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杜永卫：用信仰雕佛的人

把包含“瓜地马拉”在内的异国面孔，纳西族现代少女面孔等362身世界各民族飞天一一镶嵌在全世界救苦救难的知名慈善事业基金会台湾花莲慈济“静思堂”的屋脊上；作品《唐风菩萨》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收藏陈列；《水月观音》敦煌月牙泉景区雕塑……这个一切为信仰而来，带着超越宗教的感受，一生醉心于敦煌艺术创意表达的飞天后人、雕塑家杜永卫，在他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那么现在赶紧跟着我认识一下他吧——

时  间：2015年4月16日、17日

地  点：敦煌大成艺术公司杜永卫工作室

口述者：杜永卫（雕塑家 高级环艺设计师 台湾花莲慈济静思堂户内外雕塑设计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彩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访谈者: 敏子

我出生在酒泉。生长在一个艺术之家。祖父母、父母、舅舅都是唱戏

或搞乐器的。父亲早年在部队后来在剧团拉大提琴兼作曲，也颇喜欢画画，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就酷爱照着父亲的速写本临

摹，也喜欢照着街头的宣传画、漫画临摹。我对寺庙艺术产生好奇，源自于文革前外婆带我去了一一座寺庙，印象最深的是那座庙宇墙上画着的善财童子和观音菩萨。虽然我不认识这些壁画的内容是什么，但这让我幼小的心灵充满好奇。从那一刻起我从奶奶那里学会了佛爷、菩萨这两个词，也知道了那些鲜活的人物、神奇的景象都是人的手工画出来的，这对我画画的兴趣无疑是一次激发。

小时候，我父母经常到各县演出，回来总爱讲起一些见闻趣事，其中最让我听得神奇的就是莫高窟。那时候我就知道敦煌有个千佛洞，洞里有1000个佛爷和永远看不完的壁画。还听其他的大人讲，千佛洞有个吸风洞，与鸣沙山月牙泉相通，有一年一个人从泉里跳下去，却从千佛洞被吸过来。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和传说，大大地激发了我对敦煌这边的好奇心。如果什么时候能去那神奇的地方看一看，便成了我儿时的一个梦想。

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不几个月，全国恢复高考，我报考了美术专业。与此同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也来酒泉招干，专门招收具有一定美术基础的小青年。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只经过了一上午的素描考试和面试，便被通知录取了。当时负责招干的是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由于政策规定插队不满3年不准离开农村，樊院长还亲自拿着省文化厅的特招批文到我所在的村上去进行了交涉，然后安排我从酒泉来到敦煌。可以说，是她引领我走进了莫高窟这座艺术殿堂，实现了我的莫高窟之梦。

那一年是1977年，我正好17岁。

我到莫高窟不久高考发榜了。可是我又想上学又不能放弃莫高窟的工作，正当此时，刚刚恢复领导工作的常书鸿常老告诉我们，为了培养人才，为了解决因文革造成的研究工作的青黄不接，决定保送我们去上学，让我们踏踏实实地扎根在敦煌。那个阶段，正是文革结束，百废待兴，莫高窟的人们放佛要抢回文革损失的十年，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我个人也非常勤奋，白天在洞窟里临摹，业余时间画画练字、看书学习，连礼拜天也很少懈怠。尤其在段文杰、孙纪元、李琪群等老专家手把手的教导下对壁画和彩塑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期间还为筹备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敦煌壁画展，独立完成了3幅壁画临摹作品，这算是我最早参展并发表在画册上的一组处女作。

在一群对工作如饥似渴、对事业执着追求的造诣深厚的老师们身边学习，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有一种学习的快乐感和一天天进步的成就感，也体味到了苍凉的莫高窟中古人的那些博大的艺术带给我的感动和滋养，正是这种感觉，不断加强了我对莫高窟的眷恋和对敦煌的热爱。38年来我扎根敦煌，不离不弃，里里外外都已经变成了敦煌人。虽然我不是土生的敦煌人，但却是实实在在土长的敦煌人。

1979年我被单位选派到甘师大学习绘画，80年至83又在中央美院高研

班学习雕塑，我们那个班都是在职的来自几个省雕塑界的中青年骨干，很

多都是大学讲师；代课老师也都是付天仇、钱邵武、曹春生这样的全国著名的大家。在这个高手云集的群体里，我的专业技能进步飞快。八十年代初的大学，学习气氛非常浓厚，常有各行各业名家大师的讲座、笔会、示范表演，甚至晚上、周末都有这类活动，在这种氛围中，我正如当年段文杰院长对我表扬的那样“对知识的渴求就像牛进了菜园子”。我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到处听讲，除了本院各系的，还去过音乐学院、戏剧学院、工艺美院，甚至还很多次到北京医学院解剖楼上去看人体解剖、画人体标本，对于美术工作者，掌握一定的解剖知识是很重要的。通过这样的学习，使我的眼界和横向的知识面都得到了大大的拓展。

经过美院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我回到莫高窟后，对我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更加得心应手，对莫高窟艺术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83年秋天，我院计划出一套全面介绍莫高窟壁画、彩塑、建筑三大方面的艺术丛书，

全十六册。这在当时的研究院也算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承担写作的全部都是老专家、我的老师们，只有我一个才23岁的年轻人。按照资历轮不上我独立承担撰写这样重要的文章，而且是其中一册。但是当时的段文杰院长，就是这么一种善于培养、敢于重用年轻人的胸怀。当时我内心很忐忑，恐怕写不好。然而院长说，你放心写，谁也不是天生会写文章，只要你用心，我相信你能写好。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就是一种正能量，他能催人奋进、给人力量、激发人的潜能。那些年我就是在这种经常的被激励下越来越感到自信，做了不少连我自己都刮目相看自己的工作。

我从美院回敦煌之前，曾有一位好心的长者建议我到北京发展，他说北京毕竟海阔天高、条件优越。那个时候各行各业都缺乏人才，留在北京很容易。但是处于对莫高窟的痴情，我对他的建议想都没多想，但是他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却让我久久难以释怀，以致影响我到至今。他说：“一个艺术家能够在莫高窟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古人、临摹古人，是非常幸运的。但是你必须进得去，还能出得来，不然你只是个临摹匠，那样太辜负你的天赋。”其实我理解，他所说的“出得来”的含义，就是创新，就是说要

从古人的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后，必须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我

在莫高窟工作二十多年，一边在本质工作的临摹研究中潜心学习古人，一边也经常搞点创作。在创作中，我刻意把从莫高窟中学到的一些技法、风格揉合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有意识地去做一些“进得去，出得来”的尝试。

比如八十年代中期我创作的一些雕塑，就有意识将天王、金刚力士的那种肌肉强健、豪迈、夸张的那种力量美地展现在我的作品之中。那时我很年轻，仿佛有使不完的力量，连作品中也透着全是力量。

九十年代以后，我更喜欢做各种尝试，我除了借助敦煌古老的题材，

把壁画中的菩萨、伎乐、飞天的那种婀娜多姿、舒展流畅、安详柔美的风格和技法渗透到我的创作中，也试图在非敦煌题材的创作上，把敦煌艺术的那种从形迹到精神上的优良传统借鉴、继承下来，并且努力形成属于自己的也属于当今的风格。这种努力正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走进莫高窟，再走出莫高窟”的一种艺术追求。

1995年到1998年，我连续两次作为访问学者被公派到日本留学。期间研修了博物馆陈列设计，但主要是在东京艺大雕刻系的大学院班学习日本的雕塑技术。日本雕塑专业研究生非常重视材料技术的实践，那几年我刻意地选修了铜铸造、陶艺和石雕等课程。当时的目的只是为了学学日本的技术，丰富自己的技艺。可是没想到，这些技艺对我日后意外下海并创办了艺术公司派上了大用场。

1999年对我来说是最特殊的一年。一次意外中标，使我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的转向。1998年年底，我一个台湾朋友打电话来说，台湾花莲市有一个叫慈济的慈善基金会，那里建造了一个很壮观的建筑叫“静思堂”，建筑上面需要装饰很多铜铸造的飞天雕塑。现在正在进行设计招标，问我有没有兴趣。画飞天对于敦煌人来说没有问题，莫高窟有无数的飞天，敦煌满大街都是画飞天的。但是，仅从莫高窟中照搬一些飞天拼凑出一个设计我不甘心，我要创新，我要画一些前不见古人的“飞天”，画一些属于

我自己的创造，也属于当今时代的“飞天”，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夙愿。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突破发展了一千多年的一种艺术形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我先从题材上做了艰难的构思。从慈济的在全世界救苦救难的慈善事业，联想到全世界不同的民族。很多想法都是受到了慈济创始人证严上人的启发，“把古代的飞天变身少数民族”。于是我选择了全世界362个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并根据敦煌壁画的传统分类把他们分为散花、伎乐、歌舞、礼赞四种飞天，然后大量查阅书籍，查找各民族的服饰、形象、舞姿、乐器等资料，力求每个民族都特色鲜明而不雷同，不张冠李戴。确定了构思，找齐了素材，画起来便轻车熟路。二十多年莫高窟对我的滋养，让我画出几百个动态各异、鲜活生动、奔放优美的飞天还是没有多大难度的。

一部分设计草图寄到台湾后，反响非常好。业主非常喜欢并肯定了我的“世界飞天”这个主题。恰在此时，敦煌研究院和台湾科学博物馆联合主办了一个展览，我作为陈列布展去了台湾，期间应邀前往花莲，被正式通知我的设计中标了。这下我才知道，这个标竞争挺激烈，大陆和台湾的一些名家甚至美院都参与了这次竞标。我一直说，我这次中标全是沾了敦煌的光，敦煌被誉为飞天的故乡，人们自然更相信敦煌人画的飞天。

中标的喜悦过后，我面临到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抉择。因为“世界飞天”这项工作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从设计、雕塑、铸造，数百人参与其中，至少三年时间才能完成。三年时间脱离岗位，单位绝对不可能给我准假，何况我还是副所长。然而三年时间，能让我完成这样宏大的一个作品，成就我艺术人生中的辉煌，于是我毅然辞职，全身心投入到了这项工程。

成为自由职业者以后，我需要依托一个公司才能跟台湾方面签署协议进行工作。于是我召唤来两个弟弟，一同辞职下海创办了“敦煌大乘艺术公司”。我两个弟弟都比较多才多艺，那时一个是艺术馆馆员，一个是副高工程师，有了他们的加入，和一批学生的进入，我们的公司当年便成绩

斐然，在敦煌打出了名气。

今天，公司已经顺利运行了十几年，我做得很用心、很刻苦也很努力，做了很多很杂的工作，除了传承莫高窟，用好我在莫高窟二十多年练就的看家本领，我还做了很多旅游纪念品、文物复制品、币章设计，也承担了一些寺庙艺术、城市雕塑以及博物馆陈列。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重要的彩塑艺术宝库之一。从早期的北魏到隋到唐，然后再到五代，整个的敦煌彩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彩塑的发展演变过程，而这种濒临失传，能够使塑像历经千年，依然鲜活完整的彩塑技艺，成为了一代又一代敦煌彩塑研究工作者研究的目标。那么，敦煌彩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技艺呢？2011年4月，敦煌博物馆新馆正在进行最后的布展筹备。为了直观形象地展示敦煌莫高窟的魅力，敦煌博物馆工作人员决定，筹建莫高窟复原洞窟。莫高窟盛唐45窟塑像，成为了他们的首选。因为这个45窟它是莫高窟里头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洞窟，尤其它的彩塑做得非常漂亮，而且这个45窟在莫高窟是一个特窟，一般是不开放的。堪称国宝莫高窟第45窟唐代塑像群，一铺7身塑像，对称排列，老少刚柔，相合相成，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绝世之作。如何能原汁原味，同等工艺，

不差分毫的将这个精品洞窟呈现在游客面前，他们想到了我。

莫高窟彩塑历经千年保存完好，不仅仅是仰仗了当地的气候干燥，也应该得益于这种独具特色的制作工艺。我正是这工艺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之一。2008年，敦煌彩塑制作技艺被列入甘肃省非遗名录。我希望它一代代传承下去。像莫高窟这么历史悠久，前后这么长时间发展这个泥塑，当然在全国也只有莫高窟保存下来的最多，而且时间最长。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吧，敦煌的这个泥塑，现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门制作技艺，可能远比莫高窟要早得多。因为在莫高窟之前，实际上当地已经有了这种技艺了。我忠实地临摹着前人留下的作品，既是对昨天艺术的传承，又是对今天现状的储存。这样的工作方式，令我与古代的雕塑者们有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古人的创作心情，要寻找某种结合。要心静，要有信仰。我做塑像的时候要有安静的环境，听听佛乐，看看佛经，这样做出的佛像才能更加感人。不断地琢磨如何汲取古人的营养。莫高窟好多的雕塑残破了，残破了以后你就可以对它残破之处去了解它里面的骨架，里面开着一个板，板上开着榫，然后里面再插着红柳，然后再用麻绳将它扎住，然后一层一层上泥，上大泥加稻草的这种大泥，然后到相对细一点的胰子泥，最后表层又是棉花泥，加麻刀的这种泥，最后这个表层呢，有些还要加一些蛋清呀什么的。最早的就是先搭骨架，就地取材，就是当地的红柳，因为

这种材料韧性比较好，而且这个曲回转折以后有动态。所以，我们选的有动态的这么一个大的红柳根，先装起来。将胳膊，指头都装起来，用绳子把它扎紧，最后再把芨芨草和芦苇把它捆在一起。在雕塑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制泥，决定了最终泥塑能保持多久。我用的泥甚至和古人用的泥完全一样的。泥土的原材料取自于莫高窟附近的大泉河河沟。发大洪水后的淤泥沉淀下来，板结的那个土，也叫澄板土，是做壁画地仗非常好的材料。我现在的一些创作当中也会用一些这种土。

2012年6月，敦煌博物馆新馆正式开业。我复原的敦煌45窟，呈现在游客面前。这些佛像充分展示了盛唐时期敦煌彩塑写实主义的技法，肌肤的质感都刻画的深刻入微。开放三年来，包括专家，包括普通游客，都很认可，这成为博物馆的一个亮点。

在下海经商的这些年，我也有过迷茫，甚至懊悔。尤其当生意不景气的时候，就特别怀念在敦煌研究院上班的日子，毕竟上班待遇好，旱涝保

收，没有压力，没有风险，而开公司就不同了，你要赚钱支付房租、员工

工资、生产成本，还有高昂的税费。你时时刻刻都处在风险和压力当中。你必须培养超强的心理素质和坚定的意志以应对风险和压力。

回顾自己这些年的成绩，看到自己数以千计的各种作品，偶尔内心也会沾沾自喜。但是我总觉得时间很紧迫，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做就快要老了。我在学雕塑之前酷爱油画，喜欢油彩的那种气味，也画过一些写生。后来专业学了雕塑，便很少再摆弄这些了。四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整理旧物，看到自己二十岁用过的油画箱还有颜料，睹物思旧，感慨万千，突然觉得人生太快，自己原本喜欢的事情不去做，恐怕再不会有时间了。那一年开始，我便一有空

就画点油画，尤其是淡季的冬天，没有多少业务，在温暖的房子里画画，

那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我自17岁到敦煌，已经整整38个春秋了。在莫高窟工作的二十余年里，虽不敢说对492个洞窟通览无余，但现存北凉至元代共十个朝代的壁画与彩塑，我都进行过或浅或深的临摹与探索。作为第三代敦煌艺术工作者，我和前辈们一样，经常进入洞窟面对古代工匠的原作临摹，每当此时，我总能感动于古人高超的技艺和修养，也由衷地感恩莫高窟对我深深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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