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大萧条后的几年里，通过 Google 搜索会发现“颠覆”一词随处可见。外媒 TechCrunch 用这个词命名了一个会议；《纽约时报》有一个专栏的名字就用到了这个词；投资人 Marc Andreessen 警告说“软件颠覆”会吞并整个世界；不久之后，Facebook 董事会成员 Peter Thiel 说“颠覆”是他最喜欢的词语之一。

“颠覆性创造”这一术语是由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在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旨在描述一种特定的商业现象，即在成熟的公司专注于为现有客户提供高价产品的时候，颠覆者开发了更简单、更便宜的创新，引入面向新客户的产品，并最终取代现有企业。个人电脑颠覆了大型机的市场、折扣商店颠覆了百货商店、手机颠覆了固定电话等等。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然而，在硅谷的故事里，“颠覆”变成了类似于科技达尔文主义的代名词。该理论将自然规律强加到人为创造的市场上，认为所有动荡的行为都合情合理。历经颠覆仍然屹立不倒的公司幸存下来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适应了环境。

“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我预计会有更多的行业受到软件的颠覆，新的颠覆世界的公司会进行更多的颠覆性创造，”Andreessen 于 2011 年华尔街日报关于软件开创性的论文中写道。“这个问题甚至比看起来还要糟糕，因为现有行业的许多工人都因为软件带来的颠覆性而陷入困境，他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各自的领域工作了。”

即使这个词早已被滥用，它仍然在我们的意识中无处不在，使我们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想把我们吓住，而我们相信了他们。为什么不呢？他们的产品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科幻魔法栩栩如生。他们改变了我们的每一天，时间和生活。与其惧怕被困在颠覆的另一边，还不如让我们看看这些颠覆世界的公司，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直到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之后的现在，美国公众似乎才意识到，我们眼中的颠覆性工作只是为了提取我们的数据、我们的注意力、时间、创造力、内容、我们的 DNA、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关系。科技幻想家的预测并没有引领我们走向未来，而是将我们带入了他们统治的未来。

他们承诺了开放的网络，但我们有的只是有围墙的花园。他们承诺个人自由，然后打破了民主，而现在他们却说自己才是那个可以补救的人。

但是数字革命的结局是否必然是寡头垄断？最近有三本书从我们怨恨的迷雾中浮现，它们认为目前不平等加剧的状态并非是技术使然。相反，颠覆的描述让我们误以为这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这些作者认为，科技公司征服世界并不是通过软件，而是通过常见的权力途径：躲避监管，压榨工人，扼杀竞争对手，巩固权力，提高租金，以及在经济转型的大潮中乘风破浪。

没有保障的工作

Louis Hyman的新书《临时工》（Temp: How American Work,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came Temporary）认为我们可以将许多反乌托邦的商业行为与快速发展的技术平台（由一小群高薪工程师和很多承包商经营）关联在一起，这些平台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麦肯锡的顾问和商业专家推行用灵活的劳动力取代稳定的工作，以此作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方式。但硅谷从一开始就说自动化是高科技公司获取更大盈利和生产力的方式。

例如，在 1984 年，除了麦金塔电脑外，苹果公司还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引进了价值两千万美元的“机器人工厂”，苹果称其为“西方世界自动化水平最高的工厂”，尽管这个工厂实际上有 140 个人类，而且“大多数是女人，移民，他们负责组装麦金塔电脑。”Hyman 说。其实它就像其他快速增长的电子行业一样，依靠工厂里没有身份的工人和移民，并通过临时雇员的办公室建立一个“缓冲区”，躲避大众目光。

Hyman 说，苹果公司使用“机器人”这个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手法”。 “这种夸夸其谈的说法帮助硅谷在雇用工人时采用了战后底特律从未出现过的方式，”因为非法的合同工人无法享受相同的待遇和安全的保护。

对于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 Hyman 来说，这解释了为什么科技界没有工会。 “经理们想要听话的员工，最好是移民。虽然技术知识和风险资本因硅谷的成就而受到称赞，但这种成功是通过灵活而又廉价的下层社会劳动力实现的。”他写道。

几十年后，Uber 仍可以保持灵活性，因为工人几乎没有选择。但是观察人士经常将因果关系混为一谈，指责这种“零工”经济，认为这种经济里榨取了非正式合同工以及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无情效率。“这种不稳定经济的原因并不是 Uber。它是服务经济的多余产物，”Hyman 反驳说，“Uber 可以发展是因为它的轮岗制度，即使在相关制度的约束下依然很糟。”

社会的颠覆首先出现，而技术是为了利用它而建立的。尽管如此，Uber 与我们无情的应用程序驱动的关系可以为该公司带来便利。监管机构不愿意执法，不仅因为消费者喜欢这种便利，而且因为我们知道科技成就的这种商业模式（将风险转移到城市、工人和公民）是不可避免的。

硅谷不是经济变革的开始，也不是结束，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这些书中的批评之所以产生了共鸣并不是因为它们揭露了该行业罪恶的实质，或揭示了一些邪恶的意图，而是因为作者提供了科技行业常见的历史事件记载中缺失的背景信息。华尔街、大型制药公司、强盗大亨、萨克勒家族和麦肯锡公司之间都有关于科技行业的反思，他们慢慢侵蚀了科技行业的运营（并且被不同地对待）。

创新的风险与回报

在《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书中，经济学家 Mariana Mazzucato 摒弃了另一个硅谷例外论的神话：科技巨头及其投资者应该获得巨额利润，因为他们是创造价值的冒险创新者，而不是攫取者。“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Mazzucato 写道，“他们真正的天才之处在于他们的时机：他们有能力在发展风险最高峰过后再进入这个行业，而且在最佳时机进行收割。”

她认为，创新的大部分艰苦工作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直接回报。与科技行业的嘲讽相反，公共基金创造了许多我们归功于硅谷的技术。Mazzucato 指出，GPS 是由美国海军资助的，触摸屏显示器得到了 CIA 的支持，互联网和 SIRI 都由五角大楼的 DARPA 资助，而 Google 的搜索算法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

然而，政府获得的回报很少。例如，在政府给了太阳能公司 Solyndra 5.35 亿美元贷款的同年，还借给了特斯拉 4.65 亿美元。她说：“纳税人为 Solyndra 的损失买了单，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特斯拉的收益”。Solyndra 已经成为“政府在选择获奖者方面令人遗憾的过往代名词”，监管机构对于这个故事避之不及。

Mazzucato 说，从理论上讲，公共部门应该通过间接手段获得回报，例如较高的税收收入或公共利益。相反，“有说服力的”论调是：如果没有硅谷，技术进步不可能让大数据带来的利润毫无风险地进入私人的口袋。

预言式宣传

《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一书中，记者 Anand Giridharadas 在慈善事业方面（而非自由市场）表达了相同的预测倾向。

Giridharadas 带领读者乘坐了 Summit at Sea 这条创业大会的游轮，改变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倾听投资人 Shervin Pishevar 讲故事，他让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因为延长人类寿命的基因研究很快就能实现。Pishevar 表示，“届时 70 岁退休的想法会让人们觉得像要在 30 岁退休一样。”

Giridharadas 认为，这段话不是科学发展方向的反映，而是为了向技术投资者投其所好。他写道：“对富人来说，延长寿命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尽管对所有人来说，医疗保健系统并没有那么发达。”

“Pishevar 在这里鼓吹，将这些言论伪装成预言，”Giridharadas 写道，“如今，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被许多人视为思想家，他们的商业话语被视为想法，而这些想法往往是将来时：关于下一个时代的主张，加上他们自己的企业帝国，得出他们的创业使命宣言。”

自从 Giridharadas 离开游轮以来，这种风向已经兴起了。这些书中的论点几年前就已经被摒弃了，现在这些作者却受邀在技术活动中进行演讲。在国会山，监管机构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在硅谷，各家公司都表现出悔悟的样子。但是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很明显他们仍然在缔造一个未来，在那个世界里颠覆者依然是主导者。AI可以可以修复仇恨的言论和错误信息。Google 的审查搜索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基本收入可以赋予我们自由。

在一个胜者为王的经济体中，很难证明统治者是错的。但是大家对科技的强烈抵制表明我们想要的不仅是他们的神话中的下一个篇章，我们还要质疑那些幸存下来的公司的适应性。

原文：https://www.wired.com/story/alternative-history-of-silicon-valley-disruption/

作者：NITASHA TIKU

译者：弯月，责编：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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