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国外交官赴日闯祸：黑道捞救

“高陶事件”的主角是34岁的高宗武，40岁的陶希圣在整个事件中充当的只是不由自主、随波逐流的一名配角。他们两个人不惜背叛国民政府而投身于所谓“和平运动”的最为内在的驱动力，并不是挂在口头的和平救国，而是不自量力的权位野心。陶恒生著《高陶事件始末》继200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新近由出版过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陶恒生译《高宗武回忆录》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补充再版。新版《高陶事件始末》充分汲取最近10多年来才公开面世的《高宗武回忆录》、《蒋中正日记手稿》等重要文献资料，为进一步解读“高陶事件”提供了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

野心勃勃的高宗武

高宗武1905年生于浙江温州的乐清县，1923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32年春天，高宗武经友人介绍，准备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动身前的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在东京首相官邸遭到少壮派军人暗杀，高宗武立即写了一篇600字左右的短文，投寄给南京《中央日报》。报社高层刊发此文时加写了编后语，邀请作者到报社面谈。报社希望高宗武加盟撰稿，每周就日本问题写两篇专栏、两篇社论，报酬为150元。高宗武表示150元不足以维持家人生计，报社为延揽人才，答应介绍他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兼职任教，另有150元报酬。高宗武通过《中央日报》的舆论平台迅速成名，并且得到国民政府最高层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青睐。据他自己回忆，经好友裴复恒推荐介绍，蒋介石曾经专门接见，并且有意委任他为侍从室上校秘书。他没有接受该项人身依附性质的幕僚职位，而是于当年11月脱离中央日报社，转到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日本问题专员。用他的话说，“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

1933年12月，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任外交部长。高宗武经《中央日报》主笔、国际法权威李圣五推荐进入外交部，1934年5月升任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任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汪精卫以他“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在每月300元薪俸之外，特准另加300元补贴。1935年5月，30岁的高宗武升任亚洲司司长。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职之后赴欧洲疗伤，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长。

1937年2月25日，张群接受高宗武建议向蒋介石辞职，当时曾对高宗武有过“蒋委员长要你来接外交部长”的戏言。3月3日张群离职后由王宠惠继任，野心勃勃的高宗武直到晚年依然耿耿于怀。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上海治疗肺结核的高宗武，于7月14日回到南京，一度成为处理中日危机外交的首要人选。7月31日，高宗武在一天之内曾经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分别召见。随着战争的发展，中日外交陷入停滞僵局，据高宗武在写于1944年的英文回忆录《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介绍，1937年11月，他在汉口与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

“独辟蹊径”闯下大祸

1938年1月14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主任为陈布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在蒋介石的资助和汪精卫的指导下，于汉口英租界特三区天津街4号秘密组织用来引导全国舆论的艺文研究会，由陶希圣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一次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同年2月，高宗武到达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秘密身份是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所长。每月2000美元的活动经费，由周佛海经手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6月23日，高宗武擅自离开香港经上海前往日本，与日军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密谈，一方面捕捉到日本方面希望撇开蒋介石与汪精卫讲和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向日本方面透露了汪精卫等人所谓“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正在设法从政府之外推动“和平运动”的信息。6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一、高宗武行踪与处置。……四、敌军盛造求和空气。”

高宗武于7月9日离开东京经上海返回香港，他意识到自己擅离职守的越权外交已经闯下大祸，只好委派译员周隆庠带着“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职：旧时公文用语，下属对上司的自称。编者注。）个人观感三项”，回到重庆转呈蒋介石。高宗武在写给蒋介石的短函中表示，这些材料“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外，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也”。这些材料中记录的日本方面坚持要蒋介石下野的信息，让蒋介石感到难堪和愤怒，他立即命令周佛海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经费。一心想独辟蹊径建立奇功的高宗武，惶恐之中因结核病复发而咯血不止。在高宗武养病期间，周佛海委派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委员、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专员的前中央大学教授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宗武的对日联络工作，并且按照汪精卫的意愿从中央宣传部每月划拨3000元给高宗武充当活动经费。已经犯下擅离职守、越权外交的叛国罪行的高宗武，从此罪上加罪，进一步背叛蒋介石及其主导的国民政府，从事起以汪精卫为效忠对象的“和平运动”。

汪精卫从“救国”到叛国

1938年7月27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建立坚强的新政权。从8月29日至9月3日，梅思平经高宗武介绍并由周隆庠担任翻译，与日本同盟社中南总分局长松本重冶连续进行5次秘密会议，初步达成由汪精卫出马领导“和平运动”，由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等地方势力配合支持的秘密协议。

10月24日，梅思平从香港回到重庆。从10月26日武汉沦陷的当天开始，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寓所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秘密讨论对日“和平活动”。10月30日，汪精卫政治班底中最具政治才干和野心的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扭转乾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

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依照汪精卫授意，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桢昭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的“重光堂”，秘密签署《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史称《重光堂协议》。除此之外，他们还制定了被称为“渡边计划”的汪精卫出国及近卫首相发表宣言的详细日程。“渡边”是日方给高宗武起的代号。

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11月26日，梅思平带着《重光堂协议》返回重庆。汪精卫连日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研读文件。周佛海在事后补写的11月26日的日记中介绍，“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11月27日的日记中，另有“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的记录。

12月18日，在抗日战争最为惨烈的危机时刻，汪精卫等人擅离职守前往昆明。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陈昌祖等人同乘包机前往河内。汪精卫的出走，对于勉力抗战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造成沉重打击。蒋介石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雪耻，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按照《重光堂协议》发表第三次声明，声称要“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12月29日，汪精卫签署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稿，交给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于12月31日在汪系报纸《南华日报》发表。这就是汪精卫以和平救国名义公开叛国的所谓“艳电”，“艳”在中文电报中指的是29日。12月31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此后一以上月二十六日蒋总裁之演词为标准，奋斗不屈。”汪精卫（兆铭）至此既丧失了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政治权力，也丧失了和平救国的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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