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七大贡献

赫鲁晓夫

一提起赫鲁晓夫，国人立刻就会想到那个让苏联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联合国脱皮鞋敲讲台的“赫秃子”，那个酷爱“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提出“三和两全”理论、分裂国际共运的“老修”。如果平心静气回顾史实，也许可以说，50年前开始改变苏联的，正是这位评价不一的赫鲁晓夫。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病逝，葬于新圣女修道院公墓。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赫鲁晓夫令人刮目相看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当年他即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同年5月访问南斯拉夫时，为斯大林排斥南共向铁托道歉。1956年他更抛出重磅炸弹：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他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 万人恢复了名誉。 苏联知识分子总算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苏联的政治气候变得空前宽松，苏联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社会”。 赫鲁晓夫当政的1953年—1964年，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至13.2%，普通民众生活明显改善。

他颇有平民风格，当政时不重“形象工程”，大量建造站台简陋的地铁，速度比斯大林时代快一倍以上，解决了莫斯科边缘地区的交通难题。斯大林时代造的数十栋“高干楼”、“高知楼”，只是让本来就住得不错的精英们锦上添花罢了;赫鲁晓夫大造廉价的五层楼，虽然现在被嘲讽为“赫鲁破楼”，面临拆迁，但当时圆了数千万人的住房梦。 就连斯大林的战友、骂赫鲁晓夫是“暗藏敌人”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晚年也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当政时，“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表示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上述种种变化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对整个国际共运，产生了深远影响，打破了长期形成的凝固、僵化、紧张局面，开始了苏联和国际共运思想解放的新阶段。

非斯大林化运动在东欧引起强烈反响。波兰于1956年爆发反政府运动，赫鲁晓夫亲赴华沙与波兰工人党领袖达成政治妥协;匈牙利1957年发生叛乱，赫鲁晓夫下令镇压，仅首都布达佩斯就有2.5万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

1957年6月，他遭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联合反攻。赫鲁晓夫先下手为强，利用手中掌握的党权和行政资源，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但这些老革命“被迫害”后，也不过是去当大使或领导水利工程而已，依然俸禄优厚，再无须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高喊“斯大林同志万岁”去吃枪子儿了。

赫鲁晓夫主张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以避免核战争。他于1959年访美，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晤，一时和平共处的势头高涨。1960年美国U-2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中止了这个趋势。1962年出现古巴导弹危机，苏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赫鲁晓夫生性急躁，急于求成，缺乏深谋远虑。他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海军，引起军界不满。他想削夺党内官僚的特权，招致怨恨。他的自由化政策更为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所痛恨。他的领导风格虽然被认为是充满活力，但也被一些人看作盲动冒险。他于1971年9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在沉寂中辞世。

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吗?

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很多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赫鲁晓夫把从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是“暴君”、“刽子手”、“独裁者”;“赫秃”这一恶行震惊世界，造成国际共运严重的思想混乱，是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分裂、社会主义事业受挫的起因，一句话，是万恶之源。 对这一秘密报告，有人一言以蔽之曰“全盘否定斯大林”。

现在，“秘密报告”早就不成其为秘密，看过这一报告的许多人，对这个结论颇有保留意见，认为它并不符合事实。 评价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是非，主要看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政时期，其间有两件大事：一是他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秘密报告”在讲到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内反对派实行大规模镇压之前，首先肯定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斗争，明确指出斯大林是维护列宁主义的旗手，并强调，如果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恐怕我们今天既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也许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被解除武装，衰弱不堪”。这说明，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否定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功劳，而且是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对于卫国战争，秘密报告并不否定斯大林的功劳，尽管斯大林对战争初期苏军的溃败和战事艰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前被枪决的有首批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85位军长中的57位、196位师长中的110位、406位旅长中的220位，还有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海空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军区司令。到1941年夏德军入侵时，苏军指挥官3/4任职不到一年。

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赫鲁晓夫并未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说：“斯大林认为镇压反对派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根据“秘密报告”作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恐怕有点牵强附会。

他有没有在联大脱皮鞋敲讲台?

比起掌权后只到外国开过两次国际会议的斯大林来，赫鲁晓夫多次出国，对外面的精彩世界有一定了解。

他在访问丹麦时参观过一个小农场。看到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自以为精通农业的他问农场主：“您搞农场有多少年头了?”对方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是丹麦前首相。”于是，赫鲁晓夫对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不搞领导人终身制，不禁肃然起敬。

同人们传闻的“大老粗、没文化”相反，赫鲁晓夫在国外脱稿讲话时，语言简朴、鲜明、有说服力。他相信只要如实讲明真相，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人民就会由衷地同情并喜欢苏联的社会主义。 他于1959年9月在美国访问了13天，转了7个城市，满怀自信地向美帝国主义保证：“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1963年11月6日，他在接见美国企业家时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

当美国记者不厌其烦地用“民主”和“多党制”纠缠他时，赫鲁晓夫大俗大雅：“你们又要往我嗓子眼里塞死耗子!”

在处理无伤大雅的细节时，赫鲁晓夫游刃有余。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居心险恶”的美国资本家送给赫鲁晓夫一只精妙绝伦的“糖衣炮弹”，怂恿一名艳丽的女明星去吻他。赫鲁晓夫舔下糖衣，丢掉炮弹，不等苏联翻译提醒，落落大方地说：“干吗要等她来找我!我去吻她不就得了!”

不过，赫鲁晓夫在外事场合，确实有随意发挥的毛病。 他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1960年联大时，在辩论中情绪失控，竟不顾礼仪，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同西班牙代表大吵，导致警卫人员干预。这一政治笑柄，已被历史记录在案。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美国档案馆没有找到有关的影像资料，当时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也“没有看见赫鲁晓夫用皮鞋敲讲台”，只是看见他举起皮鞋摇晃了一下，然后把皮鞋摆在桌上。结论是：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新闻是“美联社杜撰，其他报纸照搬”。 然而，赫鲁晓夫本人却在《回忆录》里谈到此事的来龙去脉。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在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时说：“一次，有个西方外交家发表挑衅性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就脱下皮鞋敲桌子，也许在西方世界的女外交官们看来有失体面，但这简直是绝妙举动，表现出外交的灵活性!”

赫鲁晓夫的第二件外交丑闻发生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当时他先是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冒险把苏联导弹偷偷运进古巴，以为能吓住美国佬，后来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节节败退，灰溜溜地从古巴撤走导弹。

赫鲁晓夫为中国做了7件好事

长期以来，赫鲁晓夫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声誉是很差的，一直被看成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代苏联领导人中，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为新中国做好事最多的正是赫鲁晓夫。

好事一、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

如果说斯大林承诺援助中国建设的大型工业企业有50项，那么赫鲁晓夫当政11年中答应援建的项目则达286项，他还扩大了斯大林援建项目的设备供应范围。直到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撤出专家时，大型企业已经建成的有120项，基本交完设备的29项，共149项。

好事二、把4个中苏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移交给中国。

1950年3月和1951年7月，中苏先后在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大连中苏建造和修理轮船公司的协定。

好事三、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反应堆。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关于原子能问题，赫鲁晓夫同意先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小型原子反应堆。1957年10月，双方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虽然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这一协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苏联援建的原子反应堆在培养我国核工业人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好事四、归还旅顺口海军基地。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提出将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双方就此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且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撤退和移交工作应当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苏军于5月25日撤退完毕。

好事五、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

《秘密补充协定》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此后，毛泽东对此多次向苏联及其他外宾表示不满。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暗示可以考虑放弃该协定。1956年5月10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认定《秘密补充协定》已经不符合苏中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建议予以废除。5月29日，中国政府复照表示同意。

好事六、改变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

1956年10月23日中苏签订协定，对之前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加以改进，按照当时两国国内60多种日用品的价格计算，协定规定双方正式比价保持不变，但是在非贸易兑换时每元人民币补贴4卢布，即实际比价改为1:6，即1元人民币相当于6个卢布。这个比价同人民币和卢布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大体相符。1957年5月11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和《关于调整两国在1951年至1955年期间非贸易清算的议定书(草案)》，建议这一期间的非贸易支付均按1956年10月23日中苏非贸易支付协定规定的办法结算，苏方补偿中方9610万旧卢布。

好事七、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不过，毛泽东拒绝了这个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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