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沉重的伤痛：中国慰安妇和她们的董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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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复前的董家大院

走到正房的东头，一扇黑漆小门引起我的注意。

小门大概六十公分宽，不到两米高，顶端是马蹄造型。门紧闭，一个黑色的生铁门扣并没有搭上。

我问身边的彩铃姑娘：“那扇小门里面有什么？”她告诉我：“一口水井。有的姑娘刚被抓来或者是骗来的时候不愿当慰安妇，就会被倒吊着放到井里洗头。洗头就是呛水，等到她同意才拉上来。如果坚决不同意，就松开手，让她在井水里呛死。”

彩铃的叙述让我下意识后退，想离那扇小门远些，脚步却差点朝后踏空，摔进雨水密集的天井。站定后，感到双腿无力，不知自己应该朝哪一个方向迈步。靠在一棵方形的柱子上，眼睛却再也不敢看那扇关着冤魂的小门。

2003年，朴永心早已不是“若春”，她再次来到董家大院。照片上的她，头戴毛线帽，身上穿着普通老妇人通常款型的毛衣和风衣，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坐在轮椅上的老妪，苍老的脸庞皮肤下垂，布满黑色的斑点，风烛残年。

她已经记不清这个顶瓦破落、杂草丛生的衰败庭院是不是自己刚到龙陵时住过的慰安所。她一直对把她带来龙陵的朱弘摇头，说“不记得了，不记得了，这里的房子都一样，大院子、两层楼。” 还有，“一直下雨、下雨，很冷。”

这所房子没有唤醒她的任何记忆，急得朱弘流出汗水。“老太太身体很不好，血压高，头晕。走路要人扶着。好不容易把她扶到董家大院里，她怎么都看不出这个房子是自己住过的慰安所。”朱弘没有办法，只好把老太太送到车上休息。突然，她对朱弘说：“有一口井，院子里有一口井。”朱弘急忙跑回那个院子，他很快问到，在东北角，的确有一口井。由于房子破损，进出的门作了改动，要绕过去才行。

找到那口井，井口有绳索长年拖拉留下的凹槽，朱弘在深深的井水中看见自己焦急的面容。但同来的朝鲜官员不同意体弱的朴永心大妈再次下车来指认那口井了。

这事过去十一年，说起来朱弘还充满遗憾和自责：“前一天，我和戈叔亚去勘察了破旧的董家大院，就是没有发现这口井。因为这次前期工作的疏忽，让我错过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令人痛苦和绝望。”

美惠子、若春、静香、千代子、由美子、明美、麻衣、玲子、夏树、顺子、香织、彩香。

这是十二个日军慰安妇的花名。她们的身体，在这个深宅大院中被日军频繁使用。但是她们，几乎不是日本人。管理她们的日本女人，叫做阿云婆。

我站在这些“女人”面前，找到了“若春”。

1943年8月，“若春”的脚步，跨进这个陌生的院子，开始并不陌生的营生。而她并不是第一批来到董家沟的随军慰安妇。

“那个时候，我们不有听说什么慰安所。日本人带来的妓女住在董家沟。有时间她们出来街上逛，穿着旗袍。人长得白生生呢！”说话的赵鸿旗老先生八十七岁，就住在离董家沟不远的白塔村，乡亲们叫他“麻六”，我叫他“麻叔”。

“麻叔”说的“董家沟”就是董家大院。这里的门牌是：龙陵县龙山镇董家沟二十八号。房子有两进，由正房、面楼、天井和左右厢房构成。大约是在1921年开始由董腾龙、董从龙两兄弟合资建盖，占地八百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全院有大小房舍二十三间，是滇西典型的土木结构走马串角楼二进四合院。雕梁画栋、精美华贵，木头雕花格子门窗上，金粉的烫花至今可辨。

听说日军就要到来，富贵而儒雅的董家老爷太太们带上所有的少爷小姐慌忙离开，留下一位长工守门看院。

日军进城来，很快发现这个隐秘而阔绰的大院，当军人的慰安所再合适不过。他们雷厉风行，马上改装房间，补充必要的家具和设施。等到做皮肉生意的阿云婆带着慰安妇走进门来，立马开始慰安性欲饥渴的日军官兵。

第一批来到董家大院的慰安妇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是日本职业妓女，有很好的待遇，可以自由出入慰安所。另外的十三人是被叫做“女子挺身队员”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受一定约束。

为慰安妇检查身体的器材

一时之间，在董家大院，从早到晚回响着木屐、皮鞋的走路声和日本语的说话声。房间里的桌子，摆上了日本运来的酒瓶、茶具、漆盘和药瓶，也摆上了女人的木梳、发簪、粉盒、口红、化妆镜子、手链、牙刷、顶针、纽扣和肥皂盒子。

日军发现，这二十多个女人并不能满足驻守龙陵县城千余官兵的需要。他们找来维持会长赵炳万，希望他组织人派送花姑娘。维持会长只得紧急派出汉奸，到各个乡镇哄骗、甚至强迫一些姑娘来到慰安所。

实际上，麻叔少年时代见过的“妓女”，不止住在董家沟。这个小县城，日军就设置了四个慰安所。除董家沟外，还在龙山卡、白塔村和一大户人家的宗祠，都安置了慰安妇。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把这些慰安所叫做“军人服务社”或者是“陆军俱乐部”“娱乐所”。

白塔村八十五岁的赵桂芝大妈说，她十三岁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到处找花姑娘，就赶快躲起来。她和小伙伴偷偷见过从董家沟出来的日本妓女，“脚上穿着木头鞋，就是那种小板凳面子，背面钉着两块小木头，她们出来逛街。”赵大妈还说，她有个朋友叫张芹芝，“比我大，生得比我标（致），年轻时候就亲眼见过日本人在苞谷地里强奸姑娘。她死掉几年了。要是你早些来，我可以带你去她家听她款（讲）。好些个人来找过她问这个事情。”

我问赵大妈，有没有听说有姑娘嫁给日本人？大妈一下子叫起来：“咋会？！躲都躲不过，还敢嫁给他们？”

那么，戈叔亚先生说到的那个田岛，怎么会娶到一个腾冲姑娘呢？

向腾冲的朋友李根志问起田岛寿嗣，他说1942年，此人三十八岁，担任腾龙行政班本部部长，管理腾冲、龙陵的军政事务。他积极推行“文治”政策，办起了日文学校，还把当时印刷《腾越日报》的印刷机搬到龙陵，准备最大程度鼓舞日军官兵去实现帝国“大东亚共荣”的梦想。除此之外，他最积极的行动，就是选址开办日军所需的慰安所。他把董家大院做成慰安所的模范工程，规定所有慰安妇和当地掳来的妇女都要在这里进行轮训、实习，学习日本礼仪、歌舞，甚至服侍男人的技巧。

他让董家大院正式挂牌“军人服务社”。

田岛经常着汉装，一身长衫马褂，和当地商贾乡绅一起吹大烟、搓麻将，打成一片。尽管他在日本有老婆，还是娶了蔡家刚满二十岁的漂亮姑娘，生了一个儿子。只是儿子出生的时候，田岛已被调往密支那，临走把儿子的名字留给蔡小姐，叫他田藤裕亚雄。几个月后，是略懂医术的日军翻译官白炳璜点着蜡烛接生，用刺刀割断婴儿连接母体的脐带。

“这个孩子呢？”我问李根志。

“在腾冲啊！现在老了，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婚姻，生下敌我混血儿的年轻母亲，被当作慰安妇押往保山、昆明，后来去了新疆。经过高黎贡山的路上，她把出生不久的婴儿，留给了一户姓彭的农家。

进门处张贴着慰安所规定：士兵每次2元，限时30分钟。

热衷于办好慰安所的田岛，为了显示正规化的管理，像许多日本军的慰安所一样，在董家大院中门的墙壁上，挂上了《慰安所规定》：

1、 本慰安所限陆军军人及军聘人员入场，入场者应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

2、入场者必须登记并支付费用，才能得到入场券及避孕套一只。

3、入场券的价格为：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二日元，军官五日元。

4、入场券当日有效，在未使用前可退票，但如果已把票交给慰安妇后，则一律不得退票。

5、 购买入场券者需进入指定的房间，时间为三十分钟。

6、 入室的同时须将入场券交给慰安妇。

7、 室内禁止饮酒。

8、 完毕之后即退出房间。

9、 违反规定及军风军纪紊乱者需退场。

10、不使用避孕套者禁止与慰安妇接触。

11、入场时间：士兵为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下士及军方聘用人员为下午一点至晚上九点。

这个《规定》的细致和严格令人惊讶，士兵获得类似于卡拉OK白天打折的便宜时段，军士获得更具合理性的黄金时段。而军官，则享受整个白天晚上自由的时间。

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想使董家大院成为有条不紊的军妓院。但这样的模式只是田岛个人的一厢情愿。“军人服务社”依然传出了日军制造的罪恶。

有一个传说在民间流传深远：战争爆发，缅甸的侨民纷纷逃难回国，一路上混乱拥挤，很多人只能在街边路旁歇脚或者过夜。日军和汉奸乘机去诱骗难民中走投无路的姑娘，说给她们活计做，能吃饱饭，还能领工钱。

有两个姑娘信以为真，就跟着他们来到董家大院。她们一个叫阿木娜，另一个叫罗飞雪。看见势头不对，坚决要求离开，不愿充当日军的妓女。

阿云婆威胁利诱一阵，她们还是不答应，就叫人把她们捆绑起来，还告诉日军士兵，这两个女人属于赠品，不必要花钱买票，可随心享用。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两个可怜的姑娘被几名喝醉酒的士兵多次轮奸至昏迷不醒。这群醉鬼觉得很好玩，就用皮带使劲抽打，要让她们两人“快快醒来”，还用各种硬物戳捣她们。

第二天早上，路人在董家大院外的水沟里发现了死去的阿木娜与罗飞雪，下体都被插进一截竹筒，灌满了已经凝固的污血。

我问起董家大院慰安妇的去向。彩玲说不知道，只有“若春”去了腾冲又上到松山这条线索。

现在的董家大院，已成为龙陵县“侵华日军慰安妇罪行展览馆”。馆长邱佳伟告诉我，1944年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时候，把城里所有的慰安妇押到观音寺脚下的汤家沟枪杀，或是强迫她们吞下升汞片。

逃难在外的人陆续回来。董家的人再次踏进自己的大门，一家老小全都目瞪口呆——院子和房间的地上，乱扔着那些已被枪杀或吞下升汞死去的女人留下的外裤、内衣和首饰。到处是杯盘和用过的瓶子、穿过的鞋袜。西边的正房，还有一个不知何种用途的木头架子。

过不久，董家人就明白，这个耗资巨大修建的家宅，竟被日军充当了慰安所！那个木头架子，是每个星期给慰安妇检查身体用的。还有人告诉他们，那个负责体检的军医，名字叫森山大实。

慰安所提供的安全套，称之为“突击”。

房子是在，没有像县城很多处民房被日军推倒，但侵略战争带来的这种特殊用途改变了房子的品质，也改变了董家人对这所房子的感情。他们一家人，终究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干脆另外找一片地建盖了新房居住。这大宅，也就空置起来。直到彻底修复，成为展览馆。

而对慰安妇的集体自杀和用木棒插入口中自杀的说法，在龙陵我更加怀疑，就向陈祖樑先生请教。

陈先生让我先读他刚送我的书里的一篇文章——《敌随军营妓调查》。

“当腾冲城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十多个敌人随军营妓，也被包围在里面。果真，我军登上南门城墙之后，面对着北门的一条小巷上面，常能发现三三两两的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那儿匆忙的经过。后来，攻击的包围圈形成的时候，被我军小炮及机枪封锁面上，也会见到一个个营妓花枝招展地在封锁口上经过，我军士兵停止射击，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回头一笑，姗姗的溜走了。”这是开头，作者潘世徴，是当年攻克腾冲城中国军队的战地记者。

他写到，“这种营妓制度，在全世界的军队，尚是稀有的事。于是在我军的谈话中，都像神话一样的传说着。”可是，当包围圈缩到最小，并没有看见传说中的五十多个营妓。“她们上哪去了？”

14日上午，也就是中国军队收复腾冲城的时候，“在一个墙缝之间，发现了一堆十几具女尸，有穿着军服的，有穿着军裤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们是被敌人蒙上了眼睛，用枪打死堆在一起的。”年轻的潘世徴不禁发问，“这些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被处以死刑，犯了什么罪呢？”

也就是在那个胜利的早上，中国军人抓到跑出城来的十三个军妓。审问时，一个会中国话的女人说自己是军妓院的老板娘，这些妓女其实是从朝鲜招收来的贫苦女孩。日军把她们“运送来前方，买她们的身体，每个星期被检查一次，有病的加以治疗。平日管理极端严格，白天是士兵的机会，晚上是官长的机会。”这几个营妓的花名叫八重子、市丸、松子和罗付子等等，但真实的名字是，崔金珠、朴金顺、申长女和李仁运。年龄最小的十八岁，最大的二十八岁。

陈先生说：“这几个人，就是腾冲城里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果说她们自杀，不太可能。你想，她们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就是因为有强烈的求生愿望，她们不会轻易去死。要是她们自杀，也是日军逼迫，吞下升汞，或者拉响手榴弹。说到那个嘴巴里面插着木棒的慰安妇，日军老兵早见正则证言，其他慰安妇吞下升汞，她就是不吞，有个士兵就从她的嘴里插进一根木棒，她疼得在地上打滚，两个多小时才死去。”

我无法想象那个可怜的女人承受着怎样的疼痛，只觉得心惊肉跳、手脚冰凉。

士兵们急切地聚集在慰安所前。

腾冲光复后，云贵监察史李根源先生到战场视察，看到被日军杀害的慰安妇，情不自禁写下一首诗。陈先生记得这几句：“惨惨城北双星球，饮马河与拐角楼。河水成血马不饮，楼空飞弹鬼含愁。哪来一群朝鲜女，窈窕可怜皆无头。更有东京琵琶妓，血溅白家荷花洲。”

后来见到多年研究滇西日军战史的伍金贵先生，向他请教慰安妇被杀害的问题，他说当年驻守松山阵地的日军卫生兵石田富夫告诉他，“覆灭”之前自己接到命令，将升汞药片用水化开，分给伤兵和慰安妇，让她们同归于尽。的确是他，把剧毒的升汞水递到慰安妇手中。而另一位日军老兵早见正则对他说，1944年9月7日成为远征军俘虏的日军有二十五人，包括十五个慰安妇。这十五个女人有五个是松山阵地下来的，他和石田富夫都证明升汞药水只是给了朝鲜和东南亚籍慰安妇，并没有给“自己人”日本慰安妇。

我再次想到“若春”，她就在幸存的十五个慰安妇当中。她们在昆明的战俘营停留了一段时间，随一百五十人的日军战俘转到重庆，最后在上海港分别登船回国。

如果没有那场不顾一切的奔逃，“若春”很有可能已经和腹中的胎儿殒命松山，不会再有人知道日军有个慰安妇，名字叫朴永心。

而侥幸的逃脱者还有一位，她就是李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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