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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大废品集散地面临拆迁 曾登上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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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被称为“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但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在任何官方资料中出现过。它虽在昌平区东小口村内,却用自己的方式将村子包围。

  这里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字,却像踞守在天通苑西部的一座奇妙城池,一个更为简洁的名字流传开来:废城。

  这个“废”字听起来充满死寂,实则不然。这里占据了北京一半的废品回收市场份额,养活了三万多名从业人员,盘活了一条经济产业链。

  随着东小口村的拆迁,这里将彻底成为历史。由易拉罐、塑料瓶和碎玻璃组成的废城城墙,也会随之消失。

  在废城这段最后的时光里,记者进行了一次深入采访。城中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有什么悲欢离合?这座城的未来又会怎样?

  记忆不会尘封,其实才刚刚擦亮。

  文/记者 袁文 徐超 蒋桂佳

  在昌平区东小口镇,立汤路是一条分界线,分隔出两个世界。

  东侧一片繁华,有北京最大的社区天通苑小区,超过30万的新老北京人悠闲地生活着。

  西侧则是北京最大的废品集散地,俨然一座“废城”。

  560亩土地上盘踞了900多个废品回收站,超过3万人曾在此谋生。

  每一天,北京半个城市“制造”出来的旧木头、废铁、废塑料、废纸张,源源不断地运往废品村,然后经过简单处理后,流向唐山、保定、邯郸、杭州甚至广州等地。

  两个世界相安无事地“相守”了9年多,即将面临“分离”。

  东小口正展开拆迁工作,废品村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深藏百万,却依然衣衫褴褛的“破烂王”们,大都选择另起炉灶。他们将目光锁定在北京的六环外。

  废城·印象

  废品堆积如山  一切能想到的这里都有

  从立汤路往东,公交车约两站地的距离,就是东小口村。

  村里已经启动拆迁,进村的路很堵,不时有满载渣土的大货车缓缓驶出。路侧竖着一人高的挡板。废城将是下一个拆迁的目标,据镇政府透露,今年上半年肯定完活儿。

  “堆积如山”、“废品围城”,恐怕任何一个初到废品村的人,脑中都会先冒出这两个词语。

  两层楼高的废纸,扭曲成规则立方体的废铁、用绳子穿在一起的塑料瓶,刚刚肢解的家用电器,一切能想到的废品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各种颜色的土狗在院落间溜达。商户们租住的低矮小平房,完全“淹没”在群“山”之中。女人们站在小“山”中干着活儿,夕阳将她们的身影拉成长条。

  女人们的活计主要是分拣。外出联系业务、装卸货物,则是男人们的事儿。很多年幼的孩子并不上幼儿园,在村中玩耍,稍微懂事的孩子则加入到干活的行列,跟着大人一起做分拣。

  集散地的入口处,常年有一群装卸工等着干活,一旦有货车出入,他们便拥上去,帮忙装卸,闲时,这些男人们便扎堆抽烟、聊天。

  路边还停放着十多辆大货车,天黑后,它们会被装满废品,去往保定、廊坊、邯郸,甚至杭州、广州等地,在那里,废品会得到新生。

  废城·前世

  9年前是大坑鱼塘  回收公司相中聚集

  2003年,是废城诞生之年。这之前,东小口与北京其他农村并无太大区别。

  这一年,北京城市建设加快了速度,原本聚集在四环外的废品回收站开始陆续外迁。东小口村的大片沙坑和鱼塘用地被一家废品回收公司相中。

  这片地距离居住区较远,收废品不会影响村民生活。于是,公司很快与村委会签订了租赁合同,租下了数十亩土地。

  这之后,东小口鑫发废旧物资回收中心、北京福佑鑫源再生资源回收市场有限公司、北京中海融通物资回收中心等一批大型废品回收公司,陆续赶来东小口及周边村落落户。

  幼儿园、餐馆、诊所、小卖店纷纷出现,一晃9年多,一座废城建成。

  “城”里形成了类似于“农贸市场”的管理模式,回收公司和商户分工合作,回收公司出租摊位,负责管理。商户使用公司的牌照,负责废品回收、分拣以及出售。

  废城·今生

  承揽京城业务  奥迪宝马随处可见

  废品村主要由六个大的废品回收站组成,每个回收站又有几十个到上百个商户。依附于废品回收站的还有业务员、分拣员,他们承担着将这些废品再次进入“循环经济”的第一个步骤,这些从业人员达到3万人。

  经过近10年发展,这个集散地的900多个商户已经承包了北京一半以上的废品回收业务,每年交易钢铁3万吨、木材3万吨、塑料1万吨、废旧纸张2万吨。

  以每辆大货车载重20吨计算,这些废品需要4500辆大卡车运输,年总交易额达到10亿元。

  集散地也成就了一批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在堆积如山的废品间,奥迪、宝马、本田、丰田轿车进进出出。

  一位“资深”的废品回收商户说,别看平时他们灰头土脸的,但有些人还颇有些地位。过年回家时,老家的县长还亲自到县境迎接,家乡修路搭桥、教育捐款也往往能得到他们的捐款。

  废城·地位  

  北京最大废品集散地

  成中国经济“晴雨表”

  小小废品能联系上石油,能攀上房地产。别小看这座“废城”,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东小口之名,早已名扬国际,甚至还登上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时代》周刊专门撰文:《中国废品收购者感受金融危机》。

  举个例子,石油涨价,饮料瓶也不例外。现在很多衣服和家居用品就是通过石油间接加工而成的。石油涨价必然造成纺织企业成本上升,纺织企业将寻求更加便宜的原材料。饮料瓶被打成碎片后,经过20多道程序加工,可变成柔软的纤维,填充到毛绒玩具、衣服中。

  石油涨价,南方一些纺织企业于是加大对塑料瓶的需求,其回收价格一路攀升。

  宏观经济中的这种变化,影响着“破烂王”们的生意。小贩们回收饮料瓶一个一毛钱,送到“废城”后,这个价钱将变成1毛3分钱,再运往其他地区,又涨到了1毛7分钱。

  ●废城大事记

  “废城”一生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

  2008年下半年亏损额达数千万元。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连月萎缩,国内消费市场也不景气,废品价格一日三降。

  回收大户积聚的数吨或数十吨废品真成了“垃圾”。钢铁回收商亏损达到数十万到上百万元,饮料瓶回收商也亏损十多万元。东小口从一个繁华的循环经济中心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型垃圾场。

  但也有华丽转身。2009年至2010年,房地产产业开始走出低谷,对钢铁、建材等各种物资需求量猛增,废旧钢铁跟着涨价,价格达到每吨3400元,且供不应求,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活下来的废品回收商又打了一个翻身仗。

  2011年,全国各大城市又对购房实行限购,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钢铁价格应声而跌,目前每吨价格只有2600元左右。

  有立水桥地区的高楼做映衬,一公里之外的东小口村,显得要“落后”许多。    村里到处都是低矮的小平房,房顶是石棉瓦的,生火要靠木柴,不少人家里用的是捡来的破旧家具。走在村里的人,看上去大多灰头土脸的。

  尽管如此,当宝马、奥迪这些好车行驶在满是尘土的村路上时,却根本吸引不了村民的眼光。

  因为,在这个不起眼的村里,有着一群靠干废品回收而发家的百万富翁,来自河南的老万便是其中之一。

  入行

  家里太穷 进京打工当装卸工

  老万,46岁,河南固始人,他的木材废品回收站在村子的西南头。入行21年,在这行里,老万也算是老资格的前辈了。

  记者见到老万时,他正在回收站里忙活。几堆木材将院里挤得满满当当,老万和几个工人正蹲在地上拔废木材上的钉子。

  他穿着一件早已过时的旧西装外套,看上去脏兮兮的,抬起头来,满脸褶皱。在暖暖的夕阳下,老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今天没啥外面的业务。”不用外出谈生意,老万便穿着干活的行头,和工人们一起干活。“白手起家的人,总是闲不住。”老万有些自嘲地说。

  初入北京时的辛苦,老万还记得很清楚。

  上世纪80年代,老万在固始的老家穷得叮当响,眼看实在过不下去了,他跟着老乡到北京打工,在三环边的工地当上了小装卸工。

  虽然当时年龄还小,但老万在工地上从早干到晚也不觉得累,一天下来能挣三块五。

  老万说,当时一心干活挣钱,他甚至都不知道工地附近还有啥好玩的地方,唯一算计的,就是到了月底把攒下的钱寄给老家的父母。

  老乡一顿饭 引他入行倒腾废品

  和老乡吃的一顿饭,改变了老万的人生轨迹。

  席间,有人提起,固始老乡在北京收废品,一天能挣10块钱,“北京到处都是宝,垃圾堆里都能刨出宝贝来。”这句话刻在了老万心里。

  很快,他在工地上结算了工资,从旧货市场淘来一辆旧自行车,也干起了收废品的生意。

  入行后他才发现,原来,在北京收废品的几乎都是自己的老乡,有人已经靠这门生意变成了万元户。

  在那个年代,“万元户”对于城里人来讲,也是个遥不可及的称谓。但在老万心里,“万元户”却成了奋斗目标。

  夏天太阳火辣辣地晒,冬天冷风吹得骨头酸疼,他都忍了下来。走街串巷时,听到胡同里的门“吱呀”一声打开,有人抱着东西出来卖,那就是老万最高兴的一刻。

  头一年,老万就挣了3000多块钱,在当时,这相当于3名普通建筑工人一年的工资。老万激动得不得了,春节回老家过完年,他把媳妇也带进北京,两口子一起干起了废品回收。

  起家

  市场租摊位 摇身一变当老板

  老万的生意也并非一帆风顺。最初骑着自行车或三轮车在大街小巷转悠时,老万的家伙什儿就被收缴过几次,他也被遣送回老家好几次。

  对此,老万很淡定。“就当回家探亲了。”老万说,每次在老家呆上几天后,他就又坐上回北京的火车。同行的,往往还有几个怀揣发财梦的亲戚朋友。

  老万的“崛起”是在1997年。当时,北四环外的朝阳区洼里乡十四队建起一个大型废品回收市场,在当时,这是全北京第一个大型废品回收集散地。

  闻讯后,老万立马卖掉自己的三轮车,在市场里租下一个摊位,摇身一变,成了废品回收站老板。

  崛起

  赶上拆迁潮 生意扩张腰包渐鼓

  但好景不长,2001年洼里乡拆迁,老万所在的废品市场也在拆迁范围内。

  他跟着大伙往北挪到了五环外的立水桥。没几年,立水桥的市场也拆了。

  到了2003年,几个搞废品回收的大老板盯上了东小口,这里距离北五环、京藏高速、京承高速都不远,交通方便,租金还便宜。很快,他们与村里签下租地合同,承租了东小口及周边几个村的空闲土地,建起了京北最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

  老万首批入驻,在市场里承包了三个摊位,做起了塑料瓶、木材等回收生意。由于地租便宜,客源稳定,在东小口的这几年,老万的生意迅速扩张到多个省市,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也是赶上好时候了。”老万感慨,从2003年起,北京城市发展很快,城市的大拆大建给废品回收行业创造了黄金时期。

  打点线人 出手大方不吝啬

  老万在北京有上百个“线人”,他们分布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哪里有大型搬家、拆迁等大买卖,就给老万报信。给线人塞红包时,老万从来不吝啬,一给就是一两千,“这些都是财路”。

  在东小口村的河南商户都有自己的发财门路,但这些都是商业秘密,即使喝酒喝到烂醉也不会说出来。

  隔壁老乡就垄断了一所大学的废品回收生意,经常以“零价格”收来各种废品,老万从网上查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于是只有羡慕的份儿。

  生活

  吃住都在回收站 用的都是旧家具

  虽然早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但老万一家人却很“低调”。

  与村子里从事废品回收的老乡们一样,老万一家三口吃住都在回收站里。两间总共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双人床占了大部分面积,床上堆放着看不出颜色的被褥和装满杂物的纸箱。

  大衣柜、茶几、板凳、床,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是从废品回收站里淘来的,颜色各异。

  与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老物件相比,比较值钱的是一台电脑,那是老万为了解市场行情,花450元买来的二手货。

  生意不忙的时候,老万的媳妇会在家里摆上麻将桌,几个关系不错的老乡聚在一起打麻将消遣。

  老万对麻将没兴趣,他更喜欢在网上斗地主,因为这个输的是“金豆豆”,虚拟的,不花钱。

  虽然这些年老万挣了不少钱,但他没敢买房,也不敢大吃大喝。生意上的几次大起大落,让老万感到钱还是“攥”在手里踏实。

  “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老万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总回忆起刚开始收废品时,钻在桥洞下避雨的情景。

  现在,他死心塌地地把几百万存在银行里,当做养老钱,平时宁愿吃差的、用旧的。

  外出谈生意 西装革履开汽车

  在家吃苦,需要出门谈生意时,老万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擦得锃亮的三菱汽车,西装、皮鞋亦是干净整齐的——大伙儿都管他叫“万老板”。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嘛!”老万笑嘻嘻地说道。

  有一次参加楼房拆迁竞标,老万穿着破夹克就去了,结果甲方翻着白眼儿挑衅,“底价5万,你掏得起吗?”

  老万伸手将三菱车钥匙递了过去,底气十足地说道:“车押在你这里,掏不起钱,车送给你。”最后,老万顺利拿下拆迁工程。但打那以后,他就学起了生意场上的穿衣打扮。

  老万还有时髦的一面,他通过关系,将自己公司的名字排进了搜索网站的前两页,“现在不是流行上网嘛!”

  苦恼

  女儿辍学在家 心存愧疚

  但在女儿面前,老万只是一个心存愧疚的父亲。

  这些年忙着打理生意,他压根没时间照顾女儿。没有家长约束,女儿整天只会疯玩,在村里的打工子弟学校连初中都没念完,死活不肯去上学了。

  “都是跟着我收废品闹的。”老万说,女儿小时候在老家学习还不错,如果能好好培养,没准将来能考个大学。

  如今16岁的女儿却整天在村里呆着,无所事事,“你说这孩子将来可怎么办?”碰到熟人,老万经常这样发问,但谁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本版文/记者 蒋桂佳 袁文

  “废一代”靠这门生意发起了家,却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继续在废品堆里淘金。    他们的孩子,尽管两三岁便蹲在废品堆里分拣塑料瓶,但到了6岁,大都会背着书包迈进打工子弟小学的大门……

  此后,这些在废品村里长大的孩子,为了父母的期盼,独自回老家念完中学、考入大学,走上与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这个寒假,再次回到东小口村陪伴父母的杨航(化名),对周边已经感觉相当陌生。当年从打工子弟小学走出后,他一路苦读考进辽宁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

  如今,儿时的小伙伴多数念到中学就辍学打工去了,而随着拆迁的推进,最后的记忆也将消失。

  敏感童年

  教室比家明亮  发榜时最开心

  东小口村的孩子们分布在村里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校长和老师多是河南人,跟家长们颇为熟稔。

  振华学校是杨航的母校,一所河南老乡设立的打工子弟小学。从这所小学毕业后,杨航被送回河南老家念中学,但一放假,他就巴巴儿跑回来,去学校找以前的朋友。

  如今的振华学校,已经被连绵的小平房包围,只有看到路口的大招牌,路人才知道这里有学校。校长万俊杰回忆,2004年学校刚成立时,围墙之外就是空地,视野很好。这几年,进村做生意的老乡越来越多,空地逐渐被私盖的房子吞噬。

  在学校时,杨航总是骄傲而快乐的。家里虽然早早就买上了车,但父亲并不愿意在北京买房,为了照顾生意,一家人就挤在两间低矮的平房里,凳子、台灯,都是爸妈在废品里淘出来的。

  在杨航的卧室,父亲专门淘来一张小桌子给他当书桌。住处常年阴暗潮湿。相比之下,教室明亮得多,况且他学习不错,照片经常登上光荣榜。

  于是,每到学期末,他都眼巴巴地盯着光荣榜,关注自己的照片何时被贴上去。发榜后,他总是刻意从榜前多走几次,每次都偷偷瞄上几眼。

  很少进城玩  乘公交变“敏感”

  然而,学校外面的生活,却有些他不愿回忆的故事。他很少进城玩,一是爸妈没时间,二是怕被人瞧不起。

  由于常年混迹废品堆里玩耍,村里的孩子身上总有些脏兮兮的,坐在公交车里,敏感的杨航能感受到“城里人”的不爽。有时车里拥挤时,身边的人会刻意避开。

  于是,杨航多数时间就在村里玩,放学后第一件事,是趁着天亮把作业写完,随后,伙伴们招呼玩的声音在村里响起,十几个孩子在街巷中奔跑,不时有坐在路边的老人大声喊着“别挨道边跑,有车啊小子!”

  孤独少年

  六年寄宿生活  独自面对高考

  振华学校,每个学期都有消失的孩子,有的是转学回老家,有的是辍学。

  “都没联系了。”杨航眼中飘过淡淡的惆怅,村里的孩子们都没有手机,电脑就更别提了,离开后便很难再见面。

  小学毕业时,家里对杨航的去留有了争议。爸爸老杨提出,会识字算数就成,将来跟着家里做生意,回老家找个媳妇,但妈妈并不赞成。

  “我妈老叮嘱我好好学习。”村里的孩子经常被家长叫去做些简单的活儿,这是一项延续至今的传统,不少两三岁的孩子,便晃晃悠悠地在废品站里分瓶子。

  但杨航干活并不多,妈妈总告诉他,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去坐办公室,干点轻松舒服的脑力活,到老了还有个保障。

  为方便今后参加高考,杨航只身回到河南老家。

  中学六年,杨航一直在寄宿学校里住,老家亲戚已经不多,大部分在北京做废品回收。独自在学校的日子不太好过,一些调皮的孩子会叫他“破烂王”。虽然身处在出生的地方,但他总觉着在“飘”着,千里之外的东小口,才是他的家。

  自信青年

  上大学刚半年  签下知名软件公司

  在大学里,杨航介绍父母职业时,只说在北京做小生意,但不曾提过东小口村和废品回收。

  “谁也不会细问家底。”杨航解释,大学里的同学都是成年人了,聊天时并不会涉及到家庭类的话题,自己也没必要张扬。

  记者见到杨航时,他正在父母开设的分拣站里帮忙。有几名新雇来的分拣工让他这个“知识分子”帮着办理社会保险。杨航说,他本来是过来看看父母的,但是父母很忙,他就帮着跑跑腿,这也是他假期里做得最多的事情。

  对于废品回收生意,杨航没有兴趣,他的20多个伙伴中,也没有人留在村里继续父辈的生意。

  虽然刚进大学半年,但因成绩优秀,杨航已经与一家知名软件集团签订协议,毕业后就能进入国企工作,而且还有望留在北京。每天坐在电脑前,不用风吹日晒,这也正是妈妈对他的期许。

  回乡惆怅

  父亲开回轿车  弟弟越发孤僻

  每次“回家”,杨航都能发现东小口村里的变化,2008年的变化很明显,村里的废品回收站多了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不少商店,卖衣服的、各类小超市,振华学校里的教室也变多了,老杨还开回了一辆黑色现代,出门谈生意时都使它。

  弟弟杨楠(化名)因腿疾,在振华学校念到五年级就辍学了,哥哥不在家的日子,他只是在家待着,有时候整天整天不说话,“表达能力不行了”,有时候想说话却说不出时,杨楠经常憋得面红耳赤,让哥哥很着急。

  “没人陪他玩。”杨航感慨着,以前他到哪儿都带上弟弟,如今,一起玩的朋友们都长大离开村里,爸妈忙着做生意,也无暇顾及。

  实在无聊时,杨楠会慢慢走出去,坐479路经过几站地去立水桥,在路边买点小吃,更远的地方,他就去不了了。

  难寻儿时回忆  要在城里安家

  这次再回家,走在村里,看到承载着儿时回忆的那些建筑一点点消失,杨航很“闹心”,像没了家似的。他总会想起,这里曾经有家小店,去买过玩具手枪,这边有块空地,经常有老头老太太坐着晒太阳……

  天气不错的时候,他就带着弟弟在村里溜达。尚未拆迁的振华学校,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看着那些嬉戏打闹的孩子,仿佛旧日时光依旧。

  只是,当年的朋友们早已散落天涯,有的在其他城市闯荡,有的跟着父母回老家生活,更多的,则不知去向。“废一代”们渐渐老去,新的一代却向往着新的生活。

  以自己的方式走出了废品村,杨航打算着,毕业后先在公司干着,争取能够创业,努力挣钱,在城市里安家,一个稳定的、不需要总是搬迁的家。

  随着东小口的消逝,关于童年的记忆也将渐渐远去。对于杨航来说,家乡,已经成为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地方了。

  侧记

  老校长的忧思

  相比学生杨航的惆怅,校长万俊杰更多的是忧虑。2004年,他在东小口办起了振华学校,约有80%学生的家长从事废品回收生意。随着废品回收集中地不断搬迁,万俊杰的学校也屡次搬家,从亚运村、奥运村,一步步挪到了东小口。

  “这几个孩子在老家的成绩都特别好。”在学校的光荣榜上,万俊杰指着几个孩子的照片告诉记者。而孩子能从振华学校毕业,考上北京本地的好学校,更是他的高兴事,中国农业大学、辽宁大学……说起这些,他如数家珍。

  不过,更多的孩子选择了中途退学,有的孩子宁愿在饭店当服务员,也不愿在废品堆里寻生计。

  随着拆迁的推进,学校即将分流,他还有机会再办起一所学校,看着老乡的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吗?

  本版文/记者 袁文

  原本只有1800人的东小口村涌入多于本村十倍的人口,这里形成的废品回收集散地让当地房租价格增长了七八倍,治安、环境、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让东小口当地居民对废品回收集散地既爱又恨。 

  未来怎么办?这座“废”城将如何发展?

  废城窘境

  火患  不知何时而来

  “人货不分”是每个废品回收站存在的问题,而其中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让东小口镇政府官员们感觉“睡不着觉”。

  据了解,通常废品回收站老板从村委会租下土地,然后分包给商户经营。

  商户就在货场边盖房居住。商户的煤炉距离易燃的木材山、饮料瓶山、书本山只有几米,一旦起火就可能“火烧连营”。

  “我们非常注意防火安全。”采访中,一些商户向记者展示他们的“后盾”——每个废品回收站小屋旁边两个锈迹斑斑的灭火器。

  比这更让东小口镇政府挠头的是,废品回收集散地大部分建设在110KV高压线路下面。此前曾经发生过废品回收站使用吊车移动废品,造成电力线路连线事故。

  废品回收站商户称,几年前他们集资200多万元,将废品回收站上方的高压线提高了10多米。

  他们还建立了一支专属消防队,专门应付可能出现的火灾,而几年来无大型火灾发生。

  但是,“失火”永远是悬在所有商户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011年3月,一个废品回收站突然起火,大火烧毁了这个回收站,并将废品回收站上方的高压线烧断。高压线烧断后掉下来,火花引燃了隔壁的木头废品站,吓得老板团团转。幸亏天通苑消防队及时赶到,才没有酿成大灾难。

  现在就没有消防隐患了吗?没有人敢向记者做担保。

  脏乱  不知何时能去

  如果说火灾隐患还只是政府和商户对可能发生的问题的担忧,那么环境脏乱差问题就横在商户和政府面前。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废品回收站的商户都有私家车。这些私家车在村里停放一天,第二天肯定统一变成土黄色。

  另一个经常在商户口中传递的细节是:在村里走上一百米,抹把脸,白纸巾就会变灰色。

  实际上,废品回收站也是寸土寸金,所有土地都被废品占满,不可能有空闲土地搞绿化美化。

  同时,这里的人们也无心改善环境。“整天跟废品打交道,没法穿的干干净净的。”

  不管老板还是装卸工,只要在东小口村,个个身上衣服上油渍麻花、灰头土脸。

  到村里打工子弟学校义务支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小许一直将废品回收站说成“垃圾场”。他实在想不到在距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不到五公里的地方,竟然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垃圾场”。这个“垃圾场”还是一个满是穷光蛋和百万富翁的地方。

  拆迁  不知迁到何处

  表面上看,商户们似乎对这样的环境习以为常,但是当记者跟他们谈起拆迁时,他们对于未来的改变似乎又都来了精神。

  事实上,拆迁的消息一再传来。表面看废品集散地的人们仍然较为平静,但是各个商户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

  有的商户就悄悄告诉记者,他已经开始在六环附近跑马圈地,希望在东小口拆迁后能在北京废品回收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在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外,到处粘贴着写有“早签约早受益”、“吃透精神早签约 合理价位快交房”等字的巨大红色条幅。中东路以北的大部分村民住房已经成为一片瓦砾。

  “北京每天产生这么多垃圾,没有收废品的怎么行?”中海融通废品回收公司的总经理徐铭骏非常担忧集散地数百商户生计无法解决。

  但是他同样认为,像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这种模式经营废品回收已经走入“死胡同”,必将走向自生自灭。

  他正在和几家公司一起筹备将这个产业升级。他多次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参观,希望效仿发达国家在国内建设一个完全封闭,集分拣、交易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园。

  “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得到政府支持。”这样的想法目前仍然只停留在纸上。虽然徐铭骏自称已经找到上亿元资金支持,但他仍然不知道这个产业园将建在何处。

  废城未来

  拆除  这里将被绿化

  “肯定要拆迁。”昌平区东小口镇工作人员透露,东小口拆迁已经进行大半,周边村民房屋已经大部分拆迁。

  上半年,镇政府将集中解决废品回收集散地的问题。废品回收集散地拆除后,空余的土地将由区政府统一规划,大部分土地都将用于绿化。

  至于废品回收从业人员的安置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尚无任何政策。

  昌平区发改委工作人员介绍,从2000年-2010年,昌平区人口每年增长十万,目前已经达到166万多人,对水资源、环境等基础设施压力非常大。

  区政府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压缩低端产业,废品回收行业不在政府支持行业之内。

  商户  这里还能生存

  昌平区商务委工作人员介绍,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有它独特的历史,当时政策不完善,这些废品回收站才能在这里大片进入,并形成集散地。

  现在东小口已经成为城市建成区,面临产业升级问题,周边不可能继续允许这样大片的露天的废品回收站存在。

  实际上,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大部分商户并无营业执照,并不合法。

  废品回收集散地带来的消防、环境、交通、治安等方面问题有目共睹。

  对于区内存在的废品回收企业,区政府不会强行取缔,但是会加强监管。不符合条件的不会在昌平获得生存空间,政府不会允许再建设类似农贸市场式的废品回收集散地。

  对于建设新型的零污染的循环经济产业园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研,目前尚无进展。

  废城希望

  提案  建设产业园区

  根据知名环保人士黄小山和阿拉善生态协会、自然之友的环保专家的调研报告,目前废品回收主体大体有三类:国营物资回收企业、私营物资回收企业和个体回收者。在北京,废品回收市场回收主体以民营企业及个体回收者为主,从事废品回收的商户大多较小,估计有10000家左右,吸引从业人员约20万至25万人。

  由于各级政府尚没有制定直接针对资源再生利用的法规,工商、税务、环保等部门操作时无章可循,只能根据一些原则,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难免掺入人为因素,导致管理不到位。 

  回收企业多数属于分散的小规模企业,资金投入不足,没有能力引进先进、成熟的技术和设备,综合加工利用技术水平低,对废旧物资只能进行简单的分拣、切割、粉碎、清洗、打包、压缩等粗加工和预处理,不能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处理,加工利用的附加值低。

  全国政协委员万捷已经对黄小山等人的研究进行调查,并准备在下个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提出在北京建设“京北静脉产业园”的计划。计划旨在形成京北地区的“城市矿山”,达到污染物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并且通过废物资源化和循环利用解决“废品围城”的现象。

  黄小山介绍,京北静脉产业园的建设不排除和河南废品回收大军合作的可能性,但是产业园的具体方案仍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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