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传教士眼中的李大钊:一个灵魂与肉体完全一致的人

李大钊之死：他的思想与人生

1927年（昭和二年）4月28日，李大钊与十九名同志一起惨死在绞刑架上。

资料图:影视剧中的李大钊形象。

他是直隶省乐亭县人。乐亭县位于天津和山海关之间，因距离唐山、开滦煤矿很近，他从小就听说并亲眼看到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以及资本家的贪得无厌的行为。特别是看到那些资本家是外国人的时候，他义愤之情油然而生。矿工死难后，有时资本家会给遗族送上四十元的抚恤金。那时一头牛一匹马也值数十元，难道人的一条命还没有牛马值钱吗？ 既然他从幼小时期就接触这些问题并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那么他站在无产者的一边勇敢地站出来，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还有一个使他走向激进的原因。他的父亲在他未到这个世界之前已经病逝，而他的母亲则在生他之后不久逝世。这样，一出生还在襁褓之中，他就经历了人世艰辛。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未曾体验过父母之爱的人更感不幸呢。据说，社会主义者中有一半都是从小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人，他们作为孤儿在心理上总是缺乏一种平衡的感觉。如果欠缺平衡感觉的话，那么他即使逸出常轨，自己也毫无感觉，遂会不断地走向激进。李大钊也没有例外，他那非凡的死是值得同情的。

因为照顾他的父母都已逝去，祖父母也年事已高，于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就被选配来做他的妻子并照料他的生活。这位李夫人赵氏就这样与李大钊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直到丈夫被关进监狱，她都一直在默默地照顾他。

李大钊似乎很了解自己，他给自己取号“守常”，有志于循守常规，走正常的人生之路。这有点和爱说话的人取号“沉默”、柔和的人取号“刚强”一样。不管他的名号说要多么地“守常”，但他却凡事总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他的性格。

说是老百姓的孩子应该做老百姓的事，但即使让他到农田地去，他也因不愿意当一辈子农民而不使劲干活，只是一味地埋头读书。最终家里还是为了实现他的愿望，把农地卖掉，将房屋出售，把他送到了学校。他在永平中学毕业后到了天津，进了北洋政法学堂。当时，今井嘉幸、吉野作造这两位博士都在该校执教。这两位博士都是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者，其思想倾向想必比现在更激进一些吧。

这些学者的周围聚集了不少难得的人才，后来成为张作霖顾问的赵欣伯，为共产主义殉难的李大钊，都是那个时候的学生。

在北洋政法学堂的学友中，李大钊与白坚武交往甚密，成生死之交。这次李大钊被捕之后，赵欣伯和白坚武都通过或明或暗的各种渠道，想救其一命，但因李大钊知名度太高，所以各种手段都没有奏效。

李大钊在北洋政法学堂上学时曾很敬仰孙洪伊。孙洪伊这个人可不是一个平凡的政客，他是一个能在刀刃上行走自如的达人。他因屡屡遭刺客袭击，由高度紧张陷入了神经衰弱的困境。李大钊以这样的一个人物为榜样，再加上激进的性格，他自然就不可能平凡地生活，循规蹈矩了。

从北洋政法学堂毕业后，李大钊在孙洪伊的帮助下来到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学和社会学。当时，陈独秀也在早稻田，他组建了群益社，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李大钊结识陈独秀就是在那个时候。

1916年，李大钊离开早稻田大学返回北京，与白坚武共同创办了一个小报叫《晨钟报》，并自任编辑主任。后经时任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独秀的推荐当了北大图书馆主任。

那个时候我和丸山昏迷、铃木长次郎经常去看望他，他家是我们在北京造访的最令人愉快的家庭之一。铃木不久就回东京去了，但他对李大钊思想左倾是很有影响的，因此他说即使自己远在东京，也能见到李大钊的幽灵。话也未必不能这么说。李大钊在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常常在《新青年》杂志上介绍马克思及其理论，最后还在北大开了新课，讲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自从他也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以后，女学生中掀起了妇女参政运动。也许是传授了搞群众运动的秘诀的缘故吧，他到北大，北大就会兴起学生运动，他到女子大学，女子大学里就会掀起妇女运动，他一与劳动者的工会接触，唐山的矿工就会开始罢工。

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章应该是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的第五期和第六期上的。现在我手头没有这份杂志，但凭记忆，我记得李大钊大概是如此写的：要以人道主义来改造人类的精神，同时应该以社会主义来改造经济组织；只改造人类的精神，效果不会很大，只有同时改造经济组织，社会的改造才能完成。这是早稻田的安部矶雄也可能说出的话，但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唯物论还是有所抨击的。所以说，李大钊是灵魂与肉体完全一致的人，并不拘泥于唯物这一点。他还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那个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相对来说还有一点批评性的意见，但自从出版《少年中国》之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慢慢地完全赞同唯物史观了。

李大钊读书之多有时会令我惊叹不已。伯特兰•罗素来华的那个时候，我只读了罗素的《自由之路》、《形而上学》以及《哲学问题》这三本书，而他却把罗素的著作全读了。当时，罗素的著作还没有翻译成日文和中文，他就阅读英文版，学习了布尔什维克的现实和理论。他是个读书家，与其说他是个学者型的人物，不如说他是个社会活动家式的人物。在青年人看来，他是一个值得为其献出生命的有魅力的品格高尚的人。

最早把苏维埃革命和俄罗斯革命详细地介绍到中国的是李大钊，他在《新青年》杂志的第九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一文，详细地介绍了列宁的事迹。

“我要杀人，所以人必杀我。”李大钊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引用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所说过的这句话。诚如这句话所言，李大钊被人杀害了。

3月初，我给李大钊写过一封信，告诉他呆在东交民巷是很危险的。因为在我看来，英国公使馆就在俄罗斯公使馆的后面，万一被包围起来的话，那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我们一块儿去南方吧”，我是这么跟他说的。但是，这两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他，结果什么也没有做成。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本来想去看他，但听说他在俄罗斯公使馆，于是在给他发了一封信后，我就去南方了。果然，他在4月6日遭到突袭，被逮捕。据说是侦探假扮成伙计进入使馆，把他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4月6日，在李大钊被捕之际，因为俄罗斯的翻译官对他说，“稍后，我们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就去吧！”所以他就老老实实地让人抓走了。好像他是在墙角蹲着时被抓他的人发现的。

4月28日下午1时，李大钊与十九位同志一起在以何丰林为首席法官的特别法庭上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绞刑。李大钊面不改色，很从容地走上了绞刑架。

在用砖砌成的台阶上，有个绞刑架，架下有块木板，架上垂下一根吊绳。李大钊踏上木板，脖子被绳子套住后，那块木板突然落下，他就是这样惨死的。他眼球塌陷，脖子伸得很长，其惨状目不忍睹。

自从投身革命以来，他早已知道会有这个结局，但革命尚未成功，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也许有壮志未酬之感吧。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与李大钊相见时的幕幕情景，不禁放声痛哭。诚如哈纳克所说的那样，通观历史，在文化的转折点上，总会见到鲜血淋漓的殉教者的墓碑。要改变一个时代，就必须有人流血牺牲。李大钊死得其所，他被称为烈士也是应该的吧。人之死的确令人悲伤，但与那种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平平凡凡的死相比，他的死是何等壮烈和光荣啊！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李大钊对日本人非常和善。不管是谁来访，他都热情接待。从日本逃到北京的一名社会主义者（佐野学）也是经过他的努力转至俄罗斯的。他绝对不会将在日本的同志轻易地作为排日运动的靶子，他不是一个思想狭隘的人。

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李大钊的妻子并不懂得他的革命是什么，他的牺牲又为何，而只是口中念叨“守常迷信共产”，只是不断哭泣。她并没有像何香凝夫人那样去礼赞丈夫之死，她没有那样的思想境界，很令人惋惜。这里我愿为李大钊的遗属祝福。

回忆李大钊

我第一次见到李大钊先生是在东京早稻田山吹町的丸山传太郎牧师的宿舍。丸山牧师毕业于同志社神学部，是我的大前辈，与我年龄相差甚大，犹若父与子之别。其夫人毕业于同志社女学校。

丸山曾在天津传教，创建了天津教会。我是在他回到日本之后才与他见面认识的，在我看来他犹若仙人，与众不同，经常身着绅士大礼服。

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很关照中国人的人，帮他们找住处，做他们的保证人，他们与日本人发生争吵时他还居间调停。由于他是这样一个人的缘故，早稻田山吹町居住着很多中国留学生。

李大钊原在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学习，吉野作造、今井嘉幸都是他的老师。他是不是这个时候与丸山牧师相识的，我们还无从知晓，但到日本留学后，不知什么时候他确实是住在丸山牧师的宿舍里了。因为他在早稻田大学留学，住在山吹町当然是又近又方便。

我也经常到丸山牧师的宿舍去借宿。宿舍的房子非常大，有两层，面积大约130多平米吧，住着好几个中国留学生，身着立领学生制服的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个。关于他，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他那伴奏的姿态。那是在丸山宿舍举办的星期日学校开始的时候，他手拉风琴，在为唱赞美歌伴奏。这个星期日学校是在有两个六块榻榻米那么大的屋子里开办的，有十几个日本人的孩子来参加。作为后来成为共产主义重要人物的一个人，他在星期日学校曾拉过赞美歌的曲子，想起来这也许就是一个难得的有趣的景象。但李大钊原本是一个基督教徒，后来才转变为社会主义者。

之后，时隔数年我在北京又与李大钊相见。那是在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宴请日本来客的一次宴会上。陈教授留学于东京大学，后在北大教授与法律有关的课程，是一个有威望的知日派学者，当时受到陈独秀的重用。出席宴会的大约有七八个人，因为客人是日本人，所以就请北大能说日语的几个人来陪伴，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个。

在宴席上，我们相互以“哎哟，又见面了……”开始寒暄。因为是旧知，此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我是1891年出生的，所以他年龄比我稍大一点。

我去过李大钊家好多次。不是二十次，就是十四五次吧。从西单稍微向北走，在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胡同口往西一拐就到了，记得房子是坐南朝北。《鲁迅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山本医院就在他家附近。房子在中国房屋中属中等水平，与陈启修、胡适家相比，他的生活要简朴多了。我记忆比较深的是他家的门铃，他家的门柱上方有个孔，从那里垂下来一根细铁丝，只要用手拉一下那根细铁丝上绑着的小布条，门铃就会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

与李大钊交谈时我们使用的总是日语，他的日语没有鲁迅那么流利，但可以听懂。使用汉语只限于寒暄之时，我与他的夫人是用汉语交谈的。夫人比李大钊大六岁，在李十岁的时候，被安排与李结成娃娃亲，也就是说兼有照顾李大钊这个小孩的责任，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妇女。他们之间好像有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就不知道了……

在他家客厅兼书房那间小屋子里，我们一般是边喝茶边聊天。李大钊简直就像乡下的村长一样，说话很平静，他不是瞪着大眼与人激烈争论的那种人。即使他谈的内容很左倾，但他的腔调也绝不高昂。他不是一个让人说话时感到紧张的人，而是一个什么事都能让人放心地与他亲切交谈的人。

他很喜欢日本的食品，经常到东单去买。他还喜欢吃日本的点心和日本“馒头”之类的甜点，我顺便给他带点儿去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

对了，想起来了，我曾带着鹤见祐辅去拜访过李大钊。鹤见断言“中国不会共产化”，两个人的谈话变成了争论。我还带着一桥大学教授福田德三见过李大钊。

在与李大钊的交往中，有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件事是受他之托，我从日本给他函购了堺利彦的《平民新闻》，记得当时是我替他付的钱。他经常在东单三条胡同附近的东亚公司订购日本书籍，但因东亚公司是个小店，并不是什么书都有。所以，他便托我从东京的书店函购图书，或者我把自己读过的书借给他用。

第二件是共产主义者佐野学从日本逃到北京时的事。当时，中江丑吉也帮了不少忙。但最后佐野实在无处藏身，我遂请李大钊予以协助。他本来替佐野安排好了经天津去苏联避难的手续，但在佐野从北京车站出发的那一天，李大钊还是派了一名青年陪他，一直到天津。那个青年身材高大魁梧，穿着稍微肥大一点儿的衣服。后来我突发奇想，那个青年是不是就是毛泽东呢？这也许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吧。我们知道，毛泽东是经李大钊的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但时期也许与此不太符合……

第三，我从1924年开始在美国留学了两年。出发前我到李大钊家去辞行。他问我，如果在美国拿到了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品小册子，能不能给他邮寄一些。如果是书籍的话，那是可以预订的，但这种宣传品小册子不是商品，所以很难拿到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在美国，我是有意信守我的诺言的。当时，京都的西阵教会有两个牧师到美国来留学，其中有一个名叫浅野的人在芝加哥转向了共产主义。于是我通过他订购并收集了很多这类薄薄的小册子。对于为学习神学而赴美留学的我来说，我所干的这些事，可能算是走错门路了吧。

我于1926年从美国返回北京，其时国民革命的北伐已经开始，我遂作为新闻特派员前往南方。为此最终没有能够与李大钊再次相会。他于1927年4月6日在北京市内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被强行闯进来的张作霖的人马逮捕，并于4月28日与十九位同志一起被处以死刑。我3月19日在南方的九江采访了蒋介石，是回到北京后才得知这一噩耗的。将国民革命转向右倾的蒋介石的上海政变发生于4月12日，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上。

以《李大钊之死：他的思想与人生》为题的一文，是我写的悼念文，发表于5月8日出版的《北京周报》。文章中我之所以充满感情，痛感悲伤，不仅仅是因为李大钊过早地死于非命，还因为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与他很亲密的缘故。

我对鲁迅、胡适都有一种亲近感，但最感亲近的还是李大钊。他们几个人中对我最感亲近的也许是胡适吧。那是在1935年，卢沟桥事变还没有爆发前的事情。胡适捎过话来，说他就要离开北京了，让我过来一趟。去了以后，胡适大致给我说了这么一番话，从中日关系的前途来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请不要客气，尽管来找我。随后他去了南方，不久北京就变成了卢沟桥事变的大舞台。我与胡适再次相见已经是战后的事情了。战后我第一次去美国，他专程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来看我。

以上是我回忆起来的一些片段，请允许我再说几句。刚才已经说过，李大钊就像乡下的一个村长一样，非常的平易近人，沉着稳重，他从不激动，说话平静。在中国出版的李大钊传中，有他在临刑前照的身着中式服装的照片。完全就是那种感觉，总是穿着厚厚的中式服装，留着胡须……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他是一个大人物。所以，对于后来人们给予李大钊那么高的历史评价，我多少有些意外。我猜想，也许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师，借着毛泽东的光环而变得伟大起来了吧。这一点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读一读他的传记，读一读中国共产党党史，那里所描述的李大钊是一个与我的印象完全不同的富于战斗的英雄人物的形象。

在当时的我看来，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陈独秀才像个大人物。也许是他年长很多的缘故吧，他给我的感觉总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高高在上的人物，他充满霸气，仪表堂堂，与他在一起你就不得不正襟危坐。与能够像朋友那样交往的李大钊比起来，仅凭当时的印象，无论如何都觉得陈独秀是个层次截然不同的大人物。陈独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中央局书记，国民革命右倾之后，他受到共产党的批判，最终被开除出党。他与成为共产党英雄的李大钊的命运截然不同。

在我的记忆当中，真正的大人物，无论如何都得说是鲁迅。那样的大人物在日本是不会出现的。毛泽东也是如此，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他。但能与李大钊匹敌的日本人，我想不会在少数。

再补充一点，李大钊通过日文书籍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他也读英文文献，但总的来说是以日文为主的。被执行死刑时，他年仅三十八岁。他真的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好人。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