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与社会的融合能够给社会带来利益，同时也会带来伤害。新技术带给社会的伤害可以看作是社会要付出的“技术代价”，这样的代价是社会整体为技术发展而所要付出的总体成本。在信息技术发展的短暂时间里，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沉湎于电子游戏甚至患上网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信息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使得它的发展不可阻挡；而对于沉湎于游戏甚至染上网瘾的孩子，其家庭自动地归责于自己或者是某个偶然原因，而不会将责任归于社会发展信息技术。从技术的社会化角度来看，这便是社会为发展信息技术所要付出的“技术代价”。
　　某种技术对某个个体的伤害可能只是概率上的或者是偶然的，而某些技术对社会的伤害则是必然的，只不过不同的技术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形式及伤害程度是不同的。社会要权衡的是相应技术的代价是否是可接受的。汽车使人们出行更便利，然而汽车的普及造成了大量的交通事故与死亡人数；而假设没有现代交通系统，许多死亡就可以避免。
　　据统计，2017年～2019年，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约为6.3万。尽管人们逐渐适应现代交通技术系统，相对于汽车保有量，交通事故率也在降低，但是中国汽车总量在逐年增加，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的总人数并没有进一步下降。这些死亡或者伤残是现代交通技术给社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尽管它们不是唯一的代价。社会可以通过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降低伤害，但是这样的伤害有一个不可降低的“下限”。
　　日本是交通事故率较低的国家，据报道，2017年，日本因交通事故而死亡人数只有3000余人；日本政府希望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2500人以下，而实际上这是难以完成的目标——这样便是现代汽车系统运行下不可再低的代价。我们通常对交通事故中的死亡或伤残的人态度漠然，认为那是必然的“不幸”，如同自然死亡或者生病一样。我们习惯于将每年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只看作一个数字，没有人怪罪或者攻击现代交通系统，而事故家庭只能怪罪自己的不幸或者交通肇事者。人们认为现代交通系统的采用是必然的，而没有现代交通系统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有些技术的不被采用是可想象的。据美国网站提供的数据，1999年～2016年，美国67.7%的谋杀案是由枪支造成的，总共有213175人死亡，即平均每年有11843人死于枪击谋杀。我们当然不能将这些谋杀案造成的死亡人数全部归因于枪支合法化，因为假设没有枪支合法化，其中的部分死亡者也会被其他方式所谋杀。
　　但是枪支合法化使得谋杀变得容易，因而，美国平均每年1万多人的枪击谋杀死亡中有很大比例应当归因于枪支合法化，这些死亡是社会为枪支使用合法化所付出的技术代价。在美国，人们经常抗议政府而要求禁枪，因为全面禁枪的社会是可想象且一定程度可接受的社会。因此，现代交通系统是所有社会协商出来的结果，而枪支合法化也是美国这个国家协商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