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现代人“向死而生”的价值观转变

马尔克斯在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到：“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人类能够战胜死亡的信念，塑造了人类今天的文明。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人类对死亡都逆来顺受，还通过宗教和意识形态将死亡视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以及人生意义的主要来源。

人生最重要的事件，都不是发生在生前，而是在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后，才会发生的、想要知道的生后之事。只有那时，你才能理解有关生命的真正奥秘；直到那时，你才能获得永恒的救赎——或遭受永恒的诅咒。

在一个没有死亡，因此也没有天堂、地狱和转世轮回的世界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宗教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人类最高的智慧，都不是战胜死亡，而是赋予其意义。

《吉尔伽美什史诗》、《俄耳浦斯与欧律狄刻的神话》、《圣经》、《古兰经》、《吠陀经》和无数的神圣典籍向忧虑的人类耐心解释说，我们的死亡是上帝、宇宙或自然法则的旨意，我们最好心怀谦卑地接受，而非徒劳的反抗。也许有朝一日上帝会通过一种宏伟的、形而上学的姿态（比如基督二次降临）废除死亡。但是精心策划如此形而上学的灾变，显然超越了人类血肉之躯的能力。

科学革命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对于科学家而言，死亡不是神的旨意，而是个技术性问题。生命的终结，不是因为上帝让人死，而是因为一些技术性故障，如心脏停止泵血；癌症摧毁肝脏；病毒在肺部繁殖。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技术性问题？是其他的技术性问题——心脏停止泵血是因为供给心肌的氧气不足；癌细胞在肝部扩散是因为某些偶然的基因突变；我的肺部感染了病毒是因为有人在公交车上打喷嚏。没什么形而上学的解释，都是技术性问题。科学认为每个技术性问题都有一个技术性解决方案。想要战胜死亡，我们不需要等待基督的二次降临，几个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就能做到这点。

对于古代的人类而言，死亡是身披黑袍的牧师和神学家的专长，而现在，这个专长已由身穿白衣的医生接管了。如果心脏乱跳，我们可以用起搏器加以刺激，甚至进行心脏移植。如果癌症肆虐，我们可以用放疗杀死它，用手术切除它；如果病毒在肺部扩散，我们可以用抗病毒的新药进行抑制。

今天，我们虽然很努力地与死亡对抗，却仍然无法解决所有技术性问题。最智慧的人类头脑不再花时间试图给死亡赋予意义，而是忙着延长寿命。他们研究导致疾病和衰老的微生物学、生理学和基因学机理，并研发全新药物和革命性疗法来战胜死亡。

在延长寿命的斗争中，人类已经非常成功。当然，我们最终还是会死，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快。近两个世纪以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不到40岁跃升到72岁，在某些发达国家超过了80岁。特别是儿童成功逃脱了死亡的魔掌。直到二十世纪，至少三分之一的儿童无法活到成年。年轻人通常会罹患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儿童疾病。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150名熬不过第一年，只有700名能活到15岁。如今，每1000名英格兰新生儿中只有5名在第一年夭折，有993名能成功庆祝15岁生日。放眼全球，儿童死亡率已跌至5%以下。

人类捍卫和延长生命的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深远的改变。虽然传统宗教将来世视为意义的主要来源，但从十八世纪开始，诸如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死亡和来世的兴趣。共产主义者死后究竟会怎样？资本主义者死后呢？女权主义者死后呢？在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和西蒙·波伏娃的著作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民族主义是唯一的一个仍将死亡置于中心的现代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诗意的、绝望的时刻，承诺为民族国家捐躯的人将永远活在集体记忆中。但这承诺太过模糊，以至于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如何真正“活”在记忆中？如果你死了，你怎么知道人们是否记得你呢？伍迪·艾伦曾被问及是否希望永远活在影迷的记忆中。艾伦答道：“我宁可活在我的公寓里。”（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末期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的衍生物）

人类在当下的科学时代，曾悟出过很多道理，但这些道理，很多只是为了满足人类欲望而产生。然而，通过外部来满足我们欲望的方法，并非济世救人的方法。很多人认为解决了贫困、疾病的问题，生活便可相安无事，但是现实真的如此吗？在生活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解决问题，如此琐碎凌乱，但一个问题的解决，除了将自己引入另一个更深的问题之外，没有别的结果。

伊甸园的毒蛇说：“智慧之树生长的地方，便是天堂。”很多现代人相信毒蛇之言，认为科学知识便是能够带来天堂般社会的智慧。这样的认知下，科学开始野蛮的生长，用于“创造价值，实现利益”。然而，当人们迷茫于何去何从之时，科学并不能指明方向；当心灵孤独、失落、伤感的时候，科学也不能解决人的痛苦。实际上，科学知识仅是人类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创造价值，也可以毁灭价值；可以服务光明，也可以服务黑暗。

科学在自然法则或死亡的面前，并非无所不能，因为科学解决不了我们生活中的烦恼以及内心的不安情绪，也戒除不了人心的邪恶以及世间的恐怖主义。对于现代人而言，死亡被重新定义为自然现象，丧失了先前的那种神圣。即使如此，死亡也非毫无意义。在这种自然法则之下，现代人认同死亡、接受死亡的同时，依然还要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思考“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观，思考如何将生命存在的有限向精神虚无之境的无限扩展的问题，这就如同海德格尔思考的“向死而生”的问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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