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比尔·盖茨一样，史蒂芬·列维(Steven Levy)，描述了对一些互联网名人的再次访问，

同时阐述了黑客对网络发展的影响。

黑客的价值观

时隔25年之后，我再次对比尔·盖茨进行了采访。他表示：“我年轻的时候，这个行业才刚刚起步。那时候我们这些微处理革命的参与者都是年轻人。 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十分成熟了，想起来有点难以置信。”25年之前，作为一名作家，我试图了解如火如荼的电脑革命的核心——那些沉迷于电脑、极其聪明且富有创造力的黑客。当时，盖茨刚刚与IBM达成协议，为其提供DOS操作系统，比尔·盖茨和Word软件还不像现在这样家喻户晓。此后，我又对盖茨进行了几次 采访，但第一次的采访还是很特别的。在我看来，他对电脑的激情具有历史意义;而我表现出来的尊敬令他感到很惊奇。但那时我就确信，我记录的事件将影响每一 个人。

那时我正在写《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这本书，该书于1984年末出版。在编辑的要求下，我写了450页，分为三部分，告诉人们：那些在电脑代码中找到全新世界的编程人员将成为席卷一切的数字革命的主要参与者。

在开始这个项目时，我认为黑客顶多算是一种亚文化。但在进一步了解他们之后，我认识到他们的玩乐精神和敢于挑战“不可能”的精神将定义人们的电脑体验。麻省理工学院的早期黑客最先发现电脑的文字处理功能。他们最初的程序被幽默地称为“昂贵的打字机”，因为当时每台电脑的售价高达12万美元。他们 还发明了最初的数字视频游戏。硅谷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最先利用低价芯片制造个人电脑。

通过采访，我了解了这些黑客信奉的一系列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将成为信息时代的信条，我将这些准则称为黑客道德。现在一些显而易见的观念当时并不被接受，比如，在电脑上创造艺术和美。这些准则还认为，对黑客的评价应该基于他们的黑客行为，而不是基于学历、年龄、种族、地位等因素。另一个信念是，电脑可以为普通人提供权利，使他们不再相信权威，促进“非集中化”。但我们认为，黑客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是“所有信息都应该是自由传播的”，尽管人们对这 一观点存在争议。

黑客教父、《地球目录全编》的作者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就反对这种观点。他在首届黑客大会上表示：“一方面，人们希望以高价出售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十分有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希望信息是免费的，因为获得信息的成本不断降低。”他的话简洁地概括了黑客领域的一种冲突——极客的理想主义与冷漠的商业化之间的冲突。

尽管《黑客》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我没想到它会获得如此巨大的读者群。经常有人通过Email、Twitter或当面告诉我这本书 给他们带来了启发。大卫·卡什诺(David Kushner)在《DOOM启世录》中写道，《黑客》这本书使射击游戏之父约翰·卡马克(John Carmack)坚定了游戏开发的决心。最近采访谷歌首席信息官本·弗里德(Ben Fried)的时候，他拿出一本卷角的《黑客》让我签名，并表示：“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今天不会在这里。”

而真正启发整整一代程序员、思想者、和企业家的是那些黑客本身。每一个使用电脑的人都从中受益。互联网的产生得益于黑客的理想，互联网的发展得 益于自由访问的设计理念。在80年代中期，由于一些青少年的黑客行为，人们开始将黑客与偷窃和监视联系起来。对于我描写的黑客来说，他们的驱动力不是被偷 窃和破坏，而是学习和创造。这种友好的黑客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就像印有盖茨头像T恤。

图片中人物：1、5：微软创始人比尔·盖 茨，2：GNU计划领导者、自由软件基金会创始人理查德·马修·斯托曼(Richard Matthew Stallman)，3：Apple II电脑开发者史蒂夫·沃兹尼克(Steve Wozniak)，4、6：Osborne 1电脑的开发者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7：Viaweb 创始人、Y Combinator投资公司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汉姆(Paul Graham)

比尔·盖茨：黑客精神与商业化

在《黑客》的最后几章，我关注了商业化对黑客道德的影响。我并没有想到，这些理想将重新定义商业的本质。在《黑客》即将再版的时候(并首次推出 数字版)，我重新拜访了那些人物和这种文化。就像电影《破碎之花》(Broken Flowers)中的比尔·莫里(Bill Murray)试图找回自己的前女友那样，我想了解这些年中我的写作对象发生的变化，重新理解黑客对世界的改变。

我只能再次拜访其中的一部分人，但通过这些人我将了解科技界在过去的25年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尽管黑客运动取得了胜利，但运动的发起人的命运却各不相同。一些人像比尔·盖茨一样，现在已经功成名就。在黑客运动从亚文化转变为数十亿美元的产业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成功，尽管可能会背离原有的黑客准 则。而另一人因为不愿或无法适应这种转变，一直默默无闻。对于黑客文化的新一代继承人来说，他们认为商业和黑客理想并不冲突，并且把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了商 业上的成功。

真正的黑客不会休假。按照这个标准，比尔·盖茨已经不算是真正的黑客了。盖茨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就投入的精力而言，我必须完全承认。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每天都在工作。现在我会回家吃晚饭。当你选择结婚生子之后，就必须放弃一些幻想。”盖茨表示他在13到16岁是才算得上真正的黑客，他说：“到17岁时，我的编程思维已经基本固定了。”

在盖茨27岁时，我对他进行了采访。在交谈过程中，他一直盯着电脑屏幕，使用当时还很新奇的鼠标测试程序，谈论他的同事和对手。他表现出一种执着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影响他的工作和公司，并最终使微软成为软件业的巨头，也使他自己成为世界首富。盖茨对技术的信仰反映在他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员工的 招聘。他说：“如果你要雇用工程师，只需看看他写的代码。如果他没写过多少代码，那么不要雇用他。”

盖茨在黑客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很多人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代码编写者。他最初版本的Basic程序编写得十分高效，以致可以在4KB的 Altair(世界上第一台PC)上运行，这十分令人惊叹。盖茨与其他人一起，将一个不为人知的职业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并获得了金钱、影响和声望。

如果盖茨只是一个普通的黑客，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放弃了黑客的一些基本准则，实现了计算机的商业潜力，并把电脑推向了普通大众。纯粹的黑客鼓 励所有人对代码进行复制、检查和改进，但盖茨认为软件是一种知识产权，复制数字产品与盗窃衬衫具有相同的性质。1976年，他向复制他的软件的电脑爱好者 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他们的行为是一种盗窃。盖茨的反对者认为商业化会扼杀创造性，但盖茨反驳道：“如果一本杂志很容易被别人复制，那么杂志社就很难维持运营，很多年之后，杂志文章的作者可能就需要白天为别人理发，晚上写文章了;软件行业也是相同的道理。”

沃兹尼克：从技术到娱乐

沃兹尼克：从技术到娱乐

今天，传奇黑客、Apple电脑开发者史蒂夫·沃兹尼克已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符号。去年，他参加了《星随舞动》(Dancing With the Stars)活动。尽管早早出局，但他并不沮丧。作为选秀明星，他的光环甚至超过了自己在科技领域的成就。他说：“人们会对我说‘我在《星随舞动》上看到 你了’，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还从事过IT工作’。”

人们忘记沃兹尼克在技术方面的成就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近年来，他受关注是因为思维车马球(Segway polo)这一独特爱好和他的情感生活：他曾与凯西·格里芬(Kathleen Mary)传过绯闻。他经常出现在等待苹果产品首日发售的队伍里，这不免让人感到一点伤感。但他本人对此毫不在乎，就像他几年前曾经对凯西说过的那样： “你可以让我难堪、骂我、取笑我——但只要别人笑了，就值得。”当我在《黑客》中描写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善交际、没有安全感的百万富翁，但他现在变得十分自信，并且成为备受喜爱的偶像。

现在，沃兹尼克还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角色是一些创业公司的推动者。CL 9和Wheels of Zeus就是他建立的公司，CL 9主要开发可编程遥控器，而Wheels of Zeus声称用户可以使用其产品追踪个人财物的位置。但前者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后者从未推出过任何产品。现在，他是存储公司Fusion-io的首席科 学家。他说：“我参与了很多营销工作，但也很关注未来有潜力的技术。”

《黑客》中的另一个人、Mac操作系统的开发者之一安迪·赫兹菲尔德(Andy Hertzfeld)一直热衷于黑客技术。他目前在谷歌工作，为谷歌新闻设计了时间序列功能，以便使用户可以了解事件的发展进程。但很明显，50多岁的人无法像20多岁那样工作。他说：“在开发Mac时，我以为自己工作了一个小时，抬头看看表，发现四个小时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以为自己工作了一个小时，抬头看看表，发现确实只过了一个小时。”

使赫兹菲尔德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的工作环境。谷歌将工程师看作最重要的资产，认为员工必须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同时支持开源软件。但 赫兹菲尔德承认，谷歌是一家大公司，在产品设计方面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因此减少了他工作中的乐趣。他说：“我与工作的关系是艺术家与他的作品的关系，但 在谷歌，我无法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快乐。”

尽管个人的控制力降低了，但赫兹菲尔德拥有了产生更大影响的可能性。有时，谷歌的几行代码可能会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这为他的工作带来了一种激 情。他说：“这里的一切都是主流的。谷歌、iPhone，这些比上世纪60年代甲壳虫乐队更能影响文化，它们甚至会影响整个人类。”

理想主义者

黑客理查德·格林布赖特(Richard Greenblatt)对HTML和C++等主流语言的应用方式很不满，他十分怀念LISP语言，这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时使用的语言。

他说，商业利益正在入侵计算机文化，而这种文化最初是建立在开放和创造性的理想之上的。在格林布赖特的黄金时期，他会和朋友会分享代码，而且他 们工作的目的只是开发更好的产品。他说：“今天的人会设计一种迫使你不断点击按钮的网页，这样用户就会看到很多广告。简单地说，那些成功的人是给你带来最大不便的人。”

格林布赖特属于另一群人，他们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驱动力——发现的喜悦和想法的自由交流。这些人没有推出数百万美元的产品，也没有成为偶像。

在我参加第25届年度黑客大会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这种理想主义者。会议的内容包罗万象——从经济理论到数据存储。尽管会议主张邀请更多30岁 以下的年轻人参与，但与会者中年龄较大的居多。科技领域现在已经新人辈出，但那些年龄较大的人仍在努力，尽管他们并未取得令人关注的成就。

在麻省理工学院，格林布赖特开始使用互动电脑。他成为最优秀的代码编写者之一，作品包括先进的LISP编辑器和一款电脑棋类游戏。当时，他被成为黑客中的黑客。

但与其他高手不同，格林布赖特的工作并未引起巨大的关注。目前，他将自己称为独立研究者。他说：“在过去的15年中，我一直在研究thread memory，涉及机器对英语语言的理解。这是一种基础研究，目前还无法应用，但是具有意义。”

另一位坚持理想的是自由软件基金会创始人理查德·马修·斯托曼(Richard Matthew Stallman)。他开发了GNU操作系统，目前该系统与Linux被共同用于成千上万的电脑上。此外，他还为自由软件运动提供了知识框架，这一运动是 当代软件业的重要元素，同时对互联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软件界有圣人的话，斯托曼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位。

他同样因不屈的个性为而闻名。2002年，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的倡导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写道：“我并不很了解斯托曼，但我知道这个人很难令人喜欢。”在我对他的最初采访中，他说：“我是一种逝去的文化的最后的幸存者，可以说， 我不再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甚至认为自己不应该继续活下去。”现在，我在一个中餐馆再次对他进行采访时，他进一步明确的这些观点：“我曾经想，如果我从未降 生到这个世界该多好。就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而言，我的存在还是值得的。但我确实希望自己没有经历那么多痛苦。”

这种痛苦一方面是因为孤独，孤独对电脑爱好者来说是很普遍的。在上世纪80年代，心理调查发现黑客多是一些努力避免人际交往的失败者。而随着黑客文化的传播和被大众的接受，黑客开始被看作名人。

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示，公司倡导黑客价值。

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就是比尔·盖茨的公开信谴责的对象。他认为，为大众提供低价电脑，将有助于他们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以便使信息更好地反映事实、促进信息的传播。他因为开发Osborne 1电脑而出名，但是他的公司和研究院相继破产。他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抱怨和悔恨，但我不会这么做。”

相反，现在他开始培养新一代的极客。在加州的山景城，他成了了一个名为“黑客武术馆”的机构，这是一个设备齐全的黑客DIY场所，对学员进行培训。

下一代黑客

费尔森斯坦把黑客看作理想，而Y Combinator投资公司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则将其看作一种经济引擎。他的公司每年举行两次类似选秀的活动，挑选20-30家有潜力的创业公司。在活动的“展示日”，将会有众多天使投资人、以及谷歌、雅虎等互联网巨头参与。

格雷厄姆如何挑选有潜力的公司?很简单，他关注那些黑客。他说：“我们都是搞技术的，所以很容易判断他们的职业精神。”1995年，他与别人联 合创立了Viaweb，这是第一个基于网页的应用。投资者愿意投资由黑客运营的公司。他说：“我们告诉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在展示日，如果你太在意穿着，投 资者会认为你很愚蠢，因为他们想找的是下一个拉里和赛吉(谷歌创始人)，而不是MBA。”

格雷厄姆发现，商业对黑客价值来说并不是一种威胁，因为黑客价值征服了商业。随时解决问题、分散化决策、强调工作质量而非服装质量，这些都是黑客的价值观，并且已经渗透到的所有工作领域。

新一代的极客已经产生，他们认为商业化不是敌人，而是把观点和创新传达给大众的工具。比如，Facebook CEO扎克伯格就深谙经营之道，把自己的网站向广告客户和营销者敞开大门。

我在加州的Facebook总部对扎克伯格进行了采访。一向喜欢穿North Face羊毛衫的扎克伯格却打着领带。他解释说，我曾向员工承诺，今年每天来工作都要打领带。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Facebook用户数量翻了一 倍，并实现了盈利。他指着领带说，这可能是我的护身符，但它让我喘不过气来。

扎克伯格延续了一种黑客精神，他说：“我们并不是从宏大的理论开始的，我们最初的工作是在几周内完成的。我们的文化是尽快将创新投入应用。”每 隔一段时间，Facebook举办“黑客马拉松”，让员工在一夜之间想出好的观点，并完成一个项目。扎克伯格说：“我十分重视速度，这我的个性的一部 分。”

在对人才的竞争中，扎克伯格认为拥有最好的黑客的公司将成为赢家。他说：“一名好的黑客相当于10-20名工程师。我们的文化允许优秀员工快速 推出成果，并赢得尊敬。”作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黑客，扎克伯格的工作主要涉及高层语言，这使他可以专注于系统，而非机器。

像盖茨一样，扎克伯格也被指责背离了黑客理想，因为他禁止其他网站访问Facebook用户创造的内容。

与我此前担心相反，商业化并没有扼杀黑客文化。黑客文化的持续发展表明了其灵活性。大公司可能会利用黑客的一些创新，但黑客可以在新的前沿领域取得创新。

O’Reilly媒体公司表示，那些热爱技术但对盈利不感兴趣的纯粹黑客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的领域，比如DIY生物领域。在这一领域，他们可以像控制电脑代码那样控制基因代码。

比尔·盖茨表示，如果他现在还年轻，会研究生物技术。他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使他对疾病和免疫学有了较深的了解。他说：“如果你想为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就应该研究分子生物学。这一领域的研究也需要黑客精神，而且将对人类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也就是说，黑客仍将是下一场革命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