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六七十年代中国儿童在泥地上玩的游戏——模仿升堂审问犯人的游戏。
如果有十个小孩玩，就立放九块砖在地上。这九块砖头可不那么简单：代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离五六米画一条线，十个小孩轮流站在线外扔砖头掷打那九块立着的砖头，争夺九个游戏中的封建职位。总会有一个可怜虫没有竞争到任何职位，成为“犯人”。
   九个幸运的“封建官僚”粉末登场。“皇帝”威严地坐在最上首，下首分别是“ 传话筒”（传旨太监之类角色）、“法官”、“刑罚官”、“揭发人”、“加减官”、“轻重官” 、“红打手”、“黑打手”依次排列。“皇帝”向“传话筒”耳语“传旨”后，“传话筒”即模仿公审大会主持人稚气地大声宣布：“升堂~~！把罪犯xx押上来！”“红打手”和“黑打手”即兴高采烈地把当了“犯人”的可怜虫反剪双手，推推搡搡，押到众“官僚”面前。“法官”即模仿公堂程序问道：“xx，你犯了什么罪？”此时“揭发人”即模仿公审大会词汇迫不及待地“揭发”一条最可耻的罪行：“xx，于x年x月x日，强奸少女一名。”“皇帝”即通过“传话筒”“传旨”说：“xx该受到什么刑罚？”随后“刑罚官”即兴想出“刑罚”：如“打耳光十下”、“踢屁股二十下”、“刮鼻子十五下”等惩罚。“加减官”即根据个人的好恶随意加减“刑罚”的次数。“轻重官”根据个人的好恶随意判定“刑罚”的轻重。而“红打手”和“黑打手”则根据众“官僚”的判罚，争先恐后地施起刑来。这时，看着“犯人”挨揍的狼狈相，众小孩“官僚”们无不开心的大笑起来。可是，在整个审案过程中“皇帝”却一定不能发笑。必须故作庄严地端坐在那里。因为游戏规则规定：“皇帝”一旦发笑，立即成为“犯人”。而“犯人”却要想方设法逗“皇帝”发笑，以摆脱“犯人”的身份，成为“皇帝”。可见，“皇帝”从来都是不好当的。
    这个游戏从何而来，已无法考证。那么小的孩子，如何会理直气壮地宣布他的同伴犯下“强奸少女一名”这个不知何意的罪名？那时是没有电视的时代。小孩们根本不知道“强奸”为何物，只是隐隐约约觉得那是最可耻的事儿。可是，一旦同伴成了“犯人”，就把脑子里觉得最可耻的事儿不由分说往同伴头上一扣！然后，大伙儿集体快意于同伴受到痛苦，从心眼里觉得高兴。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小孩闹着玩儿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这个普通的游戏背后隐藏着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和那时毫不保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教育误区。
    在那时，每当召开公审大会就会通知各单位派人去现场观看。通知下到各中小学校，校长老师们会选出“最坏的”学生去“受教育”。当一个个罪犯被五花大绑由持枪的武警押上台来，大会主持人用最严厉的声音咬牙切齿地宣读罪犯所犯罪行及受何种刑罚。名字上打着红叉的死刑犯被当众宣布死刑，然后押去枪毙。台下，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各学校来的中小学生睁着天真无邪的眼睛，过早地接触了社会上最残酷的一面。他们回到学校，把他们所看到的“精彩见闻”绘声绘色地讲给同学们听。一双双圆睁的眼睛就好奇、惊恐的过早看到了残酷的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的看客们乐于观看别人的苦痛。至于死刑的执行过程，看客们更是津津乐道。他们快意于别人的苦痛，把别人的苦痛变为自己在茶余饭后的谈资，然后悠悠地上升为自己头顶的快乐。言谈之余，仿佛自己成了施刑者，高高的掌握着众生的命运。
    当年做游戏的小孩，如今正当壮年。当年的游戏，很少有人记得。游戏中蕴含的封建意识，从小耳闻目睹，居然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那怎么可能忘掉？那是五千年历史沉积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体制，像空气一样充满了我们四周；在儿时的游戏中；在学校的教室中；在社会上的每个角落。成了中国社会的毒瘤。没有信仰的人们，都被它体制化了。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它又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