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央媒记者到移动医疗创业者：对话华康移动医疗CO

来源：2015年《中国记者》第九期

作者：万小广、程征

编者按：华康移动医疗是一家致力于医患信息沟通服务、优化就医流程的初创企业，2015年4月刚完成2亿人民币的B轮融资。这家公司在专业细分领域的信息服务上有哪些探索？媒体人出身的联合创始人对于媒体行业与创业又有哪些思考？

《中国记者》杂志近日对话华康移动医疗公司COO戴廉，她讲述了自己的职业经历，参与创办健康界网站、华康移动医疗公司的过程，并分享了对创业转型的看法。

《中国记者》“对话新媒体”栏目已专访多位新媒体创业者。今后，这种特色访谈还将继续，以期从另一个角度为探索转型的媒体人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以医疗报道为核心的记者生涯

中国记者：能否谈谈你的个人经历与职业生涯？你最初怎么选择做新闻？为何出国留学？为何从行业分析师投身创业一线？

戴廉：中学时我就想当一名记者，所以大学选择了新闻专业。我的个性内向安静，大一真正接触新闻之后，觉得相比它的琐碎与喧闹，更喜欢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更加深入的学科。不过，既然学了新闻，怎么也得先干好这个行业。所以，毕业时虽然我手里已有比较理想的GRE和托福成绩，但没有申请出国，也没有考研，而是一心一意找媒体的工作。新华社旗下《瞭望》是当时最优秀的时政期刊之一，我顺利考入，负责科教文卫报道。

2003年正值SARS肆虐，从那时开始医疗行业热点频出，对医疗体系的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建、药价问题等等，让我有幸较早开始观察和跟踪中国医疗体系的改革。那段时间我经常泡在中科院、社科院听讲座找新闻，在家则看看书、写写稿，过得蛮愉快。但我并没有放弃留学的理想。2005年，我申请了欧盟的医疗硕士项目，赴欧洲留学，先后在法国、瑞典两地学习“健康与社会”“人口、健康与社会政策”课程，主要包括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医疗卫生政策等。留学生涯让我对国外的医疗体系有了一定了解，对国内的医疗行业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中国记者：留学之后为什么选择进入市场化杂志？

戴廉：去留学之前，我本打算项目结束后继续读博士，但恰好那期间怀孕生子，就举家回国。当时没找几家单位，与《中国医院院长》杂志几乎是一拍即合。这家行业媒体刚起步，薪水并不高。我选择它是因为它有直接的医疗行业人脉资源，能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医疗体系的内部运作。我当时负责国际医疗行业板块的报道，几个月后成为杂志首席记者。做了三年，我从各个角度了解了国内外医疗行业的宏观和微观运转，在行业内也有一定影响力。2010年，我进入财新传媒的财新网和《新世纪周刊》做医疗健康行业记者。它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张，因为必须同时给财新网、《新世纪周刊》杂志供稿，还得跑长时段的调查，我一年的报道量达到几百篇。期间，我做的一些报道产生一定影响力，比如《干细胞黑市》《麻疹免疫“大跃进”》《最彻底医改“迷路”》等等，有些还影响了当时的行业决策。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我记者职业生涯的爆发期，之前的种种积累一下得到了爆发。

中国记者：在自己记者生涯的鼎盛时期为什么选择退出？

戴廉：在财新虽然干得不错，但也遇到了职业生涯的困惑，这与我的个人性格和志趣有关。一方面，我认为医疗报道的“新闻性”与“科学性”有时会冲突。有业内朋友说我是“学者型记者”，面对麻疹免疫、食品安全等公共卫生报道时我会查阅很多论文，避免极端化，尽量客观陈述。但这种四平八稳的风格与网络媒体求轰动、博眼球的风气相左。我不喜欢夸张，觉得做医疗科学和公共政策的报道要慎下判断，不能把相关性和因果关系混淆，很多问题出在程序，而不是科学本身。另一方面，从业以来，我跟踪多年的医疗体系改革并没有革新性突破，作为一个行业的观察者和批评者，重复性的工作让我觉得缺乏创造力。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尽管干得不错，但我并不享受这个过程，于是2012年初我选择退出，和前东家《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的主编一同创办健康界网站，尝试垂直行业新媒体的运作。

突破内容瓶颈，做有创造力的事

中国记者：创办健康界网站时你在其中担任什么角色？角色转换是否顺利？

戴廉：我是执行总编，全面负责网站内容，也做产品规划和运营管理。网站规划时有两个方向，一是做面向医疗健康行业及管理者的专业门户网站，这属于Web 1.0模式；二是做雪球模式的行业社交类网站，是Web 2.0的玩法。我们本来有意做第二种，但是门户资讯模式能迅速打出品牌，积攒人气，就决定先做第一种。资讯相对容易，编辑部运营也比较简单，很快就从两个人扩充到十多人。我们创立健康界时候还没有同类网站，一切从零开始摸索，不过好在有之前的行业积累，且得益于微博、微信这些平台，短时间内就成为医疗行业内最重要的媒体之一。我们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持续创新，与跟随者、模仿者拉开差距。现在健康界发展得很好，在业界有很强的影响力，也有了自己的盈利模式。

中国记者：创立健康界是你第一次创业，起步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转投券商，成为一名行业分析师？之后为什么选择再次“下海”，投身移动医疗一线？

戴廉：创办健康界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是开创性的，内容、品牌、运营、市场我都需要参与，从零开始探索很有意思。但我个人后来对于做媒体有了职业倦怠感，希望有更多尝试，也希望看看在金融行业，内容和信息服务是如何变现的。于是就跳槽去了券商，做二级市场医疗行业分析师。

我发布了一些报告，包括较早对医疗互联网、商业医疗保险的分析，也获得不少好评。在这期间，我对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创业热情一直不灭。这两年移动医疗行业发展迅速，引发资金关注。从健康界离职后，不少移动医疗创业公司向我伸出橄榄枝，所以我决定进入移动医疗行业，并选择了华康移动医疗。

中国记者：出于什么考虑拒绝了规模已经较大的公司，选择刚起步的华康移动医疗？

戴廉：大公司给的岗位是内容或品牌方面的，我已经不愿再重复了。另外，我一直偏好小公司，因为可以尝试新的东西，在华康我负责产品、品牌、运营、人力、企业合作、线下推广等部门，都是新的体验。

中国记者：能介绍一下华康移动医疗目前的产品、团队和发展情况吗？

戴廉：主要的三款APP产品是“就医宝”“医客”以及“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其中，“就医宝”面向患者，提供诊前预约挂号，诊中支付、获取报告单，诊后与医生互动的全链条智慧医院服务，目前已经覆盖深圳、海南、黑龙江等省市数百家三级医院；

“医客”为医生提供患者管理工具，并集成临床资讯、文献指南、病例讨论、医生社区等功能，已拥有全国5万余名主治以上实名医生用户；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则是中华医学会独家授权华康发布的旗下128册医学电子期刊，由华康提供免费制作，电子期刊版权仍归中华医学会，运营发布则交给华康。

华康的定位是基于真实医院场景，做医患之间的信息沟通服务。医患沟通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沟通包括多个层面，如诊前、诊中、诊后；也包括陌生到熟悉。二者其实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比如诊后管理，医生要与病人联系，提高诊疗治疗，避免病源流失；还有一些慢性病，需要长期随访管理等等。

现在很多移动医疗项目是绕过医院的，做医生患者的线上交流。我们不一样，模式比较重，强调和医院的联系。现在中国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医院内，我们认为，只有将医院内外资源打通，才能真正给患者提供有深度价值的服务。

公司发展得还是很快的，去年才80人，今年已经400多人。大部分是85后、90后，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公司人员背景非常多元，来自医学、营销、投资、传媒、互联网等多个领域。

中国记者：在你从媒体人转型为创业者的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

戴廉：首先是对需求的把握。现在天天都在应对需求变化，一是用户的需求变化，二是市场瞬息万变，竞争对手也在变化。现在移动医疗属于初创期，大家都在摸索用户的需求，调整方向，有些公司三个月变化一次产品方向都很正常。

其次，挑战在于怎么创造性地打磨产品。用户需求要靠优秀的产品来满足，而优秀的产品要靠过硬的技术实现。虽然我们团队有不少人对医疗行业有深刻的理解，但是将对行业的理解转化为一款好用的产品，这是互联网背景产品经理的强项。所以我们坚持从互联网大公司挖人。我的产品总监、运营总监，以及公司CTO都是从腾讯、阿里巴巴挖来的，他们带来很多新的经验。

第三个挑战来自内部沟通。我们是在医疗和移动互联网两个领域跨界发展，人员又来自IT技术、医疗和媒体等多个不同领域，加上是新老团队交替，大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工作习惯，这些都需要进行内部沟通和协调。

传统媒体可能式微，但媒体人不会贬值

中国记者：你怎么看待传统媒体的发展前景？

戴廉：实际上，我一直在做媒介。无论是做杂志、网站、证券分析师，以及现在的移动医疗，在我眼里都属于信息服务业，都跟媒介有关。以前每次换工作，我都会把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拿出来看看。这本书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媒介的定义是狭义的，基本将媒介等同于公共媒体，也就是广播、电视、报纸。事实上，媒介并不是现代媒体业发展之后才有的。信息传播的介质一直在变化，而每一次的媒介变革都会带来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特别是有了智能手机之后，人与人的连接越来越方便，信息沟通效率也越来越高，我们的生活和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新的媒介所重构。做移动医疗，其实也是在参与媒介变革。

现在的信息既有过剩，又有不足：泛泛而论的信息太多了，高质量有价值的信息又太少。我做券商分析师时深有体会，信息其实很值钱。只要你提供的信息实用，让对方赚钱了，信息就会有价值，这也让信息服务变得更专业。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主要是公共信息，而非可交易的信息产品。信息如何产品化、可交易、满足市场需求，其实是很重要的。

中国记者：你怎么看待传统媒体的内部创业？传统媒体体系内是否有突破空间？

戴廉：除非有很好的产权结构和新老业务之间的防火墙，否则我不太看好内部创业。现在很多传统媒体有内部转型、内部创业的尝试，还有些尝试做投资平台和孵化器等全新业务，但特别成功的案例我们还没有看到。媒体的基因就是做品牌、做影响力，围绕这些目标构建起来的团队其实并不具备投资孵化等方面的专业能力。最难解决的还是产权问题。有没有股权，干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在创业门槛这么低，没有股权凭啥跟你干？

中国记者：你怎么看待媒体人的职业前景？对于媒体同行，你有何建议？

戴廉：媒体不是没有希望，只是在经历一个洗牌过程。是否继续从事这个职业，取决于你享受不享受做媒体人的感觉。我觉得行业仍然缺少深刻的观察者。一些人享受这个过程，愿意坚守，这很好。如果下决心考虑转型，便需要转变心态，快速学习。

我转到互联网行业，深深体会到两个行业的差异。国内的媒体行业几乎没有经历一个工业化过程，媒体人行事方式也比较粗放、松散，而网络行业看似自由松散，实际上对流程和细节要求更加严苛，要求高效率生产，对结果负责，而且结果都是透明的。

虽然传统媒体式微是大趋势，但媒体人不会贬值。媒体人转型通道很多，可以做研究，做分析，做投资人，投身创业大潮等，有很多转型方式。

戴廉采访札记

鹅蛋脸、大眼睛、白皙的皮肤，戴廉有着典型江南女子的灵秀与温婉。这个同学眼里的“学霸”，老师眼里的“乖乖女”，在职业选择上却很有主见，甚至有点叛逆。

从体制内媒体到市场化媒体，从行业媒体到综合媒体，从纸媒到网媒，再从券商到移动互联网，她的职业生涯堪称丰富。但是她坦言，每次“跳槽”并不是深思熟虑后的理性权衡，而是根据直觉判断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也并未过多考虑利益得失，或担心打破平静安稳的生活。甚至，她的几次职业切换，都是在降薪，这在旁人眼里看来有点不可理解。

“从来没有想过要待在体制内”，她笑着对我们说，“刚到《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的时候甚至连公积金都没有。”也许，敢于折腾的性格是创业者的基因之一。

戴廉在医疗记者岗位上有过专注的投入，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她的内心与记者这个职业始终有种若即若离的不确定感。她愿意花一年时间做某个问题的深度调查，遇事喜欢刨根问底，关注议题的复杂性与科学性，而不是挖掘轰动点、简单吸引眼球。这种性格与职业对新闻性的要求构成一定背离，所以虽然她做出很多有影响的报道，但还是觉得“不太享受这个过程”。

她渴望成长，希望不停吸收新鲜体验。一些移动医疗公司想挖她做内容副总，可她不愿意只做内容，希望尝试新东西，做更有创造力的事。我们问她从内容转型到综合管理，是否面临较大压力时，她摇摇头，“这很有意思，很好玩儿。”

“创造力”“享受过程”是采访中她频频提到的关键词。这种工作价值观，迥异于当下打了鸡血般的创业氛围——一些创业者谈论更多的是“颠覆XX”“重新定义XX”。相比之下，戴廉说自己一直都在从事信息服务业，一直在做媒介的参与者。

在她看来，传统媒体的形式或许会式微，但传统媒体人的发展是可以乐观期待的。不过，她认为坚守也好，转型也罢，或者是创业，关键还是看自己是否“享受过程”。哪条路都不容易，都需要快速学习、积极面对。

本文作者：程征 万小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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