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隔离“信息流行病”？

此刻的我们，像极了《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镜头下的世界五彩斑斓，但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推开那扇被重重阻隔的真相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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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发热，乏力，干咳，甚至有一点呼吸困难的症状，你有可能染上病毒了。

如果你上面的症状都没有，安安稳稳地隔离在家里，却不停地刷刷刷手机，经常在谣言与辟谣的恐慌中情绪跌宕起伏，苦于“信息过载”，却如深陷茧房无处挣脱……

很不幸，你可能染上“信息流行病”了。

01

首次全球大规模信息恐慌

2月28日，罗汉堂邀请多位跨学科背景的学者探讨疫情下的数字化生存，传播学教授胡泳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概念。

所谓“信息流行病”，指的是在此次疫情爆发期间，线上线下过多的信息——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使得人们在有需要时难以找到可信赖的消息源和可靠的指导。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信息流行病“病理”是信息过载，线上线下信息过多，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

“症状”是人们无法及时找到可信赖的消息源和可靠的指导；

导致的“结果”是，信息恐慌。

“新冠病毒肺炎有可能引发全球首次大规模的信息恐慌。”胡泳教授说，相比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新冠病毒在整个社交媒体上引发的恐慌远超之前。

17年前中国爆发SARS的时候，大家的传播工具主要是手机、短信和互联网论坛，社交媒体还没有引爆。但今天，社交媒体把大量的人口迁移到新的平台上，虚假的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荣，创造了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环境，激发了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空前的焦虑。

有数据为证：

Quest Mobile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期间，中国移动互联网日均活跃用户规模为8.4亿，2020年春节期间这一数据达到了8.5亿，比去年同期多了1000万。

在日人均使用移动互联网时长方面，2019年春节期间是5个多小时，2020年春节期间这一数字接近7个小时，2020年春节后也就是2月3号之后这一数字高达7.3个小时。

也就是说，人们除掉睡觉和吃饭，剩余的时间里，差不多有一半都在刷手机。

出于对病毒的未知和恐慌，人们陷入空前的知识和社交焦虑，资讯类、社交类、即时通讯类APP使用量大爆发。

2020年春节期间，综合资讯类APP比春节前日均活跃用户增加了将近6000万；微博社交APP增加了将近4000万；即时通讯类APP增加了近3000万。

易观千帆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后，日活用户数大于1亿的APP中，增速最高的10大APP全部是资讯类、社交类、搜索类和浏览器。比如快手，微博，爱奇艺，今日头条，百度。

信息大爆炸的同时，谣言和不实信息也大爆发。

DT财经的数据显示，在1月20日之前的6个时间节点，@微博辟谣 平均每天辟谣1.2条谣言。但从1月21日起，谣言的数量就随着“人传人”的新闻开始增长，并在1月25日突然爆发。到了1月29日，谣言数量达到第一个高点，48条。2月7日，谣言数量再创新高，达到58条。

疫情期间，谣言主要涉及的关键词有：医院，口罩，车辆，湖北，小区，物资，红十字会，高速，政府，甚至钟南山院士也成为被制造谣言的热词。

比较著名的谣言有，大蒜、双黄莲、洗热水澡能预防治疗肺炎；武汉红会向上海市医疗队收取6%~8%的手续费；武汉红会售卖寿光捐赠蔬菜；武汉三口之家迪士尼游玩确诊新冠肺炎。还有最神奇的浙BL0535车牌，被各地演绎成了不同版本。

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真假莫辩的信息，如果说新冠病毒伤害的是人的肉体和肌理，那么“信息流行病”伤害的就是人的精神和心理。

02

媒介化生存：从哈耶克到扎克伯格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判这场疫情引发的“信息流行病”和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

要回到一个传统的概念“媒介化生存”。1996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提出的“数字化生存”概念，如果用媒介的视角来观察，其实就是一种“媒介化生存”。

美国学者詹姆斯·波特曾做过一个生动的类比——“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媒介的影响，今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媒介，就像摆脱不了天气一样。”

像天气一样无法摆脱的媒介，并不全然是坏事，不要忘了，就在不久前我们还在欢呼公民媒体、自媒体的到来。

在罗汉堂组织的这场“数字化生存”线上研讨会上，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信息爆炸的积极价值和消极影响，不妨称之为“积极侧”和“消极侧”。

罗汉堂秘书长、经济学家陈龙教授说，所有的技术加起来最根本的改变是信息的成本。在传统社会，信息处理成本是非常高的，有了摩尔定律，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幅提升。而且信息的特质是非排他性，可以共享，激发了史无前例的参与度，每一个人都成为信息的贡献者、分享者、受益者、影响者和被影响者。

陈龙教授还提到了经济学家哈耶克。哈耶克讲市场最核心的作用就是把分散的信息合起来。疫情爆发之际，大量的信息交流就像在市场中寻找价格一样，通过交流找到真伪，假的东西被过滤，真的东西显露出来。

“这个时代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没有边界的交流信息的场所，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价值，这是正面的东西。”陈龙教授说，当然，也会有负面的东西，但相信会出现更好的分辨机制和抵御机制，帮助人们把信息分层。

伦敦大学数码人类学博士后王心远分享了一件趣事。几天前，有意大利米兰的同事问她，“中国人在家憋了一个多月了，怎么活呢？”

王心远说，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数字化进程已经渗透到了什么程度，生活物资的购买、工作、学习都可以通过线上完成，这场疫情正式检验了中国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科技渗透的状况。“欧洲跟中国比起来，简直就是在5年前、10年前的状态。”

她还提到过去这些年中国发生的“二度迁移”。城市的打工者从农村到城市是一度迁移，从线下到线上是二度迁移，他们真正的居住地是线上。这种数字化的生存状态迁移，本身构成了中国前进的一部分。

在上海，一个小朋友跟奶奶对话，奶奶说他很幸福，以前没有手机和电脑。孩子一脸天真的问，“那你们以前是怎么上网的呀？”天真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事实，这是中国互联网原住民的态度，天然觉得人生下来就可以连接。

所以，当我们抱怨信息过载导致信息流行病和恐慌时，也许我们首先应该庆幸信息的去中心化和多元时代的到来，只有“一种声音”、媒介垄断正在远去。

有学者将“媒介化社会”总结为三个层面：

一是种类繁多的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日益占据我们生活的中心。

二是媒介勾连了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建构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媒介改变我们的情绪，挑战我们的知识，侮辱我们的理智。”

三是媒介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对于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判断。“媒体在决定人们应该知道什么和应该怎么去想方面，显现出很强的力量。”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不断地在“现实世界”和“媒介世界”之间来回转换。我们享受着媒介爆炸带给我们的真相、娱乐、兴高采烈，同时也遭受着信息过载和谣言的困扰、恐慌、烦不胜烦。

陈龙教授提到的哈耶克和胡泳教授提到的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像极了身居天平两端的两个隐喻——一个象征着对信息垄断的警惕，一个象征着信息大爆炸带来的繁荣和困扰。

03

从“楚门的世界”突围

面对信息流行病，我们能做些什么？

罗汉堂举办的这场“数字化生存”在线研讨，集合了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的学者，试图通过跨界思维碰撞，构建跨界知识生态，为数字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寻找答案。当然，这也是罗汉堂作为开放型思想者社区的定位所决定的。罗汉堂由阿里巴巴倡议，社会科学领域全球顶尖学者共同发起。

研讨会上，学者从不同的专业角度给出了破解思路。比如，正向信息对冲，推动信息透明，重塑人和技术的情感关系，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做好心理疏导等。

胡泳教授分享了三个研究，一个是东英吉利大学发表的论文，说虚假新闻会令疾病爆发更加凶猛；第二个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研究，表明媒体的报道如果增多的话会降低疾病的传播。比如模型显示，美国流感期间，媒体报道量每周增加10倍的话，疾病的感染会减少33.5%；第三个研究显示，在Facebook上最受欢迎的不是权威机构的正向传播，而是最不准确的信息。

因此，要缓解大规模的信息恐慌，需要至少三管齐下：一是媒体的把关人，尤其是互联网平台作为把关人，责无旁贷，不管是通过事实核查还是算法降级；二是机构性媒体要保持正常供应，一旦被削弱，谣言就会泛起；三是提升大众的媒介素养，使人们对不实的信息免疫。

传播学者克罗斯总结了一个谣言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说明谣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也取决于受众的判断水平。

事实上，在这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像财经、财新、一财、新京报等机构性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微博、头条等平台也在不断推动信息辟谣。同时，政府回应舆情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越来越灵敏。

世卫组织也要求各国根据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Risk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RCCE），快速、定期、透明地与公众进行沟通。

海外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在行动。

推特启动了搜索提示，当用户在推特平台上搜索“新型冠状病毒”时，将会出现“了解事实”，这样用户首先能获得可靠的、权威的信息。

Facebook表示，当用户搜索和疫情相关的信息时，将根据世卫组织的指导首先提供可靠的信息，同时将删除包含“与疫情相关的不实信息”的帖子。

抖音海外平台TikTok也表示，将删除与疫情事实不符的短视频。

除了这些基于信息本身的疏解措施，在研讨会上，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周洁还提到了从心理学上进行干预的问题。疫情对人心理和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医患关系、夫妻关系，舆情对这些关系都有所改变，甚至会影响结婚率、离婚率、生育率等等。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需要考虑在数字经济的体系下去做一些干预工作，进行心理疏导。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提到了新家庭主义的深化和社会情绪的释放问题。他认为疫情期间人们通过数字技术使家庭联系更紧密了，家庭在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人们在疫情期间集聚了大面积的社会情绪，需要及时的疏导和释放。

总之，就像新冠病毒需要医护人员、生物医药专家、疾病控制专家一起协作去抗击一样，面对信息流行病，也需要社会学者、传播学者、心理学者、经济学者并肩作战。

此时此刻的我们，像极了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镜头之下的世界五彩斑斓、活色生香，但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推开那扇被重重阻隔的真相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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