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乡情回归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中国诗歌之胜在意境，而意境之美的源泉或组合意境之诸多意象，多取自乡野。数千年以来，乡村不仅是中国社会之主体，更是社会历经数次冲击，总能保持其一致性与延续性的基石。天人合一的思想产生于乡土；格物、致知、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传统士大夫价值理想也孕育于这片乡土。

‌传统中国社会，帝国文官系统与权力触角最低只能达到县一级。广大乡村，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宗法制度与孝道，维持着良好的基层自治秩序。可以说，在当时有限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这是最有效率低成本的基层治理模式。传统帝制中国，乡村不但以孝道为基础，为帝制构建君君臣臣的道义框架，而且自隋唐起通过科举制度，为国家输送无穷尽的人才。

‌而如今，我们谈到农村，农民与农业，那是落后与愚昧的代词。历史上，乡村是文人山水审美的精神家园，是精致，是恬适；而如今农村的破败、凋零、诗意远行，满眼粗糙，令人唏嘘。当然这变迁背后是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若今人空发文艺哀愁，做着乌托邦的山水田园诗意梦，就不能摸到其背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冷峻力量。搁置空洞的理想，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将农村变迁纳到国家的大背景和全球视野之下，才能看清乡村的未来。

‌一、缘何今非昔比，乡村不再

‌1 .纳入全球经济循环系统中，乡村必然衰败。鸦片战争，不是简单的国门打开，而是中国开始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性分工的肇始，传统乡土社会简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此持续受到冲击、侵蚀。

‌2.历次土地革命，铲除了乡土社会的根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领导的打土豪、分土地的土地革命，不是简单的土地再分配，而是对乡绅阶层的彻底消灭。随之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原有社会基层治理体系陨灭，文化意义上的乡村瓦解。

‌3.建国后，国家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用行政力量对社会经济再分配，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的经济力量，人为拉大了城乡二元化差距。所谓价格剪刀差是指建国后由于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国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在农业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背景下，通过牺牲农村利益，以极低的价格统一收购农产品，然后以较高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村，以此来尽可能获取农业剩余。通过这一过程，国家迅速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至改革开放时，国家已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

‌经过2与3，农村基本丧失了自主发展的内生力量。除非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农村将如一潭死水。

‌4.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后，农村以近乎无穷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推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风生水起，中国也因此接连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与制造业国。而伴随而来的是农村年轻劳动力不断被抽空，土地撂荒、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虽然农村房屋由八十年代的低矮土夯房，变成如今的红砖红瓦房，甚至二层自建楼，街上却难觅往日的热闹景象。

‌二、现今农村与传统乡村有哪些变化

‌1.孝道文化式微，基于宗法血亲的乡绅基层自治消失。而目前尚未探索出有效的农村治理体制。村委党支部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信息不透明等，产生了大量的普遍性的基层腐败，尤其是城郊地区因土地升值引起的腐败。

‌孝者，顺也，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任何一事物，都不是凭空存在，都需要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在农耕文明中，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丰富的经验，而经验是随年龄增长不断积累的。因此在传统社会，长者自然保持其支配地位,年轻人难以挑战。这是孝道维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传统多子多福观念下，多数家庭不止一个子女。由于长者掌握整个家族的财政大权，子女必须顺从长者的意见，以在未来获得应有的继承权。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人员的低流动性和个体脱离集体的低生存能力，也促使每个人遵守集体的祖宗之法。而当今完备的教育体系已经让年轻人具备了快速在知识见解上超越长辈的潜力。更重要的是，农业已经占目前经济总量的不足10%。这导致绝大部分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社会人口流动性加大，个体生存能力提升。由此而集体主义式微，那么其粘合剂：孝文化，也就衰弱了。此外，计划生育一胎政策致使长者财富已无更多传承可能，这更削弱了孝道的力量。

‌2.精英阶层、文化阶层在农村消失

‌以笔者所在村庄为例，绝大部分村民受教育程度止于初中，高中学历者寥寥无几，本科以上学历为零。这对乡村的治理无疑产生影响，并无形中影响孩子的教育。整个农村的生活氛围，都是吃喝拉撒和划算着如何去赚钱。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和歧视性高考录取政策，寒门难出贵子现象趋重。农村由此不断被边缘化。除了人力，广大农村难以再向社会输出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3.就业的非农化，收入的非农化。

‌传统社会中，乡村和农村是一体的。那时居民，几乎全部从事农业，而收入也绝大部分来自农业。而现在，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程务工。由于农业生产固有的特点，同样一亩地，多一个人未必增加多少产出。与此同时，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种植技术的提高，单个人可以1耕种十几亩地。农村多余的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了。如今农村大部分家庭收入来自非农产业。农业概念上的农村已经瓦解，农村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不断边缘化。

‌三、城市化及可能带来的好处及问题。

‌城市化，通常意义上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对城市化，许多人包括一些研究城市化的学者易产生一个认识误区，犯类似科学上的辉格主义的错误，即因为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高，所以认为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里，笔者首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城市化可能带来的好处。

‌1.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和生产的集中可以带来流通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经济。例如，大商场是不可能建在人口只有几百到千余的农村中的。而且目前飞速发展的快递终端只能到乡镇中心。现代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广泛与精细的分工，和规模经济。一些产业，由于其自身特点，必须达到足够大的规模，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否则就不能存在。规模经济是城市化最有说服力的好处。

‌2.城市化带来的居住集中，便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这里还是规模经济在起作用。比如供水供电和通信基础设施的铺设，人口适度集中可以节约大量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然而这里不得不提醒大家的是城市化带来的规模经济益处是否意味着城市越大越好，像北上深一样？是否意味着城市化应该摊大饼式发展，像目前普通地级市普遍性追求数百万市区人口发展目标？这是存疑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必然改变人们的居住形态。因而之前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而必要的大规模集中或许会改变。以国际经验来看，大城市的崛起多是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的。比如印尼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第一大城市，其与印尼第二大城市相距仅几百公里。然而由于两城市间没有像样的交通连接，其间的物流成本极高，城市间产业分工因而极为受限。人口只能向几个单点的大城市流动，造就了一座座超级孤岛城市。此类大城市的形成过程，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常见，比如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市。

‌同样国内一些超大城市并非经济规律下必然形成，而是非经济性因素导致的。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而且高考录取倾斜，外加首都优势，必然会成为超大规模城市；深圳的崛起则基于特区政策优势，形成先发能量。与此同时每一个地级市的快速崛起都是以牺牲下属县市的发展为条件的。

‌规模经济、分工与合作这些经济铁律具体到细分行业和单个企业，我们需要随着交通的完善、信息和技术的发展，动态地去看。怎样规模的集聚是不影响经济效率的最低规模的集聚，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对我们未来的城市化过程应采取何种模式非常有意义。

‌3.城市化可以节省居住空间，节约土地资源。以笔者所在山东东南部乡镇招贤镇为例。这里普通农户住宅是四合院，整体呈正方形，东西南北各15米，面积225平方米。如果每户住三人，那么1800平米投影的土地上承载24人。而一个10层四单元的板楼，计每单元一层三户，中间一户80平米，左右两侧每户120平米，那么整栋楼的投影面积(考虑公摊)不会超过1800平米。如果该栋楼入住率100%，每户也按3人计算，实住360人。这个承载数是24人的15倍。空间大为节约。从实际的村庄居住区占地面积来看，招贤镇一个东西南北各500米的村庄大约居住1000余人，即0.25平方公里承载1000余人。而普通城市市区人口密度1平方公里能达到10000人以上。目前我国有上百万的村庄，城市化后能腾出大量土地弥补因现代经济和交通发展带来的耕地损失。

‌以上分析了城市化的好处，然而纵然如此，城市化也带来了大量问题。考虑城市化问题，前面也提及到不能犯认为走在前面就是好的就是先进的就代表历史方向的错误。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追赶阶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以避免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然而如同不是因为民主而促成了欧美的先进一样，高城市化率与经济发达程度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高城市化率的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则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长期徘徊在中等水平。不仅如此，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和进度反而拖累经济增长，甚至危及社会再生活力。

‌1.城市化若与工业化不能同步，脱离经济发展水平，会导致大量失业的产生，和城市赤贫现象，影响社会稳定。典型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一方面移民背景的拉美国家，不像东亚地区，没有中国乡土基础，人口也不足够稠密，相对更容易出现高城市化率。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土地私有化，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失去土地而不得不来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所以拉美国家普遍出现高城市化率现象。然而多数拉美国家依赖单一产业和资源进出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并不能吸纳所有外来人口，大量人口涌向低端生活服务业。 而拉美国家又多信奉自由经济政策，资本自由进出。所以当全球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对能源、矿产类大宗商品的需求量增加，当地国家经济也进入繁荣期，外来资本自由进入逐利，就业率提高，社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而一旦全球经济下行，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资本外流、失业率剧增、城市街道上整天有一群无所事事的游荡者、犯罪率升高、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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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化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提高，会引起少子化，进而影响人口的可持续替代更新。另一方面，高房价会使城市绝大多数市民迫于压力，放弃了属于特定阶段的爱情、理想、浪漫、诗意等。年轻人不再天马行空地去想象，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似乎都看得见几十年后的未来。读者或许觉得笔者只是简单发一点文艺愁。然而长期来看，社会会因此缺乏生机，缺少张力，最后导致整个群体竞争力的下降。比如典型的香港，那里地狭人多，一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大部分是不宜开发的山区，却集中着700余万人口。更进一步，由于港府政策适当，房价为少数大地产商控制，房价畸高，虽然香港人均GDP达到四万美元以上，但普通工薪阶层仍难以买得起房子。无数民众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在此背景下，年轻人如井底之蛙，视野狭窄，稍受蛊惑，便把不满撒在大陆游客身上。

城市化所引起少子化是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自然抑制机制。200多年前，一位名叫马尔萨斯的英国牧师提出人口数量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饥饿、疾病等）消灭，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以上理论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然而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如今的许多国家却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境。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若不依赖移民，都会面临人口减少的困境。而高城市化率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发展处于顶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逼近美国，人均GDP远在美国之上。然而此后的二十年经济却陷入停滞，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分析其中原因的书籍、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最致命的原因恐怕是高房价导致高生活成本和高工作压力，进而导致极低的人口生育率。由城市化带来的高房价，由此带来低出生率，尤以东亚山多平原少的农耕文明区为甚，韩国、台湾、香港情况与日本类似。一个国家和地区如果不能持续有效地更新足够人口，社会就会缺乏活力，竞争力也会下降。这样的话，经济发展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超大城市崛起，加剧贫富分化。伴随城市化的必定是地价的飞涨。若在土地私有化的条件下，地产所有者往往迅速暴富，而外地进城者却面临飞涨的房价。在国内土地为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情形下，不当的土地征用补偿，会产生大城市与小城市城郊居民的贫富差距、城郊与偏远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像北京市郊居民，征地补偿款加分配房产的价值是小地方居民一辈子辛苦劳作所不能得的。

四、我们身处何方

当提及未来房价的趋势，很多人对房价继续上涨底气十足，原因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率刚刚学过50%，相较于国际上许多国家，我国城市化率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包括四个方面，即就业的非农化；房产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社会福利的城市化。在我国满足以上四个标准的城市化人口，实际上只有户籍城镇人口，而这一比率只有35.9％（2014年）。而我们常见到的城市化率超过50％，统计口径是按照超过6个月常住人口概念。也就是说在北京毫无生活保障的北漂一族，常年在青岛的务工者甚至城市的乞讨者都看成城市人口。这种计算方式得出的城市化率显然是一个有水分的城市化率。

关于城市化率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一个知名的钱纳里模型，以目前我国人均GDP水平换算后，我国相应的城镇化率应该高于65％。也就是说，即使按6个月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计算城市化率，其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落后了不少。

当今我国实体经济十分不景气，中小城市房地产库存严重过剩。这势必迟早会影响房价，进而断了地方政府房地产经济发展模式，并累及GDP中庞大的与建筑相关的产业，比如钢铁、水泥、煤炭等。

那么在此情形上，是否应该鼓励农民进城，消化过剩的房地产库存呢？真如此，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再次回到我的村庄。当地镇上新建楼房售价100平米15万左右，县城楼房100平米30万左右。100公里以外的日照50-60万，150公里以外的青岛100平米均价100万左右。当地居民目前平均存款20-30万。如果去日照或青岛购房，都不能全款。而若仓促进城，后续月供的收入如何保障呢？即便进入县城购房，也会大大削弱后续的购买能力。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保证，经济如何能进一步发展？

不仅如此，高城市化率会使经济不景气时得原有的农村隐性失业变成显性失业；会提高生活成本，推高房价，降低生育率，社会福利支出会迅速增加，将成为政府的财政不小的负担。

目前依然存在的一个趋势是农村的年轻人不断迁入城市，具体的原因有: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毕业后多数留在城市；丈母娘要求女婿必须城市购房；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农民工有了稳定的职业后留在当地等。这些原因必然导致农村年轻劳动力短缺。在招贤镇。农业种植主要由超过50岁的老农民进行。再过十几二十年，农业生产如何保证是个大问题。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就业城镇化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为此我们必须探索新的农业生产模式。

最后提一下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质上依然是离土不离乡政策的延续。就业机会在大城市，受户籍限制，进城务工的农民难以留在城市，只能回乡把多年的积蓄用在建设除了自住一文不值的农村住宅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违背了规模经济规律，比如一千人左右的农村，很难有效率地去供暖、供水，村民的生活也难以实现市民化。在就业机会都在外地，在大城市的条件下，农村摆脱不了被抽空的命运。而与此同时由传统乡村湮灭带来的基层管理混乱并未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明显改善。

三、农村的前景与怎样的城市化

这次回乡，一路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乡间公路边的蔬菜和花卉种植大棚。近几年当地人对外出务工有了新的看法。不少村民觉得越打工越穷，于是就设法找点儿门路自己做。有人去镇上开门头做生意；有人出国务工；有人办了小型家庭养猪、养鸡场；有人借助自家的房屋组织在家赋闲的妇女制作玩具；有些村庄发挥地域优势，搞起了特色的种植大棚…………渐渐有些人留在农村，这里环境好，生活成本低，而实际收入并不低。与此同时，镇上开辟工业园区，吸引本县企业和外部资本，渐渐做起了规模，也吸引了相当一批年老年少的务工者。

当前我国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更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竞争，产业结构升级压力，巨大的区域间、城乡间贫富差距等问题。如何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如何避免陷入类似日本一样的停滞泥潭，如何持续长久地供给充足的劳动力，如何让经济发展与人们感受到的幸福相向而行都要求我们对农村的未来走向、城市化的模式作深入的思考。

几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城镇化会议文件提及城镇化可以是“看得见山，望得到水，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城镇化。结合当前的农村和城市化现状，效果不明显的新农村建设应转换为新型镇域一体化并着力县域经济发展。新兴镇域一体化是未来的城镇化以乡镇层面的城市化为重点，逐步实现就业非农业化、住宅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社会福利城市化四个层面意义上实现的城市化，并最终以此重建基层治理体系，重现乡情。让乡土文明移形换影，恢复文化造血功能。

新兴镇域一体化建设既可以有效发挥城市化的有利之处，又可以避免一般城市化的弊端。

1.乡镇建设的规模可以发挥规模的经济优势。以招贤镇为例。其目前总人数约6.8万，考虑到未来向大城市、周边城市和县城的人口转移，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影响，未来本镇人口以减半计算，即本镇人口3.4万。以我实际观察得知，未来招贤镇居民区南北大约3公里，东西1.5公里，总计面积4.5平方公里。以人口低容纳度1平方公里居民区承载5000人计算，4.5平方公里将可以居住22500人。这个人口数量足以让许多经济事业因规模经济而产生，而且人口的集聚让供水、供电、供暖等市政建设也因规模经济而成本下降，居民因此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活市民化。

2.人口向镇区的集中，在占用镇区土地的同时，也会腾出大量耕地。招贤镇下辖81个村，扣除镇中心8个村，还有73个村，而73个村大部分位于平原地区。扣掉袖珍小村和几个山村，计有60个村，每村占地0.25平方公里，则实际上它们总占地15平方公里。综合镇上居民区和工业区面积，实际节省土地面积近10平方公里。以上仅是粗略估算，而且人口也不是全部更不是一次性转移到镇中心。

3.过度城市化的国家，往往在经济下行同期时，出现大量显性失业，在无其他收入和高生活成本下，失业者只能依靠政府救助。而新型镇域一体化可以在实现实质城市化的同时继续发挥传统农村把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的功能，成为整个经济体抗击风险的保障。为此，如何安排呢？首先，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创新，实现经营权与收益权的分离。任何产权都是有限的，不必拘泥于西方国家既有的产权形式和产权定义，只要可以实现操作，作有利的安排，产权都可有其新的形式（具体怎样实施，本文限于主题和篇幅，不作讨论）。这样一方面保证了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促成大规模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4.新型镇域一体化模式的城镇化带来的低成本、低房价的生活，降低了生育、养育孩子的成本，有利于保持代际人口的稳定，为经济发展输出持续的劳动力。在北京除了少数富有的家庭，普通工薪家庭很难养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可以说，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的迁入，北京人口势必减少，经济社会发展不能持续。而新型镇域一体化模式的城镇化，居民出于本能生育欲望高，保证持续的人口再生产的稳定性。另外，低成本的生活，让人们不再过于为生存所累，不再让生活充斥着成功学和打鸡血的激情。居民骑车几分钟就可以去乡野，去河边，去山顶，让生活贴近大自然，充满诗意之美。

5.新型镇域一体化路径下的城镇化可以有效减小一般城市化过程中因土地过度增值和房价飞涨带来的贫富差距。由于充足的土地供应和有限的人口聚集，乡镇新建楼房的成本，地价方面占地很小。与此同时，地价也不会随人口聚集而大幅上涨。可想而知，如果中间处理得当，镇中心居民和中心之外的农村居民不会因这个过程产生贫富差距。

以取消农业税作为标志，城市已经开始反哺农村，并开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但与每年向城市地区投放的财政资源相比，那些还是太微不足道。

在经济转型、城市化及其他方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节点，政府应更积极有为。

1.政府应积极做好其中的规划工作，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有效防止其中可能产生的腐败。此一项不展开说明。

2.政府应从财政上扩大对基层乡镇的支出，包括增强对困难家庭的转移支付和为乡镇提供现代生活的公共设施，比如平整的街道、自来水系统、供暖设施、通信设施等等，让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真正实现城市化。

3.抓紧落实和普及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这可以有效防止地级市对所属县的不公平剥夺。比如山东省临沂市，地级市中心城区飞速扩张，市区人口几近二百万，然而所属县发展普遍受到压制。省直管县体制可以通过财政的倾斜性分配，促进落后县快速发展。

4.规划、扶持乡镇工业园建设，鼓励资本下乡。要想居民能留在当地则必须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并让他们能在此获得可观的收入。政府必须加大对各类有利于生产的基础设施投入，加强乡镇与外部的交通和通信链接，以促进生产在各区域内的合理分工。鼓励有能力的当地居民创业，并给予政策的支持。

5.鼓励从当地走出去的各类精英回乡养老。他们会给农村带来新的气象，带来新的资源，带来文化知识，给这片荒芜的文化沙漠之地带去绿色，或许会逐渐改变当地风气，影响一批批年轻人。他们不经意的举动或有春风化雨般的力量，滋润着这片粗野之地。

6.拿出勇气废掉大城市的高考录取超国民待遇；推动义务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均衡分配；教育政策制定适当向广大基层乡镇倾斜；促进教育平权。在目前我国农村和乡镇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形下，把广大乡镇的教育做好，实现教育平权，不仅是社会公平的应有含义，也能为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提供不竭的人才支持。

7.重建有效的基层治理，打牢社会稳定的基石。欧美健全的微观层面的管理体系，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可以综合运用投票、选举、考试、任命等方式，借鉴分权制衡和行业自治的观点，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促进政务信息公开，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等等，引导基层社会治理走向有序、廉洁、高效的良性运行轨道上去。

按上述愿景而建设的新型镇域一体化扭转了传统乡村为农村替代后所面临的文化荒漠，治理失序问题，是新的时代、新的经济、技术、历史条件下，传统乡村的大回归。当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性的回归，而是城市化的大乡村，乡村性质的城市化生活。它不仅适应了时代，而且人们依旧可以饮酒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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