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徽商文化解读：徽商“贾而好儒” 分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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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明清时代的商界中坚，对于十六至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长期从事历史人文地理、明清史研究，尤其专长于“徽学”，著有相关论著十数种，在民间文献的发掘与研究方面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其中，《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从制度分析入手，将制度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此书初刊于1996年，2014年该书获选再版。《上海书评》就明清徽商的相关问题采访了王振忠教授，以飨读者。

学界对于徽商的起源，有“东晋说”、“南宋说”和“明代说”等多种说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争论的？

王振忠：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所谓徽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徽州籍商人，而是特指徽州商帮，也就是为了应对外部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借助血缘、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徽州商人群体。在这样的界定下，讨论“徽商”的起源才有意义。

至于徽商起源“东晋说”、“南宋说”和“明代说”之分歧，大致说来，有的是对史料的误读，有的则是概念不清引发的歧说。以“东晋说”为例，它的依据是《晋书·五行志》的记载，书中说东晋宗室司马晞未败之前，每逢宴会，便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后来，司马晞果然被迁徙到新安。因徽州在西晋时曾设新安郡，清代有人就认为，司马晞所听到的“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应与徽商经营四方有关——这也就成了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徽商起源于东晋的根据。其实，在司马晞的时代，除了地处江南的新安郡之外，西晋时期洛阳附近的司州河南郡新安县（今县西北）更加有名。根据安徽省博物馆刘和惠先生的考证，司马晞听到的“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可能是东晋初期社会上流行的民间歌曲，其中的“新安”，应指中原的新安县，与北宋以后徽州之前身——江南的新安郡并无关联。我赞同刘先生的看法，因为东晋的新安郡尚属“深林远薮”的蛮荒之地，虽间有中原移民迁入，但当地仍以“椎髻鸟语”之人占绝大多数，尚无产生“歌舞离别之辞”的条件。所以，关于徽商源起于东晋的说法，显然是对史料的误读。

至于“南宋说”，则属于概念界定上的问题。南宋定都于临安（今杭州），这对地处皖南低山丘陵的徽州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徽州木材及其他土特产经由新安江源源不断地运往杭州，在江南各地经商的徽人数量大为增加，这让后者培养出强烈的契约意识，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及从商经验。其时，也出现了一些富商大贾。如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祖籍是婺源，其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了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州”。类似于此的富商巨贾，亦屡见于历史文献。不过，当时还没有看到以乡族关系为纽带开展商业竞争的商人群体。因此，还难以说徽商源起于南宋。

十多年前，《四库全书》电子检索刚刚出现，我曾借助检索写过一篇短文，叫《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结论是：“徽商”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早的是在十六世纪初的明代正德年间。综合其他史料考察，及至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万历年间，“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情况已极为普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商从明代中叶起引起了世人愈来愈多的关注。

事实上，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盐、典、木各业巨商崛起，积累了大批资金，其中有不少商业利润回馈于徽州本土，这在皖南形成了商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因民间资金来源充裕，一般人皆可较为便利地获得低息借贷，并通过个人信用“打会”融资，筹集规模不等的资金，藉此投资于各类生意、外出务工经商，从而维持着一个庞大的从商人口。这些从商者借助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商人群体，开展商业竞争。因此，明代中叶以后徽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应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

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重农抑商是主流，您如何看待徽商的兴起？它对士、农、工、商的格局有影响吗？

王振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策划、组织过一套历史人文地理的丛书（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当时我首先提出“区域人群”这一基本概念，是指传统时代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各地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明清时代的“徽州朝奉”（徽商）、“绍兴刀笔”（绍兴胥吏和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

在我看来，这些区域人群的出现，与明代中叶以后整个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变化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气候，从十五世纪中叶起，中国进入了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明清小冰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如气候多变、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大范围歉收、游牧民族频繁南袭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压力却在迅速增大。根据人口史的研究，十四世纪中叶的明初，人口数量仅为七千万左右，但随着承平日久，人口迅速增长。及至十七世纪的晚明，人口峰值已接近两亿，人口压力空前增大。在这种背景下，对整个社会来说，如何养活庞大的人口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晚明时期，“救荒”是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永乐年间编纂的《救荒本草》，在嘉靖年间曾两度再版，由此带动了多部以“救荒”为主旨的农学、植物学著作的出版热潮。与此同时，中国还从海外辗转引进了一些美洲粮食作物，如玉米、番薯等。

晚明时期，绍兴籍的著名官僚祁彪佳写过一篇《救荒小考》，他指出：“重农固为务本，但今人稠地窄处，竟有无田可耕者，因其土俗，各有力食之路，但占一艺，便非游手，此亦救荒源头。”在他看来，人多地少之处，应根据本地的乡土风俗和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出不同的谋生手段。而就个人而言，任何人只要有一艺在身，便不能算是游手好闲，这是解决“救荒”难题的根本办法。正是因为生计追求成了首要问题，各地人群需要以群体力量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也就在这种背景下，诸多商帮遂风起云涌，浮沉商海。

传统的中国社会，商人居于四民之末，商业被视为市井小人之事。及至明代中叶，在“救荒”的大背景下，“治生”成了个体的头等大事，社会上遂出现不少肯定商人社会地位的言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四民”排序。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四民异业而同道。”而徽商在教育后代时也强调：“士商异术而同志”，“士、农、工、商皆为本业”。他们认为，经商、业儒只是各人志向不同而已，实际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徽州的一些民居中，看到反映昔日徽商观念的各类实物。例如，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黟县西递村，就有一副非常著名的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在徽人眼里“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此与前述祁彪佳的看法异曲同工。这些，都充分肯定了经商在个人安身立命中的地位。

在谈到中国传统商人群体时，比如晋商以票号、大院而著名，那么徽商有何特色呢？

王振忠：十六世纪以来，通过不断的交往与冲突，不同区域人群的性格特征日益明显。晚明著名旅行家谢肇淛到过徽州，与徽州文人和富商大贾有过广泛接触，他在《五杂组》一书中就曾指出：“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所谓轻薄，大概是指徽商的“好色”、“好讼”。明代中叶以来，徽商无远弗届，其足迹遍布海内外，因多是男子孤身外出，追芳逐艳在所难免。在三言两拍等明清世情小说中，好色的“徽州朝奉”比比皆是。例如，著名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中，那位觊觎杜十娘美色的富商孙富，便是来自徽州的扬州盐商。类似于此的故事深入人心，因此，徽商之好色，在世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另外，作为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徽商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他们在侨寓地遭遇纠纷，动辄通过诉讼官司加以解决，故而自明代以来，徽人“健讼”之名蜚声远近。

至于说“近雅”，是指徽商“贾而好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务工经商之前，在家乡都受过最基础的启蒙教育。另外，明清时代徽州是个科举极盛的区域，科举兴盛固然很令人骄傲，但这也意味着读书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不少人名落孙山，只能转而去经商。在这种情况下，徽商群体中便出现了不少高素质的文人。当时，不少地方的徽州会馆也叫“紫阳书院”、“徽国文公祠”。所谓紫阳，是朱熹的一个别号。朱熹虽然生于闽北，但其祖籍却在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徽商在徽州会馆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国文公”（亦即朱熹）。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号，显然是以此高自标置，凸显“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此种“贾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追求，对于徽商群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当时人的记录来看，一些商人“贾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下，自觉地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明代中叶以后，徽商迅速发展成为称雄商界的一支劲旅，与此一重要特色恐怕不无关系。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对于各地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叫“无徽不成镇”。根据胡适的解释，这句俗谚的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了，就会开设店铺、发展商业，于是就将村落变成了市镇。清代以后，“无徽不成镇”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特别是长三角。但在明代，徽商活动的区域更为广大。比如在北方的北京、山东临清、河南开封等地，都聚集了大批的徽商，这与其时南北贸易的格局密切相关。当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晋商重点经营的区域，则在北中国和西部地区。这是两者在活动区域上的不同之处。

刚才讲到“无徽不成镇”，可见徽商分布之广，那么徽商在迁徙的过程中，是如何保持家乡文化习俗，同时又如何适应居住地文化习俗的呢？

王振忠：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曾经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以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胡适的这个描述相当生动。事实上，从明代开始，天下繁华都会以及山陬海隅、孤村僻壤，处处都留下徽商的足迹，极受世人关注。这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徽州人，有不少落地生根，从祖籍地缘转入新的社会圈。大约从清代前期起，大批徽州人开始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宗祠，这是徽商“土著化”的一个标志。徽商要在侨寓地落地生根，当然要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比如清代江南酱商世家潘氏，是从歙县大阜迁到苏州，他们返归祖籍扫墓时，很多习惯便都带有强烈的苏州风俗色彩。清代有的徽州日用类书刊本，分别详细罗列出徽州与苏州的礼俗，以便相互参照，直观地反映出徽商适应侨寓地文化习俗的努力。

与此同时，明清时代，在不少城市中都出现了徽商聚居区。此类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在杭州是位于钱塘江滨的江干一带，扬州、淮安集中在濒临京杭大运河的河下，而汉口则在围绕着紫阳书院（徽州会馆）的新安巷周围。这些会馆和徽人聚居区，对于侨寓异地的徽州人保持自身的文化习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移民群体要对侨寓地产生重大影响，通常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移民数量庞大且分布相对集中，二是移居人口持续不断。在这方面，“徽礼”在长江中下游的广泛流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于“徽礼”，简单地说也就是徽州礼俗。自南宋以来，徽州民间有着纷繁复杂的傩坛祭仪，及至十五世纪，据说是由著名官僚程敏政将之删订增改而成《祈神奏格》，分门别类地收录了徽州的宗教科仪。由于《祈神奏格》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使得徽州民间礼俗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随着它的出现及其传播，不仅使得徽州一府六县的民俗更趋“一体化”，而且，对于徽州礼俗在异地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侨寓各地的徽州移民，通过家祭、祠祭、墓祭、会馆祭等，使得徽州的礼俗为世人所熟知——这就是长江中下游各地极为流行的“徽礼”。就现存的文献记载来看，清代扬州、汉口、景德镇等地皆有“徽礼”的

流行。精密详备的徽礼，使得侨寓异地的徽人大大区别于其他各地的人群。

刚才还提到徽商“贾而好儒”，是讲文化的，那么徽商在子女教育方面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王振忠：前面提到，商帮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四民秩序”观。不过，也应当看到，“以贾代耕”的徽商，他们大胆肯定商业行为的正当性，目的是为商人群体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徽商虽然重利，但亦重视“儒”名，故而服贾与业儒并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也正因为如此，徽州既是全国著名的商贾之乡，又以文风兴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一些商人在业贾致富后，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孙攻读诗书，成就儒业。为此，他们踊跃捐资，在桑梓故里兴修官学、书院，广建义塾、文会，为乡里、宗族内的贫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但却无力从师的子弟，必须给予资助。对参加科举应试的学子，给予来往路费、笔札膏火、庆吊酬酢等方面的资助。这些规定，被详细地列入族规家法，世代遵行。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文风相当兴盛。据何炳棣先生的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五百十九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一百八十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九十四名，其中有十四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五十九名，有五名是徽州人。个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显然与徽商重视子弟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与北方的晋商有着显著的不同。

另外，因传统时代有大批人外出务工经商，这对徽州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胡适曾指出：“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胡适本人就是因家族世代在浦东经商，而得以在上海读书，获得良好的教育。

除了一般的启蒙教育之外，值得重视的还有职业教育。在徽州，如果是商人之家的分家书，它的前言里通常都会提到家族的经商经历，这也是对后代的一种教育。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发现的不少徽商撰写的自传，其实与分家书的撰写体例有关。此外，由于徽商“贾而好儒”，不少人“弃儒从商”，商人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故而现存的明清商人书和商业书，以徽州保留下来的为数最多。这些商人书和商业书，或涉及经商的道德规范，指导东家、学徒如何待人接物，或详细介绍盐业、典当等的具体运作。作为家传之秘，这些商业书对于商人家庭或家族而言，是弥足珍贵的经商知识和重要经验，子孙世业，历代相承，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并在皖南形成了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得徽商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区域人群历数百年而不衰。

徽商的兴起与盐业垄断有关，后来走向了没落，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振忠：明清时代的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和婺源六个县，这六县的商人统称为徽商，他们几乎是无货不居，经营的范围触及国计民生的诸多行当，其中，又以盐业、茶叶、木材和典当占最为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徽商趋于衰落，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其原因有诸多方面，主要的如清政府财政制度的变化、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近代外国资本的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地域商帮的崛起，等等。当然，不同行业的商人，其衰落过程和原因都不尽相同，各个商人家族的兴衰亦是此起彼伏。以徽商的中坚力量盐商为例，道光年间清政府实施的盐政改革——改纲为票，将原先在两淮盐区实施的“纲盐法”改为“票盐法”，从根本上取消了业盐两淮的徽商之垄断特权，从而沉重打击了徽州盐商的实力。此后，咸同时期太平天国的兵燹战乱，使得长江中下游的贸易往来几乎中断，绝大多数的徽州盐商彻底衰落。由于盐商系徽州商帮之中坚力量，他们的衰落，从总体上改变了徽商的地位。

不过，这并不是说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巨贾就完全退出了两淮盐业的经营。歙县上丰宋氏家族在清代前期是两淮盐务八大总商之一，他们在道光年间的盐政改革中虽然一度中衰，但在太平军尚未完全失败时，就冒险从江西运销淮盐，从而在战后的两淮盐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另外，歙县大盐商程颖芝也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失败之前，就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希望后者一起筹钱出来做盐业生意。此人与曾国藩的关系相当之好。在曾国藩的日记中，经常可见此人的祖孙三代与曾氏下围棋的记载。据说，曾国藩的围棋水平不高，而且有时棋风不太好，但却很喜欢下围棋，即使是在戎马倥偬之际，仍然要下围棋，大概是藉此纾缓紧张情绪吧。而与他下围棋的，都是与之关系莫逆的人。程颖芝有一子在做盐商，另一个儿子程桓生，也是曾国藩的入幕之宾，直接参与了曾氏对战后江南经济政策的擘划。程桓生长期担任盐政官员，并于同光年间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从太平天国结束到清朝灭亡，为时不到五十年，而程桓生担任盐政官员的时间却长达二十多年，占了一半时间以上。因此，徽州盐商对于晚清两淮盐政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背景，不仅程颖芝的后代在太平天国后的盐业经营中如鱼得水，而且，前述的上丰宋氏在战后的活动，也与此种官商勾结密切有关。当然，此一时期的盐商，与清代前期的徽商巨子不可同日而语。在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资本多达七八千万两白银，其中，八大总商之一的歙县棠樾鲍氏一家，就有三千多万两白银，应当是当时中国的首富。太平天国之后，徽州盐商在全国财富排行榜上的位置则大为下降。

咸同兵燹对徽商的打击极为沉重，不过，茶业和木材业在太平天国以后仍有发展。徽州茶商在战后曾一度中兴，但因清政府大幅度增加茶业税，茶商随即遭受沉重打击。另外，光绪中叶以后，印度、锡兰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洋茶开始冲击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在此背景下，洋商竞相压价，中国茶叶出口量遂日渐减少，徽州茶商内外交困，最终走向穷途末路。此外，近代钱庄、银行业的兴起，从根本上撼动了徽州典商原先在金融业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洋纱、洋布以及南洋木材的进口日增，也使得徽州布商、木商等的生意遭受严重影响。

刚才谈到徽商兴衰中，可以很明显看到政商关系的重要性，对此您有何评价？

王振忠：传统中国是个专制主义的集权国家，权力主宰一切，因此，政商关系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诸多问题的核心所在。徽商的四大行当是盐业、典当、木材、茶业，其中的前三项，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这指的是近代开埠之前，盐业、典当和木材业商人是最为重要的商人，而在这三大商中，徽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盐、典、木三大商皆与封建政权有着密切的纠缠。

盐业从明初的“开中法”到晚明纲盐制度之确立，再到清代中叶的“纲盐改票”等，都是直接与政府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晚明时期盐商专卖垄断特权之获得，与徽商不断向官府的“输献”有关。及至清代前期，康熙和乾隆皇帝先后分别六次南巡，接驾所花费的银两主要出自盐务经费，其中，盐商的捐输、报效占了很大的比重。在这种背景下，官府投桃报李，给予盐商诸多权益。当时，两淮盐务中设有“总商”，乾隆时代更出现了权力空前的“首总”。徽商江春就担任过“首总”，袁枚称之为“以布衣上交天子”、“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这些“总商”乃至“首总”，既是两淮众商的代表，又是官府与盐商之间的联系人，实际上拥有半官半商的身份（类似于晚清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官方盐业政策之制定，这当然也是乾嘉以后盐政日趋窳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盐业之外，典当也是徽人重点经营的行当。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当铺需要报官纳税请帖，其信用要取得官府的保证。另一方面，官府也时常将大笔公款发典生息。这些，都说明典当业与官府的关系相当密切。太平天国之后，左宗棠大幅增加典税，典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至于徽州的木材业，起源于南宋时期。及至明代，早期前往西南一带的木商，有不少就是从事“皇木”经营的商人，这些人与皇室、官府的关系亦相当密切。

最近二十年，皖南民间陆续发现大批徽商家族文书，这些资料，对于考察清代的政商关系，提供了极佳的史料。例如，前述的歙县上丰宋氏家族文书中，就有一册看似极为简单的记事簿（五行蓝丝格抄本），分栏上方依次书写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仅在一些日子下记有简单的人名。不过，稍加观察便可发现，其上记录的是一些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日。记录的内容颇有规律：有官职的人物及其家人，紧跟在日期之后，排在显要的位置；而没有官衔的人物，则书写于每行的底部，这应当反映了官本位背景下作者心目中人际关系的重要程度。记事簿的用途显然是为了按时送礼之需，希望以此拉近与官员的距离。刚才提到的那位大盐商程颖芝，据《清实录》记载，其人在安庆一带的盐铺开张时，打出的旗号竟然是“钦差大臣”，这当然是以曾国藩为其后盾。

歙县新安江畔的芳坑江氏自明代中叶起就开始外出经商，清乾隆时代曾往辽东运销茶叶，此后，长年贩茶入粤，转销外洋。太平天国兵燹战乱之后，转运茶叶至上海。直到晚清，随着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渐失优势，江氏茶商才日趋衰落。此一家族中的江耀华，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著名的大茶商，其人从学徒做起，后在苏州拙政园旁开设茶叶铺，曾巧遇李鸿章，受到后者赏识，遂把他介绍给广东香山买办巨商唐翘卿，让他们合伙做起大生意。据早年接触这批资料的安徽学者介绍，江耀华家中藏有李鸿章、洪钧、王文韶等达官贵人的翰墨甚多。李鸿章曾为他亲笔撰写对联：“玉树临风人集一品，芝田养秀春满四时。”与大盐商程颖芝的做法相似，江耀华在做生意时，货箱上都贴着两淮盐运司专用的封条，封条上印有“钦加二品衔总理两淮都转盐运司”的字样。这些，都是权力与资本勾肩搭背的形象写真，反映出政商关系在商业运作中的重要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说，传统中国商人致富后倾向于回乡买地，而不是像西方资本家那样将资产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导致了传统中国商人的衰落，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振忠：传统时代，商人致富之后，当然会有部分资金回流，用于购买土地。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地区、所有的时代都是如此。另外，要说传统中国商人的资本完全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购买土地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这可能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徽州人的分家惯例。在传统时代，徽商分家颇为理性，通常是“分家不分店”——也就是在分家时，一般的田产、房屋可以阄分，但店铺与祭祖的众存田产等，往往并不列入分家的范围。“分家不分店”，是为了避免因分家而导致商业竞争力的下降。分家以后，一般是在后代中挑选一位能干的人从事店铺的经营，其他的房支则以股份的形式参与每年的分红。与此同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如果有余钱，还可以“附本”经营，这不仅可以吸纳一些闲散资金，扩大再生产，而且还可让族人分享家族商业的利润回报，从而增强家族成员的内聚力。实际上，本土的家族组织与旅外的商业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发达的家族组织，总是成为旅外商业繁荣的强有力后盾。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群体兴起，徽商有复兴吗？您觉得现在的商人群体与以前的商人群体有什么延续和不同吗？

王振忠：现代的商人群体与以前的商帮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虽然现在也有以“徽商”为名义组织的一些活动，以前我也受邀参加过一两次相关的活动。但据我了解，当代人所说的“徽商”之“徽”是指安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徽州府。除此之外，“徽商”的内涵也扩大了，现在提倡新“徽商”的人甚至提出，只要是他们心目中的“贾而好儒”，以“诚信”理念从事经营的，不管他们原先来自何方，都可以归入“徽商”的范畴，这当然与传统的徽州商帮已毫无关系。另外，传统时代徽商无业不居，但以盐业、典当、木材和茶业为四大主业，现在形势变了，旧瓶装新酒的“徽商”，当然不会有什么主业。传统商帮的形成，一是有富商巨贾的出现，二是区域内有普遍的经商风气，三是人们借助血缘和地缘关系，展开商业竞争。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当代徽商都没有复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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