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民国总理唐绍仪：从袁世凯拥趸到反帝斗士

1911年南北议和时的唐绍仪

文丨熊崧策

从留美幼童到外交新秀，从内阁总理到一县之长，从满清大员到共和推手，从袁世凯的左右手到孙中山的追随者……唐绍仪的一生可谓多变。然而，在这花样繁多的种种身份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转型中国为实现民主政治奋斗不息的唐绍仪。

少时留美，共和思想在心底扎根

唐绍仪，字少川，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湾(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一个富商家庭，今年是他诞辰150周年。唐绍仪的父亲唐巨川是上海颇具实力的茶叶出口商。他的族叔唐廷枢当过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在李鸿章麾下办理洋务，经营和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著名企业，深为李鸿章所器重。生长在这样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家庭，唐绍仪的成长之路自然和一般官宦人家的子弟不同。

1874年，随父亲在上海学习外语的唐绍仪（时年12岁）被清政府选中，当时，容闳正为清廷选拔留美幼童，而唐廷枢与容闳是香港马礼逊学校的同窗，唐绍仪顺理成章成了清廷派出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员。他学习成绩不错，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由于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中国留学生被美国人嗤笑为“猪尾巴”，许多人因此剪辫易服，唐绍仪也是其中一员。1881年6月，留美幼童被全部召回，原因是他们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甚至有些还加入了基督教，这让清政府不能容忍。唐绍仪也在被召回之列，在美国七年，他见识了东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更是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初回国的留学生都要去拜见李鸿章，由李鸿章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安排去处。唐绍仪戴着假辫子跪拜在李鸿章脚下，假辫子不慎滑落，唐惊恐万分，不过李鸿章倒没对他怎么样，安排他到天津海关工作，在大清当公务员，辫子还得重新留起，民主共和只能藏在心底。

1882年11月，李鸿章推荐德国驻天津前领事穆麟德赴朝鲜“襄办”外交及海关事务，李鸿章还向穆麟德推荐了唐绍仪及其他5名留美幼童作为助手。当年12月9日，唐绍仪随穆麟德到达仁川。此后，他在朝鲜一呆就是16年，在这里结交了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袁世凯。

赶在日本人动手前护送袁世凯离开

当时的朝鲜政坛有两派势力：一派是效忠清朝、墨守成规的事大党；一派是主张联合日本、进行君主立宪改革的开化党。1884年12月4日，汉城邮政局落成，在当晚的落成仪式上，开化党举行宴会款待朝廷大臣，准备藉此将事大党大臣一网打尽，试图通过宫廷政变让朝鲜实现明治维新式的近代化改革，史称“甲申政变”。应邀出席晚宴的穆麟德目睹了政变全过程，并保护了被政变者刺伤的守旧派大臣、禁军大将闵泳翊。唐绍仪闻讯后，立即与人携带武器驾着马车赶到邮政局，护送穆麟德和闵泳翊回到穆麟德的家中，随后又请来美国传教士为闵泳翊疗伤。

当时，袁世凯是驻朝清军实际上的领袖，政变当天他没有去邮政局，第二天一早，他带200兵赶往穆麟德家中，了解政变的情况。在穆宅门口，袁世凯见到一个青年持枪守门、器宇轩昂、不卑不亢。袁世凯连忙勒兵后退，两人互报姓名，袁世凯方知他是唐绍仪。25岁的袁世凯和22岁的唐绍仪相见恨晚，由此订交。12月6日，袁世凯将政变镇压，因功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并时常出入王宫，俨然朝鲜监国。而唐绍仪以候选从九品的资格担任袁世凯公署的西文翻译，虽然是个芝麻官，但却是袁世凯身边最重要的助手。

1891年9月，袁因母亲病重请假回籍，直到1892年5月10日才假满回任。在这期间，经袁世凯推荐，唐绍仪代理袁的职务，长达7个多月，由此可见袁对唐的信任。在袁世凯的保举之下，唐绍仪升官也如同火箭，到1892年已经混到三品衔，仅次于“二品衔补用道”袁世凯，成为甲午战前清政府派往朝鲜的二号人物。

1894年，日本借东学党事件，出兵朝鲜。中国驻朝官署被围，情况十分紧急。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日本视袁为其扩张势力的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袁世凯向李鸿章发电报请求将自己调回，并提出由“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人不太忌讳的唐绍仪代理其职。但报告一直得不到批准，直到7月18日，即中日开战前的一个星期，才收到李鸿章准其内调的电令。而这个消息为日本人所探知，立即密谋刺袁。唐绍仪闻此讯，立即跑至英国使馆，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共同策划了一个救袁方案。当晚，袁世凯改装易服，从使馆后门出走。唐绍仪身配双枪双刀，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汉江边，登上朱尔典准备的英国兵舰，这时，距离日本人密谋动手的时间只差十几分钟。

日军攻陷汉城后，7月28日，唐绍仪在英国领事的协助下离开汉城，后乘德国船回国，他第一次派驻朝鲜的12年生涯就此惨淡结束。1896年，他被任命为驻朝总领事，成为甲午战后第一个驻扎朝鲜的中国外交官。

仕途顺风顺水，生活西式奢华

在朝鲜大难不死的袁世凯对唐绍仪产生了依赖，1899年他当上山东巡抚，奏请朝廷把唐绍仪调到山东，1901年他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把唐绍仪调到天津海关道任上。此时的唐绍仪经过在朝鲜十多年的历练，无论在山东处理教案，还是和列强谈判收回天津主权，都显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不仅受到袁世凯的特别欣赏，在朝野人士中也享有极高的声誉。1904年，英国侵犯西藏，唐绍仪被清政府任命为全权大臣赴印度和英国谈判。尽管袁世凯舍不得让唐绍仪离开自己身边，但国家利益面前也不能不忍痛割爱。

在以强硬的姿态成功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之后，唐绍仪被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还取代盛宣怀接任了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到1904年11月7日，唐绍仪转任邮传部左侍郎、兼署外务部右侍郎及会办税务大臣，集外交、铁路、电政、税务各种办事权于一身。

头上的顶子越来越红，脑后的辫子越留越长，在体制内顺风顺水的唐绍仪也不免骄奢淫逸起来，早先对民主宪政的钦慕早已不知踪影。他喜欢讲排场，爱交游，吃穿用度尽显西洋式的奢华，传说他雪茄都是论根拿黄金换，每顿饭必杀双鸡双鸭，取它们的肉汁来烹调食物，而把骨肉抛弃。他“每日四餐，每餐十金”，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但他对邮传部的司员们却非常刻薄，又是裁员又是减薪。邮传部是个肥衙门，管着全国路政，唐绍仪任用自己的亲信兼老乡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主持路政，此后梁士诒逐渐打造了一个在民国初年极有影响力的金融、政治集团——交通系，算起来，唐绍仪该是开山祖师。据当时官员的举报，唐绍仪的手下不是他老乡就是行了贿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唐绍仪的宦途，谁让人家后台是袁世凯？

好景不长，1909年初，载沣借口袁世凯患足疾，行路不便，将袁开缺回籍，然后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老套路：奉天巡抚唐绍仪第一个“下课”，拉开了袁派人物纷纷倒台的序幕，跟着的就是赵秉钧、徐世昌。此后，唐绍仪大部分赋闲在家。

孙中山与唐绍仪

代表清廷与共和派谈判，支持共和

1911年10月，武昌军兴，紧接着袁世凯复出，11月，南北议和被提上日程。沪军都督陈其美请出了在上海赋闲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2月5日，伍廷芳被任命为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这边，自己信任且能够得上伍廷芳量级的只有唐绍仪，伍、唐二人都是广东人，一个留英一个留美，都有驻外使节的经历，都当过清朝的二品官，都是弱国外交中为数不多的“谈判专家”。

12月8日，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和谈全权代表登上了从北京到汉口的火车。出发前，袁世凯交代唐：“应避免战争，恢复秩序为原则，旨在避免国家分裂。至于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

唐绍仪接到这个差事的表现，用袁世凯的谋士杨士琦的说法是“兴高采烈”。在火车上，唐绍仪脑海深处那颗沉睡了30年的民主共和种子忽然发芽了，他第二次剪去了辫子，换上了久违的西服。从12月18日到31日，唐绍仪和伍廷芳共进行了五次谈判，涉及停战、政体、国民会议和清室优待条件等重大问题。然而，人们想象中两位谈判高手剑拔弩张、面红耳赤的情形并没有出现。

谈判的核心问题实际是中国该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伍廷芳在第二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民军主张共和立宪”。代表大清的唐绍仪此时完全没理会袁世凯交代的方针：“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为了让伍廷芳容易理解自己这种出人意料的态度，唐绍仪还解释了一下：“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因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在唐绍仪看来，现在谈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样和平达到共和。当时有人评价，唐绍仪“名为清廷代表，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

然而，孙中山的回国给谈判带来了变数，独立各省成立了临时政府，共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对南方提出的如他“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的许诺产生了怀疑，一怒之下，宣布之前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的条款一律不算数。唐绍仪辞职，袁世凯批准，自己靠电报和伍廷芳谈判。唐绍仪被撤去议和代表资格后，并未立即被调返北京。袁世凯扬言“直接电商”，实际仍由唐绍仪经办。袁世凯只是通过撤掉唐绍仪给南方以压力，在最终得到孙中山让位的许诺之下，南北议和最终形成的清帝退位、举袁为大总统的结局，实际仍是唐、伍协议中的本质内容。

然而，袁世凯和唐绍仪二十多年的感情就此出现了裂痕，唐在谈判期间屁股坐在革命党一边，多少让袁世凯心里不舒服。

为孙中山和袁世凯共同信任

谈判期间，在伍廷芳的介绍下，唐绍仪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相识。一次，唐绍仪和伍廷芳去南京拜访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请二人吃饭。当时总统府工作人员膳食每餐3元左右的菜式，而大总统却是4角钱左右的豆腐、豆芽、猪血、青菜之类，食不厌精的唐绍仪这次真正没有地方下筷子了，只好对伍廷芳说：“今天刚好是我吃斋日，总统怎么知道？”不过，孙中山等人身上的新气象也让他折服不已。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谁来当总理南北双方又争执不下，同盟会认为总理必须是同盟会员，袁世凯坚决不允。赵凤昌遂建议，这个总理应该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能为孙中山和袁世凯共同信任，唐绍仪最合适，不妨让唐加入同盟会。袁世凯对老搭档做总理没意见，论私交、论才华、论与南方的关系都非唐莫属。3月13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唐绍仪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成为中华民国开国总理，朝鲜时的那对好哥俩双双登上中国权力的巅峰。

3月18日唐南下组阁，26日，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主盟，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29日参议院通过各部总长任命，一个总理加九个部长半数同盟会会员，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1912年3月，唐绍仪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前排从右至左：内阁总理唐绍仪，代理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工商次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从右至左：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祖、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袁世凯独断，好哥们分道扬镳

4月底，唐绍仪带领着阁员回到北京。袁世凯发现，唐绍仪越来越不像自己认识的那个唐绍仪了，按照袁世凯的想法，现在唐这个内阁总理就是自己的幕僚长而已，唐绍仪应该和原来一样，是自己的下属，对自己惟命是从。可唐绍仪不这么想，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的组织形式是责任内阁制，内阁代总统向国会负责，总统任免文武官吏、发布法律、命令等, 须有内阁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对总统府的决定，唐绍仪认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有时甚至为某一问题和袁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唐每到总统府，袁世凯的侍从官们议论纷纷：“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袁对唐的言行大为愤怒，竟怀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 有独树一帜之意”。 他多次暗示唐绍仪“有所为，有所不为”，劝唐退出同盟会。唐斩钉截铁地回敬说：“宁愿不当总理，断不牺牲党性。”袁世凯酸溜溜地对唐说：“少川，我老了，你来当总统吧！”

袁世凯哪能容忍唐绍仪把自己供在上面当个“虚君”，他唆使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不出席国务会议，常常不经过唐而直接插手部务，将唐架空，使唐陷入非常尴尬的地步。而对唐绍仪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是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

当时直隶谘议局选举了和革命党更为接近的王芝祥为都督，唐绍仪曾请示袁世凯，袁口头同意。唐发电报让王芝祥北上就任。而在袁世凯心目中，直隶都督相当于当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如此心腹之地怎能交给一个亲同盟会的人？当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手下的直隶军人通电反对王任都督，袁世凯借此拒绝委任，发布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的命令。唐绍仪向袁世凯指出，不应自食前言，背弃直隶谘议局的决议，失信于王芝祥，并表示不服袁的新任命。袁世凯悍然绕过唐绍仪，将命令直接下达王芝祥。这个王芝祥也不争气，带着袁世凯给的一笔钱，拿着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跑到南京上任去了。

唐绍仪出于对直隶谘议局决议和《临时约法》副署权的责任心，强烈抗议袁世凯独断专横，于6月15日不辞而别，出走天津，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也相继辞职，唐内阁倒台，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在职工作的时间不过50天。

将近三十年的关系即将毁于一旦，袁世凯心中有所不忍，派梁士诒和段祺瑞到天津挽留。唐绍仪也动了感情：“我和项城的交谊，君最深知，公谊私情我本不该挂冠而去。可观察今之中国，欲求一和平统一局面，非项城不可，欲求治理中国，则非项城坦诚和革命党和衷共济不可。从我南下和谈到就任内阁总理，遇事多有掣肘，处在项城和革命党之间，我进退不能自如。今天我与项城分手，恩怨皆了，我也不想再做夹缝中人，免得将来焦头烂额。”然后他又决绝地说：“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来罢。”

6月27日，袁世凯批准了唐绍仪的辞呈，好哥们就此一刀两断、分道扬镳。

前总理回到家乡当县长

离开政坛后的唐绍仪在上海开保险公司，对民主共和的坚持毫不动摇，也不放弃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追打。1915年8月，筹安会正为袁称帝鸣锣开道之时，唐绍仪则联合蔡元培等发电向袁提出严重警告：“立即取消帝制野心, 并辞职以谢天下。”电报送到中南海，袁世凯气得直打嗝，坐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他对唐绍仪讽刺意味浓厚地称呼自己“慰亭先生”久久不能释怀，说蔡元培、汪精卫这么叫也就罢了，唐绍仪数十年老友，也这么称呼，怎么受得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唐绍仪发电报劝袁退位，以谢国人，说袁：“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当年6月6日，袁世凯在骂声中病死。

没有了袁世凯，唐绍仪在政坛再也没获得过有实权的职务，由于资历老、名气大，大多数时间，他都被各路政府请出来当点缀。他追随孙中山，虽然在具体政见上有所不同，但没有反目成仇，私交不错。

1929年4月，唐绍仪竟然跑到自己家乡中山县当起县长来。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唐绍仪做起七品官倒也有板有眼。在家乡任职期间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经常微服私访，有“布衣县长”之称。县城街道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经常被盗，他下令在每个井盖上都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的字样，很快就杜绝了井盖被盗的现象。唐绍仪还四处化缘，筹措资金，修马路，建医院，兴学校，为家乡父老办了不少实事。他还把自家的花园“小玲珑山馆”改名为“共乐园”，充作城市公园，并在花园石门上亲书楹联一副：“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1934年10月，他被军阀陈济棠排挤，赴上海居住。

唐绍仪（箭头所指）在任职中山县期间与乡亲们在龙潭口野炊

惨死军统斧下，晚节不堕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1938年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公开声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这就是“南唐北吴”计划。

之后，土肥原贤二和汉奸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市各社会团体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这种暧昧态度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1938年9月30日9时许，唐绍仪在家中遇刺，下午四时死于广慈医院。10月5日，国民政府即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存放国史馆。而关于刺杀唐绍仪的凶手，一时间也有了好几种传言。

唐被刺的第二天，军统特务即在第55号情报中报告说：“唐氏自日本欲利用其组织伪统一政府以来，均被其先后拒绝，唯日本始终未予放弃。”但军统早在1月28日就得到一条情报，说唐绍仪一等到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溃败到一定程度，即与日军议和。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到了9月，武汉在日军三面包围下岌岌可危。战场形势和情报结合起来，军统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决定刺杀唐绍仪，预防“万一”。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以及戴笠的得意部下沈醉回忆：刺杀唐绍仪的刺客名为谢志磐，蓝衣社骨干，他的哥哥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谢唐两家有亲戚关系，所以谢得以常到唐家搜集情报。

9月30日一早，谢志磐和两名假扮古董商的特务来到唐府，其中一名是戴笠手下四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唐绍仪喜好收藏古董，且极富鉴赏力，故经常有古董商人来往。唐绍仪会见谢志磐时，旁边有一仆人在场，唐看了古玩之后，面露不悦之色，说只买两件，让仆人上楼拿钱。仆人走后，谢志磐从一个花瓶中拿出一把精钢小斧，照准唐绍仪后脑劈下，唐绍仪未出一声倒在地上。随后谢志磐等人出客厅，还回身向客厅内鞠躬：“请唐总理留步，告辞了。”等仆人再回来时，唐绍仪脑浆、鲜血流了一大片在地毯上，仅仅腿还在抽搐。此时，凶手已乘车逃走。

堂堂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人手下，让人不禁扼腕叹息。人们略感释怀的是，无论是言论也好、行动也好，都找不到他投降日本做汉奸的证据。凭借着他一生维护国家主权、缔造中华民国、践履民主共和的功勋，唐绍仪无愧于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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