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七章　暑　假

延安看上去好像一场大雨就可以把它冲走似的。这座小城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色沙尘，城边那些斑驳的山坡上满布着半圆形的窑洞。在延安的郊区，人们仍旧居住在窑洞里，但很多穴居者还是喜欢显山露水。有的窑洞已经用上了电视机、电冰箱、卡拉OK。在延安以北的村子里，学校的校舍和政府的办公室都修建在这样干燥的黄土坡上。在这片夏季酷热难当、冬季寒冷难耐的土地上，这样的生活方式简朴而实际。

在中国的北方，在这样的乡间地区，到处一片荒芜，生活十分艰辛，风景却也出奇地美丽。在四川生活了一年之后，这样的地方正是我所向往的，跟涪陵那些绿油油的梯状稻田和浑浊的江河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显得迥然相异。延安的空气十分干燥，湛蓝的天空下，延绵着尘土覆盖的群山。

那个暑假，我很空闲。“美中友好志愿者”出资让我们到西安学习一个月的汉语，但要两星期之后才开课，我于是溜达到了陕北地区。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一地区都算得上是现代中国的核心——至少是政治的核心，因为1935年时万里长征就是在这里结束的。从一到达涪陵开始，我就听说过长征和延安岁月，我因此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的过程中，陕北曾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历史资料上我还了解到，这里的土质脆弱只是个假象。这一地区的大小山峦见识过的何止是狂风暴雨，但它们至今依然挺立着。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入口处有一条标语：“庆祝香港回归，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为了参观博物馆内的陈列品，我花了十元钱。毛泽东的坐骑被做成了充塞类展品，跟他用过的弯刀和鞍子陈列在一起。还有一首毛体特征明显的手书战争诗歌作品，几幅关键的战役地图，以及在延安生活过的重要革命家们的一些照片。游客不多见。那匹嵌着玻璃眼珠的坐骑名叫小青马，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显得有点不在状态。

看着这匹马，我想起了毛泽东到延安时与之结婚的江青，而我也反应过来，有关她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看到。我又回到纪念馆的入口处，一个检票员正在织毛衣。

“毛主席不是在这里认识江青的吗？”我问道。

“是呀，”那位工作人员回答道。

“有没有她的照片呢？”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干脆地回答道，然后继续织起毛衣来。

枣园公园同样如此，这里曾经是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们的家。刘少奇住过的窑洞里挂着他和他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曾经居住的窑洞里也挂着他和他夫人的照片，但在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里，江青曾经生活过的踪迹已经荡然无存。江青的历史错综复杂，所有有关她的记忆已经全都被抹掉了，窑洞里剩下的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盆、一个书架，以及铺地的石板。窑洞门前，游客们可以穿上共产党人在战时穿着的那种灰布制服，拍下自己的照片。十几岁的小女孩们跨上战马，挥舞着手枪，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我认识了西安铁路局一位四十多岁的机修工，他说他带女儿来这里了解一下革命。他的女儿八岁，梳着辫子，穿着印有香港回归标志的塑料凉鞋。“中国的这些年轻人啊，不了解革命，”她的父亲说道，“我们那一代人很了解啊，所以我带她来这儿了解了解中国的历史。”

他问我，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一段革命的历史。我告诉他，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最安全的回答方式。如果某个外国人说他们对中国不甚了解，中国人听了总会比较高兴。我和这位机修工聊了一会儿。接着，为了很有礼节地表示我们的闲聊即将结束，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们两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我们现在成了朋友。”

“对，”我回答道，“我们可以忘掉过去存在的问题和麻烦。”在涪陵和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总是以那样的答语来结束我的即兴闲谈。人们好像老是觉得有必要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总结陈词，似乎这样才会使我们刚刚进行的闲谈显得根基牢固。一般而言，这样的人是第一次跟一个美国人说话，这使得我们的交流带上了历史性时刻的意味。在中国的偏僻之地，能够以这种方式打发时间，我非常喜欢——每一次即兴闲谈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谈兴正浓，于是，我在公园的入口处找了个凳子坐下来。几分钟之后，一个老人看见了我，便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告诉我，他是个退伍军人，当过延安红军。当我告诉他我是个美国人的时候，他笑了笑。

“感谢你们美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我们，”他说道。因为自己的国家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得到别人的感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尤其喜欢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对着这位老人，我把曾经用来回答出租车司机的答语又重复了一遍。

“没关系，”我回答道。

此时，几个人围拢过来，因为看见我这个外国人，大家的脸上都充满了好奇的表情。我跟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来这里参观的原因，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颇感兴趣。我问她，如果革命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今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她回答道。

“那又会怎么样呢？”

“中国会是另一种模样。”

“怎么讲？”

“可能就像台湾，”她说道，“就像美国。”

“那两个地方怎么样？”

“经济很发达，但——”一下子，她从说中文转而说起结结巴巴的英语来，因为她的记忆里有一个曾经学到过的句子——“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新的经济政策怎么样？你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吗？”

“当然了，大家都支持嘛。”

“有没有想过贫富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呢？”

“有些人会富裕起来，”她回答道，“比如，科学家和商人。但为了发展经济，这是必需的，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改善得慢一些，但他们总是会得到改善的。”

我们又交流了几分钟。她问我，大多数美国人是不是真不了解中国，我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当做神龛一样供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曾经居住过的窑洞门前，竟然可以听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垂滴说”〔1〕，要了解这样的国家到底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只字未提。走出纪念馆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排排的纪念品摊点，出售的有毛泽东挂像、共产党的历史书籍、仿冒玉石、衣饰挂件、项链、雕像、手镯、邮票、鼓锣铙钹、美食小吃。一套香港回归纪念币售价三百二十元。我往外走的时候，小摊小贩们冲我叫卖起来。

那天晚上，几个警察在午夜之后闯入了我的房间。那家廉价旅馆靠近火车站，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几个警察闯了进来。

事先没有任何提示。我从里面反锁了房门，但警察从服务员那里取来了一把钥匙，一进入房间就打开了电灯。等我坐起身来的时候，床边已经围了五个警察，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吗？”我反复地这样追问着，可他们只是用眼睛瞪着我。“有什么事儿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就这样充耳不闻，只是拿眼睛盯着我。末了，其中一个警察终于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道。

我战战兢兢地取下装钱的腰带，取出护照递给了他。他翻开护照，对着首页上我那张照片看了看。然后，他又慢慢地翻到第二页端详了一阵。那一页上面，除了照片纸张特有的彩色水印，什么东西也没有，但其他几个警察也凑了过来想一看究竟。那个警察又翻到了第三页，那是个空白的彩色页面，可他还是对着它端详了一小会儿。

我的头脑终于清醒过来了，这时我才看清楚，他们几个显得那么稚嫩——几个精瘦的小伙子穿着松垮垮的制服。他们略显羞涩地看着我。我翻到签有中国签证的那一页指给他们看，这倒有些中他们的意，因为那一页是他们看得懂的。他们翻了翻其余的页面，随后微笑着把护照还给了我。

“没问题了吧？”我问道。

“没问题，”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可他们仍旧直视着坐在床上的我。沉默了好一阵子。

“那么，”我说道，“我感觉有点累了，我该睡觉了。再见。”

“再见，”他们立刻接过了话头。他们又盯着我看了一眼，终于走了出去。我锁上房门，继续睡觉。

我实在没有恰当的理由去榆林，还花了我十个小时。出行指南对此只字未提，只说外国人仅限在两家昂贵的宾馆下榻。榆林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北端，跟内蒙古交界。正是冲着这一点，我决定去那里看看。

出了延安往北，充满绿意的乡村点缀在狭小的沟谷中，修建着窑洞民居，显得更加荒凉。顺着道路流淌的一条小溪几近干涸，在骄阳的炙烤之下，所有的生活都集中在了这条苟延残喘的溪水里：农民们挑着水桶来到这里，妇女们在这里洗着衣物，赤身裸体的男孩们在绿莹莹的浅水塘里游泳。河岸上很高的地方是一台一台的庄稼地，树立着几块尘土覆盖的大字标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里也看得见人影，已经很能说明中国的问题。而在这样的蛮荒之地依然标称着控制人口数量，其中的深意更叫人回味。

五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看够了。那天极其炎热，空中沙尘弥漫，道路正在修建，破旧的公共汽车里人头攒动。可除了耐着性子，我无事可干。实际上，我在中国出门搭乘的每一辆公共汽车似乎都达到了这样的极限——我起码需要双倍的忍耐才行。我知道，我回来的时候还得再经历一次；而到了榆林，我只能花上一笔不菲的钱，去住允许外国人下榻的三星级宾馆。想到这一切，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来。

我到达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山。我在汽车站的边上找到了一家便宜旅馆。我的出行指南上说，这里仅限中国人入住，但我寻思着，试一试也不会损失什么。我走进旅馆的时候，里面的服务员十分诧异地盯着我看了看。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摆着手，示意我退出去。

“我会说中文，”我这样说道。听到这句话，惊得她的眼睛瞪得更圆了些。过了一阵，她才回过神来，问我要做什么。

“我想住旅馆。”

“外国人不能住这里，”她说道，“你到别的旅馆去住吧。”可她的诧异劲还没有消退，依然彬彬有礼，当大多数服务员无法答应你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这倒让我想到了一个法子。

“这条规定已经改了，”我说道，“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

她的双眼不再圆睁，可她依旧只是在听我说话。我取出我的中文教材，翻到词汇表照着念了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修改了有关规定，”我念到，“刚刚在北京修改的。你没听到过？至少对老师来说，这样的规定已经修改了。外籍教师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因为我们在中国工作，跟中国人拿的是一样的工资。看见没，这是我的工作证。”

我让她看了我的红色工作证、浅绿色外国人居留证、深绿色外国专家证和蓝色的美国护照。那一摞花花绿绿的证件堆成了一堆，服务员慢慢地翻看着，既充满了敬畏，又有些受宠若惊。中国人对于官方文件具有一种痴迷之情，他们常常会盯着身份证件上我那张洋鬼子黑白照片一看究竟。一份一份地，她仔细察看着，随后才递给我一张登记表，给我开了一间十几元一晚的房间。那之后的暑假生活中，我总会时不时地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几个字眼。当别的法子都不奏效的时候，这成了极为有效的一种招数。后来，我终于领会了我在中文课上记住的这些政治术语的真谛。

次日一早，我乘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榆林的北边，有一段长城在这里的一片沙漠中间蜿蜒穿过。游客很少到这里来游览长城，因为这一段长城没有修复，而且陕北的道路非常难走。我的出行指南里没有提到这里有长城，但我有一份这个省份的中文地图，那上面清晰地标示出这里有一段长城废墟。

出租车带着我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明代要塞，距离市中心有八九公里远，榆林市有灌溉系统的庄稼地到此结束，再过去就是片大沙漠。站在要塞最高处的一个塔尖上，可以北望数公里远。一片荒凉之上，间或会有一丝绿意，有流水从中穿过——要么是一排树，要么是一块孤零的水田——但主要是沙地、褐色浅丘、空寂而无言的苍穹。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太阳已经非常炙热了。我凝望着空寂的大地，眺望着远方低矮的地平线，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一段长城。即便这里根本没有来自蒙古人的威胁，光是对这片单调乏味的土地的恐惧感也会让人想到要修建一点什么东西才行。

这道城墙在沙漠里往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着。往西，一直延伸到了甘肃北部大山深处的嘉峪关。往东，一道道废墟延伸到了黄海之滨的山海关。这两个关隘之间的距离可能长达二万四千公里，而榆林正好是它们之间的一个中点。不过，没有人对长城做过完整的测量，也就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长度。站在沙漠之中的这座要塞之上，看着黄沙覆盖的群山上腾腾升起的热浪，我决定朝着大海的方向走一走。我紧了紧靴子，顺着长城废墟往东走了出去。

大部分废墟是一道道九十多厘米高的夯土埂子，早已遭到了大风和沙尘的侵蚀。每隔两百米远，我就会经过一个废弃的信号塔——这一堆六米多高的泥土几成齑粉，毫无用处地耸立在骄阳之下。顺着长城废墟，我穿过一个砖瓦厂，跨过一条灌溉渠，又穿过了一片玉米地。一个沙丘吞噬了这道土埂子，我绕过沙丘，终于又看到了远处耸立着的另一个信号塔。边上种着一片杨树，在陕北的骄阳之下，这些树显得干瘦而无精打采。一片三十多厘米高的沙丘又吞噬了万里长城，再过去，孤寂的沙漠在水平方向上伸展得更遥远了。

这里的土地支离破碎，缀满补丁，绿色的玉米地和成排的杨树显示出劳动的艰苦。面对这绵绵的沙丘和了无生气的褐色地平线，这样的艰苦劳动显得有些劳而无功。同样，废弃的长城说明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劳而无功，明代统治者为抵抗外敌而修建了这些要塞，可如果采用外交的手段，这样的外来者处理起来要容易得多。这个东西的尺寸——既小得可怜，又大得惊人；我一脚就能轻易跨过，可它又长达两万多公里——全都在显示着，一旦出错，中国人可以走多远。

不过，同样很有中国特色的是，尽管这道城墙当初是个败招，现在却极有价值。它已然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举国荣耀，没有人想到蕴含其中的负效应，如孤立主义、固执己见。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之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爱我中华》是一首糟糕的歌曲，令人大倒胃口，但它跟电视台上播出的许许多多低劣音乐节目一样，有着要命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结尾。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地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电视上似乎总有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你总能找到一个频道，正在讲述某个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藏族同胞。这样的娱乐节目让我觉得十分虚假，至少在我次年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是这样感觉的。回到密苏里之后，我到一所公立小学上一些辅导课程，学校的孩子们为了庆祝感恩节，讲了一些传统故事，说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怎样牢固的友谊。我由此意识到，这样的荒诞故事正是联结美国和中国的一种纽带——两个国家都有些骄傲自大，把自己曾经的惨败扭曲成了骄傲的资本。一想到这里，我就回忆起来，我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看见印第安人跳舞的次数比这还要多得多。

不过，正如感恩节那样，万里长城也早已超越了它当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现在仅仅意味着伟大。针对它所作的很多描述——说它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说从太空中也能够看见它——从常识上来说都有点不太靠谱，但这样的事实无关紧要。哪怕是它所喻示的中国人的孤立主义也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了，因为每一个外国政要都会被带到北京附近的长城做一番参观，每一个外国游客都可以随意参观。它已经变成了新兴的开放中国主要的胜景，它与其说是一道城墙，还不如说是一座桥梁，它让外来者仅凭着一道令人叹服的景观就领略到了中国的无尚荣耀。非但没把蛮夷之族阻隔在外，反而确保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会带着某种崇敬之情看待这个国家。这样一来，这个建筑工程再也不是什么浪费。虽然时间又过去了五百年，但中国人最终发挥了长城的用途。同样，我知道这些散布在沙丘之间、被辛勤耕耘过的玉米地也不会劳而无功。不管怎么说，它们都会熬出头的。

我沿着城墙往东走了一个小时。有时候，我踩在城墙之上，泥土在我的脚下碎成了粉末。我又经过了一片杨树林，惊起一只野鸡，它扑棱棱地钻进了灌木丛中。蜥蜴在沙地上到处乱蹿。我带来的水用光了，接着便回到了那座要塞。

来到榆林之后，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在中国的日子算是渡过了难关。作为一个外国人，要在涪陵这样的地方生活绝非易事。那里的种种压力令人心力交瘁——别人对我无关宏旨的关注、老是冲着我戏谑性地大喊大叫、我极力挣扎着要弄明白一个外国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不过，这样的骚扰也有另外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总会有些好奇和迷恋，一旦交谈起来，他们往往比一般人对我要好得多。这一点跟美国很不一样。在美国，你当然不可能因为某个人长得有些古怪就冲着他大吼大叫。不过，你也不会撇下自己的正事儿去跟他闲聊一番，或者向他展现你的善意。

早在春季，我已经体会到，这其中的益处开始多过难处，而这主要跟我不断培养的耐心和信任有关。我得允许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某个人朝我走了过来，我会跟他做一番交谈；如果有人向我发出邀请，我基本上都会接受。我不会期望能够控制所有的形势，我也不能老是怀疑别人的用意，而事实上他们的用意无一例外都很好。以外国人的身份生活在这里，就要求你具备某种被动性，但我从来也不是一个被动的人。那个春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让自己逐渐地适应这样的角色。到了榆林，我终于觉得那样的做法很正确——我终于认可了一点，只要我顺其自然，事情总也错不了。

时间是关键因素之一，而我在中国有的是这个东西。在涪陵，即便在我教学最忙碌的日子里，我也总会有大把的闲暇时光，因为在美国占据我时间的那些东西——家人、朋友、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统统溜走了。我上不了因特网，也打不了电话找人聊天。我倒是可以写信，可邮政的速度太慢，要交流什么几乎不可能。第一年的那个秋期，我的大妹妹生了个女儿，可我竟然在三个星期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么多的闲暇时光本可能会令人不知所措，但也可能让人觉得极为洒脱。无数个下午，我什么事情也不做，只是手拿一张报纸，坐在某个茶馆里，无论谁过来，都和他交谈一番。这也成了我旅途中的一种惯例，每新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找一个公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然后坐下来读点什么，直到某个当地人愿意停下脚步跟我闲聊一番。

沿着城墙走了一阵，我在一处明代要塞的阴凉处坐下来，写起了日记。几分钟之后，三个年轻的妇女停下脚步，问我来自何方，我们便闲聊了一阵子。她们几个原来是中学同学，现在正赶回城里参加一次聚会。她们的另一位同学和她的丈夫就在这条路上开了一家餐馆，她们便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去吃午饭。当地的特色菜肴是用猪肚做成的，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喝起了榆林产的啤酒。

她们全都搞不懂，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大老远地来到榆林。我随后告诉她们，我一直生活在四川。在她们看来，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

“四川人好狡猾啊。那儿的女人名声不好哦。”

“四川人没有我们陕西人这么有文化。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呢？”

“你到过西安吗？那是我们陕西的省会，也是中国的古都。所以我们说的话比四川人说的话好懂吧，因为我们这里的方言曾经是全国的标准话呀。北京的普通话跟我们这里说的话很相近呢。四川人说话的腔调才难听哦。”

她们对于方言的看法非常正确——在陕西旅游，就好像是搬开了压在我胸中的一块语言巨石。对于她们的其他观点，我倒是不敢全信，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总是对其他地方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偏见。在我离开涪陵之前，廖老师就给我详细地介绍了一下陕西的情况。

“我好想去西安看一看啊，”她叹息道，“你可以去看看兵马俑、始皇陵、碑林。你很幸运啊。不过，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可不一样。你知道，他们块头很大，因为他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米。那里的女子也没有我们四川的女子长得漂亮。因为那里的光照很厉害，风沙太大。北方女人的皮肤很不好。”

听着这几个陕西女子批评四川人，让我想起了廖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些话。我琢磨着，作为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我只有提一提北方人的不足才算是对的。

“在四川的时候，”我对这几个女子说道，“有朋友对我说，南方比北方好，因为那边的气候要好一些。他们说，北方人皮肤不好，就是因为日照太厉害。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但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听了我这一番话，她们谁也没有感到惊讶。很明显，她们之前早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也早就知道该怎么反驳了。“这种说法对北方多数地方来说是正确的，”几个女子中间最健谈的王玉梅表示了认可，“但榆林不一样，因为我们这里的水不一样。我们这里的水很好很好！我们喝的水从地下很深的地方抽上来，有人说，就因我们喝了这样的水，我们这里的女子长得很漂亮。所以，就算这里的日照很厉害，我们的皮肤也很好。看——我的皮肤一点也不黑。”

我得承认，那也正确——王玉梅的皮肤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在想，要是你能够想方设法把榆林的井水抽起来输送到涪陵去的话，涪陵的女子毫无疑问会变成全国——也许乃至全世界吧——最漂亮的女子，因为这里有山有江，还有来自沙漠小城的深井水。

午饭之后，我们来到了街对面的一处佛教寺庙，几个女子中间唯一未婚的郭小琴要算算命。我们走进寺庙的时候，其中的大师正在跟一个年轻人大声争执着。那位大师给年轻人算了个歹命，年轻人便拒绝捐出利是。争到最后，年轻人把寺庙里的东西给打翻了，那位大师则把他揍了几下。那位大师六十多岁，站在院子中间，正在挥舞着拳头。年轻人嘴里还在骂着下流话，跟他来的朋友好不容易才拉住了他。天气非常炎热，我和几个女子坐在厢房的阴凉处，等着那一场争执结束。

就公共场所的争吵而言，一般会由两幕构成。年轻人的朋友把他拉出了院子，但他挣脱之后又闯回到寺庙来，跟那位大师足足又吵闹了五分钟。看得出来，年轻人无疑并不想伤害那位大师，但要改变他的命运的确也为时已晚。他不过是为了争争面子而已，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拉出了庙门。等他们走后，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一直等到他的叫骂声在远处变得越来越小。十分明确，不会有第三幕了。我在涪陵看见的有些争吵幕数太多太多，就连棒棒军们都会感到十分厌烦，会各自溜之大吉。

来这间寺庙算命，那一场吵闹的确不是什么吉兆。但二十六岁的郭小琴明显地觉得时间是个大问题，她因此还是决定要等下去。那位大师让自己镇定下来之后，嘴里念叨了一番，就让郭小琴在神坛跟前磕上三个头。磕头的时候，他敲了一下铜锣，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木签的圆筒。她摇动圆筒，直到其中一根木签子掉了出来。那位大师看了看木签上的编号，就推起了命理。他说，她很快就会嫁人，可能就在年内吧，这让每个人都松了口大气。王玉梅给了大师十元钱。他微笑着送走了我们。

顺着那条路，我们来到了红崖峡。这里的砂石崖壁上修筑着几座道观和佛寺，其中有的历史在一千三百年以上。峡谷之中，流淌着一条清澈的河流，两边都是砂石河岸。我们脱了鞋，在浅水区涉水而行，然后找了个阴凉处坐下来。河对岸，五六个年轻的农民正在进行野炊。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吃过午餐，他们到河里玩水，男人们在峡谷里来来回回地追逐着几个女人，而几个女人则发出一阵阵尖叫声。

“你们国家也这样吗？”王玉梅问道。我竭力地去想象我跟美国的朋友也来这么一场聚会，并随便找个外国人跟他待上一天——纯粹出于好奇，出于善意——会怎么样。

“不，”我回答道，“跟我们国家很不一样。”

我不想离开榆林。我住的旅馆不错，尽管白天天气炎热，但夜晚总有沙漠的凉意，根本没有睡不着觉的问题。清晨非常愉悦。每天，我都起得很早，然后会观看着主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景象。老头们清扫着自己的店门，女人们拖着送奶车沿街叫卖，夜间清粪车纷纷往城外的方向开了出去。拾荒者拉着板车，敲着手中的小鼓招引卖家。马拉车沿街给小餐馆送来了煤炭。瓦屋顶上，太阳明晃晃地升了上来，尘土覆盖的小城慢慢地热了起来。

这条主大街从三座明代城堡之下穿行而过，沿街的建筑物几乎至少可以追溯至清朝时期。榆林的古城墙完好无损，比一般建筑物高出六米多。在中国，我从未看见过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古城镇，而这里也没有多少外国游客。

每天，我都会观看清晨的主大街，直到气温变得酷热难当。然后，我会买上一些酸奶，找个阴凉处的小餐馆，吃上几个花卷，再看看报纸。一天早晨，我在一个老头那里买了酸奶。他很是兴奋，示意我在那里等他。接着，他便跑回了家。等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本中文书籍。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书递到了我的手里。

我翻开书本的第一页，想看看那上面写了些什么。有些字看不太清楚，但我还是明白了大意——讲的是如何创世、地球和水、光明与黑暗。在我翻读的过程中，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我翻完了全书，然后我才意识到，我竟然都读过去了。我抬头看着那老头。

“你是个基督徒吗？”我问道。

“是呀，”他笑着跟我握了握手。

“这本《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呢？”

“瑞典朋友给我们的，”他回答道。我推测，那些人一定是路德教会的传教士。我告诉他，我小的时候在瑞典生活过，这令他非常高兴。他问我是不是也信基督教。

“我信天主教。”

“差不多，”他说道，“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多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们信玛丽多一些。”

他认为玛丽是关键人物，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不过，他遇见我好像还是显得非常开心。他姓罗，他随后邀请我去了他家，于是我见到了他的儿子和孙子。

罗家人就住在主大街上，住的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现在，里面住了七房人，全都姓罗。几个世纪以来，这套建筑没怎么变样。在老人的家里，他们还睡在传统的土炕上，冬天在炕下烧煤炭取暖。

他告诉我，他的先祖是清代的士兵，在18世纪的时候从西安派遣到这里来攻打关外的蒙古人。他们被派驻在这里是为了阻滞外国人，可他们的子孙却深受外来的影响——解放前，传教士们让这位老人的父母亲皈依了基督教。在他家那破旧的炕头上，挂着一个简单的十字架，这件文物令人不禁心生好奇。

老人的儿子名叫罗晓磊，四十好几，在当地一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他的女儿刚从榆林高专中文系毕业。这一家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分友善，我在榆林停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会去他们家走一走。通常，他们会留我吃午饭。吃过饭，我们就坐在他家客厅的阴凉处喝茶、吃西瓜。

“文革”期间，罗晓磊在监狱里关了五年，因为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个基督徒，他的父亲则被下放到偏远的沙漠地区进行了十年的劳动改造。老人对那一段经历不太爱谈，只是说劳动很艰苦，找不到奋斗的目标。说到下放，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浪费了时间。

我发现，很容易跟罗家人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不仅因为他们自身的经历让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还因为我不久之后就要离开榆林。那是我要旅游的最大便利——我不用对说的话、做的事负任何责任，我可以跟任何人闲逛一番，也可以跟任何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跟生活在涪陵很不一样，那里有人记录我的行踪，我时时都得想，我在这个江城还得再待上一年。在中国有一个家会带来很多好处，但那也是其中的缺憾之一。

一天下午，罗晓磊问我，我自己是怎么看待在中国教书这件事儿的。由此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总体而言，我很喜欢，”我回答道，“我尤其喜欢我的那些学生。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学生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课，那也很不错。我的中国学生比大多数美国学生还要喜欢诗歌。不过，我不太喜欢大学里面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候，这样的体系实际上对学生还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很多观点都很狭隘。”

那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孔老师教我学会了这个词语，而这个词很好地概括了我在涪陵深感艰难的那些东西。罗晓磊点了点头。“也许他们还不太适应外国人，”他说道，“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一些偏远地方，外国人还不是太多。”

“我知道，但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们用的教科书不行，有时候他们学的东西都是不对的。”

他的女儿跟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我问她，他们学校中文系的学生要不要学习孔子。

“不学，”她回答道。

“但你们要学马克思，对吗？”

“是的。”

“涪陵也是这样。我的学生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要学习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东西都是别人的，孔子思想是你们自己的文化呀，可谁都不再去学习了。”

“你们美国的大学要学习马克思吗？”她问道。

“要学，但只学一点点。美国的很多大学生都要学，因为他毕竟是个哲学家嘛。”

“你们美国的大学生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觉得很有趣，但它不太……”我在搜罗一个恰当的词语，可她一下子就知道我在想什么问题。

“不太实用，”她接过话头。

“对，不太实用。”

“我同意，”她说道，“我觉得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们学习的政治课程多是浪费时间。”她把脸上的头发往两边拢了拢，然后看了看坐在她对面的父亲。他在想别的什么东西，等他意识到他的女儿正在等着他有所回应的时候，他笑了笑。他的头发一片灰白，戴了一副圆圆的眼镜。因为想起了什么，他的眼神为之一亮。

“对，”他说道，“马克思主义用处不大。”他自己的父亲坐在阴凉处吃着西瓜，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榆林，我的日程安排得很有规律，上午到老罗家串门，下午到一家小餐馆等着吃饭。那家餐馆的饺子味道很好，还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啤酒。老板娘是个艰苦而务实的人，在累了一天的男人们常去喝酒的地方，总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会拿我的口音开玩笑，说一半像老外，一半像四川人。只要餐馆里进来一个顾客，她就会把我那些重要的信息宣示一番：国籍、年龄、中文名字、单位和薪水。顾客们总是强调说我的薪水太低，因而要替我付酒钱。为了维护一下面子，我对“美中友好志愿者”的性质做了一些解释，还说我们来此是为了建立美中友谊，而不是为了挣钱。无一例外，这样的解释又会激起大家的热情，又要替我付一轮酒钱。我于是想办法付第三轮酒钱，但总是不成功。接着，我们会热情地握手，说一些改善美中关系的话。然后，我就回到旅馆，等夜晚凉下来就上床睡觉。

我在榆林的最后一天，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餐馆，要替我付酒钱。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让我跟他们以同志相称。那天是星期五，他们刚刚在附近一家工厂上完了早班。

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喝了两轮啤酒，喝到第三轮的时候，两个年轻人的脸上开始发红，他们也开始讲起了中国的历史故事。王同志给我讲了禹王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控制住黄河水的人。幸好我在中文课本上学到过这个故事，因为口音的问题，王同志讲的那个版本多少有点不太利索。我时不时地点点头，装作明白了他讲的那个故事，而赵同志间或也会插嘴：

“说普通话！你讲的是方言，他怎么听得懂！”

王同志点点头，讲起了普通话。可随后，讲到禹王做出更多英雄壮举，沿黄河修建堤坝和护岸的时候，他又转回到了方言。故事大概是说大禹王辛勤劳动，尽管数次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却都没有时间进去看一看。控制黄河水，可真是个大工程啊。

黄河终于被控制住了，王同志靠在椅背上，喝光了杯里的啤酒。他们又要来了好几瓶，我们的桌子上摆满了空瓶子。在中国的小餐馆吃饭，其中的一个好处是，只要你没走，他们绝不会清理你的餐桌。这样一来，任何人只要从边上走过的时候瞥上一眼，就知道我们几个还不到两点就已经整光了多少东西。那很有面子。那一天，我们干得不错。

“听懂了吗？”赵同志问道，“没听懂，是吧？他老用方言讲。”

我说，讲得很清楚，还根据我自己的课本内容复述了几个细节。

“看见没？”王同志很是得意，“他全听懂了！”

王同志突然之间提出，我必须去看看他在这条街上的一个投资项目。餐馆老板答应留着那张餐桌，等到我们回来。他们俩都是大个子，我走他们的中间。在卵石街道上，我们三人跌跌撞撞地走着。从罗先生的小摊前走过的时候，我跟他挥手打了个招呼。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投资项目——他们只说有投资项目，只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先生的投资项目。那天下午很炎热，喝了那么多啤酒，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热得大汗淋漓。

我们进入一个门廊，又爬了一段窄窄的楼梯。上到二楼，有一个大房间铺着硬木地板，只有一个穿着轮滑鞋的女孩在来回忙碌着。

“这个，”王同志说道，“就是我的投资项目。”

他很自豪地看了看这个溜冰场，然后走到销售区域，跟那个工人说起话来。

“这个项目投资很大，”一俟王同志走到了听不见的距离，赵同志有些痛心地低声说道，“他借了好多钱，根本还不清。”

我看得出来，王同志正在跟那个工人讲关于我的事情，我竖着耳朵想听见点什么。

“来的人不多，”赵同志小声说道，“昨晚上还打了一架，打坏了几块玻璃。他亏了好多钱呢！”

王同志拿着一双轮滑鞋走回来，并把它交到了我的手里。“你来滑一滑，”他说道，“现在就试一试，免费的。”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不会轮滑。“你肯定会！”王同志说道，“这就是从你们国家传过来的呀！”

我跟他们说，我有一条腿受过伤，他们则提出要带我去看医生。赵同志说，这条街上就有个医生，还说中药很有效的。我说我知道中药的疗效，因为曾经有个中医就建议我多坐，尽量避免溜冰这样的活动。经过几轮礼节性的提议和回绝之后，我们找到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回到餐馆，坐下来继续喝啤酒。他们看上去丝毫没有受到冒犯，王同志因为我观看了他的投资项目而显得非常高兴。桌子上依旧堆放着空的啤酒瓶。

我们又喝了一轮，王同志直视着我。

“何伟，”他喊了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一次看到美国人是在峨眉山上，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那个人很胖，老是要别人替他做事。‘做这个，做那个！’他找了几个人抬他上山，像个大地主。可你不同——在我认识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坏人，我现在才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觉得很感动，也感到很内疚，因为我撒了谎，说我看过中医。不过，那是中国式的善意谎言，也许还恰到好处。我谢了谢王同志，相互祝愿了一番。

“还有，峨眉山上那个美国人太白了，”他说道，“他的皮肤好白，好难看！你的皮肤有一点点带黄——你看起来更像个中国人。你的皮肤比他的好多了。”

那个暑假，诸事进展顺利。我到西安一所大学去学习了一段时间，课程不算太难。那座城市倒是有很多不错的公园，我可以要一杯茶，然后跟当地人聊聊天。每天的温度都是三十五摄氏度（九十五华氏度）。据说政府有一条规定，如果气温上升到三十七度，所有人都不用上班。因此，官方报告的气温总是三十五度。我常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来到兴庆宫公园，要上一杯茶，然后问那里的工作人员，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

“三十五，”他们一边回答，一边不停地用报纸给自己扇风。

“昨天的温度是多少？”

“三十五。”

“明天呢？”

他们翻了翻眼皮，叫我只管喝自己的茶得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玩笑。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控制温度的国家，尽管北京的气象预报台在两年之后开始如实播报温度。当地的报纸对此大加颂扬，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在向公众报告真相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不过，政府说得很清楚，高温放假的说法仍旧只是神话，所以新的气温预报方式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休假了。那只是说明，大家知道到底有多热了。

西安最炎热的三十五度到底有多热，可想而知。到了夜晚，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如此炎热难耐，那个暑假依然算得上诸事顺利。我的妹妹安吉拉是斯坦福大学的地质学研究生，被派到了中国最西边的新疆从事一个暑期研究项目。她跟我在西安待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参观了多处历史遗迹。我总是给别人讲，她是在新疆帮助中国探寻石油，我则在四川志愿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这令大家高兴不已，他们总会因此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待遇。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大受鼓舞，他让我们以中国人的价格进去参观，针对外国人的额外收费全免，因为我们是在为中国做好事。

安吉拉坐飞机前去从事她的研究项目了。一个星期后，学习结束，我也坐着火车来到了新疆。那是一趟四十八小时的旅程，列车沿着古丝绸之路穿行，需要穿过甘肃和新疆两个省区。我一直很喜欢漫漫的火车之旅，以及广袤而空旷的沿途景象。

我坐的是硬卧，在中国的列车上，我觉得那是最好玩的一个等级。硬座是一场噩梦，因为挤满了农民和农民工；软卧太靠近另一个极端，需要跟领导干部、大腹便便的商人和外国旅游者为伍。硬卧车厢说不上不好——每人一个铺位——票价也比较便宜，一般的普通旅客都可以承受。尤其在火车上，跟老百姓说话很容易，大家闲聊着，喝喝茶，吃吃方便面。

第一天，来自河北省的一个年轻人坐在我的对面铺位，观看着甘肃的群山往后掠过。他今年二十五岁，在新疆工作了两年，但他并不喜欢那儿。新疆太极端了，他这样说，夏天太热，冬天太冷。他刚休完了四个月的假期，对于坐四十八小时的长途列车，而且还心知肚明，完了又得在新疆那个地方开始上班，真不是件快乐的事情。他的工作是在一家石油公司从事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两三个工人丧命，”他说道，“尤其是在沙漠地区的道路上很容易出事。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丧命。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告诉他，我的妹妹在靠近吐鲁番的地方寻找石油。他耸了耸肩，似乎在说：那可够她受的了。车窗外面掠过了一连串低矮的小山，随着火车滚滚向西，土地变得越来越干燥。

他头脑聪明，跟我在中国经常进行的闲聊不同，跟他的交谈一点都不机械刻板。他的眼神里透着某种深邃的东西——他的眼皮很厚，但我看得出来，他对周围事物的观察非常仔细。他察觉了我正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他没有问我在写什么东西，也许他早已猜到了我在记录些什么吧。一般情况下，我会说我在写日记。有时候，我只是这样告诉他们：“我在练习用外语写作。”那足够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如果你学会了某一种外语，很显然需要拿很多时间来练习写作。似乎从没有人意识到，实际上我是在写他们，写我周围所有的一切。不过，这个河北人看着我的钢笔在纸面上上下翻飞的时候，我认为他知道自己正被我记录在案。然而，他还是随心交谈着。我们略略谈到了政治，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我问他是不是中共党员。

“不是，”他说道，“我不想入党。”

“为什么？”

“太麻烦了。我的朋友们——大多是年轻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不感兴趣。这跟你们美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党派。”

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好像令他很感兴趣。“中国人都很喜欢美国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可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存在人权问题。实际上，老百姓才懒得去关心那么多呢。老百姓只关心吃饭穿衣。你看。”

他指了指窗外——铁路边上，是一个肮脏的小村子，还有一个垃圾堆，一个身着蓝布衣服的农民手里牵了一头瘦骨嶙峋的犟驴。又是老百姓。

“你觉得那样的人会关心民主吗？”他问道，“他们首先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然后才能够考虑别的问题。那正是中国和美国的症结所在——这两个国家根本没法相比。”

我们撇开了政治话题。他说起了婚姻，说他在三年后才会娶老婆。在我认识的中国青年人身上，通常会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在爱情、政治和其他任何事情上，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眼前这个年轻人说了说他的理由——三年之后他就二十八岁了，既不算大也不算小，而且那时候他将有足够的钱用来结婚。结婚要花很多钱，他说道，在新疆他是不想这么干的。三年后，他希望回到河北生活，或许到东海之滨德国人曾经的租借地青岛过日子。他满怀喜悦地说起了青岛，说起了那儿漂亮的红色屋顶、清洁的街道、友善的市民，以及静谧的大海。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火车隆隆向西，开进了沙漠地区。

那真是漫长而空洞的一天——车窗外，无物可看；车厢内，无事可干。我坐在那里，跟几个人闲谈了几个小时，然后爬到了自己的铺位上。我们的列车驶过了甘肃的省会城市兰州，满布污物的黄河水覆盖着茫茫白雾，显得闷闷不乐，我也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样——我们已经身处一片明亮的大地之上，周围满是绿色的草地、黄色的油菜花，以及向远方地平线延绵过去的沙丘形小山。

一个肥料商人十分现实，向我问起了钱的问题。美国一辆新车多少钱？旧车呢？办执照要多少钱？税是多少？保险呢？他用一个笔记本把我的回答记了下来——全都是些估计形成的数字——我则乐于看见，列车上还有别的人也在记东西。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到底种植什么东西，还需要化肥呢？

“小麦和玉米，”他回答道，“当然，还有葡萄，以及其他一些果树。而且，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地方，还有水稻呢。不过，我们生产的化肥主要销往内地。”他又回到了金钱的问题：美国一套房子多少钱？失业救济金有多少？政府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保险？

问完这些问题，我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两眼望着窗外。我觉得，我有必要继续闲聊下去，但关于化肥的问题太多了。我问他，他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

“我出生在新疆，”他回答道。

“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

“我的父母是在解放后的50年代来新疆的。他们来这儿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这有点像美国。”

我们俩都凝视着车窗外的场景：绿色的田野上，一个牧民正在放牧；一个人穿着蓝布衣服，骑着一辆自行车，行进在一条土路上；一排土坯房的四周围着黄色土墙；向南、向西是一座座嶙峋的白色山峰；宽大而空旷的地平线……这样的场景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一连数公里，没有看见一棵树。

“西去吧，年轻人！”也许是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课上学过的这个句子，这位肥料商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在火车上的第二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经过了嘉峪关，也就是长城的最西端。我没能亲眼看见那道防御工事，但次日一早，我们很明显已经越过了那道城墙。没有村庄，没有城墙，只有岩石和尘土，以及低矮而崎岖的小山，在沙漠骄阳的照耀下，它们投下的影子十分清晰。

我们来到了中国的边上——或者说，只是象征意义上的边上，因为还可以往西走上一千多公里，仍然超不出中国的疆界。不过，这里已经是汉人生活的边界了。我们现在已经隐隐约约来到了丝绸之路。中国人把这个地区叫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是这里的居民。

“新疆”意即“新的疆界”，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在中国的手里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直到1949年，共产党终于坚定有力地控制了这一地区。但这块地盘管起来十分头疼——它毗邻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等，占到了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富藏石油和矿产资源，大多数居民——也就是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说突厥语，跟汉人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有因素加在一起，使新疆的形势十分复杂。就在那一年的2月份，在靠近北边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骚乱事件。对他们来说，最迫切的事情是把汉人赶走——四十多年前，这一地区的汉人只占四分之一，可现在呢，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接近百分之五十。汉人来此有很多事情可做——在部队当军人、在政府当干部，或者经商卖化肥——他们就像我这样，坐着火车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在我那节车厢里，一个维吾尔人也没有，而其中有许多汉人是到西部来找工作的。

这种紧张情绪是火车上的人不愿意谈论的——我好几次问起了春天那件事情，但每个人都支吾着不肯回答。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告诉我，她搞不懂那样的事情，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作为老百姓，那是最大的好处——他们可以对什么事情都不负责任。在任何一个国家，普通公民都把自己称作“平民”，这是共通的，但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你碰到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描述自己，没有谁会说发生的那些事情跟自己有任何关系。

把自己定位为老百姓之后，那位妇女开始向我问起了关于大山的问题。大山是个加拿大人，他的汉语非常流利，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无疑成了中国最有名气的外国人。人们把他叫做“中国通”——就是“很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每当我时来运转，说话流利的日子里，也有人说我是“中国通”，不过我知道，那多少有些奉承的味道。要成为中国通，我要走的路还很长。根据我从大山身上看到的情形，这样的目标对我也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也许他是个好人，但在他的相声表演和戏剧表演上，不过比经过驯服的猴子要好一点点罢了。

走到哪里，人们都会问我关于大山的问题，他的名气只能说明老外在使用中文方面是多么的糟糕。这无异于众多美国人热衷于某个中国人，仅仅因为这个中国人的英语非常地道。

“你认识大山吗？”那位妇女问道，“你说我们的中文说得很好，但你没有大山说得好。”

“对，他比我说得好多了。”正因为这样，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非常讨厌大山：你的中文说得越好，你越跟老百姓聊天，你就越听得到大山这个名字，说他比你好多了。

“你认识他吗？”那位妇女问道。这是第二个共同的假设——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应该认识，并通过一种错综复杂的全国系统如“共济会”相互保持着联系。

“不认识，”我回答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得很好——他很搞笑。”

“对，我看过。他确实不错。”

“大山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都说得好，”那位妇女又说道。

“对，很多人都跟我这样说过。”

“他还会唱中国民歌。他是你们美国人吗？”

“不是，他是加拿大人。”

“你们美国人对大山有什么看法？”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看不见大山。我们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大山是谁。”

“那他只上加拿大的电视吗？”

“他也没上加拿大的电视。他只上了中国的电视。”

对那位妇女来说，跟我碰到过的很多中国人一样，那样的回答令他们非常失望。对一个国家来说，产生了像大山这样天资聪颖的人，却让另外一个国家垄断了他的天资，真是个悲剧。但我对那位妇女解释道，这实际上在加拿大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就像“北美职业冰球大联盟”的特许经营权那样，所有的天才都会很快一走了之。她想了想，继续谈起了大山。

“他娶了个中国太太，”她问道，“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我回答道。关于大山的各种推测，我都听到过。偶尔有人会说，他的祖母是中国人，但因为他的金发碧眼，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他的中文老师也跟着出了名，人们有时候会建议，我也应该搬到东部沿海地区，找一份这样的差事，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学士名流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我学习汉语已经开了个好头，他们会这么说，呆在四川这样的地方浪费时间，真是可耻，因为当地人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

“你知道大山的工资是多少吗？”我问道。我想跟她说说别的事情，而钱这个东西是最有指望的话题。

“他每个月拿好几千呢，”那位妇女很确切地回答道，“他拿的工资很高。你拿多少？”

“一千块。”

“没有大山多。”

“对，”我说道，“没有大山多。”

“不过也够了，”她说道，“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一千块也就差不多了。”

“对。我拿的工资比很多涪陵人要多得多。你听说过涪陵吗？涪陵在四川。”

她使劲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

“你肯定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道，“很出名啊。你看过电视上的广告吗？”接着我还唱起了那句广告词：

乌江牌，

涪陵榨菜！

这个句子用汉语说出来，比英文要好听得多，那位妇女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对涪陵榨菜都非常熟悉，那也成了我告诉别人来自何方的最有效的方法。我和那位妇女又交谈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得体的外交辞令，说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便回到了她的座位上。

我们进入吐鲁番-哈密盆地之后，火车上变得越发闷热起来，铁路两旁的土地被太阳晒得裂开了大口子。远处的一座座山丘渐次低矮，地平线随之也越来越低，直至大地看上去完全平坦，澄明的天空好似一个蓝色的穹顶，稳稳地倒扣在黑色的地球之上。

在绿洲城市哈密，我们停留了一个小时，车站的标识语既有阿拉伯文也有中文。一路走来，我第一次看见了维吾尔人，他们在站台上卖着葡萄和西瓜。维吾尔人长着高鼻子，脸被太阳晒得发黑，如果换作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甚或是意大利，这样的特征倒是恰如其分。几个世纪前，很多维吾尔人还干着沙漠行商或者游商小贩的行当，以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为生。即便到了今天，这种灵感还会驱使他们在中国各地穿梭不停地寻找商机。维吾尔人一般在大城市充当黑市外汇兑换商，也有人以卖葡萄干和水果糕饼为生。即便是在涪陵，也常常可以看见一对夫妻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支起小摊，出售水果糕饼和葡萄干。他们带着大箩小筐，顺长江而下，往东漂流，每到一个大城市就待上几个星期，然后继续前行。在我见过的中国小商小贩中，维吾尔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离家在外两千英里，随身仅带着一筐葡萄干和一大盘水果糕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在哈密火车站，我和那位安全管理员站在一起，看着几个水果商贩。我问他，汉人和维吾尔人的关系怎么样。

“有问题，”他回答道，“有时候的关系很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帮助他们发展教育、农业和经济，但问题仍然存在。这是历史原因，不是政策原因。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麻烦——你们美国，跟黑人之间也有这样的问题吧。”

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告诉他，我认为新疆的问题不关美国人什么事。不过，我告诉他，如果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的话，涪陵和重庆的报纸上根本没有谈论过发生在春季的暴力事件，这显得非常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的人都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什么事情？”

“炸弹爆炸，”他耸耸肩说道，“很像以色列吧。”

“你们公司雇用维吾尔人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如果教育水平不高的话，很不安全。如果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可以雇用他们。”

“你会说维吾尔语吗？”

“不会。也用不着。上班、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说汉语。”

“你总会说几个单词吧？”

“知道一点点儿。比如，‘你好！’‘谢谢’……”

他停下来使劲想了想。他已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生活了两年时间。“忘了，”他只好这么说道，“哦，还有‘再见’。”

他把那个词说了一遍，但说得很小声，完全淹没在了横扫车站的沙漠热风之中。

每过一两个小时，就会出现一个绿洲小城。这样的小城会突然出现在铁路的两旁，然后很快消失在岩石、尘土和沙漠之中。这样的绿洲可没有什么浪漫之处：没有棕榈树、也没有耀眼的水池；只有混凝土、沙尘和玻璃。绿洲和沙漠仿佛互换了位置。火车驶出小镇的时候，我会长舒一口气，因为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地方曾经对游客来说有那么巨大的吸引力。这里的土地非常贫瘠，可也魅力十足。但这些小城却魅力全无。

要是那样的旅途能够再持续数日，就这样经过一片片沙漠绿洲，观看着铁轨两旁撼人的空寂，我也会感到非常高兴。火车很舒适，车上的人们非常友善；我是那节车厢里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总会送给我一些食品和饮料——番茄、黄瓜、冰激凌、干鱼片、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脚步，跟我聊一聊物价和中美关系这样的话题。可聊到最后，我跟他们所有的闲聊似乎都被吞没进了广袤的不毛之地。大家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两眼直瞪瞪地看着窗外。

南面出现了火焰山，无数道猩红嶙峋的山脊依次耸立着。紧接着，天山也出现了。高高的山峰上闪耀着皑皑白雪。天黑了，东方的天空上升起了一轮满月。火车隆隆向西行进着。我们的火车好像永远也到不了乌鲁木齐，可我根本不在乎。

新疆的公路上设有检查站，带着机关枪的警察需要检查所有经过的车辆。中国的警察很少有机会像那样操控武器，新疆这儿的警察对于履行这样的职责显得非常得意，不住地捣鼓着弹匣和枪把。他们不会把枪带简简单单地挂在身上——有了那样的武器就应该时时握在手里，并且要瞄准什么东西才行。这就像把一支自动步枪交到了一个小孩子的手里。我从乌鲁木齐坐了一辆公共汽车去吐鲁番，检查站的警察在查验我们身份证明的过程中，用机枪的枪管直截了当地指使着每一位乘客。

大城市存在的紧张关系触手可及，跟维吾尔人聊不了多久就会听到他们开口抱怨。他们抱怨汉人数量太多，抱怨政府把好工作都给了汉人，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就算是维吾尔人也只能生两个孩子，并且还仅限于农村地区。春季的问题远远没有烟消云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来看，他们宗教观念淡薄，对于非汉人的观点嗤之以鼻。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身上，一大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我毁灭，紧随其后又亟不可待地对外开放，何谓中国人的确切意识依然存在着。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顺利地熬过现代化进程。不过，这样的观念也极其狭隘，汉人仿佛根本不可能来到新疆这样的地方，学习别人的语言，并跟当地人交朋友。在他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汉人很明显对于开疆拓土没有多大的兴趣。时至今日，这样的性格特点极大地限制着他们，哪怕就在自己的疆界之内。在他们看来，做一个中国人是一件极尽满足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觉得。

当汉人来到西部地区，如新疆和西藏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人应该变得跟内地一样，尤其应该实现现代化，哪怕是以牺牲他们的文化为代价。我一直很难理解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美丽的地方过快地经历了现代化。我因此觉得，中国这些相对没被人动过的角落应该保持原封不动。不过，我没有经历过贫穷，这导致我跟大家对新疆这样的地方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所有事情都是另一番景象。在秋季学期的写作课上，当我们学习到美国中西部这一章节的时候，我已经领教了他们看待事物的观点。我们先是讨论了西进运动，我随即给学生呈示了19世纪晚期的两难境地：印第安人被白人蚕食挤占，印第安文化也岌岌可危。我让学生们想象一下，假如他们是美国公民，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来。所有学生的回应跟下面这两个学生如出一辙：

印第安人应该像其他人一样，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哪怕他们贫穷野蛮，但我们可以帮他们建立保留地，提高他们的文明程度，教给他们先进的知识和经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这样子，我们可以让他们富裕起来，适应现代化生活。最终，印第安人才会和我们友好相处，共同前进。

世界在发展变化。我们应该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了平原生活，时常迁徙，居无定所，但在我们的现代生活看来，这非常不实用……我们的国家要强大，就一定要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化生活，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对于进步和现代化的看法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就算我给学生讲过一些东西，那也应该是我对于印第安平原生活的理想看法，可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感兴趣。不过，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大都是上一代才脱离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我觉得是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苦难和无知。

身处这样的紧张关系中，我的身份显得十分尴尬。维吾尔人不喜欢说汉语，在旅游区，有人说的英语和日语比汉语还要流利。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表现出一定的不信任，可如果你说的是英语，反而会好一些。但这对我来说很难——整个暑假，我一直在享受熟练应用汉语带来的便利。可突然之间，就因为我用了这种语言，让我变成了一个外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人。

除了语言，还有大量的新的文化上的规则，使我跟维吾尔人的交流变得非常复杂。他们跟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大不相同——维吾尔人感情外露，易怒；我发现，跟他们讨价还价十分不爽，因为这个过程有时候竟会因为发火或者不信任而招致他人嘲弄。我怀念起汉人身上的可预见性，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做出怎样的反应。在我们之间近乎陈词滥调的闲谈——我的薪水、美中关系、大山——里面，有一种令我欣慰的东西。到了新疆，我发现自己大受汉人开的餐馆和商店的吸引。我尤其喜欢跟四川人聊天，他们曾经成群结队地迁徙到了这里。在路上奔忙了一个暑假，再次听到他们那含混不清的语音语调真是太好了——比维吾尔人讲突厥语时的颤音听起来舒服多了。我意识到，我也已经带有了汉人与生俱来的某些狭隘心理：我对做一个汉人也感到非常满足，即便到了新疆。

不过，如果我不开口说话，情况会完全不同。我身上有意大利血统，看起来跟维吾尔人差别不大，我可以走在大街上完全不招人注意。偶尔，有人会把我当成本地人——汉人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维吾尔人，而维吾尔人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哈萨克人。在涪陵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在意自己的长相，因为每一天跟我打交道的当地人看上去跟我都大不相同。到了沙漠小城之后，我看见其他人的鼻子、头发和眼睛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了种族的重要性，它不仅把人群进行了划分，还让你觉得你跟与你相似的人有一种联系。整整一年，我没有感受到这样的联系，来到新疆之后，哪怕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也毕竟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联系。

我的假期在一点一点地流逝着，可我并不急于离开这里。我喜欢旅途中的不紧不慢和自由洒脱，我还喜欢我在新疆这里模棱两可的身份属性。我在这里不但没有工作，连种族都成了问题。这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连这里的时间都有些不太确切。全中国采用一个时区，也就是说，新疆的太阳要在八九点钟才会升起，晚上十点之后才会下山。大多数人采用了更富实效的作息制度，这样的作息制度以并不存在的地方时区为基准，比北京的标准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但政府部门和国有交通运输系统仍然采用了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正是一个绝好的象征，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分了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各自的作息相差了整整两个小时。

在新疆，我最喜欢的是那里的粗犷风景。我在天山山脉三千多米高的地方露营了整整三天，一天后，我又来到了吐鲁番，这里的沙漠盆地位于海平面一百五十多米以下，而它的城北就是火焰山。吐鲁番实在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这里的温度。我待在那里的每一天，气温都达到了四十二摄氏度，也就是一百零七华氏度，而天气预报都做了如实的报告。中午时分，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大家待在屋子里休息，以躲避最厉害的日照。

哈密差不多一样炎热，可我的妹妹安吉拉还要在那里寻找石油。跟她一起来的，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另外一个地质学家，雇用他们的是一家中国国营的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在哈密城外几乎又建起了一座城市。严格说来，这就是一座城市——规划整齐的街道上，依次排开的有学校、医院、商场、住宅楼，但仅仅四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沙地。在这里工作的有五万多人，全都是汉人，是从甘肃省迁移到这里来的。我去那里市场的时候，人们把我当成了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没怎么见过当地人。这些汉人很少离开这一片区域，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全都来自沙漠上用石油建成的绿洲城市。

不过，这座城市算得上是海市蜃楼。在了解这一地区地质结构的安吉拉和她的同事看来，哈密的石油并不丰富。这一切都是个谜——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的沙漠中建立起一座城市？这么多人被迁移到这一片不毛之地是为了什么？他们在找寻什么？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跟长城一样，金钱和工作全都被埋进了沙土里？让他们来到这样的边疆地区、却又不大融入当地生活的那些汉人到底怎么了——谁鼓动他们修建了这些城墙、堡垒和城市；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国境内如此偏远的地方修建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原因不允许他们跟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本地人有实质性的交流？

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解析这些谜题了。我在哈密只短短地停留了三天时间——我住在安吉拉下榻的宾馆，跟我住一起的还有我在吐鲁番碰到的另一个志愿队员亚当·维斯。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维斯和我坐上一列返回成都的火车，离开了这座沙漠之城。

到成都的火车开了五十个小时，从我跟维斯一起买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哈密站，他们不卖给我们卧铺车票，他们只是说我们可以上车之后再去想办法把硬座票升级成卧铺票。

学校即将开学，火车上挤满了返回四川上学的大学生。卧铺票早就没有了，硬座车厢里也没有空座位了。过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就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东倒西歪地靠在一起。车厢的连接处也挤满了人，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人还坐到了洗脸槽上。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拥挤的火车。

没有座位的五十个小时，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第一晚，我和维斯在过道上坚持了一夜。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但根本睡不着觉，随时有人走动，随时有人磕碰到我们。那一节车厢的列车员对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很烦，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她在第一晚就把车厢地板用拖把清扫了三次。为了腾地方，她的脏拖把拖到我们脚下的时候，大家都得站起来，把行李包举过自己的头顶。她在八点、十点和十二点各拖了一次地。每个人都在抱怨，但谁也没有反抗。在中国，若你花钱请来为你服务的人有了坏脾气，你只能忍受，就像你只能忍受以大欺小和其他种种烦心事一样。或者，你可以离开，我和维斯最后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换了一节车厢，那里的服务员看上去要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火车在沙漠中缓慢向东行驶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只能站在过道上。

这样的旅途难以激发我们往好处想。我和维斯议论了我们那一批的其他志愿队员，以及他们各自都做了哪些令我们讨厌的事情。我们还谈论了刚来的新志愿队员，他们这一年的日子会如何如何地难过。我们抱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见过的各色外国人等。我们观察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然后一一评论着他们各自的瑕疵。我们讨论了一回到美国就要做的事情和要吃的东西。我们回顾了“声名远扬B.I.G.”新专辑里面最容易冒犯人的几句歌词。我们还谈到，如果“声名远扬B.I.G.”坐在这样的火车上会做些什么，他的反应跟斯努普·道奇·道格有怎样的差异。我们认为，他们两个都不会喜欢这样的火车旅行。每一个小时，我至少看了十次手表。

我很少看窗外的风景，也没有办法阅读。有时候，我会听随身听，但我没带太多的磁带。我感觉太累，也不想说中文。然而，在下午的时候，我还是跟几个回成都上大学的学生聊了好一阵子。不过，那次闲聊是我精心算计的。我琢磨过，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俩的老师身份，有可能出于尊敬而给我们让个座。果不其然，经过三十分钟的闲聊之后，他们终于善心大发，把座位给我们腾出了一点点空间。第二个晚上，我和维斯轮流使用那个座位，一个坐着，另一个就站着。不过，这个座位一点都不舒服，我们俩一次睡着的时间最长还不到十分钟。

当我站着的时候，时间过得尤其慢。为了打发夜晚的时光，我做起了我在中国遇到麻烦时常做的事情。我开始回忆起我曾经到过的地方，尽量想着我最喜爱某个地方的什么东西——可能是旅馆舒适，可能是餐馆不错，也可能是有一条河流在碧绿的峡谷之中蜿蜒流过。我想了想，世界上有哪个地方跟我在中国乘坐的这一趟列车形成两个极端，最后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瑞士。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回忆起我在那儿曾经做过的几次长途野游。于是，在我的头脑里，我把那些路程又走了一遍。我想起了瑞士瓦莱山脉的某一段，我曾经从瓦尔德安妮维斯艰难跋涉来到这里。因为夜色降临，我又想起了我在高高的圣鲁克山上露宿的情景来。因为不停地爬山，我的衣服浸透了汗水，我得很快支起帐篷，因为天越来越凉，然后我就睡着了。

次日一早，我爬上了贝拉托拉山。当时正是初夏时节，山上还覆盖着冰雪。冰层上有一道道沙砾，这是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砾，焚风把它们吹过地中海，落到了这里的冰雪之上。攀登过贝拉托拉山之后，我继续翻过梅德帕斯山口，进入了图尔特曼陀，这是我顺着瓦莱山脉南部往东穿越的过程中到达的第一个居民说德语的峡谷。图尔特曼陀是一个陡峭而空荡的大峡谷，在它的南端覆盖着蓝色的冰层。在通往下一个山口的半山坡上，我把帐篷支在了一片草地上。我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检查了帐篷和睡袋之后，我就睡着了。我总在睡觉。

火车时而向东，时而向南。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体内仿佛有东西散了架。我太累了，不想在头脑里行走，哪怕就在密苏里州我的家门口做一次短暂的散步也没有心思了。进入四川境内之后，有旅客开始陆陆续续地下了车。还有最后五个小时车程的时候，我和维斯终于坐上了座位。可这座位来得太晚，对我们已经没有丝毫益处了。我们坐在那里，直视前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成都。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在火车上已经站了两天。我的暑假结束了。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继续服役的日子里，再也没有坐过火车。

神　甫

天主教堂位于涪陵老城区，在教堂的院墙上有四行标语，每行四个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化”指的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涪陵的这座天主教堂由法国传教士修建于1861年，很难看出它跟“四化”存在着什么关系。“服务大众”的是李海柔神甫，他已经八十六岁高龄，是“四化”年龄的四倍还多。

李神甫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那头发花白的头上常常戴一顶黑色的无檐软圆帽。他的高鼻子很显眼——这个身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甫长了一只意大利人才有的高鼻子。他的眼珠是黑色的，有时候会充满感情地倏然一闪，但他那低沉而沙哑的嗓音丝毫不带感情。有时候，参观者会说起他光洁的牙齿，李神甫回答说那是“现代化”的产物，花了他两百元钱，让他喝了两个月的稀饭。他很爱笑。他拄着一根龙头拐杖。他的肾不时发痛，膝盖也是，每当这些疼痛发作的时候，他就用拉丁语做弥撒，因为这样更快一些。如果疼得实在有些恼火的话，他就不做弥撒，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他的身体还算强壮，尽管步子很慢，但他走路的样子明显地透出一种威严。中国的老年人大都有这样的威严，因为他们生活在老年人应该受到绝对尊重的文化氛围里。像李神甫一样，很多老年人还表现出另一种自豪感，这样的自豪感不仅跟年龄相关，而且跟他们经历过的艰辛岁月有关。那些艰辛岁月就隐藏在他们倏然一闪的眼神后面。

整整半个多世纪以来，李神甫一直在涪陵做神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五十年的神甫都算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就是一辈子。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9世纪早期跟随法国传教士皈依了天主教。李氏家族住在离重庆不远的大足，李海柔排行老二，他父亲是一个小店主。李海柔十一岁的时候被送到了法国人在重庆开办的一家教会学校，后转到成都学习，然后当上了神甫。他学习过法语和拉丁语。跟其他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一样，他也梦想着能够到罗马进行学习。其他人都去了意大利，但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也就是他二十九岁那年——当上了神甫。三年之后，他被委派到了涪陵——一个贫穷省份里面更加偏僻、落后、遥远、闭塞的地方。如果换个年代，这个职位也许会非常清静平和。但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什么职位都不可能清静平和，先是抗日战争，随后又打起了内战，直到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一系列的斗争几乎涉及重庆地区的每一个人。李海柔的哥哥死于战乱年代，他的弟弟在解放战争中站错了队，只好逃去新加坡，结了婚当了老师。但李海柔留在了涪陵，为三千余教民提供服务。跟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两个法国神甫，他们本来是要等着革命的涟漪顺着长江河谷慢慢地蔓延开去。后来，法国人走了，革命的涟漪则涌上河岸，李海柔没盼头了。

“在50年代，”他说道，“一开始的麻烦是他们认为天主教就是教外语。后来，在‘文革’期间，更多的麻烦事来了，因为他们要破除封建迷信——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他们是不让教外语，所以在解放后，我就被派到了乡下。那是1953年的事情。我被派到了涪陵的北边，离涪陵有一百一十几公里远。那儿的条件很艰苦。吃的东西总是不够，很多人都饿死了。那个时候吃的是‘大公饭’，只有一口锅，一个人放点胡萝卜进去，一个人放点大米进去，另一个人再放点其他蔬菜进去。但还是不够大家吃。跟大跃进一样，那也是很大的错误。全都是毛主席的想法。他不像邓小平那样懂经济。毛主席喜欢的就是革命，他喜欢搞斗争。人们都给搞穷了。而你越穷，就越容易让人控制。”

李神甫此时坐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教堂边上的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跟中国许许多多的起居室一样，这个房间的装饰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一个空空如也的玻璃鱼缸、一只塑料唐老鸭、一小尊圣母马利亚塑像、一小幅圣诞老人画像、一只用普通话报时的石英钟。可最奇异的装饰还是挂在李神甫对面墙壁上的一大幅照片，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在这张黑白画像上，两个人端着茶杯，脸上带着微笑。他们两个人的椅子斜着摆放，那样的场景很像四川的茶馆。这幅照片摄于毛泽东的晚年，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在他身旁这位老人的政策中吃够了苦头。毫无疑问的是，相机没能拍下他们两人这次会面所怀有的一些感情。同样，在李神甫对过去的轻描淡写中，他内心的感情也没有流露出来。不过，在他抬头瞥见那幅照片的时候，他的眼神为之一闪，然后他摇了摇头，继续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我在乡下没有法衣，没有《圣经》，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串念珠，于是我每天用念珠做三次祈祷。我是1955年回到涪陵的，但我没有回教堂，因为教堂已经关闭了。我做不成神甫，于是被派到码头上去劳动。我的工作是扫地——拖地、扫地，把码头清扫干净。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四元。你知道，那点钱根本不够。”

“我常常给自己做弥撒。不让我们有教堂，但我可以给自己做弥撒。不过，等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连给自己做弥撒都不行了。红卫兵把教堂改成了袜子厂，他们还常常监视我。我没有坐牢，但常常有人看管着我，红卫兵经常让我干很多事情。他们总是让我戴着高帽子，然后批斗我。他们还让我下跪，腰要弯成这样——”他把头弯下去，然后笑了笑。当他回忆着“文革”中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总会这样轻声地笑一笑。“他们把我弄去游街，还给我戴了个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忠实走狗！’。他们让我戴着这样的牌子，前后各有一个，都写了字。”

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他面前的一张小桌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十个字。这是中国人跟外国人交谈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因为有很多同音字，我们的谈话总是要时不时地暂停下来，以便说话的人把某个词语写下来，让外国人能够明辨意思。他们要么在空中比划着、要么写在自己的掌心上，或者用茶水写在桌上。看着中国人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种语言是多么独特，每个字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它们不仅有读音、有笔画，还能代表或触动很多有形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字更加有形，竟然可以在公开场合戴着它游街示众。不过，李神甫没说这些，他只是在小桌子上写下了那十个字。随后，热腾腾的茶水蒸发到了空气中，那些文字消失不见了。

“那三年尤其糟糕，”他说道，“其中有三个月更是糟糕透顶。在这三个月，每天都有四个红卫兵整天看守着我，他们每天都要带我出去游街示众五次。”

访客问他，那是哪一年的事情，李神甫停下话头，望着空中，轻轻地嘟囔着什么。但他没能想出具体的时间来，他只好摇了摇头。“我记不确切了，”他说道，“但那段时间最糟糕。每次斗我的时候，那些红卫兵都会用东西扔我——有水果，也有其他的硬东西。那都是些学生——还都是些孩子。他们觉得这很好玩。”

这一次，他没有笑。他的眼神里仿佛有一种硬实的东西，只见他抬起头指了指照片中的毛泽东。“那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是他的错。邓小平上台之后，事情才变了样，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真是糟糕得很。我倒没怎么受伤——那算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我没有东西吃。每天，他们只给我两碗稀饭。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神甫都死了。大多是因病而死的，我们没有吃的，整天都不能休息。在重庆，很多神甫都死了。”

他又停下话头，数起数来。这一次，他很快就数清了。他想起了老朋友们，想起了一起念过书、做过祈祷、受过苦的人们。因为这个，他的记忆清晰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停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也许，在他的记忆里，他看见了他们的面容，他们死去的样子，和他几乎死去的样子。当他回忆着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神好像很遥远。过了一阵，他终于说道。

“六个，”他说，“重庆死了六个神甫。”

李神甫并不愤世嫉俗，那也许是他长命的原因吧。对于正在执政的共产党，他没有任何怨言。当他嘴里说着现在的政策是如何好的时候，那仿佛是他的肺腑之言。实际上，现在的各方面肯定比原来好多了。教堂得到了合理的修缮，政府给予了免税政策，每个月还给李神甫两百元钱的生活补助。他又可以做弥撒了，他的教友们也可以无忧无虑地参加他的弥撒了。周末的弥撒用拉丁语，星期天的则换成了当地方言。

星期天一般有五十个信徒，大多是妇女，全是老人。很少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教堂不办婚礼，也不做洗礼——只做葬礼。

当然，规矩还是有的。在中国，官方也不许跟罗马天主教会有任何联系——这一纷争的焦点使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了五个世纪，看来要得到解决远非易事。

“我们可以以私人的身份承认教皇，”李神甫解释道，“在我们的脑子里，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都可以承认他。如果我们不承认他，我们还叫什么天主教徒呢？我们每天都要为他祈祷。但我们跟罗马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他们不给我们提供经费。我们跟他们没有政治关系，教皇也不能来中国。他想来，但是来不了，因为他承认的是台湾。如果他承认大陆，他就可以来了。不过，还是有中国神甫到罗马去拜见他。今年，教皇去了古巴，离他上次去古巴又有好多年了。那次访问很成功。也许在将来，他也可以来中国看看。”

这些都是远虑，李神甫好像更关心他在涪陵遇到的各种近忧。他很担心他那些日渐衰老的教友们，他担心四川的传教士数量奇缺，目前有一百二十间教堂，但只有七十位神甫。他还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教友大都很穷，给不了多少经济支持。自从他远在新加坡的弟弟五年前去世之后，外国援助也日渐减少了。

不过，他也不算太担心，因为跟他曾经见过的苦日子相比，这些只能算是小问题。他见过抗日战争，也见过内战，还有解放战争。从他个人来说，他经历过反对教外语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他也见过法国人修建的教堂被改造成了织袜厂。他见过挂在自己肩头上那些丑陋不堪的文字。他见过教堂在1981年重新开张。那年的第一个星期天，不到二十个人诚惶诚恐地前来听他做弥撒。现在，涪陵及其周边地区的天主教徒已经多达一千多人，虽然每次弥撒的参加者很少超过五十人。对李神甫这样的老神甫来说，一生能够看见这么多东西，已经非常满足了。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幸运。

不过，在他的办公室里，抬头就能看见毛泽东像，似乎有些奇怪，因为这个人在他的神甫生涯中曾经留下了三十年的空白。在四川，受过“文革”之害的人们如果在自家的墙壁上挂着邓小平的画像，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自己也是那场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很少会挂毛泽东的画像。李神甫这么做，也许有他自己的政治原因——也许他是想宽宽干部们的心吧，就像外面院墙上的“四化”标语一样。在中国，很多官员把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会——看成是祸患无穷的东西。李神甫挂上这么一幅画像，也许意在让他们感到放心吧。

李神甫常常会抬头把这幅画像看上一眼。说到过去的种种烦心事，他会反复地抬头看这幅画像。每看一次，他的眼神就会为之一闪，仿佛画像里有什么东西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回忆。故事讲完的时候，他又抬头看了一眼。他再次用手指了指毛泽东。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他不再说话，仍旧凝视着那幅画像，画像里那两个面带微笑的人物懵然不知“那一切”所包含的东西：破旧的教堂、佩戴红袖箍粗野而残忍的孩子们、失去的岁月、失去的友人。

第八章　中国生活

在涪陵的时候，我总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去做八点钟那一场弥撒。第一年的春季，我一个人去做弥撒。秋季到来的时候，跟我一起去做弥撒的是“美中友好志愿者”给涪陵派来的新志愿队员诺林·菲尼根。她们一起来了两个人——诺林和桑尼·法斯。外国人的人口数量突然翻了一番，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和亚当都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化。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日程颇感舒心，两人的关系也总是十分简单——我们走得很近，但同时我们也能够单独打发时间。在城市和大学里面，我们两人都各自开辟了自己的空间，彼此互不干涉。

在涪陵这样的小地方，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产生已经拥有整座城市的感觉。除了偶尔有朋友前来拜访，我和亚当都没有看到过外国人，而我们跟“美中友好志愿者”也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刚刚抵达的头一个月，两个管理人员前来看望过我们，但那之后就没有人管我们了。涪陵远离“美中友好志愿者”设在成都的总部，管理人员也不喜欢乘坐长江里跑来跑去的那些船只，因为既缓慢又危险。还是在春季的时候，涪陵的两艘轮船在靠近重庆的地方迎头相撞，酿成特大事故，死了十几个人。我在江上也无数次见过废弃的船只，沉没的程度各不相同。我总是小心谨慎地把这样的事件报告给“美中友好志愿者”，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大愿意前来看望我们了。最简单的莫过于没有人看管我们，而多数时间也确实如此。

可我们现在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还对这样的变化感到有些忧心忡忡。不过，到头来形成的影响并不太大。学校的生活稍有差别，但那座城市足够大，吞下四个外国人丝毫没有问题。第一学期的时候，诺林和桑尼的反应跟我和亚当当初的反应非常相似。涪陵城内的种种压力把她们吓得晕头转向，她们俩也很少到远离校园的地方去打发时间。

诺林的父母是从爱尔兰来到纽约市的移民，所以她要去参加星期天的弥撒。当她第一次说到她的爸爸原来是一个爱尔兰土豆种植园主的时候，外办的王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这么说，你的爸爸还是个农民啊！”他说道。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句话。“嗯，”她说道，“在爱尔兰的时候，他是个种植园主。”

“可你说过，他很穷，对吗？”

“啊，对。”

“那他就是个农民嘛！”

“嗯，我猜是吧。”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你的学生也多是农民！”

诺林对于中国的阶级背景知之甚少，她于是问我，遇到有人说他的父母是农民的时候，应该作何反应。可中文里没有“种植园主”这个词语——只要是跟土地打交道的，他们就称为“农民”，字面意思就是“务农的人”，翻译成英语就是“peasant”。从很多方面看，这样的翻译都很不精确，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欧洲的封建时期，但“种植园主”这个词又无法传递“跟土地打交道”这一在中国国情下所具有的负面意义。粗略而言，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从事着跟农业有关的活动，他们和城市居民的分界线在中国非常引人注目。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城市居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农民，他们因此总是成为偏见和屈尊的牺牲品。就连“土”字也可以作为一个贬义词用到人的身上，说他“粗俗”、“没有教养”。

不过，我们的学生多来自偏远的农家，这样的偏见在校园里并不特别明显。在一个班的四十五名学生中，一般只有很少几个人在小镇上长大，而这些城镇甚至比涪陵还要偏僻许多。有钱的学生少之又少，因此也就很难看到俗不可耐的势利眼，以及出身不好的敏感。每当我问我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以什么为生时，他们用英语这么回答道：“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一开始，这样的回答令我非常难堪，因为学生在说到“农民”这个带有封建社会意味的字眼时，态度竟是那样的平淡不惊。又一次，我向一个新生打听他的家庭背景，他回答道：“我爸爸是个农民，我妈妈是清洁工。”

“呃，我不太明白，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清洁工。”

“清洁工？”

“对，清扫大街的清洁工。”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显得不好意思，所有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家庭背景时莫不如此。我告诉诺林，她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她是爱尔兰农民的女儿——在涪陵的所有外国人中间，她的阶级成分最革命。

诺林和我在星期天要去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因为我喜欢观察那位神甫，以及每周都要去教堂的那些老太太们。她们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在这些信众的身上有一种无言的力量，丝毫没有美国那些穿戴得体的教民身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装模作样。她们付出的是自己的虔诚，这样的虔诚无法用金钱衡量，而最虔诚的莫过于李神甫。

看着这位神甫，我就想起了我那位曾经做过本笃会修士的外公。他生长在堪萨斯州，他所在的教区有时候会向具有潜力的学生提供奖学金，送他们到意大利去学习。1929年，我的外公接受资助来到了罗马的圣安舍莫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理想是当一名神甫，也许还想当一名传教士呢。

我曾经读过他在那几年写下的日记，尽管里面充满了思乡情愁，但也描绘了美丽神奇的罗马城、魅力十足的大教堂，以及当时的历史进程。无论身处何处，这一切总会吸引着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正好也置身于历史之中，他的日记里总会提到他在街上看到的民族主义大集会。有好几次，他还看见了游行队伍中的墨索里尼。

1931年春，一群神甫从北京天主教大学返回到了圣安舍莫修道院。1931年3月1日，我的外公在日记里用黑笔工整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今早，我们一群美国人登门拜访了西尔维斯特·黑里神甫，跟他做了一番有关中国的长谈，尤其讨论了北京天主教大学。黑里神甫今早在教堂学院发表了庄重演讲。他似乎对天主教大学的未来很是乐观，已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份工作中去。

那天之后，日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对罗马的描述减少了，对中国的描述增加了。他对中国的迷恋与日俱增，直到“中国”这个词语用上了大写字母，还加上了下划线，俨然成了一个神圣的字眼：

1931年3月18日：今天，北京天主教大学校长弗朗西斯·克劳盖提神甫在回中国的路上抵达此处。他是个爱尔兰人，身材高大魁梧。

1931年3月22日：克劳盖提神甫今早做了一场非正式的“家庭布道”，我们一行十五个人去了他家。当然，可以抽烟，很有意气相投的气氛。听克劳盖提神甫说话真有趣。据他所言，天主教大学现在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多位能力很强的教职人员——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已经向他允诺，会前往中国任教。

1931年3月23日：目前，美国人之间的闲聊全跟中国有关。

1931年3月25日：我一回来就找拉夫和唐纳德谈论了中国问题。克劳盖提神甫今天忙了一天，但还是前来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爱德华和我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交谈。我们兴奋不已。克劳盖提神甫十二点钟走了之后，唐纳德、休和我继续交谈，直至凌晨三点钟。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我要报名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3月26日：中国！由于昨晚的交谈，今早起得很晚。又到唐纳德的房间谈论了大半天的中国。克劳盖提神甫带了几幅他昨晚提到的图片给我们看。从圣安舍莫修道院前往天主教大学的美国人好像不会太多。愿主蒙恩，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员吧。

1931年3月27日：现在，什么事情都跟中国有关。我的呼吸、我的一日三餐、我的睡眠，无不跟中国有关。我觉得，我们“中国小组”的几个成员莫不如此。

就在我的外公即将宣誓成为一名神甫的时候，他的上级通知他，他将会被遣返回阿肯色州。我的外公写了一封长信，说他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需要他前往中国。但他的上级予以了反驳，说上帝有时候就是这样——他有时候会向年轻人发出虚假的召唤，只是为了试炼他对尘世间的上级是否忠心耿耿。有时候你真心诚意地觉得应该到中国去，但实际上你应该去阿肯色州。

就这样，我外公与生命中的转折点失之交臂。他不想回到阿肯色州做神甫，而本笃会又不想让他到中国做一名神甫。于是，他离开教会，回到了美国。他卖起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他的孩子也有了孩子。他退休，玩起了高尔夫，到各地旅游。星期天，他总会去做弥撒。他一直没去过中国。他很少谈起他做修士的这段时间，我也是在读研究生期间，看到他写下的日记之后，才知道他对中国曾经有这么浓厚的兴趣。但那是他去世之后好多年的事情了。他在1987年去世，我那一年十七岁——跟他到罗马当修士的年龄大致相仿。跟他一样，我太年轻，对于时间、对于未来、对于过去将会怎样重现，还没有什么认识。

回到涪陵之后，我继续中文课程的学习，时而由廖老师上课，时而由孔老师上课。我们一般会以闲聊的方式开始，而廖老师总会给我讲讲她头一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绝大多数朋友一样，廖老师很喜欢看电视。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

“昨晚的电视上有个外国人，”她说道，“他会讲中文。”

“是大山吗？”

“不是大山，他的中文没有大山讲得好。他的中文还没有你说得好。”

“不会吧。”

“就是，他的语法比你好一点，但他的发音比你差远了。他的声调也不对。”

“我不信。”

“我是说真的，”她说道，“我觉得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人说得好。如果你的语法再进步一点，就比他好多了。”

“他是哪儿的人？”

“澳大利亚。他长得好丑——皮肤不好看，还留着长头发。难看死了。”

我们就那么坐着，一起在头脑里讨厌着电视上那个声调不对、还留着长头发的外国人。然后，我们开始上课，廖老师特别关心我的语法。

那之后，她会随时向我通报电视上那个人的最新情况。通常情况下，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一个小群体，大山是其中的顶梁柱，而经常露脸的人中文都讲得很好——看得出来，我如果要加入那个联盟，还要等上好些年头。不过，廖老师觉得希望还是有的。再说了，声调说不好的外国人偶尔也能上电视呢。不过，这会招来她毫不留情的批评。一般情况下，她会非常小心地挑出身体上的瑕疵或者毛病，尤其是这个外国人十分肥胖的话。廖老师个子苗条，她不喜欢长得胖乎乎的外国人。

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正式，不过，这样的正式令人感到十分自在——也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师生关系。她对于我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自豪。我开始能够读书看报之后，她会仔细地翻阅《重庆晚报》，然后把可以用于上课的文章剪下来。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时期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讲述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文章（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呢）。偶尔，她还不得不选几篇文章，把美国的极端帝国主义倾向给批评一通。9月底，当法国人抱怨美国对伊朗采取制裁之后，我们的中文辅导课上又加入了大量的故事，谴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不过，即便在这样的课堂上也没有了紧张关系，我们之间的鸦片战争早就结束了，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跟对方打交道。我们两个人都有所改变，不过我可能改得多一些：不管是在她的眼里，还是在我自己的眼里，我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国人。

我喜欢廖老师，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出来，她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在我看来，她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她不愿意外国人对她俯就屈尊，因为她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不过，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她就成功地把这种自尊心传递到了我的身上。除了自尊，她还彬彬有礼，十分尊重传统。跟其他年轻女子不同，她不会穿着暴露的衣服，她也不会把头发染得不中不西。跟孔老师不一样，她不愿意到我的公寓里来为我上课。廖老师是个已婚女子，而我是个独身男人，如果她每星期都来我的房间里呆上六个小时，人们可能会说闲话。我们上课的地点一直都是在我的办公室。

我喜欢上廖老师的课，还因为我只需要简单地问她几个问题，就可以借此了解中国人对任何问题的一般看法。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她身上有着中国人的典型特征，于是我经常利用上课的机会来弄清楚我在别人那里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令我感到纠结的事情。有一阵子，中国人对于希特勒所怀有的痴迷态度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你跟任意一个老百姓谈起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我在西安过暑假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德国学生，她对于中国人在得知她的国籍时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态度颇感困惑。

“噢，你是德国人！”他们会这么说，“希特勒！不错！”

出于好奇，我跟几个中国人谈到了他，很多人的回答大抵相同——他虽然犯了些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为他自己的国家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依然好奇不已。于是我问廖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对希特勒有这么正面的看法。跟往常一样，她的回答帮助极大。她说，多年以来，电影院和电视上不断地播放查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你看过吗？”我问道。

“肯定看过！”

“看过几次？”

她在头脑里数了数。“四次，我想是有的吧，”她说道，“也许还要多一点。”

“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我很喜欢电影中的希特勒讲话的样子，像个疯子，是这样子的——”她把模仿希特勒的卓别林的动作又模仿了一遍，挺起肩膀，仰着下巴，挥舞着拳头。

“哇——哇——哇——哇！”她大声吼叫着，仿佛在用外语发表演讲。可她随即就笑了起来。

“可那不是在取笑希特勒吗？”我说道。

“当然了！”

“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跟我说，希特勒身上有很多优点呢？”

“很多人都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希特勒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个狂人，做过很多恐怖的事情。看见了吗，我们同时具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人们把他当成了一个有趣的人，因此很喜欢他。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滑稽。”

最奇怪之处，也许还因为中国人对希特勒痴迷不已的同时，又对犹太人抱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之情。在中国人看来，犹太人的优点仅次于此——因为他们相当聪明，大家从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西安的时候，跟我一起学习的一个以色列学生，教职员工处处对他关爱有加。大家都对他的聪明程度叹服不已，尽管他并不特别聪明，而且中文学得一塌糊涂。但他是个犹太人啊，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是很有智慧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于是纷纷忽略了他这个特例的现实性。这跟我的蓝眼睛是一回事儿。

这样的想法十分标准，而且完全可以预测。我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就越认识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一点都不像外国人曾经描述的那么复杂难懂。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同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样自然而然的，是这样的情形竟然形成了诸多稀奇古怪的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崇拜和对泰国人妖的痴迷。这件事情也是我在暑假中间才意识到的：你随便挑个中国人问一问他们对泰国的看法，基本上都会说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泰国的人妖很有名。

弄清楚常人持有的这些观念的过程非常有趣，偶尔你还可以让这样的观念为己所用。放暑假的时候，我的妹妹安吉拉和她那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同事托德对于顿顿都要和他们的中文翻译一起吃饭烦闷不已，我于是给他们想了一个话题，说保准会令那个过程其乐无穷。托德是个犹太人，我于是对他说，这是他的王牌，不应该束之高阁。我走了之后，他在一次吃饭的过程中公布了自己的种族背景，因此打破了就餐过程中的沉闷格局。

“你是犹太人？”那位翻译睁大双眼问道。

“对。”

“那你一定非常聪明了！”

那之后，他对托德平添了几分敬重。“美中友好志愿者”第二批人员中，有一个教师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形。当人们发现她原来是个犹太人的时候，所有事情马上来了个大转弯。她的一位中国朋友给她道了歉，因为在知晓她的身份之前，这位朋友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对她足够以礼相待。

还是在暑假期间，我有一次坐在火车上看我的中文课本，这令其他的乘客惊叹不已。身为外国人，不令人叹服都不行——就连我这点可怜巴巴的汉语水平都会让人对我钦佩不已。不过，在那一次的火车旅途上，只有一个妇女饶有兴趣地把我琢磨了一番。

“你是个中国通啊，”她说道，“我看你学习很刻苦呢。”

“哪里哪里，”我回答道，“只有努力学习，我才能把汉语说得更好。”

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很显然，她正在努力地想着什么问题。“你是犹太人吗？”她终于这么问道。

“不是，”我回答道。看了她的表情，我很想跟她说声对不起。但我压制下了这样的冲动，然后跟她交谈了一小会儿。就在她起身回到自己的铺位上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的失望情绪，但我对此无可奈何：我只是个外国人，我不是什么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里，生活中的一切全都变了样。我教上了新的学生——我去年教的高年级学生已经毕业，大多回到乡下当起了老师。我自己的汉语辅导老师也几乎焕然一新，他们现在在我的眼里变成了真真正正的人，我们之间可以无拘无束地无所不谈。涪陵城也没有头一年那么肮脏和吵闹了，人们也友善多了。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也听得明白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的工作。我还上文学课，但现在上起来容易多了，因为我有头一年的上课笔记可以使用。我把多数的空余时间花在了城里面，到处闲逛，找人交谈。

每一周的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个时段，我在城里都有固定的安排。有时候，我会在上午去南门山，坐在街心花园里，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地变得活跃起来。星期二的下午，我会找那位摄影师交谈一番，然后去望州公园。星期一晚上，我会沿着繁忙不已的中山路走上一阵。星期天，我会去教堂，然后坐下来跟李神甫聊天，款待我的总是一杯难以下咽的咖啡。我也并不喜爱可口的咖啡，但出于尊重，我还是喝下了神甫给我备下的咖啡，一如他出于尊重，以为外国人都喜欢咖啡胜过茶水。

跟李神甫聊过之后，我会在老城区闲逛一番，到河边把几位铁匠的劳动过程看上一阵。然后，我会往上走到城中心的一个茶楼，因为在星期天的时候，几个中老年人会把他们的宠物鸟提到那里去，挂在屋檐下。看见我也去了那里，他们总是非常高兴。特别高兴的要数张小龙，他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受了伤，一条腿短了一截，现在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那真是一次难得的受伤，因为他从此被正式列为残疾人，他供职的海陵厂就再也不能解雇他了。海陵厂是一家国营企业，正在进行的改革导致了大量职工下岗，但这不关张小龙的事，因为他的工作绝对稳妥。遇上摩托车交通事故，能有这样的好运就不错了，但张小龙又交了一次好运，他的老婆怀孕了，生了——生下的既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两个儿子。轻微受伤，正式确定为残疾人，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样的事情真是妙不可言。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的美事，这样的美事只有在书里才能读到。

每个星期天，张小龙都会拎着鸟笼子，满怀自豪地、一拐一瘸地来到这家茶楼，坐在阳光下，满脸笑容地喝上一杯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人，也是最幸运的人，我很喜欢跟他交谈——并不是因为跟他交谈会多么有趣，而只是因为他总是那么乐呵呵的。他会提醒我说，我自己在涪陵的生活也一样魅力十足。无论我去哪里，人们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了我是谁，我因此可以循着自己的生活日程，并且保证那些熟面孔乐于看见我的身影。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年轻人会戏谑性地高声喊着“哈——罗——”，但这其中的麻烦比上一年少了很多。再说，多数人的善意早已淹没了这些人带给我的种种骚扰。我在暑假期间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两面性——中国人对外国人可能有些过于苛刻，但他们在急于知道你来自何处时表现出来的耐心、豪爽和好奇又令人难以置信。我感觉到，我把第一年的时间用在了让自己适应他们对外国人的苛刻上，现在则开始享受起其中的种种乐趣。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城市向我展示出了它全新的一面。当然，真正改变的其实是我自己。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何伟，或者用四川话读出来就是霍伟（Ho Wei）。这个名字是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接受培训时取下的，在中国这是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姓名中间的“伟”是“伟大”的意思，平淡得如同美国人取名叫做“约翰”。我的姓氏也很普通，不管我走到四川什么地方，总会遇到很多姓“何”的人。每当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总会说我们是家门儿，一家人。就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叫何伟的人，他在体育系教书。

生活在这里跟生活在其他很多国家大不一样。在那些国家，你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名，或者与之类似的什么名字，这都会跟你原来的身份存在着明白无误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跟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这个叫做霍伟的人跟我的美国身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关联。这中间有着很大的自由度——二十八岁的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针对这个全新的身份，你还可以做一番修补，自己把名字重新取过。我们第一年的服务期快结束的时候，亚当就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原来的名字——梅尔康——听起来有点像个外国人（还有一点像四川人熟悉的某个猪饲料的商标名称）。为了找一个更加地道的中国人的、少一些农业意味的名字，他发动他的学生们给他提出种种新的命名方案，当然要附上完整的解释和说明。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定在了“梅致远”这个名字上。“致远”的意思是“志存高远”，七百多年前以书写思乡类戏曲著称的元代戏曲大家马致远就用了这个名字。实际上，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谙熟这其中的寓意，马致远之后还有作家在诗词歌赋里用到过这两个字。一下子，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朗朗上口的古典隐喻——在中国，外国人就可以如此这般简单地重新定义自己。

我一直没有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不过，我还是轻而易举就感觉到，我的中国自我跟美国自我大相径庭。后来，我慢慢地把自己看成了两个人：霍伟和彼得·海斯勒。我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霍伟才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霍伟成了我的主要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其他外国人，大家只知道我叫霍伟，他们只知道我在中国的这个身份。霍伟跟我的美国人自我大不一样：他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能够从哪怕最无聊的交谈中找到乐趣。简单地说，这个人很好玩；他只需要用当地方言简单地说上几句话，就能给涪陵人带来无尽的乐趣。霍伟还有一点儿笨，那是我最喜欢他这个人的地方。他说话有口音，语法也有些马马虎虎，还总喜欢嘲笑自己犯下的一些简单错误。对于这样笨拙的人，人们总是乐于与之相处。他们发现，跟霍伟很容易说话，尽管他们总是要把一个新词说上两三遍，或者还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出来。霍伟的口袋里总是带着个笔记本，用它来学习新词汇，也用它来记录下交谈中的某些东西。霍伟回到家之后，他把那个笔记本放在了彼得·海斯勒的桌上，后者再把其中的每一个文字输入到电脑中。

我的公寓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于学习汉语，另一张用来进行写作；一张是霍伟的，另一张是彼得·海斯勒的。有时候，这样的关系令我纠结不已——在笨拙的霍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人，他密切地关注着每一件事情，并把这一切都记下来，这似乎有些不妥。但我又想不出更为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分裂，我同时过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尽管这两者占据着大致相当的领地，却又迥然相异。我的公寓很大，我把两张桌子分别放在了不同的房间。霍伟和彼得·海斯勒从来没有碰过面。那个笔记本是他们唯一共享的东西。

一个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那天生了病，我一个人坐在教堂里，尽可能地按照弥撒书里的说明跟上仪式的进程。我一直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地道的中国习俗，它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时代，做弥撒是我最早的阅读经历之一。

仪式结束之后，人们在庭院里转悠着。我因此看出，那天的仪式很有些不一般。我和李神甫坐在他的宿舍里，要了些咖啡和点心，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太用盘子端了上来。咖啡比往日更难以下咽。我谢过那位老太太，很勉强地喝了一口咖啡，立马吃了点曲奇饼，以盖住咖啡的怪味。李神甫和我互问了身体健康之后，他告诉我，刚才的仪式实际上是一场葬礼。

“哦，非常遗憾，”我回答道，“谁的葬礼？”

他说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我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她多大年纪？”我问道。

“八十岁。”

“很长寿啊。”

“对，”神甫说道，“她对我们教堂很好，每个星期天都来。”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当然早就退休了。退休之前在海陵厂上班。”

每个星期都去做弥撒的人并不太多，我于是又问了一些问题，看能不能让自己回想起这个女人来。李神甫很耐心地回答着我的问题。随即，他指了指我的身后，说道：“她就在那边。”

我转过头去，看见那个女人就躺在我身后三米多远的一张桌子上。那个地方灯光昏暗，刚才进门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全身上下覆盖着一张白色布单，只有头部露在外面。那是个小个子的女人，头发花白，双唇紧闭。我想来了，我曾经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在吃一块饼干，看到这里，我把手里的饼干放回了盘子上。

“哦，”我说道，“就是她啊。”

“对，”李神甫说道，“就是她。”

“嗯，”我说道，“我想要到外面看看。”

外面的庭院里阳光明媚，教民们正在长长的白纸条上写着悼词。靠教堂的墙上，放着好几个用白纸和竹条扎成的大花圈。回到阳光下，桌子上那具尸体带给我的震惊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继续观看着人们怎样吊丧。老太太们全都在耐心地等着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入房间向遗体致哀。

那个女人五十多岁的儿子也在场，看见有这么个外国人前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感觉很是激动。我告诉他，他的母亲一直对我非常友善，这更令他感到高兴不已。在葬礼期间有个习俗，家人要提供小礼品，那位儿子于是给了我几个水果和一盒宏声香烟。我谢过他，然后收下了那盒香烟。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适合的吊丧赠礼。

随后，我去了茶楼。张小龙，也就是全涪陵最幸运的那个人，笑着跟我挥了挥手。跟他一起的另有几个老头，我自己在边上找了张空桌子坐下来。一个女服务员微笑着走过来，问我要点什么。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道。称自己为“洋鬼子”是我在涪陵开得最简单、又最容易让人消除戒心的一句玩笑。我在暑假的时候开始用这个词语来称呼我自己，人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有时候会觉得非常尴尬，想要说服我换用别的什么词语来称呼自己。但我总是很有些得意地跟他们说上几句“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者“我们洋鬼子有灿烂的文化”这样的话语。

在这家茶馆，我和里面的小姐——也就是服务员——经常开这个玩笑。她总是抿嘴一笑，然后给我端来一杯热茶。我之前已经在街上买了一份报纸，现在正好坐下来边看报，边等着茶凉。

在茶馆打发时光总是大同小异，很多人会走上前来，跟我聊上几句。快近中午的时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女子坐到了我的桌子边上。我们交谈了大概有十分钟的样子。年轻女子跟我坐在一起略有一点不太寻常，但又不是太不寻常，所以我没有多想。她的名字叫做李佳丽，问我要了电话号码。这也很平常——涪陵人总会问我要电话号码。唯一的麻烦在于，有些人喜欢在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总是在睡觉的时候把电话的听筒提起来放在一边。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什么。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了茶馆，她又跟我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她穿着短裙和紧身衣，脸上化着浓妆。她说不上漂亮，但你在某些小姐身上看到的做派，她都成功地学到了手。她很爱笑，说话有些忸怩作态，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总是拖着长长的尾音。茶馆工作的那位女子跟她完全不同，当李佳丽在我的桌子边上坐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摇了摇头。几个老头正在盯着我们看，他们的鸟儿似乎也吃惊不小，全都住了声。我感觉到一定发生了什么，而我却全然不知。于是，我找了个借口，付了茶钱，走出了茶馆。

李佳丽尾随我走出了茶馆。“你去哪里？”她问道。

“我得走了，”我回答道，“先去吃饭，然后回家。”

我们从我经常光顾的一家小面馆门前走了过去。突然，我很害怕，害怕这个女子跟着我回家，还被校园里的人看个一清二楚。“我得走了，”我说道，“我就在这家面馆吃饭。再见。”

“那，我跟你一起吃吧，”李佳丽说道。

面馆老板清出了一张桌子，我和那个女子坐了下来。在涪陵，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总是麻烦自己找上门来。一般来说，我很喜欢我既不能左右、也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然而，今天我对她的意图产生了怀疑，可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坐在那里，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我问她在哪里上班。

“那并不重要，”她说道。可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你是在涪陵上班吗？”

“我现在的工作一点都不好，”她耸耸肩说道，“但我叔叔正在重庆给我找一个更好点的工作。他开了一家很大的餐馆——他很有钱！我要去他那里当小姐。我叔叔餐馆那些小姐穿的尽是好衣服——我也要穿旗袍，就是这样子的”——她摆了摆样子，让我知道旗袍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袖子，颈部收紧，在大腿上开叉。

“哦，是嘛，”我说道。

“不过，很贵的，”她说道，“旗袍得自己出钱。”

“那很不爽啊，”我说道。

“你喜不喜欢唱卡拉OK？”

“不喜欢，”我回答道，“我不喜欢唱卡拉OK，美国人大都不喜欢唱卡拉OK。”

“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去卡拉OK唱唱歌，我可以教你啊。”

“抱歉，我对卡拉OK不感兴趣。”

“算了算了，”她笑着说道，“我对你们美国很感兴趣。”

“我们美国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呢？”

“我什么都感兴趣啊。你把我带过去嘛。”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很难啊，”我说道。

“我喜欢去你们美国生活，”她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比我们有钱。”

“我们美国也有很多穷人啊。”

“总不会有我们的穷人多吧。”

这倒是说到了点子上，我也换了个话题。我告诉她，去美国的签证很难办。接着，我们的面条也上来了。我很快地吃着面条，同时拼命地想着该怎么办。

“霍伟，”她说道，“你好可爱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小姐那种娇柔的腔调，我敢肯定，面馆里的其他人一定也听到了这句话。

“你的眼睛好好看哦，”她说道，“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的眼睛好看多了。”

“不一定啊，”我低声说道，“中国人比外国人好看多了。外国人好难看的。”她把这话当成是我的恭维，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心想：霍伟，你真是傻瓜一个。

“霍伟，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中国话，”她说道，“你说得好好玩哦。”

我想起了大学里的男生们曾经偶遇来自瑞典的换工住宿女孩，那些女孩口音浓重，头脑笨拙。这样的比较很不好，我试着不去想它。

我付了钱。我们一起走出餐馆的时候，老板好像心领神会似的笑了笑。大街上，李佳丽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站在那里，左右为难，不敢相信这一切。这位女子拉住我的胳膊，我们就那样站在南门山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对着我们揿喇叭，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得走了，”我说这话的时候，舌头好像打了结，“你不要跟着我。今天我很忙。”

“下个星期是我的生日，”李佳丽说道。

“很好啊，”我说道。

“下周再见，”她说道。

一辆出租车大声鸣着喇叭疾驶而过，我甚至闻到了它排出的热烘烘的尾气。太阳很暖和，我开始出汗了。“再见，”我说道。她终于让我走了。

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霍伟接了电话。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馆，他回答说要去茶馆。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茶馆，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撒谎。

放下电话，我又开始想起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尤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各种复杂的可能性，我还对霍伟无法应对这些可能性的诸多法子进行了一番拿捏。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不去那家茶馆，但她已经知道我是在学校上班，而我又不想她为这事追到学校来。

我知道李佳丽很棘手——对于一名中国妇女而言，她太过于冒失，要么是想钱，要么是个疯子。头一年，我和亚当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大一女生在亚当的公寓门口一连守了几个星期；我在涪陵期间，一个名为欧小姐的中年妇女差不多一直围着我转。这两个女人很明显都有些神经错乱，她们之所以盯上我们，无疑是我们跟她们一样，同属于圈外之人。这种情形一下子就成了我在中国的生活过程中最饶有兴趣，也最令人心烦的一个方面——就因为你是外国人，竟容易引起边缘人士的关注。这也算是中国生活，但肯定算不上是正常生活。

头一年，发生这样的复杂状况时至少还有英语这个条件，我们对于互动过程还能有所掌控。可现在只有了中文——我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有利条件全都让他们给占尽了。我知道，李佳丽的事情最难应付，我得想法让她知道，她不能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全都需要霍伟出面应对，我对他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信心。

接下来那个星期天，我尽量推迟了去茶馆的时间。我先跟李神甫闲聊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往下去到那家铁匠铺，看他们怎么制作錾子。临近中午时分，我才往茶馆的方向走去。

茶馆里的小姐给我斟上了茶水，我心里非常紧张，早没了心思跟她开“洋鬼子”的玩笑。她笑了笑说，李佳丽一直在找我。我问她是否认识这个女人。

“我认识她，但跟她不是朋友。”

“她在哪里上班呢？”

“她就在街对面那家美发厅上班。”她说的美发厅实际上是一家美容院，但也有别的含义，这位小姐说起这个词语的口吻跟涪陵的每一个人一样，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城里的娼妓多在美容院上班，我终于明白了，李佳丽靠什么为生。

我坐下来，等着她的到来。茶馆的一个常客坐过来，跟我聊了起来。这个人一直很令我讨厌，因为他是个狂热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这东西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气功等好几种吐纳健身术。一开始，我对他有关法轮功的谈论还很有些兴趣，因为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而当地有人对它充满了宗教般的信奉，这样的热情在涪陵很难见到。然而没过多久，这个人觉得可以做我的转化工作，所以经常给我打电话，大谈特谈法轮功的种种好处。他尤其喜欢在早上五点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他想让我知道，生活中一旦有了法轮功，就几乎不再需要什么睡眠了。

这是霍伟遇到的另一件麻烦事儿。我对各种各样的气功都没有什么兴趣——我喜欢跑步，不喜欢任何极尽缓慢的健身方式。当然，我当时要是能够料到政府会在1999年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可能跟这个人闲聊的兴趣还会稍微多一点。但在涪陵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它会在某一天发展成为这么大的一场政治事件，也没有想到政府会觉得其中包含着重重威胁。就我而言，法轮功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把我给吵醒了。

但在那一天，对于任何分散精力的事情我都乐于接受，我于是认真地听起了那个人的宣讲。酒精是我跟他之间的主要结点——他个人对法轮功的理解就是强调不能抽烟，不能喝酒；无望之下，我也抓住了这颗砝码来泄他的气，说要我禁绝喝啤酒连门都没有。跟霍伟曾经采取的很多解决之道一样，这一次仍然是严重失算，我的一番解释招致这个人一连数个星期对我进行了有备而来而又枯燥无聊的软磨硬泡，不厌其烦地跟我讲解酒精所具有的种种危险。他的讲解一开始总是说酒精会如何地进入到我们的细胞中，而法轮功所追求的正是各种物质在细胞水平上的平衡状态。针对这样的说辞还有一大堆，但我总是听得云里雾里，不得要领，只是坐在那里不停地点头，好像什么都听懂了。

那个人正在讲解的时候，李佳丽来了。她笑了笑，就在我们的桌子边坐了下来。我没有搭理她，那个人也继续发表着关于酒精和法轮功的高谈阔论。所有玩鸟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

她还是穿得很艳丽，就着我们喝茶的桌子化起妆来。她在双颊上抹了些胭脂，对着一块小镜子看了看，然后又画上了眼影。在涪陵，很少有女人化浓妆，更少有人在公共场合对着自己的脸部抹上一通，因为这样的做法被视为缺乏教养。同样的做法还有很多——最明显的莫过于某位小姐当众吸烟，如果涪陵的某个女子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基本上可以确信她是个妓女。李佳丽没有当众吸烟，但她当众化妆的行为也算够坏的了。

她试了好几次想要引起我的注意，最后，我终于看了看她。

“霍伟，”她说道，“你的美国名字是叫彼得，对吗？”

“是的。”她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把这个也告诉了她。

“彼得，”她说道。但她把“彼得”读成了“彼—夺”，我很不喜欢她把我的名字念成那个样子，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读音又给霍伟添什么乱子。“彼—夺，”她又叫了一遍，“你给我带礼物了吗？”

“没有。”

“我给你讲过这周我过生日哟！”她这次使用的还是那种轻浮挑逗的小姐腔调，我的怒火在一点点地升腾着。

“我们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习惯，”我说道。

“你们过生日不给礼物呀？”

“我们不会要求人家给礼物。”

这是霍伟说过的最尖刻的话语之一，但这丝毫没有让她感到狼狈。她说，我可以在下个星期把礼物给她带来。她问我可不可以带她一起去吃午饭，我觉得我受够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撒了个谎，“我在学校有女朋友，是个外国人——她个子很高，红头发。”我琢磨着，诺林是最佳人选，因为个子高大，她的身高有时候会对中国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那位法轮功练习者也在仔细地听我们说话。

“没关系，”李佳丽说道，“你有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嘛。”

“我得走了，”我说道，“我今天不想吃午饭了。”

“我跟你一起走，”那个人说道。

我们站起身来，李佳丽对着那个人说了些什么。他们说得很快，用的还是当地土话，我则走出了茶馆。他们在街上追到我。法轮功练习者走在我的左手边，李佳丽想来抓住我的右手胳膊。“彼—夺，”她说道，“你们要去哪里？”

“放开我，”我说道。

我抽出身来，挤到了人群之中，法轮功练习者凑到我的耳朵边上问道：“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她是谁，她老是来烦我。”

“你真的对她没有兴趣？”

“没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

李佳丽又追上了我们，她挤到了我和那个人之间。他对她说了些什么，而她随即做出了强烈的回击，于是他转过身去对着她。他对着那个女人吼叫，她也对着他大喊大叫，用四川人的下流话“龟儿子”来称呼他。小姐的风采荡然无存，那层面具也仿佛被揭了下来。她朝他吐着口水，像个泼妇似的对他骂街。周围的人们驻足观看。那个人站在那里回骂着。没多大工夫，这场争吵就结束了。李佳丽扬了扬头，气冲冲地沿街走了。

围观的人群也散了，我跟着法轮功练习者走到了公交站。我回头望了一下，依然能够感觉到心在怦怦跳动。那一刻，我很庆幸自己一直忍受了那个人打给我的一个个电话，以及他关于酒精的一次次高谈阔论。我对自己发誓，今后要永远对他彬彬有礼，至少把他的健身方法试上一次。

“她叫我不要妨碍你们在一起，”他说道。

“她是个妓女吗？”

“也许吧，”他说道，但中国人这样的回答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肯定无疑”。

我们走到了公交站，我向他表示了感谢。

“你要多加小心，”他说道，“他们这种人一般就是想要你的钱，或者因为你是外国人吧。你不应该把电话号码告诉给每一个人。你要记住，我不是想要你的钱——我只想教你练法轮功。我跟她完全不一样。”

我点着头上了公共汽车。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不断地调整我的生活日程，以避开那家茶馆。李佳丽去了重庆，那年秋天，她给我寄来了一连串的情书，我都置之不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一直也没有练习过法轮功。清晨，我还是把电话机的听筒取下来放在一边。我认识到，这样的复杂局面是我在中国生活无法避免的。但我也认识到，哪怕再糟糕，霍伟也能想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子。我一直给他足够的自由度，到头来，这犹如一个成年人看着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至于其中的掌控度，只需要我能过我自己的日子就行。而其中的无可预见性呢，虽然有些冒险，但也自有它的乐趣。我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让霍伟走他自己的路，同时祝愿他一路顺风。

老　板

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播放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一辆汽车用来开出租。他想要投更多的钱到股市。他想要增加收入，让跟他一起住的家人——父母、老婆以及两岁的儿子——有更好的房子，过得更踏实。他想要的东西这么多，但他目前所拥有的，只有一家叫做“学生食家”的小面馆。因此，他在面馆上全情投入。

面馆的优势是位置很好。这里差不多算是江东的中心，过一条街就是师专的大门，几个妇女在旁边摆了小摊卖点水果零食。面馆有六张桌子，但差不多总会坐着师专的学生。星期天的傍晚尤其繁忙，学生们开完了班会，纷纷走出校门吃晚饭。“学生食家”的楼上是一家卡拉OK厅，经营目的可疑。傍晚时分，卡拉OK厅的小姐们也下楼吃饭。小姐们配着BP机，化着浓妆，跟刚刚讨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满脸稚气的大学生们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面条，一边高声闲谈。

黄小强认识周围所有的人——中巴车司机、水果摊贩、陶瓷厂〔2〕的工人、商店老板、学生和卡拉OK厅的小姐们。对于他们的生活节奏、中巴车的发班时间、工厂的交接班时间、学生们的班会时间，他都了如指掌。他用江东人的生活节奏编织起了他自己的生活节奏。面馆的生活节奏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打烊。“很辛苦，”黄小强经常这样说道。但他这话只有一半可以当真，因为帮手很多：他的父母、他二十五岁的漂亮老婆冯小琴都是很好的帮手。有时候，他就在一条街上的陶瓷厂上班的大姐也会过来帮忙。平时，总有帮工、亲戚朋友从涪陵南边的白涛乡下老家赶来面馆帮忙。其实，在所有劳动力中间，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勤快的。他老婆和母亲才是面馆的顶梁柱，因为黄小强一天到晚没事就在抽宏声烟，说是要跟当地人搞好关系。

他二十六岁，五年前从成都坐了一趟长途列车去过新疆，想找一份工作。“好冷啊，”他说，“工作是有，工作还不错，就是气候不好。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第二年，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广州的气候很好，但工作又不对路。

这样的生活模式对四川的年轻人而言是家常便饭。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数量达到了一亿二千万。1997年3月，四川被一分为二，涪陵和其他沿江县市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这样的调整是为了提高人口密集区域的管理水平，同时也是三峡工程的配套举措。但是拆分的决定刚刚才定下来，还没有影响到普通百姓对于四川这个概念的认识，涪陵人还称自己是四川人。世界上哪里都有来自这个地方的男男女女，每五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四川人。

这里的人总在去往别处。长期以来，这里的山峦峡谷蕴含着艰辛和困苦，年轻的人们因此远走他乡。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可能会遇见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口。尤其在餐馆、建筑工地和发廊能够看见他们的身影。城里人总是不太喜欢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员，说他们很勤快但没文化，很聪明但不可靠。有些人还说四川的女人水性杨花，说四川的男人十分狡猾。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勤劳而果敢的流动人员而言，都可能有人用类似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去描述他们。这样的话语——简单地说，根本不能——阻挡四川人的脚步，恰如它无法阻挡任何来自逆境的人的脚步。这也是四川人名声在外的原因，他们吃苦耐劳。他们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不在乎干什么工作，只要是工作就行。就这样，他们持续不断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黄小强回到了家乡。他结了婚，盘下了这家面馆，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上午，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包抄手；中午，他们为吃饭高峰而忙碌着；深夜，等第二天的米线送来之后，他们要捆成三两一把的小球，留作第二天一早使用。日复一日，每天如此。

在面馆里，黄小强极少谈论政治。一天晚上，有人问他对政府的看法，他耸了耸肩，说中国的政治跟他没有关系。“江泽民好大哟，”他说道，“我好小哦。”

他注意到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英文书的封面上印着毛泽东像之后，把那题目琢磨了一阵子，然后笑着说：“看不懂。”但他看得懂那幅图片，他自己家里的墙上就挂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道，“革命战争年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后来……”接着他就摇了摇头。后来就是全中国耳熟能详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几乎让外国人觉得中国已经面目全非。

实际上，那只能算是个短故事。黄小强的爷爷是地主，在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被镇压了。黄小强比划了一下他被镇压的动作——就在后脑勺部位——然后他笑了笑。但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笑容，有些令人不安，跟幽默毫不相干。这样的笑容取代的是纯粹没有说出来的话语。

然而，以近代中国历史上疯狂而匆忙的脚步看来，土改运动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也是类似的故事如此简短的原因之一。故事发生了，又结束了。

“如今的情况好多了，”黄小强紧接着说道，“在过去，都没有说话的自由。不管说什么，总得担心那算不算资本主义或者反革命。现在不同了。自从邓小平上台后，一切都好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我们还可以做生意。我们跟地主差不多，真的。”

几个顾客跟黄小强争论起来，他这番话在餐馆里引起人们又辩论了一小会儿。“地主”这个词仍然具有政治意味，他用得可能有点轻率。但那场辩论持续的时间不久，其他人也明白过来，他那句话指的是机会而不是剥削。再说，那些人谁都不关心政治。跟黄小强一样，他们多是些独立职业者：中巴车司机〔3〕、小摊小贩、商店老板。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那意味着他们赚钱全凭头脑、努力加运气。

没有单位也意味着相当自由。黄小强不用参加政治学习，没有人告诉他要上几个小时的班，面馆应该卖些什么。他上的税是最低的，实际上和他的赚头没有任何关系。每年都有政府官员前来估算他这家面馆的月平均利润，他只要拿出十分之一来交税就行。目前，估算的月利润是一千元。相应地，他每个月要交的税是一百元。实际上，面馆现在每月的纯利润在两到三千元之间，但不管那么多，上的税还是那个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小企业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遵循市场经济模式，这对黄小强的家庭来说十分有利。

不过，另一个特色就是政府不给没有单位的人提供保险。因此，面馆要把营业时间拉长至十七个小时，黄小强同时还想着别的法子赚钱。不过，他对于经营面馆也很满足。对于中国的政治，他既没有太多的抱怨，也没有宽广的视野。他那些同样没有单位的顾客也大抵如此。他们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好好地过日子。如果能够像他那样全家一起工作，幸福就会翻个倍。

“学生食家”是个小世界，它的界限超不出江东，它的重心是黄家的一家大小。他两岁的儿子黄凯是在面馆中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认的第一个字是菜谱上的简单汉字。他喜欢的第一种食品是抄手。白天的空当里，这个小男孩就坐在他爷爷奶奶的膝盖上，看一些小人书。他的奶奶王朝素是个文盲，但她把书里面的内容记在了心里，可以背着讲给黄凯听。

他们哪里也不想去。“我们就在这里住一辈子，”黄小强说。有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黄小强的父亲黄能经常问，到美国一张机票要多少钱，要飞多久。“十五个小时呀！”有一次，他很诧异地问道，“飞机上有茅厕吗？”

“当然有啦！”他的儿媳冯小琴笑着说道。一个商店老板正在面馆里吃东西，他也加入进来。“从重庆到成都的大巴上就有茅厕，”他很懂行地说道，“还有电话。走高速路，只要四个小时就到了。”

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没想过要出门旅行。“好贵呀，”冯小琴说。如果她有钱了呢？“我要是有了一万块，会还想要四万，”她笑着说道，“我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这样——哪有够的时候哟。你们美国人太爱旅游了。好多麻烦哦：把包一会儿拖到这里，一会儿又搬到那里。我才不去美国，我才不学英语哟。麻烦得很。”

面馆世界内部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1997年秋季，拥有那栋房子的师专突然把租金从每月三百元提到了七百元，黄家人只好节省开支。他们还安了一部公用电话，以增加收入。可第一个月的时候，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没搞懂长途电话的资费标准。第二个月，他们把资费调整过来，才开始盈利。黄小强拿出三千元，花四个星期的时间学习驾驶课程，拿到了驾驶证。驾驶本成了他最自豪的财富，学会开车在中国是一种殊荣，既不容易获得，花费还很巨大。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别人要看你的能力，还要运气好才行。”

所以，他还是没找到工作，但他有驾驶证，那就是机会。当然，他家经营着面馆和公用电话。他家还有一套五居室的房子，以涪陵的标准来看，算是大房子。他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立体声收录机、一部三十五毫米相机。他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家庭，他的家人既有学生和江东居民的惠顾，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他们觉得黄家人慷慨、善良。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精心地呵护着。

一大清早，黄小强正在包抄手。他的面前摆着几样配料：一碗猪肉馅、一盘四方形的抄手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他一只手捏着抄手皮。他用筷子拨出一点猪肉馅放在方形的面皮上。然后，他把筷子放到水里蘸了蘸，再用它把抄手皮的几个角折起来。包好的抄手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包好的抄手摆在了盘子里。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道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另有一种叫法，他们把它叫做抄手——“两只手交叉相抱”——因为抄手也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在四川的大多数地方，你走进一家餐馆，一言不发都能够要到抄手。你只需要交叉双臂，他们保准知道你想吃什么。

黄小强包一个抄手用了不到五秒钟。他又拿起一张抄手皮，放进猪肉馅，蘸湿几个角，卷起来，再把抄手摆到盘子里。跟第一个抄手用时一模一样。他又包了一个，又一个。外面，太阳升起来了，中巴车正在鸣着喇叭，卖水果的妇女已经支好了摊位。橘子上市了。黄小强又包了一个抄手。全部抄手都经过了精心加工，看上去一个样。

第九章　钱

在涪陵，钱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我每个月的收入有一千元，而中国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四百三十元，如果按照官方兑换率一美元兑换八点几元的话，只相当于五十多美元。在农村地区，每个月的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五元，但农民们可以省下不少钱，因为他们吃的食物都是自己种植的。

我的薪水相对较高，只要我不做太多的旅游，这点钱用起来还是相当舒服的。到重庆的水翼飞船船票售价八十元一张，不过，你也可以只花费二十四元坐通宵慢船，这样能够省下不少钱，而这也是当地大多数人的出行方式。第一年，我总是乘坐慢船逆水而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一只老鼠趁我睡觉的时候跑过我的头上。

我醒过来，打开了电灯。整个船舱里全是老鼠——长江上的老鼠个头肥大，呈深褐色，拖着长长的尾巴。它们在地上到处乱窜，在人们的行李包里钻进钻出。其中一只爬到了下铺一位熟睡的妇女身上，这位盖着被子的妇女翻了个身，并没有醒来。我对着这群老鼠看了一会儿，最终离开了那间船舱。

整整一夜，我坐在外面的甲板上，听着江水流过的哗啦声。我想到了坐这趟船省下的钱，总共只有五十多块，相当于七美元。从那之后，需要往上游出行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多花一点钱乘坐水翼飞船，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我在重庆有一些朋友，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去那里。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怎么出行。

如果仅呆在涪陵，我要把每个月的钱用完还很有难度，而那正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存钱完全没有必要。如果精打细算一点，我每个月可以省下三百元，一年就可以省下三千多元，相当于四百美元呢。在“美中友好志愿者”服务有个最大的好处，薪水本来就不多，存钱毫无意义，而我在涪陵的日子既简单又便宜，完全无需为开销而担忧。在一定程度上，那是我最富裕的一段时期，因为那些钱如同玩具钞票，我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

在城里闲逛的时候，我浪费了不少钱，只要是吸引我眼球的，我都买——书籍、图画、小饰品、仿冒磁带。我曾经无缘无故地买过一根竹制钓鱼竿，一直扔在饭厅的一个角落里，直到上面布满了灰尘。在军需品商店里，我给自己购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军服，以及配套用品。这样的商店几乎什么东西都有出售——衣服、鞋帽、装备。甩棍三十元一根，手铐一百三十元一副。大街上的任何人只要兜里装着三百块钱，就可以走进去搞到一支高能电击枪。如果有单位开的证明，你还可以用不到两百元的价格买一根人见人怕的狼牙棒。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手枪皮套。

我在几家不同的商店里一件一件地买齐了我的全套制服，其中有几条裤缝上镶着红黄色条纹的老式军裤，一件公安背心，一件做工精良、肩部有衬垫的夹克军装，一顶缀着红五星的窄边红军帽。当我花十五元钱买下一副肩章的时候，那个女售货员很认真地告诉我，那副肩章不适合我——很显然，如果外国人要穿戴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话，应该佩戴另外的肩章。管他呢，我还是买了，因为那副肩章跟我帽子上的五星和裤缝上的镶边十分相配。

每当遇到特殊的日子，我都会穿着军装前去上课，这总会令学生们兴奋不已，有学生甚至劝说我，要我每天都穿着军装。我从来没有穿上所有的行头进过城，但我会经常穿那几条裤子，因为感觉非常舒服。很多农民和棒棒军都穿这种。有时候，有人会问，我是不是维吾尔人。

除了浪费掉的钱，我的薪水基本上都用来吃饭了，因为我差不多每一餐都在外面吃。大大小小的餐馆是城里面最令人舒心的地方，有的餐馆老板还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四川人做的饭菜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在涪陵的时候，我根本没必要自己做饭。

我每天至少要到“学生食家”这家小面馆吃一顿饭。我一般是一个人前往就餐，不过每一个星期，我们四个志愿者总会在这里一起吃一顿午餐。我们教冯小琴做四川版的意大利面条，亚当甚至把这道菜的外文名称写到了他们的菜单上。从来没有其他人点过意大利面条。他们安上电话之后，我和亚当有时候甚至会给他们打电话，提前订好我们要吃的饭菜。这样的专业手法让店里的几个人感到很高兴，他们甚至转而把电话打到了我们的公寓，主动邀请我们前去用餐。我接到电话之后，黄小强会问：要不要下来吃午饭？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如果在一起，我们会说要一碗普通面条、一碗意大利面条，然后就顺着山坡快步下去，吃刚出锅的热腾腾的面条。

我最喜欢在星期天的晚上来这家餐馆，那个时候的餐馆里坐满了学生，街上也到处是学生，大家纷纷走出来享受一周里最后的时光。不过，傍晚时分也很不错，因为餐馆这个时候的生意不太忙，我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地看报纸。我会跟这家人聊聊天，谈论的总是钱的问题，涪陵的每一个人都在谈钱。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尽管所谈论的金钱对我而言犹如虚拟，我每个月都把它大手大脚地花个精光。

12月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那里看着黄凯在餐馆门前的台阶上玩耍。跟中国所有过冬的小孩子一样，他那一身衣服已经有些肮脏。他身上的帽子和裤子都是他妈妈自己手工缝制的。他的裤子裆部开衩，因为他还没有学会自己大小便，他的小屁股和大腿冻得通红。他就快到两岁了。他身上裹了好几件内衣和毛衫，外面套了一件仿皮夹克，这是他妈妈在城里给他买的。“质量不好，”当我恭维她买的这件夹克时，她如此不屑一顾地说道，“反正也只有二十块钱。”她总是会把黄凯的衣服和玩具的价钱讲给我听。

我当时正在吃面条，并用我那只美国制造的“牢而紧”（Nalgene）牌透明塑料瓶喝水。在中国，这样的野营用水瓶是无价之宝，瓶身用硬质塑料制成，可以盛装开水，而开水一般旅馆、餐厅、火车和轮船上都可以找到。我刚到四川的时候，这样的水瓶还非常罕见，只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偶尔会看见出租车司机使用。而这通常也是由亲戚或朋友在深圳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购买过来的。

1997年初春的时候，成都的很多商店开始大量出售仿制的“牢而紧”水瓶，到6月份的时候，差不多人人都在使用这玩意儿了。成都是一个比较喜欢赶时髦的城市，西式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扩展得很快，而且常常看不出任何原因或意义。在这座城市里，自行车的后挡板大多贴有一小片不干胶，上面写着“内置奔腾英特尔处理器”，跟美国的电脑上标示的东西十分类似。成都所有的自行车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挡位，十之八九不会内置什么英特尔处理器，但贴上这样的不干胶片是一种潮流，因而在哪里你都能看见这样的玩意儿。

对仿制“牢而紧”水瓶的需求倒是可以理解，尤其在成都这个喜欢喝茶的城市更是如此，因而这种水瓶在这座城市的社会各阶层迅速流行开来。首批购买使用的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是类似潮流的急先锋——出租车司机多少带有标新立异的品格，也有比较多的收入。之后，生意人赶起了潮流。接下来的是小姐们。等到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大小小茶馆里的老人们甚至都用仿制“牢而紧”水瓶喝起了茶水。再后来，你在四川的任何大城小镇都可以花上二十元钱买到这样的水瓶了。

这些水瓶上有一张标签，说这是美国研发的太空瓶。是来自外太空的水瓶吗？可毫无疑问，这样的产品是在中国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因为做工很不标准，标签上往往还印着错别字。从这一点来看，很多事情从17世纪以来依旧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当时，一位名叫多明戈·纳瓦莱的西班牙修士对中国的为商之道进行了描述。“中国人非常精于模仿，”他写道，“他们只要看见过来自欧洲的任何物品，均能进行完美仿制。在广东省，他们对许多物品的仿制如此精准，以至于他们把这些物品当成欧洲原产货卖到了内地。”

即便这样的水瓶在涪陵变得十分常见之后，黄凯对于我和亚当携带的这两只水瓶依然迷恋不减。其一，这跟瓶身那亮闪闪的塑料有关；其二，跟它紧密相关的是两个外国人，是黄凯一直不太信得过的两个外国人。

12月的那一天，我先是把那只塑料水瓶摇了几下，然后把它放到了凳子上。小孩子蹒跚着走了过去，心头既有些好奇，又有些小心翼翼。

“股票，”他的嘴里说着，“股票。”

这个东西只在股市上才有啊。我于是问他的妈妈。“他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像电视上的股市行情，”她笑着回答道。她随即指了指瓶身的一侧，那上面印着容量刻度线，这些刻度线从一百毫升开始，呈梯度依次上升到了九百毫升。我那只水瓶的盛水量在五百毫升下面一点点。

黄凯很快就忘记了我的水瓶，自个儿又回到了门前的台阶上。他蹲下身去，裤子叉开着大口子，在地上玩起了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自己在那里喃喃自语：“毛主席，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说这个词语。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他也许想到了这幅画像吧。他还不到两岁，但他的脑子里已经被填进了很多东西。

毛主席不喜欢钱。他的父亲是一位狡猾而又贪婪的地主，攫取了不少的钱财。部分出于叛逆的原因，毛泽东对任何跟钱有关的东西都加以蔑视。身为贫穷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对钱财嗤之以鼻，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之后，他更是拒绝接触钱财。

毛主席是新中国之父，也许是出于对他的逆反，中国人现在花很多时间谈论钱。也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比以往更多的钱财，挣钱和花钱的门道都多了起来，而且尽管新增了不少钱财，可总也没有满足的时候。在涪陵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谈钱。

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说到钱的时候，完全没有理由显出羞答答的样子。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薪水，如果某个朋友新买了什么东西——比如衬衫、收音机、钢笔，你完全可以问他花了多少钱，而他也会如实地讲给你听。提到钱几乎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习惯得如同涪陵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们长久以来见面问候的方式：吃了没有？举国皆穷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吃饭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一如他们乐意把能够挣到手的钱都要挣到兜里。

我喜欢这样的开诚布公，这有助于我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因为我可以打听他们的收入和开销，而完全不会冒犯到他们。我一般也会告诉别人我的收入状况——这通常是他们问我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问题。到第二年的时候，这样的财务公开基本上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看起来全城人民都知道了。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南门上的一张石凳上，跟围过来的几个人闲聊着，其中一个人问我每个月能够挣到多少钱。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人群中有一个声音脱口而出：“他每个月挣一千块！跟师专其他那几个外教的工资一样多。”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谈论钱，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贪婪：我在涪陵认识的所有中国人都极其豪爽真诚。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付钱的总是对方。事情总是这个样子，而我总是对此无可奈何。我们的学生同样如此——如果他们碰巧跟我和亚当在“学生食家”吃饭，他们总会替我们付钱，哪怕他们囊中羞涩。一般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两百块钱，相当于二十四美元，而这点钱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因为这些大学生多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政府给他们每人每个月五十元的生活补助。

在这家餐馆，一旦另有学生在场，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尽管几个老板并不赞同我们的做法。“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琴有一次跟我这么说道，“他们应该尊重你们，应该给你们拿饭钱。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噻。”她也一样十分的大度，我经常在她的馆子里吃饭不用付钱。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纯粹是“外国友人”综合征，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他们对自己的家人尤其大度——如果某位近亲需要用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给予，而且不会想着要人归还。我头一年教的一个毕业生奥穆尔被分到了西藏从事教育工作，他在那里的工资是每个月一千元——这是在四川干同样工作的两倍多。可奥穆尔把他在西藏挣到的薪水的一半寄给了在家务农的父母，而他丝毫没有觉得那是负担，也没有对自己的大度行为感到后悔。“这是责任，”当我向他问起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这么回答。他解释说，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他小弟弟的学费问题。奥穆尔在西藏的服务期限是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赔偿金将会高达两万元，但我从来没有听见他抱怨为了支持父母和小弟弟而在西藏从事的这份工作。

在涪陵，什么东西都有价码，罚款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学生每门课程考试不及格会被罚款十元，教室清洁卫生不合格罚款两元，旷早操罚款一元五角。在四川的另一所大学有我认识的志愿者教师，他们的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学生两个月的生活开销，起因是他在校园里公然拉了女朋友的手，而当时正好城里来了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切都让他们为长大成人之后的生活做足了准备，因为成年后免不了也有罚款之虞。有时候，你甚至要交了罚款才能调换新工作——这样的奖金真是搞反了方向啊。廖老师原本在她的老家自贡的一所大学教书，可她的丈夫在涪陵教书，他们结了婚之后，就想着要调动工作。她在涪陵这边提交了申请，学校也同意接收，可麻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了。自贡那边的单位需要她先交五千元钱，然后才能允许她调离。同时，涪陵师专也要她先交同样数量的一笔钱，然后才能开始上班。不过，涪陵这边给她免了这笔钱——这说明中文系急需廖老师前来工作。她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涪陵师专一分钱也没要，还照样给了她一份工作。只有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那样的工作。

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罚款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学校周边的农村是这个数。在城里，很少有人愿意缴纳这笔罚款——如果谁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立马就会面临失掉工作的威胁。如果她不是在国营单位，也会有其他办法向她施压。而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她会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

城镇居民好像大都已经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无怨无悔地认可了其中的含义。毕竟，他们每天都要行走在摩肩接踵的大街小巷，这让他们很容易就理解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可乡下人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乡下，你可以躲着政府，中国人对这样的躲避行为有一个词语——超生游击队。怀孕的妇女可以投靠某个亲戚，直至小孩出生，然后再回到家里补交罚款。在城镇周边，这样的事情不大发生，因为当局可以对所有的事情都严加控制。可如果你深入到了山区，那里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会高出很多。

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赶集之后回家的农村妇女，我们之间展开了一次简短的交谈，这样的交谈我跟操本地口音的人已经进行了无数次。她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来涪陵这样差劲的地方。这是我与人们进行的无数次交谈的一致主题——人们总也搞不明白，如此自尊的外国人怎么会来到涪陵这个地方生活，而且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块钱。对此，我没有答案。我也不想跟他们说明真相，说有诸多缺点的涪陵正是我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还说我感到相当的充实，因为我挣的少，所以完全无需考虑存钱这样的事儿。

我告诉这位妇女，我是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派才来到涪陵的，这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如果政府决定你去什么地方工作，那意味着什么。我向这位妇女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她有两个孩子，儿女各一。

“你生两个孩子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我问道。

“有麻烦，不过不大。我们交了罚款的。”

“生儿子交了多少钱？”

“四千块。”

“比现在交的少多了，对吗？”

“对。现在要交一万多块。我们当时交的不算多。”

“那就好，”我说道。

“以前要便宜些，”她有些怀旧地说道，“那个时候交点罚款不算个事儿。”

“你一年存得下四千块吗？”

“除非收成不好。”

“那倒是不算太多。”

“对，”她说道，“不算多。”

那位妇女坐在那里，面带笑容，想着正在家里等着她回去的价值四千元的儿子。她把竹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又转过身来。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吗？”

“没有。”

“那你们可以生几个小孩呢？”

“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道，“如果你想生十个孩子，就可以生十个。没有限制。但大多数都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这么多。”

那位妇女脸上带着羡慕的笑容，摇了摇头。我知道是什么更让她感到吃惊——竟然有国家不执行生育限制政策，美国人真是笨，竟然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我遇到的很多农民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们有时候对于美国的农耕方法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四川的农民们看来，那简直是好运气和没本事这两样东西难以置信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密苏里州的普通农夫拥有一百多公顷土地，成套的机器设备，偶尔还有政府提供的各种补助，可竟然还有入不敷出的时候。在这里的农民们看来，只有相当不够格的农夫才会浪费这么好的条件，就好像笨到面对完全自由的生育政策时，竟然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

我的学生也算是最后一代农民，他们的罚款交得很少。我第二年教口语课的班上一共有三十五个学生，只有两个是独生子女。这两个学生没交一分钱的罚款，其他的学生如果交过的话，也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戴安娜交过一百元的罚款。戴维的弟弟交过三百元的罚款。瑞克斯有个妹妹交过六百五十元，而茱莉亚的弟弟只交过一百九十元。杰瑞米交过一百元。他在家里排行老六，比他大的全是女孩。对一个中国农民来说，这一百元钱花得真值。

很多学生的家庭情况大致相同——前面是一连串的女孩，直到生了个男孩才踩住刹车。在以往那个年代，罚款交得很少，而农民们依旧抱着传统的生育观念，非要生个儿子才算完事。跟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一样，罚款也不是什么敏感的话题。我有时候会揶揄杰瑞米，说他只值一百元。我说愿意出价五百元购买茱莉亚的弟弟，因为这样子的话，她父母原来的投入就翻了一番，可她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我教的学生毕业后大多分配到乡下去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在四百元上下，换成美元还不到五十。工资虽然不高，但工作很稳定，而且还不用自己去四处寻找。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直没有自己单独找工作的传统，一想到要靠自己找工作就让我的大多数学生惊恐不已，他们因而一般都接受了分配好的工作。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工作，还因为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会受到处罚。如果选择自主择业，他们需要赔付读大学期间领取的各项奖学金，总额通常在五千元上下。我在那里的第二年，当局开始着手改变这样的规定，逐渐废止了非自主择业，但我头一年教的学生仍然沿用了传统的分配方法。

更为进取的学生通常愿意缴纳这样的罚款，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逃避分配到头上的工作。五个男生到西藏去教书——全都是党员，去那里既是爱国，也是为了钱。诺斯曾经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到乌江榨菜厂干起了销售工作。两个最优秀的女生到东部的浙江省一家私立学校教书。安妮，也就是跟我们同住一栋楼的那个女孩，跑到了南方——先在云南省昆明市当文秘，随后又去了临近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

对四川的流动大军来说，深圳是一片大有作为的土地。在那里，人们挣钱的速度很快，有时候甚至不靠关系，不靠读书多少，一切全凭脑子聪明，再加点运气。我的几个志愿者朋友在四川的几所师专教书，那里竟然流传着一个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私下里对某些同学议论纷纷，这些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或者考试作弊被学校赶出了校门，然后他们去了南方的深圳，并在一年之内成了富翁，他们对学校当初将自己扫地出门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第一年的任教期内，英语系一个名叫多恩的学生因为考试作弊被逐出了校门。之后，他因循着被开除学生的传统老路，径直去了深圳。可在这个快速崛起的城市里，他什么也没有——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到了第二年，多恩连面子也没有了。他只好交了一笔罚款，又回到师专恢复学业。那是深圳的另一面——只不过那么多失败者的经历没有被编成传奇故事而已。偶尔也会听到别人说起挺不错的四川女孩用光了身上的钱之后，当起了妓女，但人们听到的大都是某人某人大获成功的故事。

安妮给我和亚当写了好多信，对那里的“人才市场”做了活灵活现的描述，说她得先交上十元钱，然后才能和未来的雇主说上话。在这样的地方找工作，不光压力大，开销也不小，跟着姐姐一起过去的安妮很快就在这样的市场里花光了她们所有的积蓄。到后来，她们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派出安妮的姐姐一个人去了人才市场。她在那里终于找到了一个面试机会，要求面试者英语说得流利。安妮前去参加面试，并得到了那份工作。她开价一千二百元，可老板还到九百元，已经遭受了多次拒绝的安妮只好认可了这份工资。

大学毕业前，她一直没有离开过涪陵，可她现在突然之间在中国也许算是最激动人心的城市里独自找到了一份工作。上班之后不久，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刚坐办公室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

头两天，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女孩表现出了善意，其他的人好像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感到非常孤单。我想到了你们——你们刚来涪陵的时候，一定也非常的孤单。我给自己打气，要尽量表现出想跟他们交朋友的渴望之情。我的努力终于成功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我。

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他是个老头儿），其他的都是年轻女孩。她们来自不同的省份。露露、陆云、徐丽、莉莉来自江西省；易晓莹来自湖南省，林娜是四川人。露露最漂亮、最能干、长得最矮，大家都很喜欢她。陆云很善良，她总是让我想起［一个在涪陵的同学］爱瑞恩。徐丽是个古典美人，男孩子打来的私人电话多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候十分伤人。莉莉是另一个文员，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任。所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人欢迎。晓莹最胖，老是想着减肥。她的计算机很好，但英语很差。我们订了个口头协议，她教我学电脑，我教她学英语。我跟林娜可以讲四川话。但四川话大家都听得懂，我们一点都没有什么优越感。

噢，对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公司是几个月前才从台湾迁到这里来的。主要经营时装、服装及贝壳类饰品出口业务。我的工作就是通过信件或者传真跟客户进行联系，接收订单、向有关的工厂派发订单，并寻找最好的派送公司将产品送到客户手里。因为我对业务还不太熟悉，露露这几天帮了我不少的忙。

如果没有去深圳，你通过股票市场也能很快赚到钱。涪陵的交易大厅设置在南门山附近，一个大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一排排椅子，人们坐在那里观看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的股票行情。我有一阵子常去那个地方，希望能跟那里的人学点汉语，但那里的人不太说话。他们只是双眼紧盯着在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每一笔钱。

我的朋友大都投过资，尽管登记注册费用高达三万元。这笔钱经过一定的期限之后可以退出来，但是个大数目，人们通常把各自的资金凑在一起，以群体的名义进行登记。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经营“学生食家”的这一家子则通过黄小强的姐姐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着黄凯去了交易大厅，因为每天晚上只要电视上一报道股市行情，这个小孩子就变得十分激动，口里不停地大喊着“股票”。可真正面对股市的现状——人群嘈杂、屏幕闪动、声光交错——的时候，他开始哇哇大哭起来，谁也安抚不了他。他们只好回家，回到他熟悉的、堂屋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的家。

1998年1月9日，那是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姆从纽约打来电话提醒我，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太强了。他在华尔街上班，专门研究新兴市场，因为我的缘故，他对中国一直有所留意。

廖老师那天正好跟我上课，我告诉她，现在正是把钱从股市退出来的好时机。她耸了耸肩——我懂个什么？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证指数跌了百分之九点一，而深证成指跌了百分之七点八。那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天，廖老师亏了整整一千块钱。“学生食家”那家人也差不多亏了这么多。我下去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我。黄凯又学到了一个词，反复地念叨着：“跌了，跌了。”一周之内，这家人卖掉了所有的股票。

后来再上课的时候，廖老师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是对的，”她说道，“直到星期一，我回到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才想起你跟我说的事儿。但已经来不及了——已经休市了。后来我跟我丈夫说，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道，“只是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那是他的工作，他应该很清楚。”

“我们要是听他的话就好了。”

我问她亏了多少钱，她如实告诉了我。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市一直不停地涨，可现在呢，一年之内难得有一个月的上涨行情。我告诉她，我会随时把克莱姆的消息透露给她。

远在深圳的安妮可以使用公司的电话，她有时候会在晚上给我和亚当打来电话。一天晚上，她打电话告诉我，她的工资升到了一千元，我向她表示了祝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做老师最令人满足的一个方面，因为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会时不时地打来电话，报告他们成长和独立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进步。这样的进步多以钱为参照点：涨工资啦、分新房啦、新买传呼机啦。一次，一个学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刚买了一部手机。他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来跟我讲这部手机，随后才仿佛顺便说一声似的告诉我，他还订了婚。

我告诉安妮，她的工资终于跟我一样多了，这让她哈哈大笑起来。但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听着有点奇怪，我终于问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公司在香港有一个代理人，”她不急不缓地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头儿，有点喜欢我。”

“这话什么意思？”

一阵沉默。我又问了一句。“他喜欢你什么？”

“因为我比较胖。”她在电话里有些焦急地笑着说道。她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女孩，我知道，自从毕业以后，她的体重增加了一点点。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让她看起来更加漂亮动人了。

“你说他因为你比较胖而喜欢你，你是怎么想的？”我问道。

沉默。

“他是想让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可能吧。”

“他结婚了吗？”

“他已经离婚了。他是个台湾人，在台湾有好几个孩子。但他一般在香港上班。”

“他一般多久来深圳一趟？”

“一个月来两次。”

“麻烦大吗？”

“他总是想法子跟我待在一起。”

“你会辞职吗？”

“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在香港给我找一份工作。你知道，那边的薪水比这边高很多。他说如果我愿意去香港的话，我可以挣到好多钱。”

我深吸一口气，想着该怎样应对这件事儿。“那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地说道，“如果你想换工作，不用找他帮忙。那只会给以后造成更大的麻烦。”

“我知道。我想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你应该想法避开他。”

“我会的，”她说道，“我跟同事们说过，如果他来了，她们一定要随时陪着我。”

“你现在还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吗？”

“没有了。”

“好吧，如果问题很大，你应该辞掉这份工作。那种情况可能会很糟。”

“我知道，”她说道，“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很好的工作，如果我不得不辞职的话，我会这么做的。”

孔老师的一个远亲被强行卖到安徽省跟别人结了婚。那个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跟孔老师是一个姓。在一次关于人口贩卖的讨论课上，我们谈到了她。

我问孔老师，那位妇女是否可以逃离她的丈夫，他说他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一起。她被贩卖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结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她觉得很满意，”孔老师说，“因为她的丈夫很有钱。”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很明显，她是他花钱买来的。可除了钱的问题，她对这种暴力手段难道不感到愤怒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不太认识她，”孔老师说道，“但我觉得她是想离开丰都的。她生活在很贫穷的农村，你知道，女人要想离开那样的地方很不容易。通常情况下，她们不是被暴力弄走的——而是被骗走的。某人可能给她们许诺，说在某处可以找到好工作。一旦她们去了那儿，就被卖给别人当了老婆。她们远离家乡，无能为力。我觉得我堂姐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她从来没有回来过吗？”

“出去五年之后回来过。一开始，她还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写信。过了一阵，她就跟家人取得了联系，后来就回了一趟家。现在呀，她都回来过好几次了。她很爱她的丈夫。如果那些女人从小生活在跟我堂姐一样贫穷的地方的话，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只有一个问题很严重，那些妇女可能会被卖给傻子、跛子，或者老头儿。当然，如果嫁给那样的人做老婆，她们肯定幸福不起来。那会很麻烦，可只要有钱，很多女人是不会觉得太难受的。”

“通常会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吗？”

“对，那有时候就是个大问题——她可能被卖到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做老婆，丈夫的家人会对她严加看管，让她无法脱身。有些是文盲，没法给家里人写信，怎么走回来都不知道。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不会，”我回答道，“美国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听说哪儿有过人口买卖。”

“现在在中国也不常见了。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比较普遍。现在不大发生了。可在偏远的地方，我听说还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每个学年刚开始上文学课讲到美国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课本里印着的《独立宣言》。中国的出版社之所以把《独立宣言》印到了课本上，是因为这多少带有一点革命的意味。于是，这个材料就变成了非常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内容。当然，他们从没在书里印过《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

针对这一章，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要他们写下自己的独立宣言，宣称跟限制他们的某种东西脱钩。尽管也有好几个学生写了些别的东西，但所有的男生几乎都宣称要跟学校脱钩。马克思——一个人如其名的学生，宣称要跟金钱决裂：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全都是，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们都明白，金钱只是人类创造的物品而已。我们需要食物、衣物、汽车等不受金钱控制的东西。我们无须跟金钱作对，因为金钱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它的危害远甚于好处。我们一定要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暴君。我们一定要废弃它。

没有一个女生写到钱的问题，她们也很少宣称要与学校决裂。许多人是想要从父母那里获得自由——她们写到了自己的日记曾经被妈妈偷看，父母不让她们自由交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些女生宣称要彻底独立于男性。一个学生写到：

法律和上帝赋予人类以平等。我们享有了欲望的自由、恐惧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恋爱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几乎剥夺了我的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和恋爱自由。

他是个什么都想管的人。我和他都是思想比较开放的人。他可以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他可以跟他那些“小妹妹”一起玩。他可以和她们嘻哈打闹。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小妹妹”。可他不喜欢我也那样做。恋爱之前，我有好多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外出、开玩笑等等。那时候，我不知道神经病是什么意思。我就像一只快乐的鸟儿。现在，如果他看见我跟别的男生说话，他会揍我。更过分的是，他一点也不尊重我的感情。我没有了朋友。我很孤单，我的性格也变了。有时候为了一点小事，我也会勃然大怒。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了。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粗鲁。所以，我决定要永远地离开他。当他得知我的想法之后，他威胁过我。他说：“如果你敢离开我，我就杀了你。”天啊！我该怎么办？

我仍旧相信法律和上帝给了所有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要大声地宣布，我一定要独立！独立和自由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重要，包括爱情！

安妮上次跟我电话交谈之后没多久，她就写信告诉我，那个香港老头儿对她的追求冷了许多。她对那份工作甚为满意。从前的一个同学也从涪陵来到深圳碰运气。她们跟安妮的姐姐住在一起。

安妮总是为她的姐姐担心，因为她的姐姐老是调换工作。她上次跟亚当交谈的时候，她对她姐姐当时的工作进行了描述，听起来多少有点像是金字塔式的传销活动。类似的骗局在深圳司空见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安妮的姐姐自然而然地在这个金字塔传销组织的底层谋得了一个职位。我和亚当都极尽委婉地建议安妮，她应该鼓励她的姐姐从事别的工作——政府正在严加打击，金字塔式传销活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安妮在写给我的信里提到了最新的情况：

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多了。实话实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少的只是机遇而已。前些日子，她挣钱很辛苦，但她交了很多朋友，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认为，不管她今后干什么工作，这都是非常有用的。可是，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妈妈，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很为她担心，因为她都二十五岁了，可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男朋友。这样的情况真是好笑——得知我有了男朋友之后，他们很不高兴，甚至非常生气。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还只是个小女孩——年龄相差只有三四岁，可差别竟是那么大。

你写给我的几封信（其实只有两封）我都看了好几遍。能够跟智慧的长者“对话”，真是件乐事。我父亲可能算得上是个智者，但我在他面前总像个被惯坏的孩子。我们很少认真地交谈过。

几个星期后，安妮在上班期间打来了电话。我问起那个香港老头儿的情况，她大笑起来。

“所有他看见的女人他都喜欢，”她说道，“所以，现在没问题了。”

她告诉我，她的工作干得不错。我问她，她姐姐的情况怎样了。

“她很好。”

“她重新找工作了吗？”

“是的，她现在负责接听电话。”

“怎么讲？”

“人们打电话给她，”安妮解释说，“她就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交谈吗？”

“是的。”

“给她打电话的人多吗？”

“是的。”

“他们谈些什么呢？”

“困惑。”

“什么样的困惑？”

“感情上的困惑！”说完这个，她笑了起来，然后就不做声了。

“你姐姐喜欢那份工作吗？”

“我觉得她很喜欢。”

“薪水怎么样？”

“每个月六百，”安妮回答道，“可如果打电话的人很多，她的工资会高一些。”

“谁打电话呢——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男女各占一半吧。打电话的人很多的。”

“他们打电话是为了什么事儿呢？”

“深圳这儿很多人都有困惑。”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是感情困惑。有人说深圳没有真爱。人们要忙于赚钱求生存啊。”

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里，亚当所教的新生中有一个女生的成绩最好，名叫简奈尔。她远超其他学生，无可匹敌。由于她的聪颖，她跟其他同学的交往也有些疏远。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是一个人打发时间，常常通过跟我和亚当交谈来练习她的口语。那个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显得有些忧郁。然后，不知何故，她早早就回到了家，没能参加期末考试。

第二学年开始的时候，亚当第一次上课就点了名。所有学生都到齐了，就差简奈尔。亚当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几个学生只是摇了摇头，大家什么也没有说。

“她会不会晚一点才来？”亚当又问。

“不会，”班长香农回答道，“这一年她都不回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香农答道，然后他笑了笑。他的笑声里只有焦虑，没有玩笑，是中国人在极为不爽的情况下一种简单的反应而已。要把这类笑声跟一般的笑声区别开来并不十分困难，然而它还是时常让外国人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学生们埋下了头，亚当只好换了个话题。那一堂课真是漫长的两个小时啊。

这个话题很难讨论，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简奈尔的消息，因为学生们对她也不太了解。他们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那个暑假，她从家乡的一座小桥上一跃而下。中国人打算自杀的时候，总是惯于从什么东西上往下跳——桥上、楼顶上、悬崖上。在乡下，人们有时也会服食农药。在结束自己生命这件事情上，他们比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女人——做得更加彻底。美国人往往大量地吞食药片，然后通过洗胃的方式让别人给救回来。

中国的女人比男人更有自杀倾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女性自杀比例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其自杀的女性多过男性。

涪陵有诸多迹象表明，女性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亚当和我都经历过一些事情，其中的女性多少有些不正常。我们来到涪陵的第一年，一个大一女生总是徘徊在亚当的公寓门外，声称亚当爱上了她。亚当试图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则说她的身体里有个声音就是这么跟她说的。有几次，她还编了个故事，说傅主任召开过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告诉所有的参会学生，亚当对她很感兴趣。还有一次，她很生气地指责了亚当，说他太胆小，不敢追求她。她还说，亚当跟所有美国人一样，是个懦夫、骗子。

我跟一个叫欧小姐的女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欧小姐在城区的一家百货公司上班，四十多岁，没有结婚。她总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给我打来电话——清晨六点，她会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看看她。她给我买过一些礼物，有筷子、书籍、手工编织的毛衣。她是个善良的女人，没有坏心。一开始的时候，我尽可能地对她报以友善，但她的孤僻绝望很快就让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个星期，她就会送我一首诗，或几句短小的格言警句。这些诗句要么是从英语课本里摘抄下来的，要么是她自己翻译的。“我们一起开启未来之梦，”她曾经这么写道，“和睦的家庭才是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

偶尔，她也会给我写来长信，其中一封名叫“让爱情之树常青”：

你应该知道，女人是男人力量的不竭之源。她能够影响他、让他自信、勇往直前、令他兴奋，她能给懦夫以勇气，给弱者以力量。这全都看女人如何发掘自身的巨大潜力。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会用她自己的魔力去影响、鼓舞和塑造你们男人，让你们终身受益。为了自我完善，男人应该进入这所学校。有理想的男人才是男人的最强者。

尽管涪陵的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容易陷入孤独和挫败的状态，我却无法解析这种不幸福感背后的各种原因。要非常全面地理解两性关系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关系非常敏感，纯属私事儿，而我又只是个外来旁观者。不过，尽管我跟他们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我仍旧感受到了当地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我尤其注意到，他们跟金钱的关系差异巨大。在我的印象中，金钱在涪陵具有男性特征——我自然而然地会把金钱跟男人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当地的男子汉气概，跟他们的穿着打扮紧密相连。城里的男人几乎从不穿短裤，不管天有多热，还是多冷，他们总是周周正正地穿着西装，袖口上的标牌十分惹眼。炎热的时候，他们会穿着亮晶晶的丝质衬衫和薄薄的涤纶长裤。他们细细的腰上扎着的皮带绕了一圈半，腰带上还显眼地别着手机或者传呼机。他们把钱鼓鼓地装在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十分讲究——男人大多穿着黑色皮鞋，随时保持得锃锃发亮。当我进城去跟几个混得不错的男性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这通常是必须例行的公事之一：几个人在人行道上的一排凳子上依次坐下，先把鞋子打磨一番，然后再找馆子吃饭。

有些涪陵男人会让自己的小手指甲留到一两寸长，因为这可以表明，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活儿。我有好几个男学生都留着这么长的指甲，在他们那双明显曾经被农活儿打磨得十分粗糙的手上，这样的指甲看上去十分媚气，十分滑稽。不过，这些男学生谁也没有再回去做农活儿的打算。因此，他们那长长的指甲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生活正在往前迈进。留长指甲的涪陵男人大多属于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阶层：曾经一度做过农民，靠着开出租、当职员、做生意走上了成功之路。真正有钱的人很少留着这样长的指甲，因为他们身上昂贵的服饰和手机已经足以显示他们的财富了。

跟男人身上的衣饰一样，他们小指上那长长的指甲也代表着金钱——事实上，坐在银行或者商场里清点钞票的人往往都会蓄着长长的指甲。涪陵的女人身上自有她们的衣饰，表明她们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筹。但总体而言，她们身上的标志不如男人那么显眼、那么物化。上流男性就连使用钱包的方式也比女人更多一层炫耀之意。他们付钱的时候，会炫耀性地打开钱包，好让旁边的人看见那里面有一大沓钞票。

很显然，金钱大都掌握在男人的手里——挣得快、花得快、谈论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要多，女人进入商界的可能性不大，也不可能找得到开出租那样独自赚大钱的工作。这样一来，金钱对男性显得更加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之前，涪陵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金钱是他们最基本的身份象征。

而这样的身份象征极其无聊，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年之后，我感觉自己最不喜欢跟某个社会的、经济的群体——有那么几个钱儿的年轻男性——扯在一起。当然，也有例外，但当我力图对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下一个定论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都变成了受着狭隘的目的和兴趣支配的一个群体，我看到的几乎是一幅炫耀男性气概的讽刺画。画中的人物一般热衷于配带手机或者传呼机，努力挣钱来购买不断翻新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系统。他不停地抽着宏声香烟。他说话比较大声，很爱面子，喜欢摆出大款的派头儿。每到周末，他总会跟几个男性朋友一起来一场喝酒比赛，争先恐后地把一杯杯白酒吞到肚子里。如果想来点违禁的刺激，他还会到卡拉OK厅或者发廊里找个小姐玩玩儿。

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狭隘的偏见，不太公平。我在涪陵工作的第二年，跟当地的好几个有钱年轻男子交上了朋友，他们身上就不存在我曾经抱有的这种偏见。不过，我也认为跟中下阶层的人士最容易交朋友。我跟孔老师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会感到非常舒坦，因为他有思想，兴趣广泛，毫不市侩。当然，我的男学生大多也不像涪陵的有钱人那样目中无人。黄小强尽管时刻都在想着挣钱，但他丝毫不会表现出有钱人专属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实际上，这样的派头非常肤浅，只需假以时日就能看个对穿。不过，我没有这样的耐心。除了个别例外，我这一竿子打倒的是整一个阶层。

审视自己身为男人在涪陵的行为举止，尤其当我参加在当地上层男人群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日常活动时，我也形成了这样的偏见。在我们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亚当和我都厌倦了宴请吃喝——那无非就是毫无意义的酒量比拼、仗势欺人、劝酒花招。头一年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很好玩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交门路不广，出席过的一些宴会也因此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但有些宴会却非常令人难堪。第二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场宴请。不巧的是，重庆的一个干部考察团跟这事儿赶巧碰在了一起。随着一杯杯白酒下肚，我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比领导干部的来访跟圣诞节赶巧更加吉祥如意——这无异于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同时排成了一条直线。从听到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早晚会丑态百出。

出席宴会的有三十多位干部，等到一轮轮节日敬酒结束的时候，我和亚当用四川话大声地说着脏话，隔着餐桌用塑胶玩具枪相互对射了起来。至少后来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对宴会的后两个小时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桑尼和诺林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那天晚上，尽管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和亚当身上，她们两人也挡了不少的敬酒）。

如果换成别的什么地方，我清醒过来后会觉得无地自容。但我第二天醒来之后，丝毫没有任何担心。我觉得头晕脑胀，到处是瘀伤，但我知道根本不用道歉，因为没有人需要我去为此道歉。倒推回去不出一年，每个干部也许都曾在某次宴会上让自己出过洋相。毫无疑问的是，我和亚当那一晚的失控把他们的欢乐推向了新的高度。毕竟，那几把塑胶玩具枪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来此看望我们的一个外国朋友提议购买这么一件礼物，几个干部当即发现了这件圣诞礼物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于是，有人从街上买来了玩具枪，装上塑料弹丸，交到了我们的手里。

在涪陵，酒精常常是男人干了坏事之后说得过去的一种借口。头一年的有一次，我正在学校的餐厅吃饭，体育系三个喝得醉醺醺的学生走到我的桌子边上，对着我进行了一番嘲笑和辱骂。我尽力不去理睬他们，可他们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叫骂声也越来越大。我只好站了起来，一场打斗眼看就要发生。几个餐厅员工走过来，把那几个学生赶了出去。但那几位员工只能做到这个样子——他们没有问那几个学生的姓名，也没有报告学校当局。看着学生走远了之后，他们才向我道了歉，说那三个年轻人其实是喝醉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只能说这么多——学生喝醉了酒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

男人喝了酒往往会引起暴力行为，但我最讨厌的还是其中的冗长乏味。当我回顾第一年最生动活泼的一次宴会时，也就是那家文学刊物约请我写一篇有关狄更斯的论文那一次，我一方面觉得那很好玩儿，但同时也觉得那一次丧失了很多良机。一桌子坐的都是些读书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那个晚上大家的精力全都集中在给已经不能再喝的赛先生灌酒这件事情上。这事儿让我想起了高中时的一次次聚会，区别仅在于那天晚上的那些人全都四五十岁。第二年的圣诞晚宴之后，我和亚当终于又采纳了“美中友好志愿者”当初为我们定下的建议，拒绝出席任何带有斗酒性质的宴请活动。

但这个决定只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做出的，因为没有人要求我们中规中矩，不要喝得像个醉鬼。到头来，这可能算是我对涪陵男人——尤其是上流男人——这个群体最强烈的偏见。总体而言，我没有发现他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什么过高的期望值。任何极度男权为主的社会均是如此，男人享有的灵活性超过了正常水平。而在涪陵呢，由于男人们财大气粗，他们的傲慢愈发膨胀，愈发明显。

我尽量避免跟有钱的男人发生纠葛，但我有时候又忍不住把这样的偏见扩展到了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我仍旧力图克制着这样的态度，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对涪陵那些排外骚扰——无一例外全都由年轻男子首先引起——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我每次一个人到城里闲逛的时候，总有人对着我大声吼叫。但在这一片片嘘声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来自女性。总体而言，这都是男人们想要表现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如果看见三个年轻男子朝我走过来，我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见，他们会对着我来一番吼叫，目的只是为了在朋友面前长长脸。从那个意义上说，这样的骚扰跟在美国没有什么两样，一般也是由年轻男子引起，但这在涪陵实在是太常见了。

没过多久，我就得出了结论，跟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找我的麻烦，我于是据此调整了我的生活轨迹。如果我前去购物，看见有两个人出售同样的物品，我会无一例外地首先走向女性，因为她欺骗我嘲弄我的机会可能会小一些。我知道，其他志愿者遵循的也是这种模式。这的确是一种偏见，但这样的偏见来自我们自身的经验。

正由于这样的反应和偏见，我更难以理清涪陵这个地方的两性关系。我自己的生活就充满了矛盾：我本能地学习着对男性保持更多的戒心，但我最密切的朋友又全都是男性，而且我对跟女性保持一对一的交往方式颇感不爽。身为男性，且是外国人，又处在涪陵这样的小城市，你和女性之间肯定会存在着一道不言而喻的障碍，我则尽量避免跨越这一道分界线，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惹下任何麻烦。“美中友好志愿者”的人几乎是很正式地建议过我们，尽量避免在这样的小城市与人约会，因为这儿的人在外国人面前很容易大惊小怪。不过，即便没有这样的建议，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样的事情会非常棘手。因而，我们那一批志愿队员中的男性全都非常严谨。我们一共有七个单身男性，在两年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与中国的女性闹出过什么绯闻。

这样一来，我对当地的女性始终感到神秘而陌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和亚当最先把“小姐”这个词融入了我们的日常英语中。“小姐”这个词对应的是“年轻女子”，但在涪陵它还包含了我对这些女子的不甚了解，以及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横挡在我们和她们之间的那一道屏障。实际上，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使用过这个词语，部分原因在于有些行业里的年轻女性员工比比皆是，比如餐馆服务员、百货店员、火车乘务员，人们对她们的称呼均是“小姐”。但这个词同时也有非常模棱两可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指称在卡拉OK歌厅或者令人生疑的发廊才能见到的那些年轻女性。涪陵人把在卡拉OK歌厅上班的年轻女子说成是“三陪小姐”。她们陪喝、陪唱，还陪舞。只要你有钱，三陪小姐还可以“第四陪”，也就是陪客人睡觉。

要讲清“小姐”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可能，因为它的词义延展太宽。安妮是小姐，在茶馆里对我展开追求的李佳丽也是小姐。“小姐”这个词的词义含混模糊，但又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因为在涪陵这个地方，对于年轻女子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她们不像那些上流的年轻男人，其志向和雄心可以做一番简明扼要的归纳总结，而我对涪陵的年轻女子一直未能得出同样简明扼要的定义和概念。她可能年纪轻轻就已经结了婚，婚后立即就有了孩子，但她也可能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她可能有工作，自己挣钱自己花，但她在工作中遭受到的歧视和偏见可能比美国更甚。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很不平稳，很不健康，娼妓现象因此越来越普遍，婚外恋同样如此。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城里面结交的很多已婚男性朋友都在欺骗自己的配偶，而离婚对于涉事的女性来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耻辱和骂名。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人们会说那个女子“偷人”，或者“偷汉子”。但没有“偷女人”这个说法。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子有染，人们会说这个女子“水性杨花”。同样，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因此，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出性别歧视。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可以骂她是“臭三八”，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女性们的生活预期非常复杂，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压力对她们来说尤其显得沉重。很多乡下男人离开农村进了城，对城市里面的每一个棒棒军和建筑工人而言，他们都把妻子留在家里继续务农，让她们一个人侍弄着那些田地。总体上说，中国百分之六十六的农村劳动力由女性构成。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失衡现象正是女性自杀率高居不下——其中又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原因之一。农村的自杀现象很少因为贫困而引起，事实上，大多还发生在那些相对较为富裕和读书较多的农民身上。亚当的学生简奈尔就是这股潮流的经典案例：她不算穷，受教育机会远甚于其他农村女孩儿。但简奈尔的职业道路极有可能是回到家乡当教书匠，对她这样聪明的人来说，这样的职业前景可能显得非常令人沮丧。我觉得，她对自己的潜力心知肚明，对自己暗淡的前景同样心知肚明：回到乡下当教书匠、早早地嫁人、生儿育女。到头来，她要么承受不了，要么全都承受。

当然，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为糟糕。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女性发展空间更为广阔，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妇女根本没法与之相比。再者，中国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解放后推行的变革政策使妇女可以更容易地出门干活儿，政府还一直在强力禁止买卖妇女，坚持妇女离婚自由的权利。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只不过让她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苦境而已。跟中国人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一样，女性的独立问题已经走到了转折点，但这个过程似乎尤其艰难。

由于受着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每当读到某人关于“文革”中的受难故事时，我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通篇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某个人今天还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风向在一夜之间陡然改变，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被拉到游行的人群中“坐飞机”，双手平展，弯腰低头，十分痛苦。这个风向改变的过程本身并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冲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羞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曾经导致过全国性的灾难和悲剧。从“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有可能变得非常疯狂。但在更浅层的意义上来说，任何转型时期都注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最近几十年间，对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值形成破坏的莫过于改革开放。

对女性来说，集体思维似乎尤其麻烦，因为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严格和不确定性这两者的奇怪结合体。跟男性相比，一直以来她们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比男性狭窄得多，而新的经济秩序带给她们的期待和要求却又极度地模糊不清。总体而言，这样的变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们来得过于迅猛，对于身处其中的某些人来说，变革所带来的自由很容易显得势不可挡。

而且，他们往往求助无门。我在我的班上一次次地看到了这种现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亲近，彼此扶助，但如果其中某个成员或多或少有些与众不同的话，他们会非常残忍地对其形成孤立之势。没有一个人对简奈尔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和关注，而每个班级至少有一两个学生处于类似的孤立状态，无一例外都是女生。跟美国不一样，与众不同并不是一种解放，对于具有农村背景的女性尤其如此，她们不可能坦然地面对他人的看法置之不理，甚至开辟自己的新生活领地。这样一来，她们就变成了局外人，但与其说是出于自愿，还不如说是出于无助，这自然而然地让她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有过错的是我们自己。

在一定程度上，安妮跟这有点类似。她一直跟其他人不太合群，但她相当聪明，具有社交天赋，也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和关注。因此，这样的素质给她带来了足够的自信，她可以对群体中的某些方面置之不理。然而，简奈尔只是非常聪明，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她的孤独感。

这些压力的核心，总是跟钱有关。农妇们看着自己的丈夫外出工作，在经济上获得了安全感，却把自己的配偶们晾在一边，这种孤独感有时候就会把她们彻底地毁掉。女人自己也能够挣钱，这是自立的方式之一，但有些职业却可能给女人带来性别方面的挫败感，同时还会招致别人的批评指责，说女人不应该如此费心。像安妮这样的女子就可以到深圳挣钱，但到深圳挣钱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可以做文秘，有的可以当“三陪女”：有的女子像李佳丽，有的女子像安妮。她们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去挣钱。围在她们身边的男人真不少，但有的男人早已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于是，这些女性只能孤身一人时不时地跟这个不确定的世界进行着各种协调和沟通。

那个学期末，也就是春节之前，欧小姐把一个信封从我的门缝里塞了进来。里面有一封信、她的一份体检报告单，以及五百元钱。信是用英文写的，写得有些支离破碎：

亲爱的彼得：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最近去了哪里？

请记住：“当务之急。”你能告诉我吗？我能帮帮你吗？

“要冒险，就要赶早。”

“机不可失！男人的一生之机，胆子越大，走得越远。”

“虽然语言不连贯，但示爱之语总能看明白。”

“最好的关系，要用我们的真诚和理解共同创造。”

因为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纵然有奇迹，也应该努力追求。”

“愿神力助你一臂之力。”

“贤妻和健康是男人最好的财富。”“健康才是终身伴你的好朋友。”

“三思才能明智。”你够棒的了！

能不能帮我个忙？你肯定能帮我。很抱歉给你带来不便，但我感谢你的善意之助。请来我家吃饭，一起过春节，好吗？祝你好运！

真诚的，

欧晓梅

又及：附上我的体检报告单。

体检报告单上注明，她的身高为一米七十，体重为六十七公斤。她的心脏、胸部和肺部没有任何问题。她的牙齿、鼻子和双耳也都正常。标示的年龄为三十岁，并不属实。报告单经过了复印，年龄这一细节很明显被做过手脚。

体检报告单的右上角贴着欧小姐的照片。这张照片至少已有二十年之久，是一张黑白照片，尚显年轻的欧小姐戴着宽边眼镜，卷曲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照片上的这个年轻女子面带微笑，满脸自信。

那几张百元大钞对折着重叠在一起。那差不多是欧小姐月工资的一半多。换成美元有六十多，这在美国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五百元钱在涪陵可以吃上两个月了。如果把这笔钱翻上二十番，就足够生第二个孩子的开销了。

我很害怕欧小姐，很少直接跟她打交道。头一年，我已经知道，直截了当只会让她更加来劲。有一次，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不要在夜间到公寓里来拜访我。她一听到这番话，立马兴奋不已，在接下来那一周的时间里甚至每晚都来登门拜访。跟我遭遇的所有欧小姐故事一样，这事儿如果不明就里，听起来会非常好玩儿。但当事情真的摆在面前时，看着欧小姐如此的绝望、不开心，我心里想到的只有烦恼和沮丧。

我把那笔钱交给了跟欧小姐同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但工作部门不同的费晓云。费晓云也许算得上是我在城里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同时心地也最为善良。当我们的汉语还说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她是第一个敢于跟我和亚当说话的人。每次进城，我总会跟她闲聊一番。我因此知道，她一定明白欧小姐的问题所在。我把钱交给她的时候，对其中的原委做了一番交代。

“你知道，春节就要来了，”费晓云说道，“这个时候，中国人有很多习俗，其中就有送钱这个习俗。所以，她才要给你这些钱——她可能只不过想表达一下善意而已吧。”

几年前，费晓云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因此，她的普通话说得十分动听。我听着她那清晰的嗓音，不住地摇头。

“人们在过春节的时候是把钱送给小孩子，”我说道，“我知道这个习俗。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们也不可能把这样的钱送给大人吧。就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便送给你五百元钱，这合适吗？”

“不合适，”她回答道，“不合适。”

“那么这笔钱也是一回事儿啊。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很令我难堪。”

“是呀，”她叹了口气，又说道，“是有点莫名其妙。”

我就喜欢费晓云的这个性格——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去撒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尽力地维护她，但她同时又明白我的难处。她很为难地看了看信封里的钞票。

“拜托你，能不能请你把它还给欧小姐？”我说道。

“好吧，我一定做到。”

“你可以告诉她，我不能接受这笔钱，我感到非常抱歉。但请你不要怂恿她——我不希望她再来打搅我。我不想没礼貌，但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公寓看望我。”

“我懂。我一定尽量跟她讲。”但我也看得出来，费晓云明白这事儿有些无望。欧小姐属于那种举止出格的人，像她这样的人你多少有些无可奈何。我估计，等我永远地离开涪陵的时候，我跟欧小姐肯定会有一番小小的吵闹，后来真是果不其然。不过，当我站在百货公司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劳心去想今后的事情。在涪陵，我总是要应付很多麻烦事，但眼下的重中之重是把钱还给欧小姐。

我谢过费晓云，并预祝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就把信封放在了跟前的柜台上。几个星期之后，她告诉我，那笔钱已经成功地转交回去了。我把欧小姐的体检报告单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后来就忘记了。但有时候我会回想起那张旧照片，禁不住纳闷，这个年轻的女子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是什么使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不知何故，那张照片我一直没有扔掉。

老　师

“每个人都需要一点信仰，”孔明说道，“要么是宗教、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或者是共产主义——不管是哪一种信仰，每个人都应该信点什么。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第一次想到入党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但当时没被批准。”

孔老师是党员，从前是农民，现在是涪陵师专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老师。他三十三岁，黑发中夹杂着几根银丝。他脸上时常带着淡淡的笑容，上唇有一绺淡淡的髭须。他对汉代诗歌了解颇多，他那三岁的儿子取名松涛，意为“松林之涛”：风儿吹过，松林便会发出呼呼涛声。

“在中国的诗词中，这个用语非常普遍，”孔老师解释道，“雪莱曾经也用过这样的词语——我读的是译文。他写过一首诗，描述的就是松林，他描述了松林发出的声音。我觉得那片松林在意大利境内，但不太确定。”

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整整十年间，孔老师入党的兴趣一直不减，但在经历了正式申请、持续数月的一轮轮谈话和衡量之后，直到去年才终获批准。“在过去，他们会仔细审查你的家庭背景，”他说道，“家庭背景很重要，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他们现在看你的思想如何，这样好多了。

“我觉得，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帮穷人，求平等——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定得很好。当然，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人入党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是为了要权力，这样的人入了党就一心想着自己的事儿。那很不好——所以我们存在着那么多腐败现象，因为很多人只关心自己的事儿。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糕，老百姓当然不再相信它呀。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仍然会支持共产党，我肯定会同意它的许多主张。问题总会存在，但它的基本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赋予每个公民稳定，这种稳定一向是通过国有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涪陵师专，他的生活中丝毫没有企业家那种混乱状态和不确定性。他的三居室公寓归学校所有，也由学校完成维护，每个月的租金大约是三十元——这点钱不算什么，基本上就是个形式而已。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健康保险和退休金。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不到八百元，不算多，但最大的好处在于它的稳定，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师专开除过某位老师。美国人把孔老师这种情况称作终身教职，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你一参加工作就具有了这样的终身职位。只要是国有单位，每个人都具有终身职位：老师、政府官员、邮局职工、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家的工作都是稳定的——那就是“铁饭碗”。

不过，这个词正在变成过去时，涪陵人说起这个词的语气不外乎以下两种。当强调这样的旧制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时，他们的语气常常带着很浓厚的讽刺意味；可当他们说到某些安逸舒服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往往带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谈论这个词，取决于他们在单位体制中的各自立场，而政府对于铁饭碗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加审慎的观点。这样一来，纯粹打不破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改革，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带上了中国特色，逐渐发展成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怪结合体，不断地改变和重塑着孔老师他们的生活参数。

给他带来冲击的第一个重大变化要在今年晚些时候才会发生，1998年6月，他居住的公寓将会变为私有财产。他再也不能享受每个月象征性收取的三十元租金了，那套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以不到一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这个价格并不高——但考虑到他每个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老婆做自由摄影师赚取的收入更少，那又是很大的一笔钱。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公寓可能会升值，从长远来讲，这就给孔老师带来了收益——但以往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让他把居住的公寓当成投资品来看待。涪陵人从来没有谈论过按揭或者再融资，普通人从银行贷款更是闻所未闻。要买下这么大件商品，你要么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要么从家人和亲戚朋友那里借钱支付——如果实在找不到这笔钱，不买就是了。

铁饭碗上还蔓延了其他的裂纹。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各单位的保险制度要进行改革。这项改革的细节尚未确定，但涪陵师专的老师们恐怕不得不自行到同样才在蹒跚学步的保险公司购买保单了。要不了多久，孔老师和他的老婆徐莉佳还得考虑孩子上学的事情。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按照标准收取费用——每学期一百多元的学费，书本费和校服费另外收取。这笔费用倒是不难承受，但涪陵公办学校的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多收费，给好老师支付高工资。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滑到了后面，师专的老师大多把孩子送到城内的学校读书。但跨区就学的费用越来越高——前几年的费用是八千元，现在的一次性收费涨到了一万两千元。三年之后，等到孔松涛开始上学的时候，还会涨到什么地步？交这笔钱值得吗？一度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体制还会不会冒出别的什么特色来，让每个家庭面临着更多艰难的抉择？这样的变革叠加起来，会不会达到一个点，令孔老师不再觉得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

不过，即便面临如此种种变革，孔老师依然不太担心。到了必要的时候，决定自然会做出。同时，他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成长。这样的平和心态跟孔老师的党员身份、严格遵循国家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他的平和心态跟其他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在外人看来排山倒海般的种种变革面前，他们保持着出奇的平静。原因非常简单，他曾经历过的，比这还要糟糕。

“我小的时候，肚子吃不饱，”孔老师说道，“尤其是在1972年到1973年——那两年艰苦得很。我们居住的地方偏僻，土地贫瘠，这是一方面，但跟‘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很多问题也有关系，那时的生产有问题，农耕方法也有问题。70年代后期稍微好了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很少吃肉，总是觉得肚子很饿。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稀饭，只有这么一点点。很少放盐。我们吃过野草、野花、松针——这些东西我都吃过。

“我五岁的时候，妈妈生下我的妹妹之后就去世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牛奶之类的东西喂给小婴儿吃，她也死了。这件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但在我十岁大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突然就生病了，患了重感冒，三天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情况更糟糕。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没法劳动，我太小，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我的大伯拉扯我们一家人。那个时候，生产队不行，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后来，情况有了好转，生产队才能够给我们一点照顾。但一连多年，情况都非常糟糕。”

孔明老师的早年生活在丰都县的大山深处度过，镇上的人口现在可能有三万。从他的老家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走到公路边，再坐三个小时的汽车才能颠簸到丰都县城，因此，孔明在十四岁之前从没有去过县城。他在家里帮着大伯种地，到山坡上种植小麦和玉米，到水田里种植水稻，还得到处种上蔬菜。“回想起来，那时的劳动并不算苦，”他说道，“可现在就算很苦了，因为我都做不来了。”他看着自己的双手，笑了起来。那是一双教师的手了——沾着墨汁，柔软细腻，灰尘和老茧早就不见了。

“我现在到乡下去的时候，”他说道，“简直不敢相信那些农活有那么艰苦，即便在涪陵周边的郊区，农民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农活依然十分艰苦。我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多来自农村家庭，我要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浪费父母的钱。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跟我差不多，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农村的活儿有多艰苦。一到周末，他们就跑出去，浪费了不少的钱。”

跟他一起读初中的那些人，继续读高中的并不多，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录取到了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学，位于成都，是全省最好的师范院校。1988年毕业之后，他被分到丰都财贸学校教了六年的书，然后调到了涪陵师专。

在美国，任何人如果能够像孔老师这样逐步提升的话，基本上都会满怀着自我奋斗成功的信心——甚至会有一点傲慢自大，但在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里，这样的自豪之情根本看不出来。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从来不说困难有多巨大，因为他知道，情况原本可能更加糟糕。

“在‘文革’期间，我的家庭没遇到过任何麻烦，”当被问及政治方面的麻烦时，他这样说道，“我们家太穷了。地主之后，农民分成三个类型：富农、中农和贫农。我们家很穷啊——当你穷得像我们家的时候，遇到‘文革’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只要你不去偷盗，不去杀人放火，没有其他罪行，就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家谁都没有受过迫害。

“我还记得生产队召开的几次大会，那是‘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74年或者1975年的时候。当然，我什么都不懂，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把某个地主，也有可能是某个走资派——通常就是想方设法卖点柴火或者蔬菜的人——找来，然后开个大会把他批斗一番。他要这样站着。”

孔老师做了个示范：双脚并拢，上身微倾，头要低垂，下巴抵着胸部。前后有几秒钟的样子，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他笑了笑，接着讲述起来。

“他们‘坐飞机’的时候不是很多。多数是站成这个样子，如果头低得不够，其他人会把他的头给按下去。我还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个老头儿，他是个地主，每次开会都要把他弄来站上好几个小时……就这样子，头要低下去。他总要把头歪向一边，因为那样会舒服一些。长久以后，他的头就一直这样子歪着……‘文化大革命’都过去了，但他在生产队走动的时候，头依旧歪向一边。”

孔老师依旧站着，这下子，他把头向左边歪着，在房间里走了几步。然后，他又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小孩子的时候，觉得那些事情看起来很兴奋。当然，这对小孩子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小小年纪就看到这样的事情，思想上肯定会受到影响嘛。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开批斗会的时候，批斗的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爸爸。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开那个同学的玩笑：‘你爸爸是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这么说。”

他又模仿起了小孩子的情形，用手指点着，大笑着，一边大叫着“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一边用手捂住了嘴巴。但突然，他又严肃起来。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会说这很荒唐。是有点滑稽，因为人们做的事情是那么荒唐，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现实生活。那不是闹着玩的。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在将来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都越来越好，而且我们也知道，‘文革’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再也不会重演。但在今后看起来肯定又会不一样。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会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荒唐可笑。也许今后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

第十章　农历新年

秋季学期临近结束时，我们教的三年级学生外出实习了。12月，我和亚当往南边走了一趟，去看望我们最喜欢的几个学生的教学工作。他们在武隆县的几所中学实习，需要沿乌江往上游走，跟贵州省挨得很近。那个地方十分偏僻，我们几个外教的抵达，令当地的学校倍感荣幸。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到处做演讲，出席宴会，还参加了一场篮球观摩赛。

我和亚当待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无需任何准备就能联合起来做一场演讲。我们知道怎样拿对方来搞笑，一切都进展得顺顺当当。我们在武隆做的演讲英语和汉语各占一半，主要是要把学生们的兴趣吊起来，这一点也不难。每次演讲之后，上百个学生围了过来，争着要签名。我们不停地签名留念，直到干部们把我们连拉带扯着前去参加其他的活动。在武隆期间，我们几乎每个小时都被安排了演讲和会议。

两天之后，我们彻底累垮了。一般来说，我们在四川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结束的——累得一塌糊涂。我经常生病是原因之一——由于空气污染，我患上了慢性鼻窦炎，最终不得不停止了跑步锻炼。我的健康状况极其糟糕，那一年我都在受肺结核的折磨。等到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资料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里边全是我那两年生病和受伤的各种记录：肺结核、阿米巴痢疾、慢性鼻窦炎、耳膜穿孔、（打篮球导致的）鼻梁骨折、单眼视力急剧下降（原因不明）。

气候固然不好，但把我压垮的主要是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里所遭受的种种压力。经常处于别人关注的焦点之下，总是令人感到十分疲惫。而作为外国人，则意味着你更容易惹上种种麻烦。一直以来，总有一些小的危机或者问题，需要我去加以关注——要么是欧小姐、要么是茶馆的某个人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要么是别的什么事情。我不是真的介意，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教学工作几乎没什么压力，我之所以老往城里跑，是因为我觉得城里的生活精彩纷呈。

旅行通常会带给我更多的压力。没有什么事情比在武隆这个小小的江城打发时间更苦更累，它把我们在涪陵遭受的种种压力全都压缩得更加密实。不过，收获也很大，因为那里的人们看见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真是兴奋不已。不过，在那样的地方我们完全无法左右自己。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今后有外国人在武隆这样的地方生活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样的事情注定会发生，但我不敢想象，因为在我看来，外国人在这里恐怕待不了三个月就会走掉。当地人的意图很好，但他们的善良——无休止的宴请、无休止的专题活动——会要了你的命。在武隆待了两天之后，我和亚当都生病了，三四天后方才恢复过来。

春节临近，我们有五个礼拜的假期，从1月中旬开始。桑尼去了泰国，诺林去了华南和越南。亚当打算坐船到上海，然后折返到南方的深圳去看望安妮。我打算一个人到贵州的群山之间做一番徒步旅行，但我越考虑在中国旅游的事情，就越清晰地回忆起上次到新疆的火车之旅。我也想到了武隆之旅的精疲力竭，我在涪陵的生活因此被映衬得越发称心如意。

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寒假刚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在涪陵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我也明白过来，春节临近，除了涪陵，我哪里也不想去。这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是举家团聚的日子，涪陵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了下来。

我早上起得很早，然后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写作。这是我一天中的英语时间，通常会在上午的十点或者十一点结束。为了清除脑子里的英语残渣，我会在公寓里再学上一个小时的汉语，学习的方式是看报或听磁带，然后再去“学生食家”吃午饭。下午和晚上，我会去城里溜达，通常会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跟廖老师和她的丈夫一起吃过几次，跟孔老师也是，城里面也有好些人经常请我一起吃饭。如果没有人请我吃饭，我就自己在城里面吃，或者会回到“学生食家”，在这里吃饭，同朋友一起吃饭没什么两样。

英语已经变成了我仅用于写作的语言，整整一个月，我嘴巴里说出来的全都是汉语。后来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才觉得那是我在中国过得最舒心的一段时间，因为我终于完全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我终于完全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这一切全都是霍伟自己的事儿——整个寒假期间，没有一个英语系的同事邀请我一起吃饭，也没有谁来打搅过我。那个春节快结束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全都是明确指令使然，从我和亚当到达涪陵开始，有关当局就告诫英语系的老师们，不要和外教走得太近。跟干部们制定的很多政策一样，这事儿同样根源于一种模棱两可而又毫无意义的偏执，但最为悲哀之处也许在于它的极端有效性：我和那一家没有受过教育的面馆人家的关系竟然比我和师专里说英语的老师们的关系还要密切。然而，有关当局孤立我们的这种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结局，就算他们现在改弦更张，我也不会拿那种生活去换取能说英语的友谊。整个寒假，我是城里面唯一的外国人，但我头一次不再觉得自己孤独。

几群当地的孩子经常会跑到我的公寓来玩，因为我的阳台上挂了几串节日彩灯，高居于乌江之上，在夜晚显得非常漂亮。有时候，十一岁的何丽会带着几个小女孩上来玩耍，她跟我同姓，常常叫我哥哥。有时候，一帮野孩子会跟在王雪松的后面跑到我的公寓来玩。王雪松刚好九岁，就住我对面，跟他同住的还有他的外公和离了婚的母亲。他家里的大人们都曾经非常严厉地警告过他，千万不要打搅我这位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都学会了怎样哄骗他们，他要么跟一大帮孩子跑到我家，要么走出家门，大声地下几步楼梯，然后再悄悄地折回来，轻轻地敲我的公寓门。我很喜欢跟他说话，他会给我讲他在校园里遇到的事情，讲述他的校园生活，讲述他班上那个小胖墩的故事。那个小胖墩谁都看不起，大家戏谑地称他为蒋介石。小王很喜欢到我家来看电视、翻相册，还喜欢在阳台上对着下面的过路人大喊大叫。他喜欢怎么做，我就让他怎么做。我非常想念远在密苏里老家的侄儿和侄女们，有这么个小孩在我的公寓里跑来跑去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小王和我一起串了差不多一百多只节日彩灯，我把它挂在了阳台上，到了夜晚，你从长江上也能看得见这些彩灯。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大功告成，然后，为了奖赏他，我让小王把所有烧毁的灯泡逐一扔到六楼下的人行道上，一个个灯泡发出了清脆的砰砰声。对于鼓励他这样的失范行为，我并不感到特别内疚，因为师专的修理工每每来我的公寓里更换完灯泡之后，都会干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他们似乎跟小王一样享受，随着玻璃灯泡在人行道上砰砰爆开，修理工们会发出哈哈的大笑声。

每到晚上，河对岸的涪陵城区流光溢彩。街道两旁全都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和一连串的彩灯，所有的树都进行了装饰。南门山附近的那个小园子现在变成了色彩的海洋——煤尘满布的小树和灌木全都布满了电灯泡，在城市的中心区域闪闪发光。人群接连不断地来到这个小园子，拍下一张张照片。随着节日的临近，城里面所有的人仿佛都在夜间走了出来，举家出动，携妻带小，全都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有的在买零食，有的在看商店橱窗，有的对着人群打望。士兵们也请了假回到家里来，他们穿着制服逛街，一边显露出自豪的神情，一边留意着人群中的小姐。大街两旁，梯道两边，突然冒出了很多小食摊点——有的经营烧烤，有的在油炸土豆，有的在炸臭豆腐，还有小火锅——一时之间，仿佛所有的人都把就餐地点改到了人行道上。我也一样。我一直很喜欢涪陵的夜晚，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密集强化起来，现在这个地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激情。就连主干道两旁那些可怜的树都好像充满了生命力，闪耀着明晃晃的白色光芒。那些灯泡很随意地缠绕在树干上，有时候会爆裂开来，把树引燃。每当此时，那些树会在一瞬之间释放出火焰和烟雾，发出耀眼而又自豪的光芒。行人们会驻足观看，哇哇尖叫，高声大笑。随即，火焰熄灭，树在那里轻轻地嘶响，阵阵烟雾升上天空，行人们继续行走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之中。

春节的前一晚，“学生食家”一家人请我去吃晚饭。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传统上就是举家团聚的时刻——相当于美国的圣诞晚宴。黄小强早早就关了店门，我们一起走到他们位于插旗山脚下的家里。

黄凯满两岁了，已经到了惧怕外国人的年龄。从一开始，他经历了好几个轮回，这个调皮的孩子时而跟我一起玩耍，时而一看到我出现就怕得要命。这样的反应非常奇怪复杂——一半是恐惧，一半是着迷。只要电视上一出现外国人，黄凯立马变得兴奋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霍伟！霍伟！”他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他在家里老是会说起我，但那个春节不知怎么回事，他一看见我本人就怕得要命。

去吃年夜饭的那一天，我刚一走进他们家门，那孩子就哇哇大哭起来。“他就这样时哭时笑，搞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的妈妈说道，“我一跟他说你要来，他就开始哭，我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一回事儿。”

“很抱歉，”我说道，“要早知道他不高兴的话，我就不来了。”

“不，没事儿！他过一阵就没事儿了——我让他到隔壁房间玩一会儿。”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跟黄小强，以及他的父亲黄能一起看电视。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那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黄家的两个男人坐在那里抽烟。电视屏幕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整齐的方队齐步走过。我能听见黄凯在隔壁房间里哭了起来，但随即又安静下来。他的妈妈轻言细语地跟他讲着什么，我偶尔听到她跟孩子提到了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军队齐步走的方式跟我们中国军队的不一样，对吗？”黄小强问道。

“不一样。”

“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道，“那上面的是你们美国兵吗？”

他的儿子替他更正了过来：“人家那是英国士兵！”

“反正，他们走正步跟我们中国兵不一样——他们是这样走的。”黄能站起身来，在地上重重地跺了几下。他四十九岁，是个小个子，长着农民那种精瘦而结实的身板。他把双膝抬得高高的，在堂屋里来回走了两圈。“你们美国兵也是这样走正步的吗？”

“差不多吧。”

“我们觉得好难看哦——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些人走得真是难看死了！”

“我们西方国家走正步跟你们中国不一样，我们觉得你们那种姿势才难看呢。你们那种方式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明白了——你们不喜欢，是因为那场战争的关系，对吗？”

“对。这就像你们中国人看待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喜欢日本人。”

“我知道。”

“他们在南京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也轰炸过你们美国嘛。”

“对，他们轰炸过夏威夷。”

“我们中国人称他们为‘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们美国人怎么称呼他们？”

“打仗的时候，人们称他们‘日本佬’（Japs）。”

黄能很喜欢这个词，在嘴里反复念叨了几遍：日-本-佬，日本-佬，日本佬。

“这是不是骂人的话？”他问道。

“是的。就跟你们中国人说‘小鬼子’差不多。”

“那么说来，你们美国人也不喜欢日本人？”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他们的，或者说至少不再仇恨他们。我们也不再称他们为‘日本佬’了。但打仗的时候，我们美国人一点都不喜欢他们。”

“是因为他们轰炸过你们美国。”

“对。”

“但你们后来在日本丢了一颗原子弹。”

“是的，我们丢了两颗。”

“美国是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对。”

“论科学，你们美国是世界上的老大。所以说，你们是超级大国！”黄能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然后继续看他的电视。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令人愉悦的交谈，这让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是全家的长者，他的责任就是带给我宾至如归的感觉。电视上的部队表演已经结束，现在放起了五颜六色的呼啦圈表演，表演这个节目的小姐们全都穿着紧身衣。冯小琴领着黄凯走了出来。他用将信将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然后在房间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倒腾起玩具车。我装着没有看见他，直到他把玩具车推到了我的脚底下。我把玩具车捡了起来，只见那孩子吓得直打哆嗦。我把玩具车又推回给他，他才很不好意思地转身走开了。

黄能的妻子王朝素已经做好了晚饭，我们全都坐了下来。桌子上摆了几样肉食，全都非常麻辣，以及豆腐和豆芽，此外还有从城里的市场上买来的一条鱼。我们就是连吃上三天还有余。当然，也有米饭，王朝素给我的碗里舀了一勺。

“我晓得你们喜欢一开始吃就要有米饭，”她大声说道，“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先吃菜后吃饭！”

王朝素跟我说什么嗓门都比较大，这跟美国人遇到英语蹩脚的人的做法差不多。一大家子人中，我最喜欢她，她是个朴实的人，没有读过书，只会讲涪陵方言，还很有些幽默感。她很喜欢我自称为“洋鬼子”，对于我和亚当相互撒谎，并对其他新来的志愿者撒谎这事儿觉得非常好玩儿。几个月之前的秋天，我们曾经告诉过王朝素，她可以按正价的五倍收取桑尼和诺林的面条钱，而我们只抽取其中的一半回扣，就可以不让那两个人知道被骗的事儿。

“那多不礼貌哦，”她非常惊讶地说道，“她们刚刚来，我们不应该欺负人家。”

“谁知道呢？”我说道，“就两个洋鬼子！她们有的是钱——她们两个家里都很有钱。”

“你说假话！我知道你在说假话！下次我也要骗你一下！”我们之间总会开这样的玩笑——我每次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她都会跟我讲，她会如何狠狠地骗一骗我们这些洋鬼子。

她的厨艺很好，做出来的年夜饭更是绝世无双。间或，王朝素会大声说道：“难吃死了！”而我总会让她确信，饭菜的味道其实好得不能再好了，然后她又会往我的碗里添上一勺饭，并大声说道：“慢慢吃！”

吃过年饭，人们又坐回到沙发上，我也跟黄凯玩了起来。他终于克服了恐惧心理，现在跟我来回地推起了他的玩具车，还不时发出咯咯的大笑声。他的爸爸在看电视，而他的爷爷正坐在边上的一张凳子上，把几张红色和白色的薄纸认认真真地剪成长条，再把它做成坟飘。这种坟飘先用白纸做一个细长的圆筒，中间扎一圈红纸条，底下垂着细细的白色纸飘。第二天是正月初一，他们一家人要赶回远在白涛的老家，把这些坟飘挂到先人的坟头上。

“我们要去给我父亲挂坟飘，”黄能说道，“我一般至少隔年去一次。他解放前就过世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应该时时地挂在黄能他们嘴边，因为共产党镇压了他的父亲，他们才获得了解放。然而，他跟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个人一样，说起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嘲讽语气。我问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有多大。

“我十岁。”

“很小啊。”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死，”他说道，“十岁的人啊，什么都不懂。”

他裁切白纸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我推出去的玩具车从他孙子的脚边溜过，小孩一边追逐着玩具车，一边尖声大笑。

“你们的圣诞节就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对吧？”黄能问道。

“差不多吧。圣诞节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去给先人扫墓？”

“不会，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美国人多数都不知道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总是东奔西跑。你看，我祖父的坟墓就不在我的家乡，而是远在加利福尼亚，路程相当于从这里走到上海那么远。我也搞不清楚其他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有的在意大利，有的在德国，还有些远在爱尔兰和英格兰。”

“那么多国家呀！”

“很多美国人都是这种情况。”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坟墓都祭扫一遍。那要花好多钱哦！”

“肯定要花很多钱。我的老家离欧洲很远。”

“哦，”他说道，“明天我们就只去白涛，坐公共汽车只要四块钱。”

我们坐在那里，一起看电视。一只盘式电炉烤得我们十分暖和，男人们还用它来点燃香烟。电视上的舞台表演比平时精彩一些。我现在和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不必批阅学生们的试卷，这个节假日带给我的沮丧感顿时一扫而光。我们坐在那里聊了一阵天、开了一阵玩笑，冯小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刚来这里的时候，”她问道，“是不是很讨厌中国人？”

这个问题让我吃了一惊，一时之间，我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问。于是，我问她，她那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人很粗鲁，因为他们经常嘲笑你？”

我还是不知道从何作答——他们邀我到家里做客，已经善良至极。在我们看来，那些曾经的不愉快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看电视，我觉得最好说点别的什么。

“没有，”我回答道，“我觉得这儿的人对我非常友好。”

“不，不，不，”她急不可耐地说道，“就像那一次，你和梅致远在我们的馆子吃饭，有一个女人就把你们两个嘲笑了一番。”

梅致远是亚当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我想起了那件事，实际上那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一个月以前，楼上卡拉OK厅的一个小姐取笑过我们，她不光嘲笑我们讲的普通话，还把我们吃饭的方式也嘲笑了一番。她在那里喋喋不休，我则要她赶紧住嘴，少管闲事。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对取笑我们的人置之不理，但我们觉得那家餐馆应该是我们的地盘儿，其他人没有权利在那里对我们说三道四，尤其是卡厅小姐更没有这个权利。

看得出来，冯小琴希望我如实回答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她既了解我，也了解涪陵人——她基本上一直都在餐馆干活儿，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她都看在眼里。跟所有人一样，她对我的观察非常细致。但也有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她在观察我的时候多少带着一点同情心。

“是的，”我说道，“我觉得那个女人很不讲道理。她当时在取笑我，所以我才叫她不要嘲笑我们。不过，这事儿对我的影响不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嘛。”

“她没有文化，”冯小琴说道。“没有文化”就是说没有读过书。冯小琴摇了摇头，接着说道：“所以才那样对待你们，因为她没有文化嘛。涪陵像她那样的人太多了。”

“不是的，很多人都不像她那样。现在比我们刚来那阵好多了。”

“反正她就不该嘲笑你们，我认为那很没礼貌。”

她定定地看着我，黝黑的眼睛里包含着某种东西，我把视线转向了别处，看着那正在一边玩耍一边自顾自牙牙学语的小孩子。

“不要紧，”我说道，“你们对我很友善，所以今晚上才请我过来吃饭——这一点重要得多。黄凯这个小主人也很懂礼貌。”

她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们又谈起他长大了多少，他已经学会了说多少话。我们没有提到天刚黑时他对我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怕我了，我待在他的家里反而让他觉得很高兴。孩子对我的恐惧，恰好反映了我在涪陵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人们对新奇事物的不确定感，我对此只字未提。这样的态度自然而然、无能为力、符合人性——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应，无需受到任何责备。面对这样的情景，需要的是时间、努力，以及耐心。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所面对的那些人们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他们能够邀我一起吃饭，说明他们非常豪爽大度。他们早就知道，小孩子一看到我就会哭，这很有可能令我伤心，但他们还是向我发出了邀请。这令我想起了美国人的圣诞晚宴。我不知道，如果明知我的孩子害怕某位外国朋友或者黑人朋友，我还会不会请他到我的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对我的孩子将会是很好的榜样，对客人则是一种重要的姿态。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样的宴请物有所值。为我自己，也为别人，我都会这样做。

但今晚的宴请没有任何意图。冯小琴能够理解我，但这样的理解程度并不深入，她无法明白我从黄凯身上和涪陵的其他人身上明白了什么道理。她和她的家人请我一起吃年饭，不是想在仇外情结上证明什么，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意图。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过节，而我又是他们的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无关紧要。他们完全是心胸宽广的人，那是我在中国吃过的最有滋味的一顿饭。

午夜的鞭炮声宣示了新年的到来。我早早就离开了黄凯的家，因为我觉得有点儿累了。就在我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一阵阵低沉而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宛如滚过群山的一阵惊雷。鞭炮声越来越响亮，在河谷里不断地回响着，于是我来到后阳台上一看究竟。

夜色中的乌江看上去十分沉郁。城区看上去也是黑乎乎的一片，但随着午夜临近，鞭炮声逐渐密集了起来，只看见街道和梯道上光电摇曳。鞭炮声越来越密集，插旗山上响起了爆鸣声，长江对岸那遥远的白山坪上也出现了燃放鞭炮的曳光。午夜钟声敲响，全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在乌江的江面上来回地震荡着。随着曳光闪起、爆鸣声响起，房屋的窗子被震得不断地咔嚓作响。旧岁已逝，鬼怪逃离。流光溢彩的城市把河谷里的乌江水映照得五彩斑斓，不断地摇曳流淌着。午夜终于过去，鞭炮声逐渐减弱。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未知而神秘，宛如河谷里静静淌过的乌江水。

第二天早上，我进了城，满大街的人们都穿上了新衣服。一直以来有个习惯，人们在大年初一这天不可以穿旧衣服，尤其是小孩子更要穿得光彩照人。很多小女孩都化了妆，所有的男孩手里都拿着枪。那好像也是新年的习惯之一：街边摆着的小摊上，到处都在卖塑胶玩具枪，男孩子手里要么拿着步枪，要么拿着手枪，或者兼而有之。这些玩具枪做得十分逼真，威力强大。若是在美国，出售两把这样的枪就有可能被告上法庭。当然，美国的小孩子也可以用枪来射杀鸟儿、小狗或者小猫，但涪陵很少有这样的小动物，反而是人很多。满城都是相互追逐的小男孩，他们一边大喊大叫，一边用手里的武器相互对射着。

新年还有一种潮流，那就是上街乞讨的学生。南门山一带一直都有乞丐，一般是身带残疾的人，时而也有少数民族妇女带着一群脏兮兮的孩子，个个争相拉扯着你的衣袖祈求施舍。可现在，我每次进城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两三个学生，他们穿着校服，不好意思地低着头，面前摆放着一大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的标题往往是“筹集学费”。他们的故事大体相同——付不起大学高昂的学杂费，一般是因为家里死了人，从而希望路人能够慷慨解囊。通常情况下，乞讨者会摆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及他们的学生证。乞讨者没有一个是涪陵人，他们都是坐长江上的船路过此地。

他们讨到的钱可不少——面前堆了一大堆五元、十元的钞票。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对教育极为重视，因而才有人能够以此挣钱。我无法想象，美国人面对这样的花招会如何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那称得上是花招：一连数个星期，我注意到有两三个男孩明显属于一个团伙，他们共用一件校服，共用一个学生证。他们每天轮流上阵，其中一个人进行乞讨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人负责望风。寒假正中间那一天，我感觉他们轻而易举就挣到了一百多块钱。跟坐在家里看电视相比，这项活动肯定效益更好。

我坐上公共汽车来到长江边的佛教寺庙，观看这里的和尚替人算命。那是涪陵唯一的正儿八经的寺庙——人们告诉我，在“文革”之前，当地有三百多处寺庙和神龛，但现在仅存三处，有和尚的仅此一处。这座寺庙平时只有零零星星的朝觐者，但在大年初一这天来到这里算命的就有好几百人。寺庙之下的大街上，摆着几个向小孩子出售气球的小摊，其他的小孩子则用手中的玩具枪对着气球一阵胡乱射击。我每到一处，总能看到小孩子在那里发脾气，哇哇大哭，要么就是孩子想买什么，父母就给他们购买什么。跟中国的其他节日一样，春节好像照例也是全民庆祝独生子女政策的日子。

那天阳光明媚，但依然十分寒冷。我爬上了河边的山峦之中，不少人正在燃放鞭炮，清扫破旧的坟墓。下山的小路上，我遇到了一个男孩子，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男孩子七岁的样子，腿上放了一把玩具来复枪。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了他好一阵子，意思是说：别来那一套。然后，我顺着小路继续往山下行走。

一颗子弹正中我的后背。之前，我一直在留意子弹上膛的咔嚓声，可他的玩具枪早就上了膛，他冷不防就向我开了枪。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一直坐在那里，只等着有人从边上走过。

我转过身来，慢慢地走了回去。要是他推一颗子弹上膛，再朝我的胸部开上一枪，我出于对他的莽撞行为的一种尊重，有可能一反常态地放他一马。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看着我一点一点地向他靠近。我早就受够了这样的过年习俗，因而趁他没来得及反抗之前，一把抓过了他手中的玩具枪。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哇哇大哭。我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行走。到了山脚下，我还能听到他的哭喊，压过了鞭炮声，在远处久久地回响着。

几天过后，几个邻居的小孩跑到我的公寓里来，我让他们用那把玩具枪对着屋内的物品进行了一番射击。他们相互攀比着，春节期间收到了多少压岁钱——这是过年的又一种习俗，亲戚和朋友都要给小孩子装了现金的“红包”。

小王收到了一千两百五十元压岁钱，差不多是中国城镇家庭月人均收入的三倍。其他小孩子得到的压岁钱都在八百至一千元之间，只有方思洋有些例外，她只得到了七百元压岁钱。方思洋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梳着马尾辫，我看得出来，她因为过节只得到这么一点钱感到沮丧不已。一次，我问小王，方思洋的情况如何，他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她的社会等级：“她家是喂鸡的。”

我向方思洋和其他几个孩子分发了一些美元硬币和新年贺卡，他们便出门离去了。小王落在后边，依旧玩着那把玩具枪。

“可以借给我玩一玩吗？”他问道。

我上次看见小王的时候，他堪称全副武装，于是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把所有的枪都搞丢了，”他回答道，“全都找不到了。”

我把他认真地打量了一番，觉得他在说谎。“是不是家里人把你的枪没收了？给我说实话。”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脚下的地板。

“你是不是把人射伤了？”

“不是，”他回答道，但他的回答显得不够坚定。他依旧耷拉着脑袋，用手指把玩着玩具枪的弹夹。

“如果我把这把玩具枪借给你，”我说道，“你能保证不对着人开枪吗？”

“我保证。”

我把玩具枪给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真是个无可救药的伪君子。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而且在孩子面前，我跟中国的父母一样，心肠同样无法硬得起来。还有，实话实说，我对他家的大人确实没有什么好感。他们表面看起来好像非常和善，但从来没有请我进去坐一下。还有，每次在楼道里碰到我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话总是很慢很简单，好像我是个傻子或是一条狗。我知道，他们的心肠不坏。再说，用玩具枪武装一个孩子也说不过去。我在涪陵无法忍受的事情之一，就是当地人拿我不当人看。霍伟是有点笨，但也没有笨到那个地步。

小王把枪塞进棉衣里面，我便让他出了大门。他朝我笑了笑，便轻手轻脚地下了楼梯。我轻轻地关上了门。几秒钟之后，我听见他大步冲上楼梯，使劲地敲着他家的门，那架势好像他刚从外面玩耍归来。

2月的第一个星期，我顺江而下去了丰都，见到了孔老师和他妻子的娘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他因此总是跟居住在城里的岳父母一家人共度春节。

为了看清县城的周边地区，我们沿着石阶一起爬上了双桂山。几分钟之后，我们就经过了一百七十五米的水位标志。我们停下脚步，俯视着县城。那天早上一片白雾，丰都县城就在我们的脚下，沿着长江北岸铺展开去。三峡水库修好之后，这一片整个都会被淹没。我问孔老师，大坝修好之后，他妻子的娘家人将会搬到什么地方。

“他们会搬到河对岸的移民新城，”他回答道，“你要是想了解那儿的情况的话，我们吃了午饭可以去看看。”

“什么时候搬迁？”

“还不知道，也许两年，也许更久。很多细节都还不太清楚。”

“他们要不要出钱？”

“政府支持的力度很大，但不会完全免费。房子要付一点钱，但我想不会付得太多。也许就两千多吧。”

“他们会顶着不搬吗？”

“不会，”他说，“他们想搬。你看看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新房子会好很多。还有，丰都县城太脏了。又小又拥挤。新城的空间更大，交通上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问题和麻烦。这里的人很少会反对。”

这是三峡工程的又一大好处，也是土建工程师和城市规划设计师面临的天赐良机，他们终于可以在新修的城市里铺上足够的道路，挖出通畅的下水道了。我还看得出来，徐家人为什么对于搬家丝毫没有介意，他们目前居住的公寓过于促狭，所在的小巷子污秽不堪。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丰都这个地方，尽管这种喜欢是出于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我喜欢它那煤尘满布、式样古旧的一幢幢房屋，以及狭窄而又交通拥挤的卵石街道。这是一座古老的江城，它的肮脏和不便也饱含着别样的风情。

徐莉佳是孔老师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为了给她庆生，她的两个妹妹也回到了父母居住的公寓。她的小妹妹二十出头，就在丰都工作。她的大妹妹名叫徐华，在东海之滨的新兴城市厦门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她的这两个妹妹都还没有结婚。

徐华带了一部手机和三瓶法国进口酒前来祝贺生日。我们一边吃着徐太太包的抄手，一边用其中的一瓶法国酒相互敬酒。那瓶酒不太好喝，年届五十三岁、在当地一家电厂工作的徐先生一边喝酒，一边皱着眉头。不过，那酒毕竟是进口的，徐华拿它来给姐姐庆生可是自豪无比呢。

我一直比较喜欢孔老师的妻子，也就是徐莉佳这个人，她比学校的任何一个人都令我感觉更自在一些，这也许是因为她是个独立的摄影师，不隶属学校这个单位。很多生意人与她类似——跟一般人相比较而言，他们跟外国人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得心应手。大妹妹徐华同样如此，她的身上也透着东部沿海人的成熟与世故。她对我说，我应该搬到厦门去住，因为那儿有很多外国人，那儿的人不像丰都和涪陵的人那样闭塞落后。她还说，厦门有好几家麦当劳餐厅——这一发达城市的标志倒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年半以来，我竟没有看见过一家麦当劳餐厅。徐华蓄着短发，穿着白色紧身裤子和亮黄色垫肩式夹克衫。我问她，会不会有兴趣再回四川生活。

“我为什么要回来？”她笑着回答道，“丰都、涪陵——又小又偏僻，工作也不舒服。我可以每年回来过春节，这就够了吧。”

吃饭的过程中，徐先生告诉我，他有一个小弟弟生活在美国。这令我非常惊讶，尤其是他提到他的小弟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正在纽约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来自丰都这个小地方的小男孩竟然在美国端起了学术饭碗。我问徐先生，他的弟弟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上的学。

“不，不，不，”他回答道，“我的弟弟在台湾长大，跟他一起的还有三个妹妹。我们这个家当时被拆散了。”

他再也没有说什么，直到午饭之后，他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拿出了一大摞信件。

“这全都是我弟弟从美国寄回来的，”他说道，“他一般半年给我写一封信。”

那一摞信件用绳子捆成一捆。徐先生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然后把信件递到了我的手里。信件还都装在原来的信封里，尽管由于徐先生收藏的缘故，大多数邮票已经被揭掉。我慢慢地翻看着那些信件。有的寄自中国台湾，有的寄自美国。徐先生的弟弟使用的是香港和台湾那边常用的繁体字，即便我有胆把信件从信封里抽出来，要阅读下去也会困难重重。但我跟徐先生见面才刚一会儿，所以我只是看了看那些信封，以及原来粘贴邮票的位置。

因为多种原因，完全没有必要去阅读那些信件，这就好比完全没有必要去对徐先生的生活经历进行一番仔细的挖掘和推敲。单是那一摞信件已经足以令人心酸——这些信件一直被人虔诚而崇敬地好好保留着，我知道，其中那个沉甸甸的故事只能是一地的悲伤。更加主要的，是它清晰地昭示出，生于台湾的小弟弟和生于丰都的徐先生所过的生活差别究竟有多大。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国人，穿着毕业礼服，背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红砖楼房。照片上的这个人比徐先生年轻许多，脸上带着笑容。他的手臂里揽着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子。那天风和日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看上去明亮而洁净。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拍的，”徐先生自豪地说道，“那是他的太太——也是个中国人，但从小在美国长大。”

“他们来这儿看过你们吗？”

“没有，”他回答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弟弟。”

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那一摞信封又沉重了许多。我正要问他们的家庭是怎么被拆散的，他的女儿进来打了岔问我，照片里的这个年轻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可以挣到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但那所大学相当不错，也许他每年至少可以拿到五万美元吧。”

“他也买了车，”徐先生又说。

“美国大多数人都有车，”我回答道。

“买一辆车要多少钱？”

“看情况，一般也就一万多美元。”

“那他的工资要剩好多呢，尤其是她也有工作。他在信上很少说到钱的事情。”

“不过，我猜想他们可能支付的房租很贵。美国的生活开销也很大，尤其在纽约更大。”

“他的岳父已经给他们买了房子。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可以存很多钱了，对吧？”

我不太明白他们究竟想说明什么，不过好像也就是十分好奇，想要弄明白这个人在美国的生活究竟过得怎么样。他们还问，怎样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美国教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聊起了政治，徐先生问我怎么看待台湾问题。

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一摞信封，没有比回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事情了。我回答说，我没有去过台湾，因此对台湾问题没有什么看法。

“美国人大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追问道。

“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也弄不太明白。我觉得，他们大多还是希望看到和平吧。”

“他们觉得台湾跟大陆是不同的，对吗？”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至少已经换用了人称代词——每当我拿不太准的时候，我总是尽量用“他们美国人”，而不是说“我们美国人”。这样的差异不足为奇，却非常关键。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看上去像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回答道，“它有自己的政府和经济体制。但美国人也知道，它跟大陆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他们也许觉得它应该回归大陆，但只有在老百姓愿意的情况下才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问题要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很合他的意。我考虑要不要再问问他小弟弟的情况，但觉得还是另找时间向孔老师打听更为妥当。于是，我问徐先生，过去的丰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回答道，“日子要难过多了。我们不能像这样子跟外国人说话。那个时候没有自由，没有权利。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一切都好多了。”

这样的回答，跟我在四川的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没有两样，尽管徐先生对于毛泽东的看法更为直白。他家里挂着邓小平的画像，挂在电视机上方十分显眼的地方。

在过江的路上，徐华说她会开车。我们当时坐在一艘破旧的过江渡船上，正要前往南岸，去看一看正在修建的“丰都移民新城”。我们当时正在说着别的什么话题，徐华突然说她会开车。

我在四川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于是我问她：“开车是你的工作吗？”

“不是，”她回答道，“我自己抽时间学会的。”

“开着玩儿？”

“对，我有这方面的爱好。”

“一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学车很贵。”

“厦门学车更贵——花了我六千块钱。不过，我想总有一天会买车的，所以当时就想要学会开车。很像你们美国——美国不是很多人都有车吗？”

“对，就连学生都有车——我读高中的时候就买了一辆车。”

“看见没？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人们早晚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拥有自己的轿车。”

渡船颠簸着缓慢地驶过了江心。一瞬之间，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年之后，涪陵城可怕的交通拥堵场景。徐华继续说着话。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道，“尤其想去纽约。也许有一天，公司会派我去那里出差。”

渡船驶近岸边，我看见了一大块吸引投资者的广告牌：

大江就要截流，你还在等什么？

新城开发区欢迎你

早在三个月之前，在宜昌，在即将修建拦河大坝的地方，这条河流已经被截流进边上的人工导流渠。截流是整个大坝工程取得进展的第一个有形项目，全国上下都进行了电视直播。我观看了其中的一部分，电视直播将新开挖的导流渠搞成了民族精神的庆典活动：建筑工人们一边挥舞手中的安全帽，一边不停地欢呼雀跃，军乐队适时奏响了“歌唱祖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其他政要都发表讲话，谈到了伟大的现代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那一天大雾弥漫，鞭炮声回荡在雾气缭绕的群山之间。

不过，11月的那场庆典好像离丰都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下了船，上了沙滩，在青菜地和垃圾堆之间穿行着。我们往上走到了一排农家屋舍。这一排农家屋舍十分贫穷，我们走过的时候，闻到了浓浓的粪便味儿。越往上走，小路越陡斜，在更加简陋的棚屋之间蜿蜒着。徐华和其他几个女人都穿了高跟鞋，衣裤也很光鲜，在一片泥泞之间缓慢地行走着。我们终于爬上了山坡，走过了最后一排农家屋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全新的丰都新城，刚建了一半的样子，正静静地躺卧在雾霭之间。

从我来到中国开始，这样的情景我每天都能见到。在很大程度上，我所看见的那些城市其实就是一个个大的建筑工地——就连陕北的古城榆林也莫不如此，满是脚手架和建筑工人们。涪陵每个月都在发生着变化：新修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镶嵌着白瓷砖蓝玻璃；不到一个月的工夫，随着煤尘自屋顶缓缓流下，这些新房子又纷纷未老先衰。无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人们总在建筑；城市在发展，整体在变化，比乡下更富有生机；我禁不住会想，突然间举国林立又会怎么样呢？到那时，围住中国的就不是万里长城，而是一堆堆的脚手架。

在丰都，这样的意向终于变成了现实：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正在修建的一座城市。大马路、人行道、公寓楼、商业区——一切都才开始，全都还没完工。丰都新城将会修到哪里，你只能隐隐约约地猜测。但你可以十拿九稳地知道，新城发展得很快，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它的进程。实际上，就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阻挡了它的进程，那也毫无意义。在中国这个被人遗忘的心脏地带，我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举国大发展的隐喻，完美无缺。

那一天，没怎么施工，工地上比较安静。但没有闲着——从丰都老城过江来参观新城的人群蜂拥而至。人们大多打扮一新，宛如要去公园玩上一天。男人们西装革履，女人们穿着高跟鞋，在崎岖泥泞的街道上跌撞前行，时而高声谈笑，时而溅起泥浆沾到了袜子上。他们凝视着那一片片脚手架，以及十字路口边上一个个巨大的沙土堆。修了一半的街道上到处都悬挂着宣传标语：

发展靠移民，移民靠发展！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

我们在未来的主干道——平都大道——上停下了脚步，徐华用手机给远在厦门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在一幢幢新耸立起的楼房之间，还有好几栋农家屋舍，紧挨着拔地而起的近邻，这些农家屋舍显得矮小而落寞。小巷子里溜达着几只小鸡。一个个工地之间密密麻麻地种植着马铃薯。几座坟头依旧兀立着，白色的坟飘在薄雾之间无力地飘荡着，似在向长眠于这座崛地而起的新城地下的先人们致以敬意。

农家屋舍大多已经腾空，人们住进了早已完工的几栋居民楼里。建筑工地之间的空地上，曾经的农民们围桌而坐，喝着茶水，打着麻将。我问孔老师，这些农民现在干什么事情，他说那些人目前多在建筑工地上帮忙打杂，一俟新城修好，他们只等着分配到厂里工作。跟我在涪陵师专后面的移民点看到的一样，这些人显得非常满足，一边喝茶玩麻将，一边看着新城在自己的身边慢慢崛起。

在一大块新城街道分布图前，我们照了几张相。两个年轻的女人喜欢我头上戴着的棒球帽，轮流戴着它照了相。徐莉佳用了整整一卷胶卷，主要是给她的姐妹们拍小姐照：肩部后收，头部歪斜略带诱惑，面带微笑眼含风情。所有的照片上，她们都戴上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戴过的破帽子。背景中间，有标语、脚手架，还有一个个垃圾堆。薄雾之间，我们穿过一片片洋芋地，又回到了渡船上。孔老师问道：“那么，你觉得丰都新城怎么样？”

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整座新城正在崛起，几个脱离了土地的农民玩着麻将，就要被淹没的人们好似逛公园那样在建筑工地上溜达着。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于是像回答类似问题那样给出了答案。

“我觉得很不错，”我说道。

回到丰都，我们在码头上坐了一辆出租车。我要去车站，几个女人顺路就可以下车。

长江上刚刚停泊了一艘轮船，长长的一串出租车排在那里，等着拉客进城。小雨慢慢地下了起来，泥泞的道路十分湿滑。出租车发了疯似的摁着喇叭。街上的人们头顶一张报纸，一路小跑着。

进城的道路十分陡峭，最后那一段路出租车走起来都十分打滑。有四辆出租车试图加速冲到坡顶，但轮胎只是无用地空转着。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折了回去。我那辆出租车的驾驶员把马达轰得震山响，冲到半山坡还是退了回来。他又试了一次。

试了三次之后，几位女人下了车，步行爬到坡顶，走到了城里。这一下，我们的驾驶员从更远的地方开始加速往上冲，可车胎还是在快到坡顶的地方打了滑。那个山坡又陡又滑，面对此景，我理性地分析起来，有哪些简单方法可以改善这样的境况。这种习惯很不好，几乎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有，哪怕我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这个习惯仍旧岿然不动。

我思量着，可以把这个陡坡重做一下，减小它的坡度，难度并不大，或者沿着岸边修一条之字形的道路也可以。也许，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边上凿出齿槽，即使遇到下雨，轮胎也就有了咬合之处。我不断地思量着，正要选出最佳方案时，突然之间又想到：算了吧。整座城市没几年就要没入水底，谁还管这事儿？在崭新的江流对岸，他们可以修一座崭新的城市，也可以修一条崭新的道路。

试到第五次，我们终于成功了。出租车飞奔进城的过程中，我闻到了轮胎摩擦发出的气味儿。到了车站，我跟孔老师握手告别，感谢了他的盛情款待，然后便坐车回了涪陵。回来的那条道路离河面很近，雨越下越大，沿途经过的所有村庄都在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上涨的江水。

几个星期后，孔老师来给我上课，我问起了关于他岳父，也就是徐先生的有关情况。他告诉我，徐先生的父亲毕业于武汉的一所大学，之后奉国民党之命到成都从事无线电工作。那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后来他就辗转去了台北。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都留在了丰都，委托给亲戚照管。那样的迁徙并不是一去不返，徐先生的父亲时常想着，他早晚会回到四川看望家人。

但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这个家庭就永远地拆散了。他们甚至无法通过书信联系，徐先生——也就是被留在丰都的小男孩——开始了一生的厄运连连。

“解放后，他们过的日子非常艰苦，”孔老师说道，“他的母亲很早就饿死了，因为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两个孩子勉强活了下来，但一进学堂，就遭到了一连串的迫害，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了台湾。‘文革’期间，他们成了‘叛徒’、‘特务’。当时有个‘黑九类’的说法——你听说过吗？就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也就是知识分子。你、我都是臭老九——现在还有你、我这样的老师互相戏称对方为臭老九。

“两个孩子没怎么受皮肉之苦，但还是受到了迫害。也就是说很多机会都不给他们。比如中学毕业了还想读书，或者想找个好工作，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一遇到政治活动，大家都会批斗他们，尽管他们都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改革开放以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寄信，看自己的父亲是否还健在。大概是1980年之后，他才联系上了——在那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死是活。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了往来，他的父亲在1988年第一次回祖国大陆看望了一趟。他在台北一家电报公司工作，工作还不错——差不多相当于大陆这边的一个大官儿。台湾分隔之后，他又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其中就包括现在在美国的那个孩子。

“大陆和台湾改善关系之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安排工作，因为他们之前受到过迫害嘛。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在1988年，徐先生被分配到了一家电厂工作。当然，那之前他也过够了苦日子。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不愿意谈‘文革’的事情。”

我想起了手里拿着一大摞信封的丰都老人。我在四川的经历总是这样——我跟他们这样的人擦肩而过，对于他们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只有些许了解，但正是那些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铸就了今天的他们。我根本无法掌握曾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徐先生生活道路的各种力量——比如战争、台湾和大陆的分隔、改革开放、大江截流、新城崛起、漂亮的女儿远在厦门用上了手机、学会了驾驶。一个人怎么可能具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从一开始就无依无靠，却一直保持着神志清醒？

然而，我也记起了他们家电视机上方贴着的邓小平画像，同时还记起了他喝着女儿从厦门带回来的、味道并不太好的法国进口酒时的苦脸。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明白，那玩意儿很贵，是很有面子的生日贺礼。这样一来，他还是奉命一饮而尽了。然后，他的女儿给他斟满了酒杯。他又一饮而尽。

寒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在高笋塘——也就是涪陵上半城的一个十字路口上——跟人吵了一架。事发突然，这是迄今为止我跟别人最为厉害的一次争吵。

整个假期，我一般都在傍晚时分去那里吃饭，因为我跟在那一带人行道上谋生的几个人早就熟识了。张龙华是我经常打交道的朋友，他白天的时候经营着一部公用电话，顺带买卖香烟，晚上摆摊儿兜售烤羊肉串。他的脾气温和，十分友善，我发现其他人对他都比较尊重。到了晚上，那个地段偶尔会发生争执——有时是摊主和顾客发生争吵，但更常见的则是摊主之间的争吵，因为他们在拥挤的人行道上一般都有各自的经营地块。到了傍晚，人行道上十分拥挤，像张先生这样的烧烤摊儿遇到生意好的时候能够挣到五十块钱的净利润。他头一年在深圳卖过羊肉串，但他后来回了涪陵，因为这边的管理费用要低得多。

我曾经见过经营烧烤的两个年轻女子发生了一次恶性争吵，一开始是互相对骂，接着抓扯头发，继而愈发暴力十足，直至最后高声吼叫，在人群围观之下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奇怪的是，这两个女子都跟各自的丈夫或者男友——我猜想是这样——经营着烧烤摊，但两个大男人在两个女人争吵的过程中站在那里不为所动。他们看上去很是尴尬，也可能是吓傻了，其中一个男人专心致志地照看着烧烤摊，不住地扇动炭火，仿佛身边不曾有事情发生似的。另外一个男人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观望。最终，张先生介入进来，平息了那一场争吵，但其中一个女子的衣服早已被撕了个粉碎，穿着胸罩在那里不停地叫骂、吐着口水，随即才有人把她拉进了屋。她进屋之后，她的丈夫仍旧一言不发地照料着烧烤摊。

那样的争吵并不常见，他们这些人在傍晚时分多半能够和平相处，谁有难处都会彼此帮扶一把。高笋塘的这种氛围我很喜欢——这多少有点社区的味道，张先生是中心人物，我认识了他，也就跟其他摊主慢慢熟悉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十岁的擦鞋女孩，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她读到小学就半途而废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会把皮鞋穿到城里让人擦一擦，有时候我也琢磨，完全可以把这份业务交给这个小女孩来做。但有时到了傍晚时分，我又觉得让一个辍学的十岁小女孩替你擦皮鞋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于是我仍由其他人替我擦鞋。跟我在涪陵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样，这件事情令我十分矛盾，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恰当。

春节就要结束的一个晚上，我来到张先生的烧烤摊上要了五串羊肉串，他跟往常一样招呼我坐到了凳子上。其他几个摊主围过来跟我闲聊起来，几个路人也停下脚步对着我这个外国人围观。

不多一会儿，围观的人群就散去了。我吃完羊肉串，坐在那里看《重庆晚报》。我感觉到有一个人走了过来，凑上前来对着我的脸大声叫道：“哈——罗——！”那一阵叫喊声非常之大，叫完之后他就大笑了起来。我一直没有抬头看他——对他这样的人，我完全不必理会。

我感觉到他退后了一步，于是我以为他就要走了。一般而言，对骚扰我的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置之不理。但过了一阵，他又回来了，在张先生的烧烤摊上抓了一根香肠。他一边把那根香肠从报缝里推到我的脸上，一边大声叫着：“吃！吃！吃！”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尤其容易煽起我的怒火。其中之一是身体上的冒犯——受到别人的推挤、抓扯，或者粗鲁地从旁推搡而过。另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拿我当动物看待，他们以为外国人领悟力低下，说不来汉语，从而在外国人面前低声咕哝或者指手画脚。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香肠，轻而易举就触动了这两根敏感的神经，我积习已久的消极被动顿时烟消云散。

我一下子站起身来，挥手打掉了他拿在手里的香肠。那人三十好几，个子矮小，顿时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我跨前一步。“为啥子要骚扰我？”我问道。他一下子结巴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伸出一只手，放到他头顶的位置上，然后平着抽了回来。他只够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很多，”我说道，“不应该骚扰比你个子大的人。下次再敢骚扰我的话，我会好好修理你。”

他又退后一步，我便坐了下来。围观的人全都默不作声。我把这个人好好地打量了一番，才觉得麻烦来了。他的眼里露着卑琐的神态，明显是个穷人。但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我有朋友比你个子大，”他说道。

“我倒是想会一会他们，”我回敬道。

“他们就在这条街上。”

“去把你的朋友叫来吧，”我说道，“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去——快滚。”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侮辱用语，有围观者哄堂大笑起来。那小个子一动不动。

他带着怒气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明白。张先生走了过来，我问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朋友。

“不是，”张先生回答道，“他是个擦鞋的，没有文化。你不要去惹他。”

“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幺不到台，”我说道。在四川，这样问一个人算个什么小玩意儿也是一句尽人皆知的侮辱用语。我本来不应该进一步激怒他的，但不知何故，我就是停不下来。理智地看待这样的场面，会觉得非常滑稽——参与争吵的大个子体重才一百二十多斤，而身高仅一米五的小个子还在威胁着要去找他的大个子朋友来帮忙。

然而，在我与他的冲突之间，存在着某种严肃的东西。我已经明白过来，对我们双方而言，事情不仅仅是你骂一句我骂一句那么简单。这个人非常可怜，从我的悠闲神态中，他分明看到了金钱与由此产生的蔑视。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我早已今非昔比，从他的小肚鸡肠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面临的最深切的仇恨和恐惧。真是不幸得很，这两样敏感的东西碰在了一起。但麻烦事既然都已经开了头，我也不愿意就此退让。“去吧，小朋友，”我说道，“去把你的大朋友找来。”

围观的人群又发出一阵笑声，这让他更加恼怒。张先生很是着急，要那个人赶紧离开，但他待在那里就是不走。他站在两三米远的地方，对我怒目相向。

我转身找到张先生，仿佛没事儿一般跟他聊了起来。过了一阵，围观的人纷纷干起了各自的事情。那小个子仍旧站在那里，对我怒目而视。其中一个经营火锅的女子把手里的男婴交给我，跟我闲聊了起来。那个十岁的擦鞋女也走过来看看我手里的男婴，她回去的时候对着那个人羞辱了一番。

“神经病！”她对着他大声说道。“神经病！神经病！不要去惹外国人！”

我看了看那小个子，只见他变得愈加愤怒了。一方面是因为小女孩奚落了他，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他人对我关怀备至——又是给我让座，又是把婴儿交给我抱——惹恼了他。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他一个人经营着擦鞋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奔忙，偏偏有个外国人拿着不菲的薪水，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吃着美味的烧烤，又跟周围的人聊得火热。

他又说了些什么。他刚才一直在思虑的东西此时在他的眼里化成了一连串的仇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他大声说道，“为什么要让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国家？你们看看，他好粗鲁，竟然那样侮辱我。我们这里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

我至此方才明白，我差不多正适合他发泄所有的恨意。我并不想跟他打架，可他如果胆敢动我一下，我一定会奋起还击。他所愤恨的对象是谁，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因为那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在四川一年半的生活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我变得比原来更加耐心和忍让。但还有一个方面的变化，那就是如果有人以此得寸进尺，我会变得更缺乏耐心和忍让。我对着围观的人们说道。

“你们中国人也不需要这样的中国人吧，”我说道，“这样的人只会败坏你们的名声。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中国人基本上都像你们这样友善。但我也会对美国人说，也有这样的人，他仇恨外国人。这样的人十分粗鲁，无缘无故地骚扰我。麻烦就是他惹起的。”

除了我的说话声，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如此静默的场面令我有些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很愤怒，但我得压制住我的感情才能语气平和地说出话来。“小朋友，是你先来惹我的，”我说道，“我早就叫你住手。如果你想找麻烦，那我就给你找点麻烦吧。来吧，小朋友，过来。”

那个人往前跨了一步，张先生站到了我们的中间。经营火锅的女子也对他一阵吼叫：“人家那个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你怎么可以那样对他呢？”十分明显，谁都不支持那小个子男人。眼看孤立无援，他只好另作计谋。他的大个子朋友并没有现身。他在自己的擦鞋摊跟前坐了下来，远远地瞪着我。

我很想起身离开，但我明白，我应该再等等，好让大家都看得出来，我并没有被吓着。我跟周围的人闲聊了一阵，又看了一会儿报纸。空气依然十分紧张，我看得出来，大家都在观望着，看那小个子男人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起来。令我高兴的是，高笋塘的人喜欢我，愿意维护我。但我觉得，我太冷酷太小气，而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令我自觉十分尴尬，我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我竟为了一点点理由非要跟这个四川擦鞋匠争个你输我赢，直至当地人说他没有文化方才罢休。我知道，他的骚扰并不针对我本人。我还觉得，我应该对他充满同情，因为他对我的刻薄来自其他的压力。

然而，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我已经无法抵挡我心头的怨恨之情。我可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我可以考虑我一生享有的种种优待。可一到大街上，这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其中的陌生和压力注定会改变你，而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得坚如磐石了。实际上，我也不敢完全肯定他说的就是一句错话：也许涪陵人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助长了这样的外国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病之人。

我不知道那小个子此时在想些什么。他坐在自己的擦鞋摊前，依旧直视着我。没有一个人坐下来请他擦鞋。过了一阵，开始下起雨来。

“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道。

“你得注意钱包，”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小个子那边点了点头。

“没事儿，”我说道。我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就离开了。我故意从小个子的擦鞋摊前走了过去。他什么也没有做。我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土　地

4月15日

现在有了一种新式的插秧方法，插旗山上差不多一半的农民都在采用这种方法。以往，秧苗要用手工一行一行地移栽，但很多农民现在都在学“抛秧”——也就是把秧苗抛撒出去。

先把种子培植在塑料育苗盘里，每个育苗盘可以培植五百粒种子。到了移栽的时候，每一株秧苗的根部都带上了一小块泥土，这样的秧苗一抛撒出去，就会借助小土块的重力沉入田中的稀泥。抛秧比较省时——因为农民们可以站在田埂上抛秧，而不必一株株手工栽插。

半山腰上有一个人，他采用这种技术已经有两年了。他昨天已经抛完了全部秧苗，今天正行走在稻田里，把那些从稀泥中脱落的秧苗扶正。他今年三十五岁，蓄着八字胡，腿上沾满了泥浆。他蓝色的裤腰上别了个粗劣的传呼机。他总共有一亩半土地，但比山上农民的人均土地还是多了一些。

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农民一样，数字在这里十分重要。在他的四块土地之中，这一块稻田的面积是两百平方米。这位农民估算了一下，这一块稻田需要十二个育苗盘，也就是六千株秧苗。这么多秧苗的产量大约是三百斤水稻，可以卖到三百元钱。

附近一座农舍的街檐坎上，一个小女孩正坐在桌子旁写家庭作业。小女孩的身后，是涪陵这座城市，橘红色的太阳即将消失在灰色的楼房后面。农舍边上，两个年轻人正在给一块刚平整好的稻田抛秧。他们一边说笑，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秧苗朝各个方向抛撒出去。尽管他们说至少可以进城去建筑工地上找活儿干——这比擦鞋和当棒棒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还是对生活在农村埋怨不停。“只有住得很偏的农民进城才干这些活儿，”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们住在城边上的农民是不会干这些活儿的。”

当我要求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工厂工人的生活做一番比较时，他认真地想了一下。

“农民，工人，”他说道，“都没有区别，工作都不好做。”

4月28日

太阳烤得让人难受。过去两个星期只下了一场雨，干旱的势头正在逐渐显现。玉米苗已经长到了六十厘米高，由于烈日的炙烤，它根部的土壤已经干成了齑粉。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这样奇怪的气候，人们把它归咎为厄尔尼诺现象。但这里的农民们不知道厄尔尼诺现象为何物，他们对这样的高温天气自有一套理由。根据中国传统的农历历法，每四个年头就要多出一个月来——有时候多出来的是9月，有时候多出来的又是2月。今年多出来的这一个月是5月。只要多出来的是5月，你就可以预计，春旱之后会是洪水多发的夏季。古往今来，一直如此，农民们因此对于当下的高温和干旱毫不为奇。在乡下，人们到处都在无声地埋怨，今年多出来的是一个5月。

5月5日

小麦已经收割了一大半。上周末下了一场雨，等土干了之后，农民们把插旗山上所有的庄稼差不多都收完了。这些庄稼全都是农民们用短镰刀收割完的。麦秆要在靠近泥土的高度割断，只剩下一茬茬麦桩子，等到下一季播种的时候，这些麦桩子才会被翻犁埋进土里。

小麦收割之后，山峦的纹理有了细微的变化。上一个星期，山坡上还密布着黄澄澄的小麦苗。到了现在，所有的田地都裸露在那里。玉米苗即将把这些裸露的土地填满，移栽的秧苗也将会在稻田的淤泥里越长越浓密。过不了多久，靠近山脚的山坡就会铺上一层翠绿色的毯子。

农民们正在自家的街檐坎用棍子击打小麦垛子。这种活计发出的声音——有规律的嗖—嗖—嗖——在乡村里四处回荡。稻田里有蛙鸣声，小水塘里的鸭子呱呱乱叫，微风吹拂着正在生长的玉米苗发出一阵阵沙沙声。

南边的山腰上，有人正在一块狭长的田地里忙收割，人们把麦秸堆成垛，再用麦秆捆成捆。一捆麦秸重达四十多斤，需要挑到淋不着雨的地方。一个年轻人手拿一根结实的长担子，一头刺进了麦捆的中间，挑到肩上。随即，他借着麦捆的重量把担子的另一头深深地扎进另一个麦捆。然后，他挑起两个麦捆，在肩上调整了一下平衡。他的脚步很快，姿态轻盈地往家里走去。

5月11日

过了六天，割了麦子的田地就变得认不出原样了。水早已灌满，稻秧也早已插上，宛如被淹没的野草，只剩个嫩绿的秧尖儿挺出水面。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块麦田就变成了稻田。

稻田里有一个人，正在用手栽插着一株株秧苗。他把袖子和裤管都卷得高高的。干活儿的时候，他把腰弯得很低，一点一点地往后移动。稻秧在水田里一行行地铺展开来。这个农民不相信所谓的“抛秧”，他完全采用手工的方式栽插秧苗。

整座山上都在侍弄水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多数都已插上了秧苗，但刚收了麦子的稻田侍弄得稍微晚一点。顺着山坡往下，有几个农民还正在犁田。在比较陡峭的坡上，无法种植水稻，农民们连麦子都还没有收割完毕。与此同时，农民们还在给玉米锄草，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玉米也就长得差不多了。目前，这些玉米秆还没有长出顶穗，但差不多也长到了一人的高度。

今天，天气凉爽，轻雾弥漫，阳光在傍晚时分穿透了云层。西边的群山之间，流淌的长江宛如一条银色的链子。河面依然很低，因为上个月一直干旱未雨。不过，在闰5月的年头里，春季往往都是这样。即便正在插秧，正在收割小麦，正在给玉米锄草，农民们仍旧在盼望着夏季的大雨来临，他们知道这迟早要来。

6月10日

就要下雨了。河谷之上，沉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黑云聚了过来，白山坪那边隐隐响起了闷雷声。

今天晚上的雨不会下得很大，但等到月底的时候，大雨会连续下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并且会一直持续到7月底。到了8月，倾盆大雨还是不会结束。河水会暴涨狂奔。在东边，长江奔出三峡大峡谷，一泻进入华中平原，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超过六千四百万公顷的耕地将会被洪水淹没，死亡人数将会达到三千六百五十六人。因为闰5月，这一切注定会发生。对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季，插旗山上的农民们觉得不足为奇。

然而，现在——就在这些湿漉漉的稻田里，覆盖着层层黑云的稻田里——仍然还是春天。在这座生机盎然的山坡上，它的纹理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玉米已经长到了近两米高，就快要开始成熟了。玉米秆依然保持着春天的绿色，但它的花穗已经变成了粉色。在密植的农田里，这些粉色的花穗淡淡地点缀着墨绿色的玉米地。

稻秧已经长到了齐腰的高度，长长的叶子犹如沼泽里疯长的水草。稻田里的水降到了两三厘米的深度，被墨绿色的稻叶遮了个严严实实。远远望去，这一片稻田舒展平缓，仿若一块草坪刚被修剪过。

插旗山上的每一个季节都十分美丽，但在这个因为闰5月而被拉长的春季最为美丽。此时此刻——玉米即将成熟，水稻正在生长——则是最美的季节里最为美丽的日子。到了下个月，玉米会被收割掉，稻田将会变成一片鹅黄。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变化为时尚早。一切都美到了极点：山坡上的纹理犹如名画佳作那样色彩均衡——狭长的稻田有如平缓的运笔，高低起伏的玉米地好似几种色彩的混合搭配。置身这样的乡野，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了世间万物都在生长变化着，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了这样的美景不会长久。这就像农民们正在无忧无虑地等待着雨季的来临。

第十一章　又一春

春季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来看我了。自从来到中国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家里人——妹妹安吉拉除外，她不住地给我父亲打气，他才终于鼓起勇气来中国走一趟。我的妈妈决定待在家里。

我去重庆机场接到了我父亲。我们在码头附近一家对中国人开放的旅馆里住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多花四倍的价钱去住专为外国人开放的宾馆。那天晚上，旅馆的服务员往房间里打了两次电话，来房间里看了两次，每次都说是要查验我们的护照。每骚扰一次，我本已深受时差之苦的父亲就害怕一次，我则尽量给他解释，服务员也许只是好奇而已。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坐慢船顺流而下回到了涪陵。结果，跟住旅馆一样，这成了我的严重失算，我们本该乘坐水翼飞船，这样就能把乘船时间缩短一半。我本以为父亲想体会一下江上生活的滋味，可五个半小时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九点钟的慢船挤满了到武汉找工作的四川人，他们像伤兵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要么抽烟，要么睡觉，要么随地吐痰。船上十分拥挤，根本没办法走动。江面上大雾笼罩，根本无法欣赏风景。我的父亲坐在船舱里直打哆嗦，好不容易熬到了涪陵。

到了码头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他愿意以十五元的价格把我们送到师专。出租车上弥漫着宏声香烟的气味。跟往常一样，我们乘坐的这辆出租车因为意想不到地搭载了外国人而大受鼓舞。他开着出租车从市中心疾驶而过，两边的行人被快速地甩在了后边。我们好不容易开上了乌江大桥，深深的河谷里流淌着碧绿的江水。父亲将座位边上的门扶手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大桥的护栏一闪而过。出租车的马达吼得震天响。

“他为什么——”父亲问道，“老是要摁喇叭？”

整整两天的时间，我父亲在涪陵怎么也睡不着。噪音、灰尘、语言、无尽的人潮、街上的喧闹——这全都让他无法承受。夜晚，他睁大眼睛躺在床上，耳朵里满是江上传来的汽笛声。我花一年半才适应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他现在却只有十天的时间。

他总要在大负荷的体育锻炼中才能感到些许安慰——身为五十六岁的老人，他每天依然要进行十六公里的跑步练习，我也觉得这是他缓解失眠症状的最好办法。毕竟，我刚来涪陵的时候，跑步这项十分单调的活动对我具有很好的镇静作用。于是，那两天，我带着他长跑到了插旗山顶上，然后再进入崎岖的山峦之中。我们一跑而过的时候，农民们总会停下脚步，盯着我们看上好一阵子。我们每天跑接近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要确保自己的步伐够快。

还真管用——两天之后，他就能安然入睡了。但他的鼻涕流个不停，嗓子也感到十分干燥，他往水槽里咳出来的尽是煤尘。在涪陵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窦上了火，也病倒了。我父亲只好建议我们不要跑步了。

那十来天，也许是我在中国感到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仿佛就是我头一年经历的翻版，经过了剪切、接合，然后硬生生地塞进了十天的时间里——全都是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厌烦、迷恋和好奇，这一切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我父亲进行了狂轰滥炸。我很难预测，下一个困扰我父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在涪陵生活了很长时间，根本无法从外来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在我看来非常舒适的慢船，却可能让他感到惶恐不已，而我担心的其他问题，例如辛辣的食物，却丝毫不是问题。跟身处世界各地的和平队员一样，我感觉到父亲的来访成了一次全面的展示：突然之间，我才发觉，我已经学会了那么多东西，也忘掉了那么多东西。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比较适应外面的噪音和空气了。那之后，我们在城里一连步行了数个小时。我们观看了街头郎中替一位农民施行脚部手术，观看了几位铁匠在铁砧上捶打出一把把镰刀，还观看了正在观看我们的几位棒棒军。我们去兰州拉面馆观看了那个人用手工拉出面条。我们到市场里闲逛了一圈，看人们剖划刚从农民的水塘里捞起来的一条条黄鳝。一天早上，我们无意中来到了老城区的一个小铺子门前，有人正在用肮脏的刷子清洗注射器，我们也停下脚步观看了一阵子。

“这都是医院要用的，”当我问他那么干有何用处时，那人朗声说道。

“大医院用吗？”

“对呀，大医院要用！”

那正是我遇到医疗急救时必须要去的地方啊。“他们会重复使用这些针头吗？”我问道。

“当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译给我父亲听。我给他讲了那些宣传标语的意思，还介绍他认识我在城里面遇到的那些熟人。他跟黄小强，以及“学生食家”那一帮人见了一面，跟公园里的服务员们见了一面，也跟经营烧烤的摊主们和那位十岁的擦鞋女见了一面。我把他介绍给了我在茶馆里结识的朋友们，就在我们起身离开的时候，街对面的发廊里跑出三位小姐，对着我大声喊叫：“霍伟！霍伟！霍伟！”

“她们在喊什么？”我爸爸问道。

“她们在喊我的中文名字。”

几个小姐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大叫着我的中文名字。她们的脸上画着浓妆，头发也染了色。其中一个正在抽烟。

“吼啥子？”我用中文跟她们说道。

“我们在喊你嘛。”其中一个人回答道。

“做啥子嘛？”

“我们要你过来一下。”

“你们怎么晓得我的中文名字呢？”

“李佳丽告诉我们的，她是我们的朋友。”这位小姐说完，她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要走了。”我说道。

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她们又大笑起来。我爸爸回头看了一眼，问道：“她们是些什么人？”

我估摸着，要冲淡对茶馆的这次拜访，去一趟教堂不失为好主意。我们见到了李神甫，跟他在客厅里聊了起来。他跟我爸爸说话的语气十分恭敬，我则担任了他们之间的翻译。我提醒他，神甫仍然可以用拉丁语做弥撒。

“告诉他，我曾经在别人用拉丁语做弥撒时当过圣坛侍者。”我父亲吩咐道。李神甫点点头，说涪陵再也没有人听得懂拉丁语了。我问父亲，他是否还记得弥撒的传统仪式，他点了点头。

“以圣父，”他用拉丁语说道，“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让我进入上帝的圣坛，”神甫用拉丁语回应道。

“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道。

其后的几分钟，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着弥撒仪式。我做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翻译，一时很不适应哑口无言地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说个不停。两个人我都十分熟悉，但他们之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神甫讲的拉丁语带有四川口音，我父亲讲的拉丁语则带有美国腔。他们之间的交流十分刻板，极其正式，但又十分明显，这样的对话改变了他们对彼此的一些看法。交流完毕，李神甫依然处在忘我的境界，用四川话直接跟我父亲说起话来，就好像他听得明白似的。不过，就在我们出门离去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拉丁语：“愿主与你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道。

我们到涪陵南边的高山上露营，其中包括海拔两千多米的金佛山。那个地方非常漂亮，我和亚当之前曾经去过那里。除了“三线建设”——也就是毛泽东为了防御美国的核威慑而对中国的国防工业进行的重新布局——鼎盛时期搬迁至此的几座老军工厂和基地之外，这一地区根本没有人开发利用过。邓小平在1980年宣布取消这一工程计划，涪陵等地的较大型工厂已经转成了民用，但偏僻之地的小型工厂只能一弃了之。这些地方的交通十分不便，转民用很划不来。再说，修在这些地方的工厂质量也非常差。即便在该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里，很多工厂也是快干加蛮干，要不了几年又得推倒重建。

在去金佛山的路上，我和父亲在一条深谷里步行了一段路，一路上到处都是空置的仓库和厂房，只剩一片片断垣残壁，斑驳的墙壁上那些二十年前涂刷的标语依稀可见：

备战备荒为人民！

寂静的山谷里，残破的墙壁足以昭示，当初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如何仓促。然而，再也没有人来朗读这条标语了，建筑工人们要么回了重庆，要么回了涪陵，反正是来自哪里就回到了哪里。整个山谷里，只有我和我父亲行走在为了应对美国的原子弹而匆忙建起来的断垣残瓦之间。

我们露营了两个晚上，还爬到了石灰崖壁上一个很深的山洞跟前。洞口本是天然形成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军事用途——也许是军需库，也许是弹药仓，有人把它又扩大了许多，还修了一条长长的隧道，直通到金佛山山体的最深处。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借着手电的光亮跋涉了四百多米的长度，又从大山的另外一面钻了出来。顺着北坡下去是一片片稻田，有一条道路返回涪陵。

我们回到校园才发现，就在我们露营期间，英语系一个名叫贝琳达的学生死了。她在星期五的下午感觉到头痛，晚上被人送到医院，星期六就去世了。医生们都搞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是英语系在一年之内去世的第二个学生。此外，傅主任的一个姐姐最近也突然去世了。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原本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学生，也在秋季的上课途中去世了。从好几个方面看来，就算不是期待如此，这个孩子的去世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她在一年前接受过脑部手术，然后还重新起了名字。由于有这样的问题，张书记获准生育第二个孩子。改名字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名字改掉，健康改观。

涪陵总有人死去。当然，哪里都有人死去，但在江城发生的死亡事件频率和突发性双双超常。而且，事情总是发生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在那年晚些时候，天主堂的屋顶突然坍陷，一个妇女被活活压死。我离开的那一年，在涪陵无疑是最无意义却又最可怜的死亡事件之外，英语系又有一名学生在盥洗室滑倒，因头部受撞击而死去。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有时候竟会以惨剧收场，因为相应的医疗条件十分缺乏。这一系列死亡事件给我的学生形成的冲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巨大，一阵子悲伤之后，他们的生活又会如常进行。

我的父亲也见证了这一点。学生们料理贝琳达后事的过程中，我父亲跟我们一起帮着对他们安慰了一番。不过，一如往常，他们的悲伤显得无言而又刚毅。这样的无助和刚毅糅合成一体，其中的辛酸让我感到十分难过。

那十天的时间有如旋风一般很快就过去了。我父亲在涪陵停留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步行爬到了插旗山的半山腰。那一天十分暖和，太阳明晃晃地悬挂在涪陵城的上空，山上吹拂着一阵阵凉风。一个农民正在侍弄稻田，他邀请我们进他的屋里去坐一坐。我们走进内院，在粗拙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没有人吵闹，没有汽车奔跑，没有人潮涌动，也没有悬挂标语。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呼吸着乡下清新而洁净的空气。

农民的母亲走出来跟我们聊天。这位老太太八十一岁高龄，我问她是不是从小就在这所房子里长大的，她禁不住笑了起来。“这里原来是地主的房子！”她这样说道，“我家里穷得不得了，哪里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哟！”

这是一所大房子，占地很宽，老太太告诉我，房子是一百五十多年前修建的。现在住了好几家人。房顶上盖着青瓦，屋檐上还有老式的雕花。在涪陵的乡下，这样的建筑物并不多见。我问她，那个地主和他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解放后，也就是50年代吧，他们就被赶了出去，”老太太说道，“被赶到了北边，就在白山坪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结果如何。”

她的儿媳妇也一直在听我们闲聊，她这时转身过来问道：“你们国家有地主吗？”

“没有，”我回答道。

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替我父亲做了翻译，他却并不认同。“我们美国当然有地主啦，”他说道。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离开的时间只有两年，但那个不仅存在地主，而且地主未曾遭到杀害或者流放的国家竟然恍如异国他乡。

“我记错了，”我对她说道，“我们国家确实有地主。”

“我听说也是这样，”她说道，“但我们中国的地主全都被消灭了。”

我们坐在地主曾经的房子里，跟人们聊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个人牵着水牛从院子里走了过去。孩子们也放学回家了。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的妹妹安吉拉长得很像——也就是她走路的样子有几分相像而已。橘红色的太阳从城市的另一面落了下去。我们谢过那一家人就走了，从一片田地之间往回走着。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说道，“径直走进中国农民的屋子里，跟他们进行那样的交流。如果我是你，我会每个星期都去一趟。”

我看了看他，他的脸上带着笑容，轻快地行走在这片稻田之间。我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他完全没有我的那种倦怠感。涪陵的一切在他的身边光怪陆离地一闪而过，我的两年浓缩成了他的十天，如今他就要回家了。我有点嫉妒他——但我同时又要感谢他，感谢他说对了一句话，我可以随时去那位农户的家登门拜访。

我父亲离开涪陵没有多久，亚当的父母又来了。他吸取了我的一些教训，也走了我的一些老路。他们在重庆住进了“假日酒店”，但同样乘坐的是慢船，出租车同样惊心动魄。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脸上也有我父亲当初的那种疲倦不堪。

几天之后，亚当准备在晚上给学生们做一场讲座。他的父母曾经在威斯康星州的乡下居住过，可以放一点幻灯片，同时给学生讲一讲美国的农业问题。亚当去了“外办”，把这事儿给外办的主任王先生讲了一下。我父亲做讲座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干——依我个人的想法，什么都不要告诉外办，因为那样只会给自己惹来无法预料的麻烦。但亚当觉得王先生没准儿也想顺便听听讲座，于是就跑去跟他说了这件事儿。结果，王先生说，不巧得很，学生在星期三的晚上没空。

“他们是要上课吗？”亚当问道。

“他们已经安排了别的事情。非常抱歉。”

“没事儿，”亚当说，“我们可以改到星期四。”

王先生笑了笑。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他总会这样淡淡地笑一下。如果你对王先生不太了解，这样的笑容会令你觉得他不太可信，可一旦你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你会觉得他更不可信。

“恐怕不行，”他说道，“学生们星期四也不会有空。”

“晚上都有事儿吗？”

“是的。”

“那么，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下，看什么时间合适，然后我再告诉你吧。我觉得，你也可以听听这场讲座。”

“其实，”王先生乐呵呵地说，“你的父母不可以跟学生做这场讲座。”

“为什么不可以？”

“学校的人觉得不合适。”他又笑了笑。

“怎么不合适？学生们是来学英语的，对吧？这是他们练习英语的好机会呀，再说，不就是讲讲农业问题吗——又不涉及什么政治。他们只不过讲一讲我们曾经居住过的乡村的情况而已。”

“那倒是，但课一定要你自己来上。”

“我父母在美国的大学教了很多年的书，教得比我好。如果那也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另外加课。我只不过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学生们可以借此听到不同的人说的英语。”

“相信我好了，我是懂这个道理的，”王先生说，“我也很想听听他们做的讲座，但谭先生不允许嘛。我很抱歉。”

这是王先生钟爱的招数之一——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分管外办的高层领导，他在王先生的眼里总是一个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是师专最和蔼的领导，他为人友善，对我们非常坦诚。如果我们有事儿直接找他，也许会简单得多，但让谭先生置身于安全距离之外有用得多，谁让他是坏干部呢。

“你看这样做怎么样？”亚当说道，“我先上课，课上完之后，学生们可以向我的父母提问。这样行吗？”

“恐怕不行。”

“那么，我的父母就不能跟学生们说话吗？”

“噢，他们当然可以跟学生们说话呀！”

“可如果是我在上课，他们就没法说话了呀。”

“正确。”

第二天，亚当点完名，然后就宣布解散了。他说，学生们可以离开了，但他们如果愿意留下来听一听梅先生和梅太太的讲座，非常欢迎。一个学生也没有走开。他的父母播放了幻灯片，讲了讲美国农业的有关问题。学生们提了问，问题也得到了解答。干部们都没有到场，可他们后来肯定听说了这件事儿。

到那个学期，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那些没头没脑的政治限制。一般而言，我都会尽量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不难做到。若非万不得已，我肯定不去外办。我也尽可能少跟管理人员说话。我的公寓里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外线直拨，一部是校园内线。这很好，因为只有干部才会使用校园内线，所以我从来不接。

王先生是我唯一觉得很讨厌的人——一次次的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油滑的人，很不坦诚。我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看法，但其他人身上也有些东西令我觉得沮丧不已。傅主任也许是最可悲的例子，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状况，但上头给他的压力似乎很大。曾经有好几次，这种压力使他无法在我们面前开诚布公。事情总是这样——随时都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坏干部推着好干部走。好干部随处可见，坏干部我们却一次也没有碰到过，然而他们似乎随时随地都在决定着事情的具体走向。

还是在12月份的时候，桑尼、亚当和我根据《圣诞颂歌》写了一个剧本，打算在口语课上让学生们表演狄更斯的这出戏剧。在准备的过程中，我被叫到了傅主任的办公室，他神情紧张地对我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教学生唱圣诞歌曲。

“你知道，共产党对于传播宗教是非常敏感的，”他说道，“我也感到很抱歉，但学生们在课堂上不能学习圣诞歌曲。”

“我们可以说一说圣诞节这个话题吧。他们学习的毕竟是美国文化啊。”

“可以，这个没问题。但他们不能唱圣诞歌曲。”

“如果不是宗教歌曲呢？剧本中确实有一个情节，需要唱到圣诞歌曲，但我可以让他们唱一首跟宗教无关的歌曲。你知道，很多美国人不再认为圣诞节仅仅是宗教节日。比如，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祝你圣诞节快乐！祝你圣诞节快乐！祝你圣诞节快乐，还有新年快乐啊！’”

“不行，”傅主任还是绷紧了脸笑着说道，“恐怕还是不能唱圣诞歌曲。很抱歉，但你要明白，这也不是我的决定。”

我本想提醒他，就在春季，学校的校园广播在午间娱乐节目中还播放了《这个圣婴是谁》这首圣诞歌曲。但我也明白，跟他争这个没什么希望，因为这中间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我让学生们用爱国歌曲取代了其中的圣诞颂歌。如果这也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把狄更斯的戏剧演得更活了。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愤怒的斯克鲁奇面对着圣诞颂歌表演队挥舞着手中的拐杖，这群人正在声嘶力竭地演唱着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那个愤怒的老头却急得大喊大叫：“汉堡包！”

我们跟管理层之间的麻烦大多十分荒谬，很少是正儿八经的大事：对于教唱圣诞歌曲的事儿，我也很不在乎。但经历了一年半之后，这样的尴尬似乎早就应该烟消云散了，我们本应该成为好朋友，可以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畅所欲言。

然而，其他诸种限制却不是这样的可有可无。桑尼和诺林的中文老师都是英语系的年轻女教师，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她们结成了好朋友。那年春季一次放假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邀请桑尼和诺林去她家里玩，结果又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邀请，理由是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事儿显得非常奇怪——春雨还没有来，那条路没有理由会被冲毁。我们后来才知道，系领导告诫了那个年轻的女教师，不可以邀请外国人去她的家里做客。表面看来，他们是担心桑尼和诺林出事儿，而那位老师可能因此担责。但这样的命令更有可能同样源自一开始就无形地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多疑症——外国人具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

类似的指令总是把我们蒙在鼓里，这才是最为糟糕的地方。这样的做法转移了多疑症，以致我们后来都会把每一次无关紧要的对话，以及每一次细微的计划调整反复分析，寻找其中被人为操控的种种蛛丝马迹。当桑尼和诺林告诉我她们的邀请被取消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当地的车站，车站驾驶员所讲的跟我预先的推测完全吻合——那条路根本没被冲毁，这就意味着，学校里有人对桑尼和诺林说了谎话。

不过，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不信任恰如其分，我们的多疑症也并不是无中生有。有朋友给我们讲了事情的起因经过，看着自己被操控到如此地步，我们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春季，当《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其中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观看碟片，但这次邀请同样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后来，他坦率地跟我们讲，干部们担心外国人会发现观看的碟片是盗版——这真是滑稽的掩耳盗铃，不管走到涪陵的哪个角落，到处都是小摊小贩拿着粗制滥造的《泰坦尼克号》碟片争相叫卖。这部影片如此受欢迎，以致当地的剧院门口悬挂着一大幅标语，既算宣传，也算广告，令人好奇地兼而有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推荐观看《泰坦尼克号》，

富通珠宝金行独家赞助！

至此，来自系上的指示无疑起到了双重的自毁作用：我们不光知道了他们观看的是盗版影碟，而且还看清师专意欲操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到了何种程度。同时，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操控是多么反复无常，因为在很多方面，师专又给我们留出了巨大的余地。这在教学上尤其如此。逻辑上讲，我们的教学是最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偶尔有点小摩擦，比如亚当想做讲座，以及想表演狄更斯的戏剧，我们在教学中的自由度比美国的学校无疑大了许多。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教学大纲，或者在教学内容上面找麻烦，我们完全是想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们竟然让我们去上文学课和文化课，因为这两种课程总是包含着很强的政治意味。

总体而言，他们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考虑到涪陵地处偏僻，缺乏外教，他们对我们还算不乏信任。然而，最后那小小的一步始终没有迈出，因为那么多重大的壁垒和障碍都早已烟消云散，因此这让人感到更加沮丧。到春季的时候，我意识到，以我在涪陵的时间来看，这最后的壁垒和障碍是永远也不会被拆除了，于是我尽量地不去考虑这些。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倒是越来越好了。

第二年，我跟学生们的关系尤其好。这有亚当的部分功劳。他这个老师一直比我敬业，花了很多课外时间跟学生相处，还在我们的办公室给学生建了一个图书室。他是第一个真正赢得学生信任的外籍教师，同时又因为学生觉得我们两人相差无几，也就很自然地把对他的信任扩大到了我身上来。

不过，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时间——他们毕竟认识我们有两年了。这并不是简单地说他们慢慢地接受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我们改变了很多，我们现在更懂得，该怎样去跟他们相处。他们依然觉得我们比较随和，这一点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跟学校的其他老师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不过，他们也明白，我们有时候会非常严肃，但即便严肃，我们也不是宣教者。尤其是讨论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直言相告。那一学期，我给学生讲述了《德西雷的儿子》以及兰斯顿·休斯的诗歌，亚当的美国文化课则重点学习了美国民权运动。讲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他没有心慈手软，播放了一段录像，录像里的密西西比州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斯被种族主义狙击手射杀，倒在了公路边。学生们明白，没有谁逼着亚当播放这样的录像——他完全可以积极正面地向学生们宣传美国在科技、经济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这让学生们愿意更为坦诚地面对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另一个巨大的差异，是我们现在能说汉语。秋季，我开始在课外碰到学生时跟他们用汉语进行交谈，因为他们也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东西。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认识到，那不仅仅是新奇。当他们说起普通话的时候，跟我一样，也都跟原来大不相同。他们显得轻松自在得多，因此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因素。

亚当的父母回去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学生食家”吃饭，吉米、莫和乔治碰巧经过那里。他们读三年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学生，我们用英语随便地闲聊着。他们问我，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还行，就是对干部们的印象特别不好。

围桌而坐的三个人把头凑了过来。“为什么？”吉米用汉语小声地问道。我用英语回答说：“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很没礼貌，他们不明白原因何在。”

“我们外办干什么了？”

这时，我用汉语给他们讲了事情的原委。在中国，如果让某人的父母觉得不受欢迎，那是相当的不尊重，几个学生的眼里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如实地对他们讲，我是如何看待英语系的，类似的小摩擦又是如何地一再重演的。莫和乔治都是党员，我在一年前是不可能这样对他们实话实说的。但现在用上了汉语，大家都觉得自在多了，我也如此。

随着我在课外越来越多地接触学生，我逐渐地注意到这种方式多么有用。只要发生了敏感的事情，我们都会用汉语进行探讨。我觉得这很神奇，因为英语才应该是我们之间的秘密用语——一旦出了校门，几乎没有人听得懂这种语言，要讨论类似话题的时候不被别人听见，最安全的莫过于使用英语。然而，即便是在“学生食家”这样人来人往的地方，在政治、性、我们跟学校的关系这些话题上谈到关键之处时，我们都会改说汉语。就连最好的学生也会进行这样的转换，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汉语说得熟练。

我终于明白，他们害怕的不是被别人听见。这其实是个自在与否的问题，因为拿不太准的话题用母语更容易表达清楚。不过，我也感觉到，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实早就植入了他们的头脑。英语是上了学才学到的，它因此和教育制度、政治条规难解难分。当他们说起这种语言的时候，头脑里会不由自主地敲响警钟——这是在学校学到的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在这两种背景下，他们早就被训练成了谨言慎行的人。一旦认识到这样的限制已经内化到他们头脑里之后，我就开始想，坏干部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这种限制也许仅存于好干部们头脑中很小的一个角落，这样的恐惧十分纠结，大家的善意在它面前总是甘拜下风。

那个春季，几个男学生觉得他们应该起个英文的姓。外教们都有中文姓氏，学生们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一天，我在批改作业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的趋势。当时我在想：乔治·贝克·弗罗斯特是哪个家伙啊？之前从没听说过谁叫这个名字，可他在课外作业的上方用特大字号颇感得意地写下了这个名字。

我看了作业才明白，那几个字是乔治写的——他是全班最为自负的学生，长得很帅，也是个很不错的运动员。此外，他还是个潮流主导者，我因此很快就收到了威廉·福斯特的作业，他原来名叫威利，现在则自豪地把自己升级成了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没过多久，威廉·杰斐逊·福斯特说服他的女友改成了南希·德鲁（这是亚当的提议）。接下来，班长莫觉得自己的权威容不得任何想象中的缺陷的玷污，也开始在姓氏上挖空心思起来。他要我给点建议，然后很快就在自己的作业本上签下了莫·钱这个名字。

有几个男生担起了教亚当和我把方言说好的重任。当我们在日常交往中用上新词新语的时候，“学生食家”那些人会觉得十分开心。“现在你成了正儿八经的中国通！”黄能说道。

英语系察觉到这样的动向只是早晚的事。一天，乔治·贝克·弗罗斯特在课间把我拉到了一边。作为学生党员，他跟上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系上叫我们不要教你们学那些词语，”他说道。

“那些龟儿子，”我用汉语说道，“太牙刷了。”

乔治笑了笑，然后又看了看身后。在重庆方言中，说某人很牙刷是十分过头的侮辱用词。在四川的其他地方，这种用法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不知何故，它在川东的峡江地区被用作形容词，具有很强烈的讽刺意味。那差不多相当于说某人毫无用处。

“我们一定要小心，”乔治说道。

我本想说：隔墙有耳。但我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也许你们不应该在学校附近说那些词，”他说道，“不然的话，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同意把教学楼周围设为安全区，但这些警戒线无一例外都失灵了。这是一个具有风险性的战场——说某人很牙刷比唱圣诞颂歌更为背信弃义——很快，这种共有的离经叛道把我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拉得更加紧密了。到此，语言的流动具有了双向性，谁也控制不了。自从我们在第一学期学习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学生们便被“雅虎”〔4〕这个词语冲昏了头脑。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中文词汇，但实际上它跟“牙刷”这个词的意思颇为相近。不管出于什么由头，学生们总是“雅虎”、“雅虎”地说个不停。更好玩的是，很多学生说的是四川方言，习惯上“h”、“f”不分，纷纷念成了“雅蝮”。黄凯也念成了这样，这也标志着他的第一堂英语课开课了。当我来到“学生食家”吃午饭的时候，他总会仰起头看着我，认真其事地说：“雅蝮！”身为文学老师，我觉得那也许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我也知道，如果斯威夫特亲眼看见这个两岁的中国小男孩穿着开裆裤屁颠屁颠乱跑，把他遇到的外国人都叫做“雅虎”的话，不知道会激动成什么样子。

秋季那一学期，亚当开始上西班牙语课，这把事情弄得更为复杂了。很快，意为“傻帽”的西班牙语“tonto”也开始大行其道起来，跟“牙刷”和“雅虎”这两个词一道，在上自教学楼顶楼，下至“学生食家”这个地段内无处不在。我差一点就为英语系的干部们感到内疚了——我想象得到，他们的脑瓜被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弄昏成了什么样，坏干部们又是如何正在加班加点地评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语“傻帽”具有怎样的政治风险。也许他们在急切地盼望着，我们早一天带着这些词一走了之就好。但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三种语言，一种方言，足够我们胡乱地用上一阵了。

从老师的身份来看，我再也没有第一个春期那种不爽的感觉——一个外国人孤立无援地站在全班学生面前的那种感觉——这个年级的学生再也不会因为害羞而集体埋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在课外跟他们说话了，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诙谐又严肃，这样的关系在中国来说，似乎就是完美了。学校的生活第一次具有了人性，那些曾经在我看来虽然聪颖却不幸沦为走卒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具有了更加丰满的形象。

琳达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她觉得没有必要再取一个英文姓氏。在三年级所有学生中，她也许是最聪明的，一年前被提名保送至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从涪陵到重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尖子生被选中保送，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再局限于回到乡下当老师。不过，这个挑选过程既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也存在着徇私偏袒。琳达在之前一次走过场的体育考试中吃了败仗，因为体育系的某个老师从琳达进校开始就一直跟她过不去。实际上，在所有的女生中，琳达的体育算是比较好的，这种不公现象在英语系引起了很大的愤慨，但大家都无能为力——体育系那位老师说了才算。这种对学生不留情面的欺侮行为在校园里十分典型，尤其当它来自体育系的时候，大家普遍选择了忍让。

琳达自己的处理方式，跟大家期待的如出一辙。一面是无助，一面是力量，她已经见惯了这两者交织的情形——她的母亲很早就已过世，父亲从春季开始跟癌症做起了抗争。春季，琳达和她的妹妹都去看过算命先生，两人的命运大抵相同：父亲在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亚当和我都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应该再去找什么算命先生，于是我们跟琳达做了很多交流。但她始终觉得她的命运已经注定，能够做的就是默默地承受。那个学期，她利用周末回了好几趟家，但她一直保持着常态。即便在她父亲病重的过程中，她依然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

一天晚上，她在图书馆给我看了她的相册。翻看学生的相册往往令我很不自在，因为中国人在拍下毫无自我特色的照片的时候，不会存在任何别的意图。作为以谦逊著称的民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既是外强里的中干，也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孤芳自赏——相册主人可能从不同角度给自己狂拍五十张照片，然后装进了相册。我一直没搞明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情：一眼看过某位年轻女子五十张不同的脸部特写照片之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亚当的做法是看到每一张照片都会稍作停顿，然后问：“这是谁？”

“这是我！”相册的主人会这样回答。

亚当又翻到下一页。“这是谁？”

“这是我！”

亚当觉得这样的过程无休无止，十分有趣。有时候，当他刚开始翻看相册的时候，我只好走出办公室，为的就是不至于听他把那个问题重复二十遍，否则难保不会跟他干上一架。因为没有这样的耐心，所以我尽量迅速而又不失礼节地把琳达的相册翻看了一遍。里边的照片全是标准的“小姐照”——照相地点通常在公园，很少微笑；有时戴有草帽，化着浓妆，使用了柔光镜；手里拿着一朵花，下巴微微仰着似在遐思，背部微弓。一共有两本相册，我只看了五分钟。看完之后，我把相册还给了琳达，说了句“很漂亮！”

“哪里哟，一点都不漂亮，”她应声说道，接着又笑了笑说，“不过也够了。”

我明白，她说得很准确——她算得上是个漂亮女孩，但又没漂亮到跟她其他方面的才能喧宾夺主，或者令其黯然失色。这是我在涪陵经常看到的又一种实用主义，人们对于自身的评价比美国人冷静得多。涪陵人大多十分清楚自己手里拿到的筹码是什么。琳达一直以来厄运连连，但她也有自己的天赋，因此，她一定会尽其所长。

还有一天晚上，亚当和我正在跟她，还有莫·钱一起吃饭，我们喝了几杯啤酒，开始用中文说起一些严肃的事情。话题逐渐转到了曾经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这也是涪陵人很少谈起的话题，因为大多数人对于1989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感觉。当时涪陵曾经发生过规模不大的抗议活动，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一直走到了南门山。人们模模糊糊地听说成都和北京发生的事件，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摄影师朋友柯贤龙是个罕见的例外，他认真地听了“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涪陵认识的人中间，他是最不爱国的一个。我在的第一年，他曾经对学生在香港回归这事儿上表现出的激动心情不屑一顾，觉得那是无知和幼稚的表现。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于运动持有相似的看法。

“愚蠢啊，”有一次，当我们谈起1989年的运动时，他这样对我说道，“当然，学生们批评的那些问题很多都是准确的，但他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他们怎么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呢？学生就是学生，他们根本不懂现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不成熟，没有像老百姓那样劳动过，所以经常会对那些他们弄不明白的东西说三道四。”

我认真一想，觉得他说得很对，至少从一个方面来看，一个民族如果想从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身上寻求道义之音的话，肯定不是什么好迹象。可中国目前二十多岁的这个群体对于不到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似乎也非常可怕。我在席间跟琳达和莫·钱说起这事儿，原因之一就是想看看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莫·钱是一位学生党员，但这个话题并没有让他产生戒备心理。对于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他并没有加以否认，这跟政府的立场一模一样。他知道，我所掌握的信息也许比官方渠道来得更准确，因而没有必要跟我争论过多。

“但你要知道，”他说道，“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不是因为我不关心——我也希望对此能够有所行动。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唯一做得到的就是当个好学生，毕业之后当个好老师。我觉得我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么多。”

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他都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个党员，同样地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俩仍旧相信，这样的制度终究会好起来，因此需要他们这些人的谅解、耐心和支持。从党的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信念还不够坚定，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而且应该——奉献于社会，哪怕它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民主思潮，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想在现行制度某个角落里找到被尘土掩盖的民主精神。如果彻底拒绝加入这样的寻找，他们根本无法忍受。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敢肯定，像她这样的聪明人只要想加入的话应该早就加入了。我问她，为什么没有想过申请入党。

“没兴趣，”她回答道，“这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现在也不会想。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话题非常重要，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做点什么。但现在的情况太复杂了。”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我看得出来，她和莫·钱的回答都十分坦诚。他们俩都不受这些问题的束缚，这跟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一个人基本相似，尽管琳达和莫·钱的理由稍有不同。在莫·钱看来，对政治保持着最基本的参与度，在遇到更大的问题时好歹有助于克服那种渺小和无能为力，而琳达纯粹是因为要操心另外的事情。琳达手里等着要出的牌够多的了，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缓一缓。像这样的涪陵人有很多很多，两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在天干物燥、沙尘弥漫的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逆乌江而上做了一次长途跋涉。我去年所做的徒步游也是在这个周末，路线也都一样。我一直喜欢乡村生活的周而复始，这已成了我个人的一种仪式——在3月底，到春意盎然的河边扎寨露营。

我穿过两个小山谷之后，就来到了涪陵凉塘砂石厂。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去年我还不太认识的两条宣传标语现在也能够念出声来了：

勤奋——友好——服从

遵章守纪光荣，

违章操作可耻。

三辆矿石车顺索道飞驰而下，坐在白色矿石上的几个工人满脸欢笑，大喊大叫着。我从去年看到的那条标语边上走了过去：

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我下定决心以此作为我全天的颂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横越过满目疮痍的山坡时，我不停地念叨着这几句真言。然后，我下到深绿色的山谷，那儿流淌着的一条条小溪全都往西注入了乌江。

山谷里，春意无处不在——泡桐花竞相开放，黄灿灿的油菜花迎风飘舞，一畦畦胡萝卜、莴笋、洋葱、扁豆正在疯长。竹弓撑着的塑料大棚之下，水稻的嫩秧一片碧绿，色彩艳丽。

我进入了第四个山谷，一位农民正赶着水牛犁田。他把裤管挽到了膝盖之上，在水田的淤泥里来回行走着。旁边是一块油菜地，散发出浓浓的清香味。老农的妻子和孙子正坐在田边上，我停下脚步，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老妇人把我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我去年见过你的，对不对？”她问道。

“对，我去年来过，我就住在涪陵。”

老农停下犁田的活儿，笑了起来。“我想起来了，”他说道，“你当时拿着一张地图，还问了路。但你听不懂我们说的话，结果走错了路。我们想要帮你的！”

我敢打包票，今年我再也不会走错路了。他们问我在涪陵做什么事情，我说我是当老师的。

“他也是老师！”老妇人指着她的丈夫说道，“他教小学，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课，星期六和星期天回家干活。”

他解开水牛，放它到油菜地里吃草。那老农五十四岁，个子瘦小，但跟他用来犁田的那头水牛一样身板结实。他满头的黑发剪得很短。依我看，如果他梳洗一下，看起来还真像个当老师的。但今天这个周末属于农民，所以他的双腿上沾满了稀泥，从衣服到头顶的黄色泥点依稀可见。

他给我递了一根香烟，然后自己点了一根，就在石头上坐了下来。我放下背包，坐在太阳底下歇息起来。老农问我是不是德国人。

“不是，”我回答道，“我是美国人。”

“最近有个德国人来过我们这里。”

“是吗？他来这里干什么？”

“不太清楚。他可能在研究什么东西。他走得很快——走山路比我们当地人还要快！他带了个翻译。他肯定是个富翁，所以才拿得出那么多钱跑到中国来。你的工资有多少？”

听了我的回答，他点了点头。“比大多数人都多啊。我们农村老师的工资要低得多。但我看那德国人挣的比你高得多。”

他的孙子五岁，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时而大笑，时而拉拉我的衬衫。老农微微一笑，轻声地责骂他几句。“太调皮了，”他自豪地说道。我点点头，摸了摸孩子的前额。我一直在想那德国人——令我十分惊讶，这么偏僻的地方竟然又来了一个外国人。老实说，这有点令我不爽，我一直乐于想象，我是唯一曾经穿越过这一片乡村的外国人。

还是在去年秋天，我以为我在涪陵看到了其他外国人，尽管我不太有把握——我只是瞥见一个男子进入了一家餐馆，但无法确定那是不是一个外国人。过去两年时间里，我唯一明确无误地看见外国人是在1月份的时候，两个丹麦游客乘坐的游船在前往重庆的途中搁了浅，停靠在涪陵等待修理。我在“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店遇见了他们，那也是涪陵最近似于连锁快餐的地方。那家餐馆的面条做得很麻辣，我每周总会去那儿光顾两三次。那里的老板娘经常问我，她做的牛肉面有没有加州味儿。我总是很肯定地回答她，就算我回到加利福尼亚州要吃牛肉面，期望的味道肯定跟她这儿不会相差一分一毫。她听了这个总是高兴不已。他们甚至在餐馆大门上方悬挂了英文标识，这大概也是那两个丹麦女子得以走进门去的原因吧。

我走进餐馆的时候，她们俩对着我打量了一番，然后就移开了目光，仿佛根本不曾看见过一样。根据我以往的旅游经历来看，这是旅行者的典型做派——来到某个偏僻地方之后，你会对其他外来者的出现觉得反感不已。但我不是来涪陵旅游的游客，如果有其他外国人觉得我冒犯了他们的独占鳌头，我会觉得非常不爽。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离那两个丹麦人不远处找了张桌子坐下。

她们没说中文，应该是刚来中国没多久。她们点菜的时候，对着墙壁上的图片一通乱比乱划。服务员问她们面条里要不要放辣椒，她们俩谁也听不明白。但从服务员的语气来看，她们又觉得那东西肯定非常重要，于是赶紧翻起了手中的词汇手册。除非她们想起了我的存在，我是打定主意不出手相救的。

她们就这样不停地翻着词汇手册，还是服务员想了起来，问我可不可以帮着翻译一下。看到我坐在那里，那两个丹麦人做出很是惊讶的样子来。她们说，她们并不想要什么辣椒。我当时真想告诉服务员，这两个丹麦人要吃辣椒，而且对四川的辣椒根本没放在眼里，因为她们说在伟大的丹麦王国，这样不够劲的辣椒不过是小孩子的糖果而已。但我还是做了如实的翻译。我明白，她们的做法跟其他游客没什么两样，和我自己在彼时彼地的做法如出一辙。

我们聊了一会儿，对于我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她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涪陵人对她们的关注程度令她们惊恐不已。

“这儿的人，”其中一个人说道，“只会盯着我们看。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盯着我们看。他们也会盯着你看吗？”

“是的，”我回答道，“不过没像他们盯着你们看那样的。”

我丝毫没有侮辱之意，可那两个丹麦女子好像往那个方向去想了。我懒得跟她们多费口舌，说什么涪陵的人对我已经习见为常。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把电话号码给了那两个丹麦人，以防她们有麻烦的时候用得着。然后，我就走了，让她们去跟那些棒棒军打交道吧。

就在这乌江边的乡村，我琢磨着德国人的事儿。我在想，这个地方莫非到了外国人随处可见的地步么。老太太见我正出神地望着远处的风景，便问我的老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大山。

“有的地方有，”我回答道，“但我家附近很平坦，比涪陵平坦得多。”

“你们那儿的农村什么样？”

“农民很少，土地很多。一个农民种上百亩地。在我们国家，种地要用机器。”

老农点了点头。“跟新疆差不多，”他说道，“北方的土地很多，也很平坦。那些地方会用机器种地，但我们这里不行。”

我们聊起了农活，他问我美国的农民是不是真用飞机来播种。涪陵周边的很多农民好像都听到过这个说法：当我在田间地头行走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拿这个问题来问我。我一般会对他们说，加州的水稻有时候会用飞机来播种。看得出来，这些四川农民一边打量着周围的景象——爬犁、水牛、牛粪，一边脑子飞转，看还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放得进一架播种的飞机。

今天，这位农民摇了摇头，微笑着低头看了看他腿上早已干成黄褐色的泥浆。那一层泥浆之下，是紧绷而有力的一块块肌肉。

“你去年也是这时候来的，对吧？”他问道。

“是的，我去年也是3月份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跟去年很不一样？去年你来的时候，我们很多田里都灌满了水，但今年还没下雨，什么东西都比往年晚了点。天太干了。”

有那么一阵，他轻声地抱怨着雨水不够，说这会把春耕的所有安排往后推迟。但农民们只有等待，期待着能够熬过闰5月的春旱时节。

天气十分暖和，背包压得我汗流浃背。我在去年那个地方停了下来，还是在俯视乌江的那个峭壁上吃午饭。低头看着脚下的江水，我心想：高高兴兴、平平安安。迷雾已经散去，阳光金灿灿地照耀着乌江水面。

整个山里的人都还记得我。他们也都谈起了那位德国人，看来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停下来休息，人们告诉我，他跟我穿着同样的长筒靴。

“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道，“我猜想他是来这里研究树木的。因为这里穷，他才来这里的。”

老人姓杨。他给我端来一碗放了白糖的开水，我跟他坐在街檐坎聊了起来。他家除了他，还有一个儿子、儿媳，以及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电已经通上十多年了。塑料大棚之下，他们育的稻秧长得很好。他们家养了六头猪。他家还有一只猫，用一根绳子套住，另一头拴了一个百事可乐的塑料瓶。瓶子里装了些水，猫咪拖着它不会跑得太远。我一直不太喜欢猫，那个百事可乐瓶倒是个不错的点子。

老人的妻子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七十三岁，不住地抱怨着她家的农田，也就是我今天经过的最美的山谷里的那些田地。“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道，“去年这个时候，水田全都灌满水了——你看现在！恼火哦！我们这儿太穷了！”

农民都是这样——想法悲观，迁怒于天气。在涪陵相对较为富裕的郊区，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评论，我以为类似的抱怨是一种谦虚，谦虚下面隐藏着他们的知足而乐。而这也可能是一种迷信，目的是为了避免满招损。中国人对待孩子也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一般不会对孩子过分褒奖，因为那有可能招致霉运。

跟我第一站停歇遇到的那位民办教师一样，老人的妻子邀我吃了饭再走，我则推说还得继续赶路。在乡下，这样的邀请十分平常——实际上，我每次到田野乡间远足跋涉，总有人邀请我一起吃饭。似乎完全可以分文不带也能够到四川的乡间旅行一圈，因为那里的人们非常豪爽，如果不请你吃饭留宿，他们会觉得失了礼数。

又过了一会儿，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跟他一起的是他的小弟弟——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男孩穿着校服，一眼就认出了我。

“你是去年在涪陵长跑拿奖的那个外国人吗？”他问道。

“是的。”

“我在师专附近见过你。我在江东中学读书。”

这一带的农村没有中学，如果他们要继续学业，只能到涪陵住读。小男孩每个月要拿出一百七十元钱来支付房租和伙食，他的哥哥估计，当地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能够继续读到中学。他们一般坐船下到涪陵，每两周回家一次。

几个孩子围了过来，盯着我看个不停。那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赢得涪陵长跑比赛冠军的外国人。他把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活灵活现，尤其强调我领先其他选手很多。尽管我已经习以为常，但他的描述还是不免令我尴尬；哪怕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很多涪陵人还是因为这事儿记住了我是谁。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此偏远的地方有这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教授的就是他们这样的学生。于是，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我教的不仅仅是文学课，其中还有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在几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些孩子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每当我到师专后面的田间地头跋涉，看到一个个学生趴在自家的街檐坎上完成家庭作业时，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几乎每一个街檐坎上都会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总是会布置很多家庭作业，学生们总会特别勤奋地完成那一堆堆作业，哪怕他们来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家庭。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也许是当地人身上最令我敬重的一种品质：他们对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尊重，在这样的地方教书，感觉真的很好。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的观点自头一年的春季以来改变了许多，我当时对教育体系里接二连三的说教功能感到悲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教室颇有助益——每当我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看着这些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自己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毕业之后又会回到各自的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我逐渐明白，尽管政治说教依旧令我心烦，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标语口号不会永远持续——在中国没什么东西会永远持续——但那些受过教育的孩子们却会从中持续受益，不管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改变。

每当我拿不准该走哪一条路的时候，我都径直向人们打听，我去年走的是哪里。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记不得我的人好像一个都没有。他们也都谈起了那位德国人，我真想见见他，因为我越来越好奇，他来这里究竟研究了什么东西。这真像追寻着库尔茨的足迹游览刚果河，我不断地听到有关的只言片语，全都是他走路的架势、如何有钱、穿了什么靴子。至此，我意识到，他一定也听说了我的情况，而他也很可能觉得自己是追寻着某个陌生外国人的足迹在乌江峡谷的崎岖山岭之中艰难跋涉。

傍晚时分，我开始顺坡往河边走了下去。我穿过了一条阳光明媚的开阔峡谷，尽头是一块大田，田角边上有几座房子。我停下来歇息，几个农村妇女围了过来。她们大多六十多岁，穿着蓝布衣裤。我跟她们说，她们这里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的，”其中一位老太太说道，“我们这里是穷山区。经济上糟糕得很。”

我总是跟农民们说恭维话，因而又总是听到他们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贬得一塌糊涂。站在明媚的阳光底下，身旁是盛开的油菜花，小麦、水稻正在茁壮成长，他们谈论着自己的家乡是多么艰苦，脸上却带着无与伦比的快乐表情。

其中一个年轻女子走上前来，问道：“你是在涪陵参加长跑的那个外国人吗？”

“是的。”

她回过头去对那几位老太太说道：“涪陵有个长跑比赛，他跑得最快。”

“所以他跑到这里来了哦，”其中一个老太太说道，“你看他身体多好嘛！穿的衣服好少嘛！”

“你看他那个背包好大嘛！”另一个人说道，“好重嘛！”

“他那双脚也大得很嘛！你看他穿的是好大一双鞋哟！”

她们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等着有人来问我的薪水。可其中一个女人转身问道：“你们国家搞计划生育吗？”

“不搞，人们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她们十分诧异地摇了摇头。我告诉她们，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各种规定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你们家有几个孩子？”一个人问道。

“四个，三个姐妹，还有我。”

“在我们这里就不行，”她说道，“只准生一个——如果多生，就要交罚款。”

“一万多块呢！”另一个妇女插嘴说道。

几个孩子也围过来看我，我注意到有两个小孩子站得很近。

“他们是谁？”我问道，“看上去像是两兄弟。”

“对头，”那位妇女说道，“他们爹妈交了罚款的。”

其中一个小男孩四岁大小，他的哥哥有六岁或者七岁的样子。兄弟俩身上很脏，因为害怕外国人，只站在坎上的麦田里专注地看着我。又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走了过来——个儿矮小，黑发蓬乱，脸上污迹斑斑。这个小女孩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她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很像我妹妹贝吉塔小的时候。我对着她笑了笑，她也对着我笑了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妇女说道。

“是吗，”我回答道，“她的爹妈一定交了很多罚款吧。”

“没交，”那位妇女说道，“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什么？”

“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推了？”

“对头！”

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在本子上写下了那个字。“是这个‘推’吗？”

“对头。”

那个字有好几层意思：推动、推转、推拒、推论、推移、推迟、推选。但如果说“推了”房子，那就只能意味着房子被推倒了。仅仅因为这个小女孩是第三个孩子，她家的房子就被当地的计划生育干部给推倒了。

我曾在国外的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报道，但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事情只在那些非常偏僻的地方才会发生。不过，我随即意识到，我已经走了一整天，如果不是因为偏僻的话，这个小山谷不会显得如此美丽。

几位老太太看着那小女孩，不禁摇了摇头。听到这样的对话，她显得很不自在，那神情仿佛在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如果你知道由于自己的出生而让自家的房屋给人推倒了，成长之路肯定会十分复杂坎坷。不过，她的眼神里还有别的东西，这东西很模糊，很难界定，但大体上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比房子和金钱更重要。几位老太太也看出了这一点。其中一个老太太抚弄了小女孩凌乱的头发，然后她就跑过去和其他孩子在没有经过翻犁的田地里玩了起来。

我没有走到去年的宿营地。我跟人们聊天的时间太多，最后只好缩短了行程。不过，我在高踞于乌江之上的山坡上找了个好地方，我吃了晚饭，读了特德·威廉姆斯的自传小说。我下定决心，在我余生的每一个春天，都要读一读这本小说。他每次去红袜队工作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高高兴兴”，我就佩服他这一点。他带有明显的美国味儿——狂妄，滥用俚语，文章铿锵有力。我尤其喜欢小说刚开头的那几句话：

“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击球手……”

第二天，我很早就收了帐篷，坐上了往下游的轮船。江水的水位很低，岸边的白色石灰岩悬崖棱角清晰，靠近乌江碧绿江水处，是一道道的条形蚀痕。江面上四五米高的地方，夏季的洪水会涨到这里，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黑黑的水位线。那天是星期天，船上挤满了返回学校的农家孩子。站在船尾，看着灰白色的悬崖在雾霭中向后掠去，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块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

长　江

这条大江是走出重庆最快捷的通道。这座城市新修了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完工于1952年的铁路尽管日渐老化，在当时却是技术革新的产物——也是解放后，毛泽东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在大西南取得的第一项伟大成就。但长江上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火车很慢，道路交通糟糕透顶。因为污染严重，河谷里总是大雾弥漫，飞机经常晚点。长江航运的便捷由此显现，不管方式如何，这种便捷今后仍将存在。

今天，六点整的慢船“中华号”即将驶离重庆港，乘客们早已等不及了。时值6月，天气闷热，阳光透过城市上空弥漫着煤尘的雾霭，热烘烘地炙烤着大地，让人浑身上下直冒汗。一个个乘客显得疲惫不堪，肝火升腾。乘船的大多是游客，来自全国各地，要么刚走下拥挤不堪的火车，要么刚下令人伤心欲绝的破旧公车。他们的脾气早已融进了四川的燥热之中。开船之前十分钟，一位乘客跟乘务员刚在顶层甲板上大吵了一架。

那位乘客身材魁梧，脖子粗短，蓄着小平头，双手粗大有力。他那汗珠直淌的圆脸上，黝黑的双眼里怒火中烧。他是个有钱的主——从他的衣着、锃亮的皮鞋、丝绸衬衫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最直观的还是他游客的身份。近十年间，中国的国内旅游蓬勃发展，但一般的老百姓还远远达不到为玩乐而出游的地步。这位游客属于新兴阶层，他们全身上下基本上都用金钱进行了武装：衣着光鲜，腰上别着个BP机或者大哥大，而且总是大腹便便。

今天的问题正是钱引起的。那位乘客对三等舱室的服务质量十分不满。他是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的票贩子那里买的票，票贩子给他打包票，说船的条件很好。而“中华号”呢，虽可将就，却也着实破旧，甲板上污物遍地，实在不算“条件很好”。那位乘客说，他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为的是看一看三峡风光，船票买得还不便宜。他怒气冲冲，说话很快，一只肉乎乎的大手紧紧攥住乘务员的肩章，一把拖到跟前，冲着他大吼一通。

乘务员个子矮小，只有二十几岁，身体瘦弱，无法挣脱开来。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条纹制式衬衫，语气急促地为自己辩解起来：他不是出售船票的人，他跟朝天门码头上的票贩子没有任何关系，作为游客也不能不讲道理。然而，一大堆乘客已经围拢过来，大家开始提高嗓门一起抱怨起来，最后还是乘务员的上级出面救他。

乘客转而向领导吐起了自己的苦水，但依旧抓着乘务员的衣服没有放手，领导又把大家已经听过的理由重申了一遍，只是他讲起来更加底气充足。僵局维持了几分钟的样子，但围观的乘客觉得好戏就要演完，开始纷乱地散开了。

僵持到最后，大个子乘客问道：“还有二等舱吗？”这一场争议就这样极其简单地化解了。补了差价之后，乘客和那位干部握了握手。大个子给周围的人都发了香烟，大家就离开了。自尊心受了伤害的小个子抚了抚弄皱的肩章，叼着不值几钱的香烟，远远地躲到了栏杆后面。没有人注意到他——随即，“中华号”汽笛鸣响，驶离了码头。乘客们看着重庆这座城市向后掠去，早已忘掉了刚才那一场口水仗。轮船朝着浩瀚长江的江心摇摇摆摆地驶了过去。

重庆以北五公里，长江急转向东，拐弯处有一座佛龛，一座历经风雨的宝塔高高地俯瞰着江面。山峦越来越高——绿色的山峰崎岖不平，往下是一片片灰白的石灰岩层，去年的洪水留下了清晰的水位线。这一带的山坡大多十分陡斜，无法修建工厂或者公寓楼。随着轮船往东驶去，小块农地逐渐多了起来。农民们的住房十分简陋：要么是土墙，要么是砖墙，屋顶全都盖着青瓦。房前屋后，总有几丛芭蕉树。沿江的坡地上，工厂没有立锥之地，全被改成台地，种上了庄稼。

沿途的风景有一种无言的美——没有惊险的场景，但略显粗犷的山峦、间或出现的梯状耕地依然魅力十足。一如重庆城刚被无言地抛在了身后，霎时之间便一目了然，沿途的风景也是由长江水持久的作用力一点一点造就而成。

这里的长江气势磅礴。江面时而宽达数百米，时而被两岸的陡坡紧紧锁住，但它的水流总也势不可挡。长江裹挟着西部的高山融雪，一路上吸纳了七百多条大小支流，奔腾激荡在崇山峻岭之间。在世界上的大型江河中，经由长江流入大海的水量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

日头西下，江面上凉风习习。乘客大多来到了甲板上，观看着群山慢慢掠过。几个广东生意人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用广东话大声地聊着天。一个年轻姑娘斜靠在栏杆上，黑色长发和紫色短裙随风飘舞。

空气逐渐清新起来，颜色渐淡的蓝色苍穹上，还飘散着几朵絮状白云。一艘艘小舢板纷纷进港准备过夜，几个小孩子在浅水湾里赤身戏水，“中华号”从他们的身边径直驶过。高高的山坡上种着玉米，这些玉米已经种下了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要成熟了。玉米秆依旧像春天那样通体翠绿，但顶穗很快就会褪色变黄。

河岸的山坡太陡，无法种植水稻。有的陡坡上石头太多，玉米也没法种植。不过，即便是在最为嶙峋的土地上，也总能发现耕种的迹象——石缝之间那一点点泥土里起码也种植了一排玉米。农作物都成竖行栽种，顺坡而下。每一块坡地上都有坎子横过，从而尽量减缓坡度。

这真是艰难的求生之地。就连种植庄稼最成功的农户——两层的正屋，宽大的猪舍，宽大的水泥街檐坎，屋后的山坡上斜躺着几块玉米地——无不都在昭示着，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种植庄稼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每一块台地都靠人力垒成，也许经过了同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几十年、几百年的艰苦劳动。这一切全都有赖于手工劳作、肩挑背扛、工具简陋，但极其缓慢的地形变化正说明，农民们的劳动跟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早已注定——一如门前那条大江，毅然决然，力量无限。人类历史深深地植根在了土地之上，中国的东西南北莫不如此。

太阳下山了。天空变成了橘红色，群山变成了藏青色，圆圆的太阳投射出最后一束光芒，在轮船的尾浪里时隐时现。紧接着，太阳落到了西边的群山之后。

三等舱室里，一对青年男女安放好了行李。他们可能才十八岁，也可能已经三十多岁，跟中国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看上去都显得年轻。舱室里一共有八个铺位，上下两层。下铺的一个老太太问这对青年男女，剩下的两个铺位是不是他们的。

“我们只有一个铺位，”年轻女子说道，“我们刚结了婚。”

乘客共用铺位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年轻女子的丈夫还是窘红了脸。女子长得很漂亮，蓄着短辫，微笑着抚了抚丈夫的肩膀。

两个女人礼节性地交谈了一会儿。她们问对方是否已经吃了饭，要到哪里去，在重庆做什么事。年轻夫妇要回远在宜昌的家，老太太要去的地方是武汉。说起重庆，她们几个没一句好话。

“太落后了，”老太太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人们的工资那么低，生活费还那么高。”

年轻女子点头表示认同，还说重庆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一点都没有宜昌好。

她的丈夫什么也没有说。他帮他的妻子脱了鞋，然后就爬上床在她身边躺了下来。就着舱室的灯光，他看起了杂志，她则早已打起了盹儿。铺位不到三尺宽，但他们躺在那里显得非常惬意。

夜色下的河流十分静谧。夏夜的星星钻了出来，北斗七星在略显颠簸的轮船顶上泛着微光，一轮弦月明晃晃地挂在南边的天空上。除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江面上一片漆黑。岸上的房屋越来越稀少，亮灯的房屋就更少了。光线多来自河面——来自岸边依稀可辨的砂石梁子、无篷的小艇，以及航标的灯塔。江面的南边闪着红光，北边闪着绿光。夜班船在航标灯之间缓缓前行，船顶的探照灯在水面上平静地一扫而过。

晚上没有水翼飞船，没有打渔船，也没有仅容得下两个人的小舢板。“中华号”偶尔会驶过一段长长的浅滩，小船靠了岸准备过夜，紧挨着竹木棚屋，棚屋的窗户透出温暖的光线——要么是临时搭建的餐馆或者旅馆，要么是麻将馆。驳船全都停歇下来了。

江上的船只多是大型客轮，犹如一座座灯光的小岛，在江面上静静地漂过。有的是逆水从上海远道而来，经过了安徽的平原地带，经过了湖北的大小湖泊，驶过了工业重镇武汉，驶过了三峡的道道悬崖。现在，他们即将到家，离重庆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了。

没过多久，年轻女子睡醒了。她在铺位上翻了个身，跟她丈夫挨得更近了。“你是谁？”她玩笑一般轻声问道，“你是谁？”

她的丈夫咕哝了一句什么，她吃吃地笑了笑。舱室的门打开了，外面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以及江水在船舷上的拍打声。“你是谁？”女子又低语了一声。

在涪陵下船的乘客不多。大多数乘客还要坐上两天的时间，穿越三峡抵达宜昌，或者坐上三个晚上才能到达武汉。所以，涪陵更像是美梦中断之处——静谧的长江，舱室里挤满了昏昏欲睡的乘客，城市的灯光从黑黢黢的长江上顺势而起。

轮船从重庆出来走了四个小时。河岸上灯光点点：那是一座座房屋，一间间厂房，一辆辆汽车。一座正在修建的桥梁从头顶掠过。船上的喇叭响了起来，宣布下一站即将停靠涪陵。紧接着，江上的美梦中断，城市进入了眼帘。

涪陵的城中心围着回水沱而建。围着这个回水沱的巨大弧线，城市在陡峭的斜坡上顺山而建，宛如一块缀着灯光的百衲帘——小店透着微光，车灯闪着光柱，方形的窗户泛着黄光——这一大块亮闪闪的百衲帘悬挂在长江黑黢黢的水面上，摇曳闪烁。“中华号”驶向岸边，鸣着汽笛，一点点地靠近码头。轮船缓缓向南，慢慢地驶出了主航道。终于，轮船摆脱长江水流的巨大牵掣，靠岸了。

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埃德加·艾伦·坡、马克·吐温、凯特·肖邦、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以及兰斯顿·休斯的文学作品。学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时候，我布置他们在课外阅读谭恩美以及其他几位美籍华裔诗人的作品。对学生来说，文学课的主题一开始显得遥不可及——瑞普·范·温克尔、跳跳蛙①，以及兰斯顿·休斯笔下那些遥远的大江大河。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了影片《喜福会》的结局，美籍华裔作者谭恩美以故事叙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见到了她的姐妹们。这是中国这个元素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表演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改写过罗宾汉来到中国的故事，但这一切都不过是在他们习以为常的文化背景下硬生生地学习外国文学课程。至此，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阶段：故事的叙述者紧紧地拥抱着她失散多年的姐妹们。所有女生都哭了，男生则大多在强忍着泪水。

然后，我让学生们写写自己的家庭，描述一下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状况。其中一个名叫蒂娜的女学生写了一首诗：

回望我的祖先

一个孱弱女子，

坐在破檐下〔5〕

不停地纺着纱

她走不出去

因为封建制度给了她太多的扼杀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我的外祖母投奔革命

到了上海，到了重庆

全国各地都有她的脚印

我的妈妈，一个年轻女子

正值文化大革命

当起了红卫兵

打倒先进事物

高喊毛主席万岁。

很多学生都像琳达那样，写到了农村的生活状况：

我的曾祖母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她只得给地主当丫鬟，受了不少的苦，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主人对她十分苛刻。

我外祖母的境遇好不到哪里去。她经历了痛苦的缠脚过程。她生了五个孩子，不幸的是，饿死了三个，令我的外祖母十分伤心，她连哭了三天三夜。更加不幸的是，她的丈夫生病死了，她含辛茹苦守了三十年的寡。

我妈妈的生活比她们好一点，因为她出生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我妈妈个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她对我们很温柔。当然，她自己的生活非常不如意。她得靠辛勤劳动来维持生活，天气再冷也要出去割猪草，背煤取暖，熬更守夜为我们缝缝补补。她为这个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基本上所有的作文都是这样，我发现我没办法给他们打分——哪怕在作文本的某个角落里做个记号都不行。其中的东西我丝毫不能触碰，有的甚至不忍卒读，因为都太心酸。最后，我决定不下发他们写的作文。我保留了作文本，只是跟他们说，每个人都写得不错。

他们的作文，既让我知道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想起了他们的未来。我看到的，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无言的奋斗历程，正是这样的奋斗使学生们成就了今天。对他们的下一代来说，也许还会如此。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也会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也许会成为大学生，生活得比她妈妈更好一点。我想象着，她会在自己的作文里这样写道：“我妈妈个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

课后，我常去学校后面的乡间散散步。我已经不再跑步，散步其实也很惬意——一切都慢了下来，我可以跟着农民们走上一段路，看他们干农活。通常，他们都会问我是否认识曾经在山上跑步的那个外国人，我则告诉他们，那个人就是我，只是我现在再也不跑了，这感觉像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似的。老往插旗山上面跑，那有什么意思啊。

到了傍晚，或是周末，我会继续遵循我在城里的生活轨迹。星期天上午的路线经过了精挑细选——天主堂、神甫、铁匠铺、茶馆。然后，我会在跟南门山一街之隔的那家餐馆里要上一碗抄手。这家馆子的抄手是全涪陵城做得最好的，我一般会在十一点整准时动筷，小园子里那支十二个人的铜管乐队也会准时开奏。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有人雇请这支乐队为婚礼进行演奏，因为婚礼要办得好就要尽可能多地吸引人们的注意——这样才很有面子。乐队演奏的是《友谊地久天长》和《来吧，忠实的信徒》，而棒棒军们一般都会准时到来，充当起忠实的看客，呆呆地看着化了浓妆、披着婚纱的新娘的到来。

在这家餐馆里，我总是会选择一个固定的座位，既可以斜靠着墙壁，又可以看得见大街和对面的小园子。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芸芸众生比乐队更加耐看——挑着箩筐的农民们、带着小孩的一大家人、出来溜达的年轻夫妇们、撑伞遮阳的老太太们。

平日里，我总会去看望一下春节期间我在小园子里认识的两个朋友：高明和马福来。高明是一位艺术家，二十六岁，几年前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他很有天赋——他的公寓里总是摆满了读大学时画下的一张张油画作品，大多是欧式风格。他在涪陵开了一家公司，主要经营绘有或蚀刻有花、竹、熊猫，以及其他中式图案的磨砂玻璃。一般而言，这样的磨砂玻璃都被豪华餐厅或豪华公寓用作隔断墙，高明十分精于此道，那也就意味着他画出来的磨砂玻璃非常的俗气。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人们要他画什么他就画什么，而人们总是会叫他在一块磨砂玻璃上尽可能多地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还要尽可能多地用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他的客户主要是涪陵的有钱人家，他上门送货或者揽收订单的时候，我偶尔也会跟他一同前往。城里的每个有钱人好像都把房子装饰成了同一个模式，普遍选用了在涪陵被认为能够象征财富的那些东西：高明版的磨砂玻璃、巴罗克风格的石膏板空洞里吊着华丽顶灯、奇形怪状的木头格子覆盖着塑料葡萄枝蔓。还有一种常见的装饰品，就是墙壁上挂着个大大的木框石英钟。当然，顶级电视机、VCD播放机、卡拉OK设备总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人被称作“新贵”，但在涪陵，除非你以分钟为单位来跟踪他们的发展过程，否则这个用词就没有任何意义。涪陵没有“老贵”这样的群体，我也不能因为他们炫耀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富而求全责备。

我喜欢跟着高明来回跑，那些有钱人一点也不在意我的出现，因为你的公寓楼里出现个外国人，总比铺满葡萄枝蔓的木格子时髦得多。但有钱人本身就是他们的公寓里最好的装饰。这些有钱人无一例外地梳着大背头，喷着发胶，穿着亮闪闪的丝绸衬衫，他们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穿着透明衣衫，舒舒服服地躺在松软的沙发里。我一直没搞明白，他们——尤其是那些女人们——一天到晚到底在干些什么。从他们的表情来看，要么仿佛刚刚到家，要么好像马上就要离家出门似的。然而，他们总是躺在那样的沙发里一动不动。

高明每个月能挣到一万多块钱，但他跟手下人的矛盾总也理不清，他自己的生活尤其一团乱麻。他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女儿，跟他那以重庆为根据地的艺术家妻子一起生活，高明本人则利用这种工作造成的分居，在涪陵另找了一位女朋友。他老婆听说了他在涪陵的这档子事儿之后，带着女儿去河南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她威胁说要跟高明离婚，他倒是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很有把握，妻子早晚还会回来，哪怕他丝毫没有抛弃现任女友的意思，因为这个说话很嗲的四川小姐头脑十分精明。高明可不是那种为未来担忧的人，他的目标就是及时行乐，所以他既会赌钱，也会光顾卡拉OK歌厅，我怀疑，他还会找小姐——因为他说起这事儿来显得头头是道。有些时日，他一场麻将下来就要输掉八百块钱。他的麻将水平着实还差了一点。

他很喜欢跟我谈论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我能够理解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那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还不太开放，”他有一次这样跟我说道，“在你们国家，你可以把一个女人当朋友看待，但在这里就不行。我老婆就是那样的人，因为她的思想一点都不开化。”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因为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好处肯定不是指搞婚外情。所以，我通常什么都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洗耳恭听。

气候宜人的夜晚，就着川东人最爱吃的火锅，高明会跟我诉说他的种种烦恼。光说火锅很辣没有任何意义——四川人吃的东西都很辣，上至早餐就着辣椒享用的花卷，下到宫保鸡丁。仅仅因为吃的麻辣食品太多，有些志愿队员都得了溃疡。

即使美食林立，火锅还是因为其独有的麻辣而声名鹊起：热辣的油锅就在眼前，蔬菜、肉食、粉丝轮番烹煮。这样的吃法长年累月，在夏季尤为常见。其中的道理，是火锅吃得大汗淋漓，出汗方才让人觉得清爽不已。

夏夜，涪陵的人行道上摆满了火锅，人们既在吃饭，也在社交——眼前的火锅热气腾腾，边上的行人熙来攘往。高明和我一边慢慢地烫着火锅，一边打望着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孩儿。如果他的心情够好，他还会跟我说起他想买的种种物品。有一两次，他还说到可能要跟老婆离婚。不过，他总把事情往好处想。他不止一次说起了举办婚礼的事情，说如果不离婚的话，他会好好跟老婆办一场婚礼。他们结婚已有五年，但跟涪陵的很多人一样，他们一直没有举行婚礼，说要等攒够了钱好举办一场像模像样的婚礼。就目前来说，高明不缺钱，缺的是老婆。还好，他是个乐天派，常常可以将不好的事情置之脑后，从而津津有味地描述他头脑中盛大的婚礼场面。“我要租十辆车，”有一天晚上，他这样跟我说道，“十辆车哦——至少要租十辆车。先在南门山转一圈，然后经过高笋塘，再开到江东溜达一圈，再开回来。街上的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看一看。”

在有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十分相似：他也有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了个错，把这一切全都汇集到了涪陵，他的灵魂因此备受煎熬，丝毫没有高明那种前景美好的无忧无虑。马福来常常向我寻求对策，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我这个美国人懂得如何化解类似僵局。但我觉得，他之所以愿意跟我说起这些事儿，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外国人，也是个圈外人。城里的不少朋友都对我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知道我跟当地人的飞短流长扯不上边，所以愿意跟我透露秘密，寻求建议。

4月末的一天晚上，马福来来到我的公寓，坐在客厅里抽起了香烟。看得出来，他很沮丧，但就是不说什么事情不对劲。聊了一阵之后，我决定单刀直入了。

“是不是跟老婆有麻烦了？”

他点点头，随即吐了一口烟雾。但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她是不是另找男人了？”我知道这不大可能，但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有可能令他敞开心扉。他马上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他说道，“问题在于，我们合不来。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既缺乏共同的爱好，也没有共同的兴趣，什么都没有。我们老是吵架。从结婚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结婚？”

“还不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她爸爸妈妈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他们为什么要给你压力呢？”

“可能你不懂。这里是中国，跟你们国家不太一样。在我们这里，如果你跟某个女孩儿有了某种关系，那你们就得结婚。”他叹了口气，又抽了一口烟，“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就得结婚。我跟我老婆就是这样。我当时二十四岁，她二十二岁。所以我就跟她结婚了，尽管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根本合不来。”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那个温暖的夜晚，七点钟，我让他坐在逐渐变暗的客厅里想了一想。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问道，“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很复杂呀，也许解决起来很困难。”

“我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头都大了。一整天啊，我想的全都是这个问题。”

“我知道，高明有个女朋友，”我问道，“你也有吗？”

过了一阵，他点了点头。

“谁？”

“她是你们师专的一个学生，还记得我有时候来学校看的那个女孩儿吗？我以前说她是我的表妹，其实不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更喜欢她。”

我已经猜到那个女孩儿就是他的女朋友，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亚当在城里有几个年轻的男性朋友，他们的情形大致相同——要么离了婚，要么即将离婚，带着小孩，不停地变换女友。对学校的老师来说，这样的事情好像还不太常见，也许在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也是如此，但经商的年轻人好像都有外遇。他们有钱，又不受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单位的束缚，单位对他们没有影响，更无从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仍旧遵循了传统的涪陵人的生活模式，早结婚早生子。我问马福来，他老婆是否知道他另找女友。

“不，”他回答道，“她一点都不知道。”

“你确信吗？高明的老婆远在重庆，但她还是察觉了他女朋友的事情。”

“我老婆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要带那个女孩儿出去，我们也是去那些人不太多的地方。”

我在想，涪陵哪有这样的地方。我还想，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我什么时候也想去一下。马福来又叹了一口气。

“我的婚姻糟透了，”他说道，“唯一好说的就是我的女儿——除了她，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我们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吃饭。我们还分床睡。你看到过我的房子——我们各有一个房间，我睡小的那一间。她的父母和兄弟跟我形同陌路。他们知道我不喜欢她。”

“她想怎么办？”

“她什么都不想？”

“为什么？”

“因为她很喜欢我。也许她觉得，婚姻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想怎么办呢？”

“不知道，”他说道，“你有没有什么主意嘛？你们国家那些人是怎么办的？”

“我们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对小孩子来说，离婚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当然，如果没有小孩，他们也会马上离婚的。”

“我们这里不一样，”他说，“婚不好离，哪怕你们之间没有小孩。因为我们这里的思想还很传统，还不开化。可能有点像你们国家的40或者50年代吧。问题是我们这里的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还没有完全的平等。所以，离婚对她们的影响很大。如果女人离了婚，会觉得很没面子。”

“男人呢？”

“也不太好，有人会说你是个坏男人。不过，对男人的坏处没有女人那么厉害。我们这里的观念还很落后，就像人们对性的看法一样——你一旦跟某人上了床，就得跟那个人结婚。你们国家就好多了。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我都不太喜欢，但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中国能够跟美国一样。”

“美国的离婚太普遍了，”我说，“人们觉得离婚太容易了。所以，可能两个地方都不太好。”

一时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天就快黑了，我也替他出不了什么主意。我把经常说的那些话跟他又说了一遍——慢慢来，多一点耐心，多替孩子着想。他之前已经听过了这样的说辞，所以，他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麻烦事儿，”他说道，“年轻人，老年人——大家都有这样的麻烦事儿。因为年轻人早晚都要结婚，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性的自由。也许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跟我一样，感觉不到什么幸福。我所有的朋友对婚姻都觉得不如意，不过他们也知道，离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许你不明白，但这个问题很恼火。”

他问我，可不可以在我的公寓里再坐一会儿，我说没有问题。我随后要给学生上文学复习课，所以只好一边备课，一边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这样的朋友们的事情。我很怀疑，问题仅仅是因为缺乏性的自由。相反，好像正是因为这方面的自由太多，才有了这么多的麻烦。以后，性的自由可能还会更多，但这也不会在涪陵人的身上产生任何奇迹。常常，我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你在哪里生活，有些事情总是难以应付。

说实话，我唯一可以给出的主意是：千万不要结婚。然而，这非常不现实，对我说起来倒是轻松得很。身为外国人，这是我可以超脱的又一件事，反正我不会在涪陵跟人结婚。我从来没有直接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总是远远地看着，就像我观看其他很多事情那样。就像我到那些有钱人的家里溜达上一圈，阅读我自己的学生写的那些作文，或者站在阳台上远眺长江里的轮船静静地漂向某个无名的目的地。那其中当然存在着某种力量，因为很多事情我都没有亲身接触，可哪怕隔了一段距离，我还是体会到了那样的时刻——不管是顺江而下的某次旅行，还是在偏僻乡村度过的某一天——其中的美感鲜活生动地陪伴着我。不过，也总会有无助和悲伤的时刻。我坐在那里陪着马福来，心里在想，我这部分的生活即将告一段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件好事。我看着他又抽了一支烟，然后他就走了。

那个春天，北京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全国上下共同庆祝五四运动七十九周年。电视上播放了一个特别节目，会说汉语的加拿大人大山说了一段笑话，介绍带出了在北大校园举行的舞台文艺表演。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中国对协约国的最终取胜功不可没，但该条约对中国的回报竟然是把原来的德国租借地如青岛转让给日本，这样的不平等条约当然激怒了中国人。学生的抗议活动开启了这一场运动，随后迅速扩展，具有改革思潮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这是一场民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同时也向西方学习，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

涪陵师专也加入庆祝行列，为五四运动的周年庆典举行了一次短剧表演大赛。各系先进行一轮初赛，胜出的节目将会在学校的大礼堂再集中表演一次。我上文学课的一个班根据《罗密欧与朱丽叶》准备了几场戏，另一个班把凯特·肖邦的《德西雷的儿子》进行了一番改编。琳达扮演德西雷，莫·钱扮演铁石心肠的阿曼德。我对这两个小组的排练都提供了一些帮助。

由亚当上西班牙语课的学生忙着准备《堂·吉诃德》。这个班人数很少——总数不到十二，于是从三年级请了几个活跃的学生加入进来。他们以涪陵为场景，根据塞万提斯的小说写出了自己的剧本。堂·吉诃德变成了江东的面馆老板，平时喜欢阅读雷锋的先进事迹。这位革命先烈对毛主席充满了无私的忠诚，从1963年起就成为宣传对象。雷锋精神就是共产主义对平凡人的一种礼赞：他身为普通士兵，一直淡泊名利，从来就是隐姓埋名地默默劳动，直至战友倒车不小心挂倒晾衣竿把他砸死为止（那位驾驶员等了二十五年才最终被批准入党）。

改革开放使雷锋精神沉寂下来，尽管时而还能听见往事回响。在涪陵股票交易大厅的旁边有一座楼，白色墙壁上的那一幅宣传标语虽年久日深，却还能依稀辨别：“学习雷锋精神。”3月是官方规定的学雷锋月，尽管你如果在很多当地人面前提起这种早已过时的习惯做法时，他们只会哈哈大笑。不过，师专却非常在乎这件事，专门给学生安排了纪念雷锋同志的义务劳动。我在那里的第二年，3月的活动之一是由干部带头清扫江东的大街小巷。一边是师专的干部和学生把街道上的垃圾从这一面扫到那一面，一边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们忙个不停地拍摄录像。

江东街道上的大扫除只持续了十分钟的时间，亚当和我坐在“学生食家”目睹了全过程。当时是星期五的下午，我们正一边享用四川版的意大利面条，一边喝着当地牌子的啤酒。我们教的几个学生跑过来，希望我们也能加入义务大扫除的行列，说不定陪着干部扫地的情景还能被录像呢。我们婉言谢绝了，几个学生看起来还有点失望。

“我们正在吃饭，”亚当呷了一口啤酒说道。

“再说，我们不是一直在做义务劳动吗？”我说，“我们本身就是和平队派来的志愿者啊。”

这样的场面肯定没写进和平队的小册子，但我们也只能以这样的玩世不恭来回应雷锋精神。五四纪念活动跟这大同小异，那不过是对理想主义的操控而已。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最终促使西班牙语课的学生排演了《堂·吉诃德》这出戏。但到头来，却无法说明这一出戏到底因何而起，因为是亚当给学生提供了最初的命题——身为江东某面馆老板的堂·吉诃德无比崇敬雷锋。接下来，学生就领会了这一精神，写好了对白，按自己所好加进了一些细节。

英语系进行选拔赛的那天，这个小组最后上场。表演一开始，莫·钱就坐在面馆里看书。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突然朗声说道：

“太好了！看，雷锋做了这么多好事——他每天帮了那么多人！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也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啊！”

他翻了一页，眼睛睁得更大了。他站起身来，一边清扫着面馆的地板，一边这样想着：

“我怎么会把时间拿来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生活多没趣啊！我也可以成为雷锋一样的大英雄啊，就这样把面馆扫过来扫过去有什么意义啊？”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可以周游全国，为人们做好事啊。他把拖把倒了过来，仿佛骑马似的夹在胯下，头上顶了一只旧水桶算是他的头盔。面馆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日本美女身着无袖衫的图片（在涪陵城区，花不到五毛钱就可以买一大堆这样的图片），莫·钱无限神往地看着她：

“我亲爱的杜西尼娅！我一定要去周游各地，直至找到你的踪迹！”

他把这幅图片举起来当做标语，然后直奔乡下而去。很快，他就遇到了一位正在田地里辛勤耕耘的农民，扮演者是那个名叫罗杰的男生。

“桑丘·潘莎！”莫·钱大声喊道，“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冒险啊？”

但桑丘·潘莎只顾着干活：“不去，我有事儿！”

“哎，真傻帽得很！”堂·吉诃德说道，“跟我一起去冒险吧。我们像雷锋那样去跟不道义的事情作斗争，去英雄救美。来吧，别犯傻了，我要介绍你认识我的头号美女杜西尼娅！”

“你才雅虎呢！我忙得很，哪有空跟你一起乱跑！”

“傻帽得很啊！”堂·吉诃德咕哝道。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着该拿点什么甜头给这位农民尝尝。在原著小说中，堂·吉诃德许了一个诺言，他会让桑丘·潘莎到某座小岛担任总督，亚当给学生的建议是在表演中使用南部的海南岛作为奖赏。但对于用什么来奖赏桑丘·潘莎，学生们自有主张。

“我必须得有个仆人，”莫·钱说道，“如果你愿意跟随我，我可以答应把……台湾岛……奖赏给你！我可以让你担任台湾岛的总督！”

听到这话，桑丘·潘莎立马抓起一只拖把，两个人就一起骑马走远了。他们俩策马前行的脚步非常合拍，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莫·钱和罗杰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两人间立马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罗杰是个瘦骨嶙峋的男孩子，眼眶很大，体重可能只有八十多斤。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副手，一直对堂·吉诃德的吩咐听得专心致志。莫·钱好像是从《大独裁者》里学到了一手，所有指令都高声给出，带着一股滑稽的严肃劲。

就这样，他们两人一起在四川的乡村到处溜达，战风车、打老虎、到小酒馆惹麻烦。有一阵子，他们停下来休息，堂·吉诃德吩咐他的仆人给杜西尼娅写一首歌。于是，桑丘·潘莎抱着吉他，站在日本美女图片下唱了起来：

杜西尼娅！

杜西尼——娅——！

你是如此的美丽……

哪里才是我的小岛？

我的台湾……

等他们来到重庆的时候，人们早已经听说了他们的英雄行为。路易斯扮演的重庆市长给他们奖励了几把牙刷，同时在他们的背上悄悄地贴上了几张小纸条，上面分别写着“傻帽”、“雅虎”和“牙刷”。两位大英雄非常自豪地把牙刷挂在了脖子上，堂·吉诃德深吸一口气，大声说道：

“我做的这些好事，全都是为了美丽的杜西尼娅！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雷锋那样多做好事！”

观看至此，观众席上的学生们早就已经乐疯了。系里的老师们本来坐在前排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此时也都忍俊不住地大笑起来。观众的热情使演员们更加热情迸发，他们在舞台上一头冲过去又一头冲回来，不断地经历着一次次冒险。毫无疑问，这是全系表演得最好的一出戏——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也踏入了危险的政治领地。部分观众的反应仿佛是在说：简直不敢相信，我还能听到这样的玩意儿。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表演结束之后，我看了看张书记。很难看出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的脸上似笑非笑，不过，我也看得出来，他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着。最后，只有他这位评委才能做出真正管用的评判。

英语系过了一天才做出官方反应，取消了《堂·吉诃德》这一剧目，选中了五出戏到大礼堂上演，其中包括《德西雷的儿子》。对于这样的决定，没有谁提出过任何上诉，系上的态度很明确，政治问题一概不能涉及。

学生们一直都只能私下嘀咕，不知何故，他们这一次公然表示了愤慨之情。就连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一帮学生也在暗自咕哝，他们的剧目被取消是因为两位领衔主演是男女朋友关系，这严重违反了学校禁止学生恋爱的有关规章制度（也是校园里最无人理睬的制度）。不过，上西班牙语课那几个学生的反应最为激烈，他们拒绝接受系里的指令。莫·钱跟政治辅导员大吵了一架，威胁说如果《堂·吉诃德》被列入黑名单，他同时将会退出《德西雷的儿子》。很快，这件事情就变得异常严重起来：头头们不愿意看着这一次比赛泡了汤，他们同时也很中意凯特·肖邦在这个故事中批评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观点。

五四运动的庆祝活动就这样持续着。从很多方面看来，英语系——以及作为它代言人的党支部——纯粹是咎由自取。如果你想把什么事情都政治化，把每一篇文学作品、每一个历史片段都拿来为自己服务，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结局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两年时间过去，我厌倦了不计其数的纪念活动、庆祝活动，我烦透了历史遭到扭曲，也受够了充斥着政治宣传的教科书。

不过，亚当却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没有上那个班的课，但我的心情跟他差不多，因为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受了我们的影响，学生们才惹下了这么大的麻烦。如果没有我们这两个人，他们肯定不会排演《堂·吉诃德》和《德西雷的儿子》（如果不是受了我们的影响，一个学生党员也肯定不会给自己起莫·钱这样的英文名字）。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跟这很不一样，我们是隔着一段距离来观察涪陵这座城市，对学生们却直接地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经常鼓励他们思想要开放，要敢于质问，要不惧权威。这其中有一些是有意为之——比如关于罗宾汉的种种争论，用汉语进行的种种对话——但总体而言，那是我们的身份意识所决定的。我们是外国人，头脑里没有这样的警示声音，提醒我们哪些界限不能跨越。我们在涪陵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有些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到已经把各种规则内化于心的地步。跟大肆庆祝五四运动那半生不熟的历史一样，这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很容易招致政治风险。

似乎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这个剧目涉及的是些不能一笑置之的主题，学生们却没有通过一本正经的方式来把它演砸。莫·钱毕竟既是党员又是班长，他如果违反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能是每个人未能从整体上把握那一部戏所造成的。一时间，来自各个方面的主张汇集成了这部戏的主题：亚当提出要拿雷锋来说事儿，学生们自己想到了台湾，他们喜爱不已的那些傻气台词则来自过去一年在各种环境中接触到的各种东西。他们最大的错误也许在于过分强调堂·吉诃德精神。他们想的是尽可能地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原著，要把他的讽刺意味融进涪陵的生活环境，同时还想着怎样尽量地取悦观众。然而，在党的体制下，讽刺和娱乐这两样都是十分危险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下，它赖以存在的监控和管制只会把任何一部高质量的喜剧作品破坏无遗。

最主要的是，这种不太光明磊落的举动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事件的重要性还不如学生们满怀激情学到的知识——姑且不管那是什么知识，堂·吉诃德也不会引发人们的反革命行为（尽管极为不巧的是，异议分子1989年在北大校园的塞万提斯雕像下面举行过几次重要集会）。不管怎么说，即便是中国要垮掉，也不会开始于有这么一群农家子弟大学生小丑般骑着拖把乱蹿的涪陵城。令人难过的是，有些人无法在观看了这样的戏剧表演后一笑了之。毫无疑问，这场表演具有滑稽的成分，但书读得更多、头脑更聪明的张书记他们却时时刻刻听到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们：我应该大笑吗？真就那么好笑吗？是不是有违规又危险的因素存在？从这些方面来说，这才是我对这个制度越来越憎恶不已的地方。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一旦没有了笑声，中国也就成了个阴森凄冷的地方。

我和亚当给莫·钱和其他学生打气，希望他们做一些修改，不至于引起更多的麻烦。但我们仅限于此，决不会参与学生们的协商过程。那一周，学生们定期把他们开会的情况向我们作了汇报，我至此方才明白，堂·吉诃德为什么捅下了这么个大娄子。他这个穷骑士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式人物，有着金子一样的善良心，但他那样的理想又早已过时。在每一个涉及其中的人身上，我都看到了他的影子：他既是莫·钱和他那一出无可救药的戏剧，同时也是张书记和他那同样无可救药的政治信仰。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就觉得张书记跟其他很多人一样，不过是在尽其所能地坚守原则而已，他自己也许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任务。那一学期的早些时候，他的女儿死了，他妻子刚刚又生了个儿子。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操心，但监管学生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工作，他也只能这么做。尽管每一个人都在责难堂·吉诃德的风车之战，但我真的没法责怪他们。

几天之后，他们做出了让步。《堂·吉诃德》将安排一次专场演出，仅限于英语系，其中敏感的政治素材全部经过了审查和剔除。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德西雷的儿子》可以按照计划继续参赛，学习西班牙语的那一帮学生尽管无法到学校的大礼堂参加决赛，但好歹总可以在自己的朋友们面前表演一番。亚当又帮着学生忙起了重排和修改台词的工作。

那一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全都坐到一起，观看了《堂·吉诃德》剧组的第二次演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这一次演出差强人意，既没了原著的激情，有好几次演员们还变得十分紧张，台词也说得结结巴巴。问题不在于重要的东西已经丧失殆尽，而是太多的东西被加了进去：一周的过程中，这个剧目增加的影射分量简直超出想象。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没有人会多想雷锋和台湾有什么含义。可现在呢，使其成为一场精彩演出的轻装上阵已经荡然无存，禁用字眼因为其缺乏反而变得一目了然。再说，几个学生跟头头们协商了一个星期，早已疲惫不堪。

还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彻底毁坏两个大英雄的这一场插科打诨，这令观众们立刻又喜欢起了他们的表演。表演在忧伤气氛中结束，因为堂·吉诃德决定回去继续经营面馆生意，两人组合终于解散了。莫·钱耷拉着脑袋，骑着他的拖把慢慢地回到了家，作为背景音乐的《泰坦尼克号》忧伤主题曲响了起来。

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担任的是旁白。最后一幕表演结束之后，他站起来朗诵了一段后记。可他一开口，我和亚当立马意识到，他偏离了预先备好的原稿，说了一些他早已想好的话。他总是这样自作主张。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看见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在埋头翻查词典。课间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里，他会悄悄地走到我的身边，字正腔圆地用英语问我：“你早泄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课外学习大致如此，总是想把刚学到的某个下流词语试用一番。这样的行为当然十分幼稚，但他同时也是班上的优秀学生之一。我发现，他在英语方面的技能正来源于他能够如此玩弄所产生的种种乐趣。他以自己的方式学习英语，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我很喜欢这一点。他让我喜欢的另一点是，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跟邓小平的家乡广安离得不远，现在却给自己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姓氏。

《堂·吉诃德》表演接近尾声，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又一次改变了航向。站在全系师生面前，他大声地朗诵起他自己写的总结陈词：

堂·吉诃德回到了小面馆，桑丘回到农村养猪筹集学费，满心希望有一天能够拿到牛津大学的学位。与此同时，堂·吉诃德自学成才，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士学位。后来，这两个疯子来到中国当上了英语教师，同时也成为涪陵名号最响亮的“雅虎”。

他朗诵的语速很快，干部们一句也没有听明白。说完之后，他抬起头看了我和亚当一眼，看我们是否听清他说了些什么，随即，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就这样，那场戏演完了。

第二天，我和亚当很早就起床进城去拍点片子。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官员来项目院校考察，她便把办公室的摄像设备带了过来，我们有三天的使用时间。医疗官的这次考察，是我们抵达该市那一周以来，志愿者办公室第一次有人来到涪陵。

整整三天，我们尽量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我们拍了学生表演的《堂·吉诃德》，乡下，以及我们很喜欢的老城区。录像带上拍的主要是我们跟各位朋友——“学生食家”一大家子人、神甫、各餐馆茶楼的员工——之间的对话，我们也拍了曾经打发过不少时光的南门山小园子。我们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一边叫司机能开多快就多快，一边把摄像机对着窗外，拍下那些喇叭齐鸣、飞速掠过的各式车辆。

就在医疗官离开涪陵的那天早上，我们决定在把录像机归还之前再出去拍点什么。七点钟不到，我们来到涪陵城区，在南门山小园子拍摄了一帮老头老太打太极拳。然后，我们顺着石阶而下来到了码头，期待着在这里能够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街景画面。

很难拍到通常的街景生活画面，因为我们只要走到哪里，哪里的街景就会立马静止不动。摄像机不光笨拙而且贵重，跟电视台记者可能用到的设备差不多一样大小，因此，总有停下脚步对着我们围观的人群。除了跟朋友之间的交谈，我们在涪陵拍摄的画面主要就是对着摄像机目不转睛围观的当地市民和棒棒军。

快要走到码头的时候，一大群人很快就围住了我们。我和亚当之前很少来这一带，茶馆、餐馆的员工一个都不认识。围过来的人群之前没有见过我们，于是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俩是当地的教师，业余时间喜欢拍摄录像。

亚当决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顺着街道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在一个街边小摊跟前停下来买馒头。他跟摊主砍价，围观人群把注意力慢慢地转向了小摊跟前。随即，亚当跟摊主开了个玩笑，逗得那女人捂住嘴巴笑了起来。我慢慢地往后移动脚步，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使自己摆脱人群的围观。亚当的身边先是围了二十多人，后来又增加到三十多个、四十多个。几辆出租车也停下来一看究竟，交通随即被堵塞，大家使劲地摁着喇叭。我一个人迅速走到街对面，对着被人群围在中间的亚当拍了起来。大家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样的场景曾经令我感到非常害怕——头一年，最为恐怖的事情莫过于身边围着一大群人，被他们从头到脚瞧了个究竟。不过，围观的人群纯粹是出于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亚当跟曾在四川偏远地区居住过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了如何把这样的人群搞定。通常情况下，我会面带微笑，保持镇定，把重心放在某个固定的路人身上：他提问，我回答，其他人旁听。我一般会告诉他们我的薪水是多少，干什么工作，同时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美国的各种问题。为了逗笑众人，我会讲讲当地的土话，或者称自己为洋鬼子。这种情形跟参加慈善活动的政客差不多，记者招待会的主题不过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已。

当然，这样的时刻意味着某种权力，因为你要抓住这三四十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放下手里的事情专门跑来一睹你的风采。那天早上，亚当身边的人围得越来越多。五十多个人紧紧地站在他的四周，被他讲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他把一只馒头递给了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他又从小食摊上买了两个馒头，拿在手里玩起了抛接把戏。几个棒棒军又快速跨过街道，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我变了焦，把摄像机对准了一张张脸——挂着笑容的小食摊贩、从商店里走出来的年轻店员、面带疲态但看到外国人后依然咧嘴大笑的棒棒军。

亚当把一个馒头扔到地上，然后又捡了起来，隔着大街朝我扔了过来。他指了指我。接着，他又开了一个玩笑，人们又转身对着他大笑了起来。我正在把镜头从一张张脸孔上慢慢扫过，取景器突然一片漆黑。

有什么东西把我往后推了一下，我只好退后一步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我的眼睛仍旧对着取景器，眼前突然又暗了下来，这一次又有什么东西更重地推了我一下。我抬起头来，看见面前站了一个人，手里拿着个皮包正在对我挥舞。

“不行，”他说道，“这里不能拍照。”

“你是谁？”我反问了一句。

他把他的命令重复了一遍，我把我的问题也重复了一遍。我的摄像机还在肩头，仍在继续拍。

“我是一个市民，”他说道，“你不能在这里拍摄，这是违法的。”

他又对着我挥舞起了手中的皮包，这次拍打的力气更大，把我惹怒了。

“不要碰摄像机，”我问道，“你是谁？”

“我是一个市民，”他重复了一句。他说话的口音很重。他挑衅地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他腆着个大肚子，头发梳得溜光，一张圆脸带着冲冲怒气。在他的身上，我一下子就看出了很多东西——从口音看，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从穿着和举止看，可能有个一官半职，也许是个小干部，或者是个小老板。他四十好几的样子——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被称作“迷茫的一代”，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时期。

“我是一个市民，”他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

“我也是一个市民，”我说道，“我在涪陵住，我在师专教书。我在这里拍摄不违法。”

他又拍打了一下我手里的摄像机。我也往前迈了一步。

“少管我，”我说道，“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

最后那个字激怒了他，他随即怒目圆睁。

“你说啥子？”

“我叫你滚蛋，”我说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走上来无缘无故地打人吧，你怎么那么粗鲁？”

我用了个很不好听的字眼：粗鲁，这又激怒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高声说道，“你们不是老师——你们是记者。你不可以像他那样把东西扔得满街都是。你们放尊重点，你们不可以来这里。”

“我都来两年了，”我说道，“我们就是老师，我们来拍点东西是想给涪陵留个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此刻，我们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不断地嘀咕着什么，不断地往里推挤。跟这人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她也开始对着我吼叫起来，手指在空中不停地指指点点。摄像机仍在工作，但我把它放下来提在了手里。亚当赶紧从街道对面跑了过来，竭力说明我们俩都是师专的老师。但那一对男女此时正在愤怒地吼叫着，围观人群的嘀咕声也越来越大，我这才意识到，我们遇到麻烦了。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了。我关了摄像机。身边的人越围越多。

回顾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时，我在这一次小插曲上花费的时间最多。这在所难免，这是我在涪陵城里遭遇的最麻烦的事情之一，而且还被记录在了录像带上。

我并不喜欢看这一段录像。每次一看到它，我就感到胃部一阵阵发紧，心跳加快。亚当说笑耍把戏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张张笑脸。看得出来，那些人心里感到很高兴。我回想起了我在城里打发的每一个日子，我遇到过的围观人群，以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每一次经历。我的记忆跳出这一段小插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擦鞋匠找我麻烦的事情，那一次人们全都站在了我这一边。

不过，每次观看这段录像的时候，我都在心里暗暗希望画面快进，等待那个人出现在画面上。他是在亚当成功引来人群围观一阵之后才从左边进入镜头的，但这个人和他老婆跟其他人不同，他们各自站在了人群开外几米远的地方。他们打量了亚当半分钟，然后那个男子才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他跨过街道，向我走了过来。但他故意站在摄像机的取景范围之外，然后，画面上一片漆黑。

录像带上看见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最令人痛苦的是，它清楚地记录了我们铸成的种种错误，而这一切都发端于我们到不太熟悉的地段招来了一大堆围观的人群。录像还显示，亚当太过于吊儿郎当，不断地发酵着人们的注意力。录像上同时还能看出，他隔着街道把馒头扔了过来，显得非常不敬。从录像上看，我过早发怒，而且说话过重。根据录像显示，如果我不用言辞侮辱那个人，他也许会一走了之。

不过，有很多东西是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这也许才是看这段录像的过程中最令人不快的因素。事情的渊源当然看不见——从录像上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曾经跟太多的人堆堆打过交道，以致我们自觉得信心满满。录像带上也看不出来，要在涪陵应对这方面的问题，信心和镇定自若才是不二法门。惧怕人堆堆，或者指望他们根本不围过来，都是最糟糕的反应。你得接受你是异类、你跟他们不是同类这个事实，那么，他们肯定会围过来打量你，听你说话。如果这都令你心烦，那你真的很可怜，这就跟噪音和污染一样，如果你为这些东西操心，不会有任何意义。

一般来说，关键在于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要想成功面对，你就得拿自己取笑一番，言必称“我们洋鬼子”，还得把当地的土话半生不熟地说上几句，这样才能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如果你觉得有耍把戏的必要，那也行，你只管耍一耍就是了。这就像亚当每次为了操练汉语而进城之前说的那样：“哎，又要进城让人当成猴耍上两个小时。”

从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还有外国人在中国手持摄影机时所背负的种种包袱。1972年，全中国上下基本看不见外国人的影子，于是周恩来邀请意大利的电影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前来摄制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遭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其他保守派的坚决反对，但周恩来相信，西方人拍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肯定能够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同情，但他的作品还是惹恼了政府高官，他们指责他故意把中国拍得贫穷不堪。最经典的说法是，江青特地指出，他在拍摄南京大桥的时候，在前景处有一根当地工人的晾衣绳。

这恰恰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参观完现代桥梁，带着晾衣绳意象离开，让国家露穷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外才做得出来。尽管安东尼奥尼极力否认自己有批评中国的企图，但1974年的舆论宣传运动还是把全部焦点集中到了这一插曲上来，进而把它变成了老外来到中国故意寻找阴暗面的经典案例。我在四川和西安碰到过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所以，当我在涪陵用摄像机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有人不止一次指责过我，说我要想方设法拍到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然而，我们在涪陵录像的时候，我和亚当两人的经验还是让我们吃了大亏。摄像机清晰无误却又令人难堪地记录下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但我跟那个人遭遇之前的事情、我关掉摄像机后发生的事情在录像带上都看不出来。最让我郁闷的恐怕是我把那一段录像看了不下几十次，却怎么也无法判断围观人群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我好奇的是，他们肯定有一个转变立场的过程，但这过程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刻里，涪陵的这一群人联合成了一个整体，但他们到底是怎么联合的，至今仍旧是个谜，连摄像机都无法记录下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关了摄像机。亚当站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人都力图跟大家解释。那个人和他的老婆站在人群的中央，我听见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强调，我们是记者，我们对这座城市十分不尊重。不过，此时开口说话的不止他一个人。其他人争着往前挤，生气得又是吼叫又是比划手势，我很难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人群中的喧闹声越来越大，逐渐变成了吵闹。

我感到自己的愤怒正在逐渐被恐惧所取代，我和亚当试图安抚围观人群，一边道歉，一边反复申明，我们两人都是师专的老师，没有什么恶意。但这样的解释已经晚了，没有人听得进去，而路人还在铆足了劲往前推挤，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的背上被人推了一下。我用双手把摄像机紧紧地抱在怀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尖声吼叫，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得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对亚当说道。于是我低着头，紧紧地护着摄像机，打算往外走，但没有一个人让路。那个人的老婆径直站到了我的跟前。我感觉到有人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们该走了，”我用汉语说道。那女人没有反应。她不但没有挪动的意思，脸上反而出现了令人恐怖的笑容——那笑容里既有愤怒，也有看我们落得如此下场而产生的幸灾乐祸。

“天呀，”我说道，“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道。他手里一直拿着那个笨重的摄像机金属盒子，这次他把它抱到了胸前。有人用手去抓他，但被他用力甩开了，然后继续往前走着。他魁梧的身躯，还有那个笨重的金属盒子迫使围观人群让出了一条路。有人又来撕扯我的手臂。我一面紧抱着摄像机，一面紧跟在亚当身后。我先是感到小腿上被人踢了一下，然后大腿上又被人揍了一下。挣脱围观的人群之后，我们就迅速地跑了起来。我快速地扭头看了一眼，希望看清是谁踢打了我，但我看见的，只有一张张模糊的面孔。我们沿着街道迅速往前奔跑着。我再也没有回头。

那一次插曲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有人把电话打到了师专，要他们汇报一下我们发生冲突的全过程，师专外办于是又给“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打了电话。对于我和亚当是否有错，外办只字未提，他们只是问了摄像机是否还好，“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说摄像机没什么问题。医疗官离开涪陵之前，我们早就把这事告诉了她。

我和亚当把这事儿告诉了诺林和桑尼，但我们没有讲给涪陵的其他任何人听。我们一起反复观看了那一盒录像带。基本上所有镜头描绘的都是令人愉悦的日常生活场景——长江、乌江、农村的风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朋友们——但我们主要看的是遭遇围观的那一段。我们仿佛是在其中寻找某些领悟，或是找到能够说明那一次不愉快经历的种种根由，但这一切都显得模棱两可。看得出来的，只有一条真理，它跟我在涪陵生活的经历有关，但价值不大：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是外国人，无论是我们的举止，还是别人看我们的方式。

现在，我们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活。好在我们要离开涪陵好几天，因为我们要回到成都“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完成一些行政方面的事情。回到涪陵之后，我仍旧尽量不去想那件事儿。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件事避而不想并没有比我早先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江城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你知道，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你只要不去过多地想着它就行了。

傍晚时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涪陵城。当人们围过来看我的时候，我仍旧觉得心满意足，他们对我毕竟还是友好如初嘛。没有什么改变。当你弄明白所有事情都还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时候，既会觉得心满意足，也会觉得灰心丧气。

6月非常繁忙，我尽量提前开始跟人们告别，以免事到临头忙不过来。

钱曼丽和王冬梅这两位年轻女子在当地的一家中国银行工作，她们俩一直在帮助我们，于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和亚当请她们一起出去吃火锅。那算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时间里的第一次约会吧。

我们在高笋塘跟她们碰了面。她俩都经过了精心打扮——穿了很短的短裙，化了很亮的妆容，穿了丝质的短衫，头发更是做得别出心裁。我和亚当没有预想到这一点，我们都一身T恤打扮，戴了顶棒球帽。

最好的火锅馆位于兴华路上，往下蜿蜒到了市中心。我们四个人从人行道上那一排排露天餐馆的边上往前走着。那天晚上有些温热，在外吃饭的食客估计有好几百人，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全都盯着我们看个不停。钱曼丽和王冬梅都是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子，好像很享受跟外国人一起出行而受到的关注。实际上，似乎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们才打扮得如此精心。

我们挑了一家馆子，然后在人行道上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静了下来。两个女子点好了菜，亚当和我便开始操练起惯常的中式套路，互称对方为“洋鬼子”、“走狗”、“走资派”。当我们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侮辱用语和排外词汇插科打诨的时候，王冬梅和钱曼丽跟其他人一样哈哈大笑。我们要了一些当地产的啤酒，坐在人行道上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聊天张望，真是美妙极了。

摄像机事件好像已经飘远了。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这座城市无法简单定论，我自己的角色同样无法简单定论。说我想把涪陵当成温暖舒适的家的种种努力已经付诸东流当然是错误的，但要说我完全成功了同样也不准确。日子总是有好有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我最喜欢涪陵的原因：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地方，既闪耀着光彩，又点缀着瑕疵，而这样的城市注定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厌倦过这里。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坐在露天火锅馆，我对人们的语言、来往的人群、席间的两个女子全都感到非常地心满意足。在我家乡的星期五晚上，邀约朋友外出，相互打闹一番，跟这完全没有两样。亚当和我对彼此的中文人格感觉舒适自在，或者说霍伟和梅致远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是如此习气相投，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欣慰。从第一学期以来，似乎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时我们还会为了避免麻烦翻倍而决定尽量不一起进城。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上卫生间。回来的时候，亚当和王冬梅在高谈阔论着。

“你没结婚！”亚当说。

“不，我结了，”她笑着说道，“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说过你结婚的事情！”

“你也没问过我呀。”

“别那么认真了，你肯定在撒谎。”

但她看起来是很真诚的样子。我问钱曼丽：“你结婚了吗？”

“结了。”

“我不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道。她的笑容很甜美，一双黑眼睛十分漂亮。我终于明白，这样的女子在涪陵绝不会过了二十五岁还没有结婚。我之前一直没想到这一点，真是傻瓜一个。

“你丈夫在哪里？”

“在家里。”

“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也许在看电视吧。”

王冬梅同样如此。她俩都是新婚燕尔，却在周五的晚上把自己的丈夫扔在家里，跟着外国人出门。

我看了亚当一眼。那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俩答应她们，一句英语也不说，但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俩都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在这座城市里，无论我们有时怎样地舒适惬意过，但始终没有走上过正轨，今后也永远不会。那一直就是涪陵的部分魅力所在，至此已经不足为奇。

我们又待了两个多小时。吃火锅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拖很久——这样慵懒而节奏缓慢的饮食方式，很适合天气晴好的夜晚坐在人行道上慢慢享用。餐馆供应冰啤酒，我们喝了不少。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吃完了饭，我们把两位女子送到了楼下。我期待着她们会邀请我们上楼去坐一坐，这样我们就能见见她们的丈夫——就像高中时，约女孩出门总免不了要跟她的父母打个照面。但她们只是笑着跟我们挥手道了再见，我们便坐上出租车回到了师专。

廖老师怀孕了，预计在7月份生产。6月，她邀请我和亚当吃了一顿告别饭。她向我们赠送了她公公——毛笔字写得很出名——的书法作品，我们则给她买了几套婴儿服。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师专的领导们请我们四个外籍教师和我们的辅导老师一起出席晚宴。外办的负责人王先生一直喜欢拿我和亚当说的汉语取乐，故意要人领情似的说得很慢，还怪我们听不懂。整个宴会期间，他挨着我坐，对我进行了无情的奚落，最后还是廖老师厉声斥责了他。

“霍伟听得懂你在说些什么！”她说道，“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没必要跟他那样说话！”

跟往常一样，王老师悻悻地笑了笑。但目的已经达到，眼见着这位有孕在身的小个子女人给干部挑刺，让我快活万分。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我在春期的时候就我对外办和英语系的看法跟她做了坦诚的交流。廖老师最后一次布置的课外作业是要我总结一下在涪陵的生活经历，我最后两堂课就在做这个。我很直率——我跟她讲了哪些事情我不喜欢，比如学校管理层的小气，城里人的大呼小叫，而这一次她丝毫没有想要维护什么。不过，我主要还是谈了我在涪陵经历的种种好事情。我告诉她，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经历就是学会了汉语，在城里认识了很多人。我还说，我尤其感谢她和孔老师对我们表现出的友谊和耐心。换了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由于她的怀孕，我们的课在5月份就上完了。因为我的办公室位于教学楼的六楼，我于是向她强烈建议，把最后几节课改在她的家里，或者其他更为方便一些的地方。她的身体并不强壮，让她一路顺着楼梯爬到我的办公室还是很累人的。

不过，直到最后一节课，她始终非常中国——还是在办公室上课比较合适，于是，我们的课一直在那里上到了最后。这跟楼梯和怀孕无关，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正是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5月初，我们上了最后一次课。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完了楼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给了她几分钟的时间才缓过劲来。跟许多的中国女性一样，她的身体在怀孕期间依然单薄得很——那样子就好像有人在她的肚子上硬生生绑了个包裹。她终于不再喘息，我们便开始上课了。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坐直了身体，双颊突鼓，然后夺门而出。我听见她在办公室门外对着痰盂呕吐，然后又顺着走廊走进了卫生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认为她将就此停课，但现在我更了解她了——我们今天的课一定会上完。当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她会有怎样的举动，会说些什么。我还知道，我会永远怀念这个女人无言的自尊和执著，一开始有些令人懊恼，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变得让人钦佩，甚至自在。

五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她的脸上带着羞涩，笑着说道：“对不起。”

“要不要停课？”我问道。

“不用。没事儿——每天早上的这个时候我都感到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真的可以不用继续上课。”

“没事儿，”她语气坚定地说道，“现在——请接着刚才中断的地方往下说。”

我照着做了。

我为《洛杉矶时报》写了一篇稿子，得了些稿费，我把它捐给了涪陵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甫一直盼望着能够有点额外收入，好在院子里那面崭新的墙壁上画一幅大的壁画。当我把那笔钱捐献给他的时候，他非常感谢。

“感谢你一直对我的仁爱宽厚，”我一边握着老人的手，一边说道。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坐着，墙上张贴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画像。李神甫轻轻地抓着我的手。

“你走了之后，我们会想你的，”他说道，“我给你做一场弥撒吧。”

“谢谢，”我说，随即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你能不能为我的外祖父也做一场弥撒？”

“当然可以，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吧。”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在上面写下了我外祖父的名字：弗兰克·安瑟蒙·迭兹。安瑟蒙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的时候选取的圣名。我认真地写好名字之后，就把纸片还给了神甫。

“我外祖父年轻的时候，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道，“他一直很想来中国。”我之前跟李神甫说过这件事儿，但不知何故，我觉得再讲一遍非常重要。

“罗马这个城市很漂亮，”神甫说道。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里。”

“我从来没去过，”他说道，接着他就笑了起来。

“我的外祖父没能当上神甫。但如果你能在涪陵替他做一场弥撒的话，我想他会非常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甫点了点头说道。

“非常感谢你，”我说道，“我会抽时间回来看你们新做的壁画。”

“随时欢迎你回来。”

他跟着我走到了院子里，几面高大的院墙挡住了城市的喧嚣。“四化”标语的四周开满了鲜花。当时已是炎热的下午时分。我一直在思索着我的外祖父和眼前的这位老神甫，突然感到十分悲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默默地握了握神甫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喊道，“慢慢走。”但我很快就走出院子，融入了喧闹的城市之中。

最后一周的时候，我让学生进行了文学课的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病得很重，她提前几个小时进行了考试，这样她就能够赶得上中午时分的客车回家。我让她推迟考试，或者干脆不考算了。她反正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再说，她父亲的病情听说很不好。但她坚持要先考试，然后再离开涪陵。

那天下午，按照早先的安排，我监考了其他学生的考试。跟平常一样，他们非常紧张，做得也很认真。不过，我注意到有一个女生，也就是苏珊，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她脸色苍白，两小时考试的后半程她基本都把头靠在了桌子上。

起先我没多想。那天是亚当的生日，考试完了之后，我们请所有学生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在“学生食家”吐了个底朝天，冯小琴却又给我们拿来了更多的啤酒。

那天晚上，莫·钱告诉我，就在琳达考试的过程中，她的父亲去世了。算命先生说准了，我当时多么希望可以再劝劝她，让她过后再考啊。

第二天，苏珊在师专失踪了。这事儿是一点一点传出来的。四天前，她接受了人工流产，考试前一晚，她因为并发症被送进了急诊室。然而，这件事一直捂得很紧，直到事发。我有一种感觉，她一定是看了非法的个体医生，尽管这事儿一直不清不楚。我们只知道，她被送到急诊室这件事惊动了师专的领导，他们现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她因此也就不见了踪影。学生只要被逮住跟谁发生过性行为，肯定会被开除出校，更不要说还因此怀了孕。他们的档案里还会记上这么一笔——只要身在中国，他们走到哪里，这个材料就会跟到哪里。如果苏珊要到单位谋职——不管哪种单位，只要是单位，她的上级就会知道她曾经干过些什么。

几个女生在走廊上悄声议论，一个个显得脸色憔悴。苏珊离校之后的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外面碰见了萨拉和丽萨两个人。她俩神色严峻，我们就站在可以远眺涪陵主城的楼台上说着中文。我向她们问起苏珊的事儿，丽萨把我认真地打量了一番。

“你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儿吗？”她问道。

“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其他学生告诉我的。”

“你怎么看？”

“我觉得很惨。我觉得应该让她读到毕业。”

“那是不可能的，”丽萨脱口而出。她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也喜欢思考问题。我问丽萨，苏珊是不是回家了，她摇了摇头。

“她不敢回家，”她说，“她爸爸生气得很。”

“他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学校通知了他。学校刚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一开始答应不告诉她的家里人。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还是说了。几年前，苏珊的姐姐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她爸爸知道后，把她姐姐狠狠地揍了一顿。所以，苏珊现在不敢回家。她爸爸很生气——那毕竟是让家里人十分丢脸的事情嘛。再说，这是她们家第二次这样丢脸了。”

“你觉得系里应不应该告诉她的家人？”我问道。

“我觉得这不关系里什么事，这毕竟是个人的问题。”

我告诉她，我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又问，苏珊的男朋友对她怎么样。

“他还行。她跟他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我想他们会帮助她的。也许，她应该是去了他们那儿。但你要明白，她花了几千块钱，在自己的老家找到了当老师的工作，但她现在无法毕业，工作也就搞丢了。当然，钱也要不回来了。”

那似乎不是最大的担忧——实话实说，我最担心苏珊会不会去跳桥。但我什么也没说。

“这种事儿哪儿都有，”我说道，“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也很常见。”

“他们一般怎么处理？”

“跟这里一样，麻烦得很，但一般都会悄悄处理。这也许是最大的差异。”

“应该是那个样子才对。但在我们这里，人尽皆知——全校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大多数人怎么看呢？”

“有些人觉得好玩，还有一些人觉得她很坏，但我们班的学生大多替她感到十分惋惜，尽管我们无能为力。”她远眺着江面，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没办法。”

第二天，我二十九岁了。以往，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就要过生日了——又长大了一岁呢，我曾经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我知道自己就要年满二十九岁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更加成熟了。漫长的两年过去了，我竟然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西部。

上午，我和亚当，跟着莫·钱一起去了车站，因为琳达让我们去车站接她。她戴着黑纱，眼圈红红的。下了车之后，她竭力地想要挤出一丝笑容，也就是中国人那种勇敢的微笑，掩藏了所有的感情，受着压抑，受着控制，被挤进了边沿——也许是嘴角一翘，也或许是眉头一皱。然而，今天的忧伤似乎太多了，她眼睛看着别处，嘴角颤抖着。

那天晚上，我批阅了学生的文学试卷。我想起监考的时候，我在教室里踱着步，一排排的学生全都低着头，拼命地答着题，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愉悦啊。我喜欢被他们这样无声而专注的神情包围着，我喜欢看着他们那一个个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这场景里有一种质朴，他们的考试同样有一种质朴，这样的质朴跟涪陵的生活无关，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无关，跟全国上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无关。这纯粹就是一次文学课的考试。

我在试题的最后一部分让学生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美景易逝》：

自然的新绿是金，

鲜美色彩难保存。

初发叶芽即是花；

仅能持续一刹那。

遂而新芽长成叶。

伊甸顿然陷悲切，

曙晓瞬已大白天。

黄金之物不久全。〔6〕

我们在5月份学过这首诗。我当时对它的节奏做了详细的讲解——我总是这样做，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诗句的朗读节奏。我把诗歌这样分拆开讲解，还能够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厌倦。大多数学生听懂了我对弗罗斯特所作的分析和讲解，这也是我在涪陵所上的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文学课之一。考试的过程中，我一边在课桌之间的通道上来回踱步，一边看着他们埋头作答，感受相同。

但现在我才明白，这种质朴一直恍如海市蜃楼。琳达进行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苏珊一直在跟恐惧作斗争，可她还是被逐出了校门。涪陵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连看起来应该开诚布公的教学工作实际上也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外界，尤其对于外国人，人们普遍贴上了一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诸事的运作规律已经略有了解的话，这一层假面会让你愈加难见真相。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生活都会遇到这样的麻烦——我在涪陵生活期间，两个学生去世了，一个学生堕了胎、辍了学，一个学生的父亲去世了，一个孩子去世了，也许更多人的婚姻破碎了。这样的事情哪里都会发生。但我在涪陵花了更多的时间才看清了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这个外国人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当这样的距离不复存在的时候，问题反而更难应对。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

我对于参加“和平队”前往中国服务不曾有过任何理想主义的幻想。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在这座城市留下什么不可磨灭的印迹。如果说真留下了什么的话，那么在这两年里，我非常高兴我在涪陵没有建立什么东西，没有组织什么东西，也没有对这个地方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我的身份是老师，而我在课余时间里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我的工作范畴仅此而已，我既满足于这样几种角色，也意识到了各种角色所具有的局限性。

不过，我现在思忖起来，我上的那些课会不会留下点什么印迹呢？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会记得弗罗斯特的那一首诗，或是我们曾经学习过的别的什么东西。那也许是某篇小说里的某个小角色，又或许是莎士比亚某一首十四行诗里的某一个片段——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记住点什么。我希望他们会把这一点点东西藏在记忆的深处，并从那质朴的美感中找寻到一点永恒的真实。这就是我对文学的信念：真实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当然，现实相关性的问题永远存在，在涪陵这样的地方，面对着种种严峻的现实困境，《美景易逝》这样的诗歌有时候也许会显得毫无用处。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批阅考试试卷。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答案，因而只能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他们大多会没事儿，我就是这样想的。琳达肯定会没事儿，莫·钱肯定会没事儿，威廉·杰斐逊·福斯特会没事儿，远在深圳打工的安妮也会没事儿。城里面的很多事情终究会没事儿的。神甫会没事儿，我的两位辅导老师会没事儿，“学生食家”那一大家子人也会没事儿。大多数人会一如既往地随遇而安，小孩子们大多会过上比自己的父母更好的生活。真的，你只能有这样的期待。也许苏珊不会没事儿，但对此谁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于简奈尔和瑞贝卡，以及其他诸位迷途之人，谁都无能为力一样。没办法。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盒录音带，问我是否可以把我们曾经学习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跃的男生之一，但成绩一直不是特别优秀。他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的后排，只要别人说点什么，他就一个人在那里不停地嘟哝着“雅虎”、“牙刷”这几个词。不过，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因此，他的这一请求打动了我。

“我尤其想你把爱伦·坡的《乌鸦》，还有莎士比亚的诗录进去，”他说道，“这样，我就会记得我们在文学课上学过的东西了。”

我对他说，我当天晚上就为他读录。

“还有，录完诗歌之后，”他笑着说道，“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知道的英语脏话都录进去。有些词你没有教过，我也希望你能够录进去。我很喜欢学这些脏话，也许其他学生还可以来我这里转录过去。”

我坐了两个小时才录完了我们学习过的全部诗歌。录完之后，我和亚当又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对着录音机大声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还给了吉米。他也会没事儿。他们大多如此。他们坚韧、可爱、有趣、忧伤，像他们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没事儿的。人生不一定处处是美景，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永存下去。

我乘坐快船，逆江而上到了重庆。那是6月末的一个早晨，天气温暖，下着濛濛细雨——江面上浓雾弥漫，仿佛铺了一条肮脏的灰色丝带。师专派出的轿车把我和亚当送到了码头上。小雨中，灰色的、熟悉的城市一闪而过。

前一天晚上，我们去“学生食家”吃了最后一顿饭。就为了我们两个，他们很晚才打烊，因为我们整个晚上都在东奔西跑，跟每一个人说再见。终于坐在这里吃上了面条，感觉好极了。我们跟几个女服务员开起玩笑，说秋期就有新的洋鬼子将要取代我们的位置，他们应该很好骗。

几天前，黄能，那家的祖父，跟我说到了离别。

“你知道，”他说，“你回到你们美国之后，就不像在我们这里了。你不可能走进别人的餐馆，说：‘来一碗抄手。’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是的，”我说道，“再说，我们美国也不卖抄手。”

“你得用英语点菜吧，”他说，“你不可能跟那些人用我们的中文交谈吧。”然后，他笑了笑——一想到这就真觉得滑稽，还有这样的国家，既不讲中文，也不卖抄手。我们吃完最后一顿饭之后，一大家子人在门口站成一排，依次跟我们道别。他们全都直直地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中国人那种忐忑的笑容。我猜想自己看起来估计也是那副模样——两年的友谊多少掩藏在了我的嘴角边。

桑尼和诺林上午都有课，我们一大早就跟她们道了别，然后来到了码头。不少学生那天上午都有空，他们便跟着傅主任来码头给我们送行。中国人的道别从来就没让人自在过——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我们跟大家生硬地握了握手，然后就上了趸船。

水翼飞船十分拥挤。我们在趸船上等了三十分钟，电视屏幕上一直在播放着卡拉OK。趸船外面正下着雨，但学生们依旧在那里等待着。为了表示对好友的尊敬，不管天气如何，作别的时候你应该目送他直至完全看不见为止。

他们大多盯着江心，哭了起来。莫·钱蹲在船舷边的一只黑色缆绳塔架旁。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凝望着白山坪，罗杰蹲在一圈缆绳边上。卢克靠着一面墙。其他人也来了——查克、迪亚兹、路易斯、理查德、DJ。他们的眼圈红红的，可他们都尽量让自己的表情保持着平静。

我看着他们在雨水里站立着，想着他们会有怎样的未来。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将到东部浙江省的一所私立学校任教，莫·钱会在涪陵寻找从商的工作，路易斯即将回到偏僻的乡下任教。卢克会在10月份的国庆节这一天结婚。婚姻是包办的，他跟自己未婚妻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他是个孝顺的农家儿子，绝不会违背父母的任何意愿。

飞船驶出了港口。学生们仍旧站在码头上。在他们的身后，灰蒙蒙的城市拔地而起，在迷雾中看起来脏乱不堪。跟以往一样，我在江上总是以外人的眼光来看涪陵：宏伟、冷淡、难以理解。难以置信，这个地方两年来竟是我的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她，她又会经历怎样的变化。飞船迎着水流，驶向了长江的江心。

这条江河一如往常。它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在两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在我的眼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即将各奔东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尽管他们已经凝固在我的脑海，被一连串的回忆定格——包抄手、上课、在码头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样，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我终于不再担忧未来或者过去，我于是看了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建筑物灰蒙蒙的。由于夏季洪水的到来，乌江江口的江面变得宽大起来。一艘小舢板在靠近岸边的水面上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插旗山隐藏到了迷雾中。我们的飞船加了速，迎着江流逆水驶了过去。

注释

〔1〕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之一，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减税便于富人花钱，使富人手中的财富可以垂滴进入社会。——译者

〔2〕原涪陵建筑陶瓷厂。——译者

〔3〕当时在附近经营的公交车系私人投资购买。——译者

〔4〕yahoo，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人形兽。又有粗汉、不文明的人、蠢货、野蛮人的释义。——译者

〔5〕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卡县名蛙》中的一只青蛙。——译者

〔6〕此处采用宋颖豪的译文。——译者

致　谢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家人，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在四川的两年时间里，我非常感谢海斯勒家族和甘迪斯家族与我保持联系的那些亲人，我感谢你们在写作上给我的鼓舞和支持。我向你们允诺，今后我肯定会找到跟家更接近的写作主题。

从第一次顺江而下，到最后一次浏览手稿，亚当这个哥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做到了有求必应。尤其要感谢的，是你在涪陵给了我如此深远的影响。同时要感谢的，是你在编辑方面给我提供的巨大帮助——有时候这真是非常艰辛、非常细致的活计。我们有如跟风车作战的两个骑士，换了别人，我在那里恐怕一刻也待不下去。

我还感到幸运的是，我跟桑尼和诺林一起在涪陵共同面对了乐趣和挑战，她们俩真是很棒的志愿队员。我能够在四川开始一段生活，实在是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第三批中国队员好得不能再好了，他们是：泰米·恰普曼、希恩·科迪、麦克·高提格、罗斯·卡科斯基、凯琳·洛克、丽萨·麦凯莱姆、罗伯·施密茨、克莱格·西蒙斯、萨拉·忒福德、瑞贝卡·斯坦勒·瓦里汉、安德鲁·瓦特金斯、茉莉·瓦特金斯，以及亚当·维斯等。我还要感谢特拉维斯·克林伯格、克里斯托弗·马卡迪特、麦克·迈尔，以及沃尔肯一家人，我在四川期间，以及其后的日子里，你们给了我莫大的关怀，我非常感谢你们。

我在涪陵期间，“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让我享有自由的空间，我因此尤其要感谢威廉·斯拜德尔、坎黛丝·克里斯蒂安、多恩·麦凯，以及詹义美女士。

好几位编辑帮助我作了修改工作。我尤其幸运地结识了密苏里大学的道格·亨特先生，他不吝时日，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感谢《华尔街日报》的斯科特·克莱默、马特·梅茨格、安吉拉·海斯勒、特尔扎·伊文，以及《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的易安·约翰逊提供的评论和推荐。我尤其获益的是，我在涪陵教过的一个学生读过手稿之后，以当地人的眼光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在这里我不能提及你的名字，但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我也想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迈克菲，你既给了我指导，也给了我友谊。我还在涪陵的时候，是你的鼓励才使我开始了本书的创作。

感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给我安排的编辑提姆·达甘，以及我的代理人威廉·克拉克在本项目上给予的热情支持。

我最想感谢的，是我在涪陵结识的那些朋友们。我希望我的故事映射出了你们的豪爽、耐心和理解。我尤其要感谢我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他们现在分散在全中国，上至青藏高原，下至新兴城市深圳。你们现在大多当了老师，很多人依旧居住在川东大大小小的江城里，门前可能就是长江、乌江、龙溪河、场头河、梅溪河、盐仓河、瞿溪河、大溪河。你们的学校简陋，教室拥挤，但老师们一直尽心尽力。我祝愿你们教的学生跟我当初教到的你们一样优秀。

回到涪陵

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江城》的初稿。我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快，因为既没有合同，也没有交稿期限约束我。离开那么长时间之后再回到美国，我本应该好好享受一番的，但我每天都很早就动笔，很晚才收工。我对涪陵的记忆催促着我加快动作，因为我担心我对涪陵记忆的即时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同时，未来也驱使着我：对于这样一座即将迎来巨变的城市，我希望能够把我对她的印象记录下来。

在过去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一种模样，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说，中国人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时至今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确切的描述了。作为一个作家，他手里的笔头跟不上变化的步伐成了他的挑战之一。在《江城》的第一页，我这样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

到2001年，也就是本书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经长江去涪陵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这座城市在飞速发展着，而来自即将被三峡工程淹没的低水位城镇的移民们是其中的诱因。之前开过一家小面馆、我曾经常常在那里吃饭的黄家人开起了一家网吧。我的学生们分散到了全国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这些都没有写进《江城》——永远停滞的正是这本书。

1999年春天回到中国之后，我至少每年回一次涪陵。这几次旅程比以往容易多了，既因为有了高速公路，也因为我在北京从事写作的新生活给了我更多自由旅行的空间。通常，我会先拜访涪陵，然后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来到三峡的腹心地带。

我在“和平队”服役的那几年，三峡大坝一直显得十分抽象——既像一个模糊的承诺，又像一个遥远的威胁。但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它都一点点地显得可以捉摸了。到2002年，移民工作已经开始实施了，那片土地上已经截然地形成了过去和未来的分界线。靠近河岸的地方，古老的江边村镇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哪怕全中国上下都在进行着疯狂的建设工作，在这些水位上升注定要淹没的地方修建什么东西都不会具有丝毫意义。这些低水位的移民区域任由破损衰败，直至所有东西都无人理睬：残破的砖头、肮脏的瓦片、污浊的街道。跟这些注定要消亡的城镇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崭新的城镇，雄踞在俯瞰长江的山坡上，镶着白色瓷砖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只要乘船顺长江而下，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片土地演进的历史，呈一连串的水平带状分布：黑色的沿江移民区属于过去，一溜溜绿色的农田即将沉入水底，一连串高踞的白色建筑物展望着未来。

2002年，我做了大坝建成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我跟一个朋友带着帐篷和睡袋，沿着长江岸边一百多年前开凿出来的古老栈道上了路。天气很好，而那些栈道更是扣人心弦。它们时而高踞于长江之上，垂直俯瞰三十多米之下的江水。每走过一米，我都这样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栈道。

我们溯江而上悠闲而从容地旅行着。沿着栈道走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进入了正在被拆除的沿江移民区。巫山的旧城区刚刚被拆除，我在一片瓦砾之间穿行，拾荒者们捡拾着一切可以用于变卖的物件——砖头、电线、玻璃、木头、钉子、窗框。几个人正在围着一个火堆烤火，四周就是一栋大楼的断垣残壁。随即，我认出了毁灭殆尽的一个标牌。他们烤火的地方原来是红旗旅馆的接待大厅，我在1997年第一次顺江而下的时候，曾经下榻于此。

所有我喜欢的沿江小城都已经处于不同程度的拆毁阶段。大昌拆了四分之一、培石已经成了过去、大溪拆迁完毕。有时候，我会从拾荒者们曾扫荡过的村子里穿行而过。这时，我会默默地琢磨着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物品。在大溪，我发现了一幅带框的富士山风景照，前景中满是盛开的樱花。在青石，我步行途中经过了一张堆满物品的红色椅子、一个废旧的篮板圈，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其上的题刻竟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初。有一座房子——屋顶和窗子都已经拆除了——依旧大门紧锁。在培石，我从一对夫妇那里买了些矿泉水，他们那临时性的窝棚全是用捡拾来的门窗框搭建而成。那可能就是道家思想的一道谜题：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等我来到涪陵，她的老城区就要拆毁殆尽了。山坡上到处密布着新开工的建设项目，绕城而建的巨型堤坝也快要完工。在乌江的对岸，涪陵师院也在经历着扩展和变化。老干部们纷纷退休，新聘请的门卫对老外也开明了许多。阿尔伯特——也就是迎接我和亚当到来的那个友善的年轻人，现在当上了英语系的系主任。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的时候，他拿出了一年前我送给学校的《江城》的精装本。

“你看，好多人都读过这本书了，”他说道。书的封套已经撕破，还沾上了茶渍，边角也已经磨平。几个页面上脏兮兮的灰色手指印赫然在目。我把书拿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这俨然一件老古董啊。我是怎么写出这么古旧的东西的啊？

在某种程度上，变化的步调似乎令当地人对这本书感觉自在了许多，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仿佛已经远去。我的辅导老师孔老师花一个暑假读完了这本书——借助词典、一字一句，因为他几乎不会英语。他告诉我，读到很多章节的时候，他都笑个不停，因为那让他想起了曾经的美好时光。拜访期间，师院的干部在当地一家餐厅设宴招待我，他们对我关于昔日宴会的描述揶揄不已。“我们现在不会让你喝得太多了，”其中一个干部说道，“你在书里说我们经常劝你们喝酒。”

“没事儿，”我说道。

“我们再也不会那么做了！”另一个干部说道。这时，不知谁冒了一句：“还要不要来点白酒？”

一连几天，我在城里穿行着，不停地拜访旧时老友。在银行，我看见了钱曼丽，我在涪陵的两年期间，跟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曾有过唯一的一次“约会”。那实际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插曲而已：见面一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孩子。我每次回涪陵的时候，她都会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

“你都认不出我了，是吧？”她问道，“我比原来胖了。”

我回答道：“你还是原来那样啊。”

“要说实话，”她问道，“我胖了，对不对？”

笔下的人物变胖了，作者有什么办法呢？“你看起来不错，”我就只说了这么一句。

三峡大坝一期工程完工，船闸终于关上之后，我回到了巫山。当时是2003年6月。在《纽约客》杂志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家庭面对江水上涨时的种种反应。他们一直等待着，终于在江水上涨之前把地里的蔬菜收割回来：

2003年6月7日

早上六点十三分，周家人把一台电视机、一张书桌、两张餐桌、五把椅子全部搬到路边的一块南瓜地里之后，我在江边竖起了一块砖头。在新绘制的巫山城区图上，这一片水域叫做滴翠湖。但湖还没有出现，地图就已经画好了。实际上，这里的水域一片浑黄，所谓的湖也就是长江上的一个小水湾，数个星期以来，它的水位一直在不断地上升着。周继恩又从他家的竹棚屋里出来的时候，背上背了一只木柜子。他个子矮小，但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养育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直以来都居住在龙门村。新绘制的地图上已经没有了龙门村。紧接着，周家的一个朋友背着东西走了出来，其中的物品有他们家那一只电池闹钟。闹钟上的时间跟我的腕表一致，大约是六点三十五分。砖头四周的江水已经上升了五十毫米。

看着江水上涨就如同看着闹钟时针的走动：几乎察觉不出来。既没有明显的水浪，也没有奔流的水声——但每过一个小时，江水就会上涨十五厘米。这样的运动和变化似乎来自江水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正在不断后退的岸上那些生物而言，这成了一个谜。甲虫、蚂蚁、蜈蚣纷纷从江岸边四散逃窜。江水快要淹没那块砖头的时候，几只昆虫疯狂地爬上了干燥的顶部。眼看着它们的小岛就要没入水中，昆虫们不顾一切地逃离了。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江水以每小时接近六英寸的速度不停地上涨着。那个过程引人入胜，直至相机焦点越来越清晰，镜头越拉越近，出现了分针、秒针、砖头、昆虫。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坐船离开了巫山，长江已经变成了一座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没有故意计划成那样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再推迟。也许是因为我想写完手里的第二本书，而我担心重回故地会令我分神。也或许三峡大坝的最终建成多少令我感到有些伤感。

不过，我也认识到了身在异乡——尤其在被称作“永远停滞的民族”之乡——仍对旧事念念不忘的种种危险。如果眼看着一片土地被改变得面目全非会令人悲伤，那么去那些丝毫未曾改变的地方打发时日则会更加让人感到难过。我曾经的学生之一，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毕业之后就离开了自己偏僻的老家。跟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一样，他也成了流动人口的一员。他去东海岸的新兴城镇，在一所私立学校成功地谋到了英语老师的职位。有一年，他在假期回乡看望父母之后，给我写信描述了自己的老家。跟威廉年龄相仿的人几乎都离开了，整个村子仿佛就要老去：

我回家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变，道路依旧崎岖不平，村里的人越来越老了。我感到很伤心，我小时候熟悉的人和朋友一个也找不到了。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身为外国人，我在1996年至1998年间学会了热爱涪陵。令我心怀感激的是，我有机会记录了那些年的人和事。我会怀念我所熟悉的每一个地点。我同时心怀感激的，是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乐观。我很快就会回去，我期待着这样的旅程。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2005年10月写于北京

译后记

当你们拿到《江城》的简体中文版，翻到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时，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正在享受社会的平安与宁静，比如，春节大假里与家人的一次团聚，三四月间里晒上一会儿明媚的午后暖阳，或者是在骄阳似火的盛夏季节里享受一杯难得的清茶冷饮……可它的作者注定要暂时忘掉这一切，在纷乱不已的沙漠古都开罗开启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之旅。

何伟（本书作者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就是这样一个人，总会有异于常人的思维和行动。1996年8月底，我在成都看到他的资料，得知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却要来到当时仍显闭塞的涪陵与我们一起从事教学工作，当即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四川省的很多高校都成为了接受“美中友好志愿者”志愿人员的项目院校，除了成都市内布有数量不等的项目院校，离成都比较近便的绵阳市、乐山市等地都有项目院校可以接纳他们的志愿人员，而当时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是这些项目院校中离成都最远的一个。正如何伟所说，涪陵不光地势偏僻，就连路过此地的外国人也都十分罕见。那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还愿意来此工作的话，他的脑子不是进了水，也一定是被门框给夹扁了。这样的疑问不仅困惑过我，更是让很多涪陵人一度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还好，随着国内各大媒体对何伟的高度关注，大家终于知道了他选择来此的初衷和想法，这里不只地处偏僻，上级领导难得下来检查工作，而且远离中心城市，依然很好地保留了淳朴的民风，是他观察中国、描写中国的极佳位置。

涪陵的很多人都认识何伟，因为他跟很多来中国生活的老外不一样。正如我曾经在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中文版《消失中的江城》的序言《难忘的江城过客》中写到的那样，“也许由于这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也可能因为其喜好交际且为人豪爽的性格，他在涪陵期间深入社会各阶层，广交朋友，对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长江沿线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做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如果说读者已经通过《寻路中国》知道了魏子淇这个名字，那么《江城》将要带给大家的则是何伟在涪陵期间结识的朋友黄小强。前两天，当我在电梯门口偶尔碰到黄小强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依然是他曾经开过的名叫“学生食家”的小面馆。这个只有几张桌子的小面馆是何伟和他的搭档梅尔康解决伙食的地方，门口是来来往往的车辆扬起的粉尘，店内的地板上也许就是哪位食客扔下的餐巾纸，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妨碍何伟把黄小强和他的一家人当成至交来看待。黄小强知道自己被何伟写进了一本书里，但他“看不懂”那本厚厚的英文小说，台湾的译本大概也还没有读过，所以他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被写成了什么样，也就只好依然带着笑容听别人的描述和揣测。

何伟的父亲曾经在1997年底来过涪陵。他来何伟上课的教学楼、教室和办公室参观的时候，我正好课间休息，便跟他坐着寒暄了一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聊了些别的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这些年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他说他对自己的儿子很有信心。他很肯定地对我说，他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我一直记得他说的这句话，但也一直有些将信将疑，以为不过是美国人的自负而已。《江城》的英文版出来之后，我试着把何伟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告诉过很多读者，但国内读者对他真正的认可也许是在《寻路中国》出版之后。不过，何伟很早就用《江城》的英文版向国外的读者印证了他父亲早年的判断。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大学就指定《江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读书目，该大学至今仍有读了《江城》之后对涪陵充满向往、对何伟充满崇拜的双重粉丝。

台湾久周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跟代理人洽谈版权引进事宜期间，何伟曾经推荐我做该书的翻译工作。久周出版在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大陆译者翻译的文本未必能够让台湾读者看得真切明白，最终选择由对台湾读者的阅读习惯能把握得更妥帖的吴美真女士进行翻译。不过，吴女士对何伟在《江城》里提到的人和事完全一头雾水，而其中的地点、人物和事件多数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有些甚至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寻路中国》的版权之后，旋即又取得了《江城》的简体中文版权，并直接交由我来担任翻译工作。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跟《江城》的翻译事宜有瓜葛了。《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后，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涪陵人自然被激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谁都想一探究竟，何伟这么一个美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地方的。地方上的领导们把这事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转交到了我的手上，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中文译稿。时间紧张，任务繁重，我和我一帮同事一个月就翻出了大概。不过，那个时候是我们一帮人的译本，又没有现在的计算机这样方便地进行校对和检查，可能连前后的人名都有些张冠李戴。好在我们一群译者谁也没有拿到过最后的译本，上面是否署了名也不清不楚，甚至有限的印数现在流落到了民间的哪个角落也完全没有人说得明白。后来，我跟何伟很正儿八经地提过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江城》，他可能是智慧比我多，也可能是还有别的什么考虑，总是显得那么不紧不慢。实在推不掉了，他就对我说，你去找出版社吧，我可以很便宜地卖给他们。所以，我也曾经向好几家出版社的领导们寄去过《江城》头几章的译文样稿，只是最后都石沉大海。

《寻路中国》出版之后，读者们对何伟深邃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有读者把这本书的畅销和火爆部分地归功于译者的认真，以及恰如其分的再加工水平。对此，我一方面觉得这是我沾了一点点跟何伟是朋友的光，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广大读者朋友对我的抬爱，同时也是对我在《寻路中国》这本书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的一种认可。翻译《寻路中国》的过程中，我查证过很多资料，跟魏子淇通过电话，跟郭眯眯电邮沟通过，访问过“格雷电气”的网站，等等。有读者说，《寻路中国》的人物之一魏子淇应该吃的是“榆钱面”，因而怪我把它译成了“榆树面”，显得不够严谨。实际上，魏子淇告诉我，他们吃的就是榆树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榆皮面”，因为那实际上是把榆树的树皮剥下来捣碎，再掺合着玉米面做成粉条，是艰苦年代里难得吃到的美味呢。在《江城》的“白鹤梁”那一章，何伟记述了数段题刻的具体内容。但因为年代久远，涪陵本地编辑出版的好几种资料中，那些题刻都显得模糊难辨。我把电话打到了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黄馆长的手机上，他一听我要求证白鹤梁上的题刻，当即问我是哪一段。我说是公元971年，也就是北宋开宝四年那一段，他立马脱口而出：“據左都押衙謝昌瑜等狀申：大江中心石梁上，□□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次歲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咸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我继而向他求证公元1333年，即元至顺癸酉那一段，他同样十分熟练地背诵道：“涪陵誌，江心石魚出則大稔。予守郡次年始獲見，率僚友來觀……”同时跟我详细地解释了“左都押衙”、“守郡”等是些什么性质的官衔，其中的专业和敬业不言自明。正是何伟描述到的人物角色们这种耐心、细致而又极为严谨的解释带给我一种基本的驱动力，我没有理由把何伟精细的观察和雅致的叙述、以及那些故事主角们郑重其事的解疑释惑、还有读者们的满心期待加以任何形式的懈怠和轻慢。说到《江城》的写作过程时，何伟说他本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快，但他对涪陵的记忆催促着他加快动作，因为他担心他“对涪陵记忆的即时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何伟这个“江城过客”尚有如此“觉悟”，我这个“江城常住民”自当出于其右。

《江城》的英文版出版以来，总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涪陵，特意到何伟曾经任教的“涪陵师专”（这总会让我想起他用涪陵人耳熟能详的椒盐普通话在“师专”这个名称后面加上很重的儿化音）来寻访一番。这么多年过去了，境外的大小书报摊上依然能够买到《江城》不同时期的英文版，总也有来华留学、商务、旅游的洋面孔拐弯抹角地向我打听何伟当初在涪陵工作时的点点滴滴。而国内的读者更是一直在期盼《江城》有一天能够被译成简体中文，以满足好大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和阅读需求，上海译文出版社及时引进版权，终于了却许多人多年来的一大心愿。

何伟在2001年重返涪陵的时候，敏锐地注意到他送给我的《江城》英文版初版被很多人传阅过，以致上面布满了茶渍、手印，连封皮也都起毛了。十余年间，他没有看到当初那本书在涪陵被更多的人借阅过，谈论过。但是当他下次再回到涪陵的时候（也许是在未来的五年间，也可能是在五年后他携着夫人——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以及一对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长住的时候），希望他会在涪陵的大街小巷穿行之中，看到席地而聊的棒棒军们、当街补牙的郎中们、眯着眼睛替人算命的大师们，还有正在等着顾客停下脚步的擦鞋匠们都正在捧读《江城》里写有自己故事的那些章节。也许，何伟会停下脚步，就他们提出的诸如“你啷个把我写成那个样子了哦？”之类的问题进行一番“外交使命式”的交流和探讨。这期间，他的脸上依然会带着那样的笑容，而涪陵人也一定能够读懂。

李雪顺

2011年12月写于长江师范学院李渡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