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再谈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

再谈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按：2014年9月9日，1号首长访问了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参观了我曾经学习的心理学院。在北师大，他说：“唐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

对于他的这段话，笔者高度认同。其中体现的基本思想，与笔者的助学理念高度契合。笔者曾经在《中国教师》杂志2007年第4期和第10期先后发表了《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和《再谈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高考需要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效率”，而不是“不够公平”。第二篇文章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以分数取人”的招生制度和知识记忆性的高考，不仅损害学生的能力发展，更损害学生的人格发展；不仅损害教育“授业”的效率，更损害着教育“传道”的效率。改革招生制度，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不仅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格物致知”，更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正心修身”。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有人失望，有人欣慰。不论怎样，未来若干年将在这个框架下推动考试改革。笔者认为，《意见》虽不尽人意，但为改革打开了一定的空间。在这个框架内，从教育部长、分管教育的省长、大学校长到每一个助学者，都是可能有所为的。在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方面，都是可能有所为的。“有作为”和“不作为“的结果会很不同。昨天，本号已经贴出这两篇文章的第一篇，这里是第二篇。本号贴出这两篇2007年的文章，供那些打算“有所为”的人参考。

2007年初，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2165人参加的关于高考改革的调查。结果显示，92.8％的人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有必要改革。35.2％的人认为“只需小改”，57.6％的人则认为需要“动大手术”。（《中国青年报》 2007年 2月 5日 ） 这项调查显示，在恢复高考30年以后的今天，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强烈的高考改革的呼声。

我在《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一文（《中国教师》2007年第4期）中表达了自己的主要观点：高考需要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效率”，而不是“不够公平”。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在100多年前被取消，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公平”，而是由于科举“没效率” ，是由于科举考试脱离实际，引导人死读书，读死书，是由于科举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书”取人。30年前恢复了高考，恢复高考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提高教育效率”，而不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考试作为一种人员评价手段，它主要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不是维护公平的工具。今天的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招生中采用考试，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我们今天进行高考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主要是为了改变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主要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主要是为了改变 “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主要是为了改变我们跟在空中客车、波音、英特尔、微软、朗讯、松下、索尼、夏普后面喝一点残汤、吃一点剩饭的局面。

大学毕业生本来应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不幸的是，一些“宝贵资源”经过高等教育却被转化成“人口负担”。 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即待业”的严峻局面，已经将教育的“低效率”问题凸显出来。根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8月21日的报道，在8月12日举行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高层论坛上，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总经理丁学全指出：“一边是企业招不到人，一边是学生找不到合适的企业。” 这种“企业为找人发愁、毕业生为找工作发愁”的现象在今天的各行各业都很普遍。这种现象，突出反映了今日中国教育的“缺乏效率”。这之中，既有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也有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

高考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为了提高效率，需要通过改革高考来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保护好奇心和发展创新能力对于提高教育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高考，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

2007 年 8 月 17 日 ，由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37名6至13岁的少数民族儿童组成的“五彩传说”儿童合唱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感动了到场的观众。被感动的余秋雨先生写出了《五彩歌声中的文化韵律与天籁情感》一文来表达自己所受到的感动。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在多次担任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时的感受：“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了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余秋雨先生对青年歌手们的批评，折射出今天在高考指挥棒驱使下的“应试教育”中缺乏“爱心教育”的严重问题，这是比“应试教育”挫伤儿童好奇心和摧残创造力更严重的问题。这使我们联想到夏丏尊在他为《爱的教育》一书写的“译者序言”中对当时的教育的批评：“单从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笔者历来认为，教育的第一职能是发展学生的人格，其核心是品德。其次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再次才是传授学生以知识。在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经批评当时的教育“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发展能力，更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人格。在这种教育状况下，不仅学生知识面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差，独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理想和抱负，审美能力低，兴趣狭窄”。（谢小庆：《心理测量学讲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6页）近20年过去了，令人遗憾甚至沮丧的是，这种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扭转，而且愈演愈烈。这种忽视学生人格发展的局面，与20年来高考改革的脚步迟缓有很大关系。

有色人才中心丁学全总经理在分析“企业找不到人、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时指出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行业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高科技了，一些大学还在用20世纪的教材，讲授20世纪的知识”，一是由于“有色金属企业大多在深山里，学生们都不愿去”。前者是由于学校教育在能力培养方面的低效率，后者则是由于学校教育在人格发展方面的低效率。今天，在我国的许多欠发达地区对大学毕业生有较高的需求。但是，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宁愿留在家中“啃老”或“混在城市”，也不愿到非常需要他们的欠发达地区去工作。这已经主要不是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而是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不仅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关注人格发展问题，关注“非智力因素”问题，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关注人际关系因素在组织效率中的重要影响，有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专家开始关注“情商”或“情智”。对于那些能力达到中等以上水平的人，决定其成就大小的因素往往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不论是治学、经商、从政，许多人取得成功的关键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

近年来，一些管理学家通过对松下、丰田、索尼等成功企业的研究发现，市场营销策略、技术开发、管理水平等固然是这些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使这些企业保持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因素却是其“核心价值观”，是其“服务社会”的企业文化。

在今天高考指挥棒主导的应试教育下，不仅存在着“高分低能”的问题，而且存在着“重才轻德”的问题。“以分数取人”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强调知识记忆的高考，所损害的不仅是学生的能力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损害着学生的人格发展；所损害的不仅是教育“授业”的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着教育“传道”的效率。在这种应试教育中，“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成为当今教育最薄弱的环节。

我们今天呼吁对高考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呼吁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不仅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更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我们呼吁进行高考改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更是为了让教师和家长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心，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能力。这些，不论是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还是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原载于《中国教师》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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