的决策结果，因为它存在着目的导向中的自我控制，而应激状态导致的直觉思维会降低这种控制。因而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提高认知控制，以避免产生更多的由于直觉系统过度使用而导致的决策偏差。当然，这个影响也不全是负面的，我们变得更具有亲社会倾向了。如何在利弊中寻找平衡，降低直觉决策造成的偏差，我们会在后续文章中提出一些应对策略。

吕杰妤 博士

作者简介：吕杰妤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实验社会心理学博士。研究兴趣为人际互动,群体中人际互动中人的决策的影响。

来源：社会与心理学院

编辑：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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