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传教士的中医观

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以来，以学科化的方式几乎取代了中国知识传统中所有的科学科目，唯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医，但这也带来了关于中医科学性质的激烈争论。而论争的始作俑者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尤其是医学传教士。他们最早从西医的立场评论中医的长短是非。

传教士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医的？许多研究都探讨了传教士在西医东渐过程中的贡献，但在对他们与中医关系的研究上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很少专门探讨他们对中医的认识；二是即使有探讨也是基本强调他们与中医的竞争和对中医的批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从跨文化相遇的认识逻辑来看，这本应是知识的双向流动的过程。1西人最早了解中国医学知识，大约是在元代中西交通的过程中。但真正实地接触和观察中国医学并一直持续下来的，应该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来华算起。16世纪末耶稣会士赶赴中国之际，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希波克拉底四种体液说为基础的盖伦医学体系仍然支配着西方医学。

中西医学都是以“传统观念和实际经验为依据的”。当时双方的差别并未像后来的那么大。明末来华懂点医道的利玛窦(Matthieu Ricci)就说：“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一般说来，他们用的药物非常简单，例如草药或根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医术就都包含在我们自己使用草药所遵循的规则里面。”在这里利玛窦并没有低看中医中药。但他也分析了中西医体制上的差异：“这里没有教授医学的公立学校。每个想要学医的人都由一个精通此道的人来传授。在两京(南京、北京)都可通过考试来取得医学学位。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什么好处。有学位的人行医并不比没有学位的更有权威或更受人尊敬，因为任何人都允许给病人治病，不管他是否精于医道。”他还指出了中国科举制度下从医者地位的低下。利玛窦不是专业医生，但他体悟到了读书做官传统造成的轻视医学的社会心理对中国医生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精神的消极影响。这些看法被后来的医学传教士一再重复。1621年来华的传教士邓玉函(P. Joanners Terrenz)是第一位到中国的耶稣会医生。他向身边的中国人指出其祖国瑞士也是用草药治病，不过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草木不以质咀，而蒸取其露”。耶稣会士们对中国医术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精细的把脉诊断方法。1671年第一本中国诊脉著作在欧洲翻译出版。在向欧洲介绍中医方面做工作最多的人是曾担任过王室御医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他也翻译了中国诊脉的著作。在以他的名字出版的《中国医药概说》中介绍了一些中药品种和中医处方。一个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德国医生克来叶(Andreas Cleyer)在1682年出版的译著《中国临床》中节选了《王叔和脉诀》、《脉经》、《难经》和《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此书使英国医生福劳业(John Floyer)受到启发，发展出一种结合西方和中国诊脉经验的诊断新方法。大致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和受其影响的西方人还是乐于向中医学习的。

随着了解的深入，耶稣会士对接触到的中医事物有臧有否。传教士注意到“中国人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方法比英国式的更温和，危险性更小”。但他们更津津乐道自己在医学上的成功。如康熙患疟疾时“服用了金鸡纳霜，这种药以前在中国是不为人知的”。他们观察到中国人对血液循环有所认识，但“并不清楚地知道，血液是以什么方式在流出肺部后分配到全身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样回流肺脏的”。 1705年来北京的罗马教皇特使多罗(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患病，太医奉康熙之命为其治疗，一段时间后他觉得清廷宫中“缺乏良医”。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在皇帝要求下，清朝宫廷里的中西医之间在制药及临床诊断方面还有合作，但医学理论上的沟通交流则未见其有。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觐见乾隆时，英国古典医学已经逐渐开始近代性的转型，在许多方面与中医拉开了距离。和珅生病时同时延请了中西医师，结果是西医治好了和珅的疝气。马戛尔尼使团中人也没有像传教士那样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对中医已经没有那份耐心去理解。

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完全以否定的口吻描写中医的把脉诊断。他还认为：“中国人根本不懂外科，他们连放血都不会。人体解剖是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其实“放血”恰恰是古典西医中最有代表性的糟粕之一。斯当东的指责反映了随着中英社会发展的差距，满怀文明优越感的英国使者们即使接触中医，也有了不屑一顾的倾向。２两次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使得传教士的活动空间扩大到整个中国，医学传教活动以诊所和医院的形式从中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开启了医学传教士接触和认识中医的新阶段。但此时西医的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世纪是西方医学高歌猛进的时代。细胞病理学说及细菌学的发展对疾病原因提供了更准确的说明。化学研究带来了麻醉药和消毒化学剂的发明，使得外科手术成为西医的强项。药理学的发展推动了制药业的进步。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以及一系列光学器械的应用，推动了临床医学的进步。至今仍在刊行的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也在1823年问世。这使得海外传教士可以通过杂志了解最新的医学成果和发表自己的研究。这些传教士尤其是大学医学教育科班出身的医学传教士显然会用西医的标准来比较中医了。前者被看做是现代的和科学的，后者则成为传统的和非科学甚至迷信的。在这样的视角下他们对中医批评如潮。

他们批评中国医学缺乏以解剖学为基础的人体器官和生理学知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最早在《全体新论》的序言中，批评中国医学缺乏以解剖学为基础的人体知识。他说：“予来粤有年，施医之暇，时习华文，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辄为掩卷叹惜。夫医学一道，工夫甚巨，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药，犹属不致大害。若捕风捉影以药试病，将有不忍言者矣。”这点被这些医生们一再重复。英国人德贞(John Dudgeon)担任过北京的英国伦敦会医院的外科医生，还被聘任为英国驻京使团的外科医生和同文馆的解剖学、生理学教授，对中国医术有所了解，他认为中医缺乏正确的人体知识，很多理论基于猜测和附会。翻译过《省身指掌》的美国传教士博恒理(Henry W. Porter)也提到与中医大夫探讨过人体内部构造，但中医“所言皆出臆度”，中医著作“所言经络脏腑，诸多舛讹”。在天津行医的英国伦敦会马根济(John K. Mackenzie)的说法更苛刻，他认为中医“关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他们以荒谬的理论来代替这些准确的知识”。与解剖学相关的外科是医学传教士的一个老话题了。早在1838年郭雷枢在美国费城发表题为《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演讲，其中提到“中医的医疗充满了儿戏般的迷信；即使是富人也无法得到外科手术的治疗，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外科手术”。高德(Wm. Gauld)在1877年的大会上说：“在外科方面，医学传教士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领域，在这里直接的、经常是迅速的效果使中国人大为震惊，传教士在这方面的优势毋庸置疑。”中国医学中的外科经验在传教士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从西医的病理学和药理学出发，他们对中医用药理论的哲学联想方法也有尖锐的质疑。合信在《内科新说》序言中说：“中土医书，方论浩繁……每论一病，必浮举阴阳五行，缠绕不休，每用一药，必以色香形味，分配脏腑，更或高谈脉理，妄事神巫，脏腑功用，茫然不知，甚矣医学之衰也。”在东北行医多年的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对中医理论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中医把人体和五行联系起来，疾病是五行失去平衡的结果，要恢复健康，就要用根据五行分类的药物去恢复五种器官平衡的理论。他感叹道：“中医的说道实在是太复杂了。”在他的叙述中全是中医大大小小的医疗事故，他评论说：“中国医学处于如此的混乱状态，治疗方法又是这样荒谬和千奇百怪，期待患者对医生抱有更大的信心是不现实的。”

花之安(Ernest Faber)在著名的《自西徂东》中说自己“尝考中国医书，汗牛充栋，然求其颇有可取者，尚多臆度之说。如论病则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立说，论脉则以寸关尺为言，论药则以一味可医数十症，且言其轻身益寿延年，岂不大谬”。据玛高温医生(Daniel J. MacGowan)统计，中药中用人体器官做成的药品至少有32种之多。对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特别是以前一度被欧洲人推崇的中医切脉之法，现在医学传教士也专门给予猛烈批评。雒维廉(William Lockhart)认为，无穷无尽的解脉种类多为空想。合信认为：对于血液循环，中医“迷惑不解，错误百出”，不知静脉、动脉之分，对心脏的真正功能一无所知，也不懂得血液在毛细血管和肺中的变化。他发现在中医中“每一脉对应一个内脏，但却无一脉对应大脑”，真是荒唐可笑。德贞说：“尝读中医脉书，云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以五脏六腑计之，其数十一，不符十二之数，中医多强名牵合，有指为包络膻中者，有言应命门三焦者，聚讼纷然，指无一定，无非牵合臆断，以足十二经之数。”他进一步认为：“再所言脉分两手，寸关尺仅止六部，若以诊五脏之病，则多一部，若候十二经之脉，则少六部，以理推之，咸多附会之谈耳，贻误后世。”因此中医常有误诊，“妇人之脉常以妊娠为经闭，每用行经破血之药，往往攻堕其胎，甚至子母两伤”。不过，中医的问题是不可能这么简单的。

因为，备受传教士批评的中医在这个时代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其缺陷在同时代西医的对照下被相对地凸显出来了，但怎么也不至于因为西医的出现，中医只有“无知”而没有合理的一面。正如对中医多有批评的司督阁在自传中不得不问道：“中医有这么多缺点，难道没有优点吗？”他们最先看到的是中药的疗效。传教士医生往往对中医采取“医”“药”分离的态度。1858年合信在《内科新说》中有意识地对比了中西的药物。其中《东西本草录要》认为有的西医用药和中医医理相通，如茯苓、车前子等药；有的则中西医医理不同，但西医所用的多有中医本草中记载的药材。他还主张西医在中国“药剂以中土所产为主，有必须备用，而中土所无者间用番药”。可见他对于中医药材还是比较能接受的。此外，在中国从事传教，药费始终是传教士医生们考虑的重要因素。医药传教士金(Geo.King)指出在中国的医学传教活动面临西药材供给紧缺，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可以信赖的药材都是有价值的。他以中医使用的鸡嗉囊为例，说当时在美国已经有研究证明可以用鸡嗉囊作为促进消化的药物，而且他在中国也有用此药治愈病人的经验。医药传教士对于中医传统中强身健体的运动疗法表现出很大兴趣。德贞的《中国医术》回顾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体育运动的传统，强调这类运动在印度和中国这类古国中也同样源远流长，因为在中国周代的《周礼》中就提到了“射”与“御”的重要性。他认为运动疗法在预防、治疗某些疾病，以及作为愈后恢复的手段等方面有一定的价值。而随着西方医学自身的发展，瑞典、德国、英国等国的医学人士提出了理疗，以及身体锻炼在预防疾病中作用的理论。所以，德贞还专门节译了明代的《遵生八笺》编辑为《功夫：道家的医疗体操》一书传播国外。即使在前面被一些医学传教士痛批的几个方面，也有人提出肯定的看法。英国传教士医生雒维廉1841年说：“不能这样推断，中国人在医学问题上的所有意见都仅仅是胡说，因为他们的一些著作显然是由一些很有天赋的人写作的，他们已经非常仔细地检验了疾病的本质和起因，一些用于控制传染病的规则和观念是决不能被轻视的。”雒维廉还指出在北京太医院“人人对医学非常熟悉，拥有无可非议的品格。人们通过考试进入学院，担任职务，行医治病”。

雒维廉显然已经觉察到被西医们一概而论的中医业者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不能把游方郎中和江湖骗子与中医一概而论。谭臣在1892年撰文专门讨论“中国的外科”。他对中国古代医学成就给予很多肯定，称：“中国的外科系统(如果可以称其为系统的话)产生于4500年前，那时候人们就知道血液循环。早在公元前1100年，中国人就能勇敢而有技巧地做阉割手术；公元前6世纪就能解剖人体；公元前4世纪发明了按摩疗法；在基督纪元到来之前，中国人就用现在西方的方法治疗梅毒；公元3世纪，就发现有人使用麻醉剂，至少开始开孔；公元6世纪在腹部手术上取得长足进步。”３民国以后中国医疗事业格局大变。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制度安排下，西医获得了中国医疗事业的领导权，形成了“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而后是中医不断地受到挤压和奋起抗争。对医学传教士来说，教会医疗事业一枝独秀的风光不再，其地位逐渐被中国人的西医事业所超越，后者掌握了医疗政治的话语权。另外，在传教运动内部，教会医疗事业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教内各方和传教运动领袖穆德的肯定。因此，他们在观察中医时，已经不必再从为西医开拓空间和在教内争取医疗事业地位这两个方面来考量了，而更多的是在医言医。对中药的关注这一时期有了重要的成果。1911年美国美以美会的师图尔(George. A. Stuart)医生出版《中国药物学：植物类》。此书被《中国医史》称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医书”。可惜的是，师氏因去世而未能继续原来全面研究中药的计划。一直关注中药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伊博恩(Bernard E. Read)更是研究中药的佼佼者。他从1920年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主任起就一直对中药进行研究。

在随后的20年中，他发表了大量关于中药的论文、著作。1923年7月他为了帮助对中药有兴趣的西医们，开展与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有效合作，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专门发表了《西医(关心)的中药疗效》一文，列出了一批中药名单，并规定送到实验室检验时的具体要求。1924年他把中国丰富的草药资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众所周知的与西药标准一致的中草药，第二类是植物学性质相近可以取代西药标准的草药，第三类是值得现代医学科学研究其药用价值的植物。他还和同事一起到冀州每半年一次的中药集市上去，看到了来自中国十三个药材中心的客商在这里从事药材交易。药材中“有从遥远的西藏来的藏红花，广州来的橘子皮和荔枝干，蒙古来的蘑菇和黄芪，四川来的大黄，等等。那里敬献给著名的药王的没药和乳香，就像(圣经中)智者献给婴儿基督的宝贝”。他的同行，一个受过很好训练的药剂师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些样品真是出奇的好”。伊氏认为中国批发市场上的中药材极为纯净，应该使那些有兴趣购买药物的同行更加重视中药材。1931年他发表了中药中动物药材的研究。英国长老会的马雅各(James L. Maxwell)在书评中说：“伊博恩博士成功地把在中国使用的动物类药的丰富信息收集到一起，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但马氏认为“作者决没有穷尽动物类的药材，例如爬行动物和昆虫都没有包括在介绍具体情况的单子中。在中国药典中这两类东西有相当多”。和传教士从前一概否定动物类中药的看法不同，马氏还说：“现如今有一种明确的在科学实验基础上回归使用动物制剂的倾向。尽管在中国多少代以来对动物制剂的过分使用使其显得近乎荒谬，但其中一定有某种经验的基础促成这种做法。”他们还针对传教士医生中流行的看法说道：“说中国人一点不懂解剖学和生理学是不正确的。他们对器官所处的位置与各自的联系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中国人对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有大致的了解。” 他们对中药的看法是“任何东西，尽管在自然界是令人恶心的东西，但使用在医学上却十分有用”。中医内服的药要比他们的外科手术领先得多。谈到西医与中医的关系时，他们认为：“科学的行医者与本地经验型的行医者并没有丝毫的对立。从伦理和理论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理由双方不能互相对话。事实上，拒绝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或者认为他们是一些庸医和江湖骗子的人，是迂腐和心胸狭隘的，这样，明智的合作就无法开展。中医对我们完全没有成见，他们经常询问我们的意见，邀请我们去会诊。” 显然他们认为传教士医生应该展开与中医的对话与合作。两位作者多年在中国行医并先后担任过《博医会报》的编辑，他们从经验出发，谈到要对中医有“适当的欣赏”，这在医学传教士中是具有立场变化的象征意义的。传教士医学刊物对中医的议论也发生了变化。1916年《博医会报》在创办30年后发表了社论《中国的医学与外科》，对过去传教士对中医的批评作了很好的分析。文章指出，过去医药传教士为了争取母国教会支持自己在中国行医，往往强调中国本土医药和外科的落后，通过图解把中药说成是中国医生弄出来的奇怪的、令人厌恶的混合物，还有就是经常提到中医使用针灸的灾难性后果。社论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也确实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论据。但有时人们不禁会这样想，如果中医这样无效或者只有过错的话，那么像中国人这样理性的人民早就会彻底抛弃这一整套的本土医疗办法了。它存在了这么多个世纪本身就说明了它即使不是经常地，也会偶尔有好的疗效”。民国以后教会大学得到了较快发展。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教会大学医学院院长们先后以著作形式发表对中医的看法。曾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巴慕德(Harold Balme)在山东行医16年后于1921年出版了《中国和现代医学：医学传教发展的研究》。巴氏是从反思西医开始认识中医的：“我们嘲笑中医们对于人体病因的认识及其对疾病独特的分类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容易彻底忘记不到一个世纪以前我们自己医学教科书中同样充斥着不科学的理论。翻开那时候任何有关生理学的论文，或者看一下有关疾病原因的著作，你会发现一个经验观察和迷信说法的大杂烩，其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各种影响身体机能的‘体液’，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的可笑。”在反省西医后，他提到了中医过去的领先性：“许多个世纪前，当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医生所实际掌握的就是对人性精明的观察和使用药物的经验知识时，中国的医药知识不比任何一个国家落后。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她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基督耶稣诞生前的2000年，中国的医师已经能准确地描绘霍乱的症状了。中国人实际上用种痘对付天花，比这个国家(英国)认识到其价值要早七百年。

中国人使用水银、砒霜、大黄以及难以计数的其它药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甚至诸如一些实质是‘现代’的思想，如屋子的干净、通风、光照的重要性和安静的意义，刘兰(Lew lan)在两百年前写下的治疗天花的规条中都已经提到了……”他强调说：“毫无疑问，很多中国的老中医在行医过程中，通过仔细观察，收集了关于不同疾病症状和中医药典中主要药物功效的大量有用资料。他们的知识是根据经验来的，用现代科学很难解释，但是其中很多东西毫无疑问都是准确的，对病人是极其有益的。可惜的是，这中间很多东西至今都已经失传了……其中的很多秘密至今极难找到答案。”正是改变了传教士医生过去居高临下看中医的心态，胡美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一些当代西医治疗方法在中国古已有之。他在给一个患伤寒的女孩治病时读到了病患家长带来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发现“书上准确地描述了发热的开始，寒热、头痛、没有食欲、鼻子出血、中午过后体温上升很快。就是奥斯勒(William Osler)也没有描述得如此清晰”。胡美赞扬说：“令人惊讶的不是那么多植物药物产于中国(比如麻黄，麻黄素就是从中提取的)，而是中国人认识到很多动物可以当做药用来治病。”他说：“一些情况下，我们提议的某些治疗方法被病家欣喜地接受，而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自己的医生以不同的形式使用同样的药物已有许多个世纪了。海藻提取物(我们知道其中含有碘)通常被中医用来治疗某些甲状腺病，中医还用某些高脂肪鱼的肝脏治疗肺结核。源自经验的中药和实验性西药竟然如此的相近。”与最初传教士医生常常谈到中医对许多病症束手无策不同，胡美也看到了中医能处理西医难题的例子。胡美诊断一个妇女妊娠中毒，必须手术流产才能挽救病妇，否则病人堪危。但病家后来找中医诊治，六个月后产下一个健康男婴。胡美感叹说：“我真想知道中医究竟是用了什么有效的药。”胡美还通过中西医会诊发现尽管诊断方法不同，中医和西医同样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说湖南省的司库生病，家里同时请了“长沙非常有名的中医王医生”和胡美一起诊断。病家想通过“中西医达成一致意见”，对治疗有帮助。

结果王医生用中医望闻问切的办法和胡美通过实验设备化验后的诊断结果是一致的。当然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这些传教士医生本人文化感情潜移默化的因素。前面提到的莫尔斯和胡美都曾说过对中医同情的理解的看法。其实不止他们两位，协和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考觉莱(E. V. Cowdry)在更早些时候已有类似表述。他在讨论中国医学和艺术与西方的歧异时就曾说过：“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的和解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方面双方尽可能地去欣赏彼此不同观点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仅仅去描述孤立的东方习俗，把它们作为奇怪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冒犯人的，但尝试着，尽管是不完善的，对那种我们看来是造成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我相信是值得的。”当然，应该指出，这一时期，像上面提到的对中医有“同情”和“理解”的传教士医生究竟占多大比例是值得考虑的。即使有“同情”的立场，对西方人来说要弄懂中医并不容易。这本是两个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知识体系。传教士医生普遍认为“中医文献精简得很厉害，包含大量隐晦的内容。

写作风格太纯粹，以至于牺牲了内容或内容令人费解。主要的中医文献只有部分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才能理解。由于解释不统一，反复评论等等，所以一些著作很自然地产生了含糊其辞、复杂和难以理解的含义”。柯文曾讨论过中西之间知识流动的“不对称性”模式，并说“有人曾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模式的含义：长期以来，西方的主要兴趣在于了解中国，而中国则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说到底，传教士医生对中医的兴趣也只是处于“了解”的阶段而已，与中国人大规模地向西医学习在性质和规模上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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