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战略学者勒特韦克 | 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将成未来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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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战略学者勒特韦克

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将成未来浪潮？

作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

译者：董岭晓

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于1994年7月在知名杂志《伦敦书评（London Book Review）》上发表《为什么法西斯主义会成为未来的一股浪潮？》（Why Fascism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一文，以辛辣犀利的笔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独特的剖析。作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是一位罗马尼亚裔的美国政治学家，以其在大战略、军事史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而闻名。他最出名的作品为《政变：实用手册（Coup d'État: A Practical Handbook）》。

本文作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其实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仅仅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结构变化步伐的加速（无论其速度具体如何）。但事实证明，这已经足以改变世界。伴随着个人的剧变和社会的混乱，结构的变化，现在甚至在零增长的情况下也相当迅速，而经济确实增长时则变得更快。即便是在汽车（对经济的比喻）停下的时候，引擎转动着，碾压着人们的生活，碾压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资本主义进程破坏性加剧，其中的一个明显原因是：在世界范围内公有制、中央计划、行政指导和管制的倒退，其僵化程度都不利于创新、结构变革、经济增长、个人错位和社会破坏。从阿根廷到赞比亚，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经济企业的国有制曾经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保障。现在，它被视为官僚懒惰、技术停滞和彻头彻尾偷窃的保护伞。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曾经被誉为保证繁荣的高速公路，现在则被认为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哪一个群体能够预先确定在下一个年度对于成百上千种不同聚合物的需求，更不用说大到塔吊、小到牙签的其他两百万到三百万种物品。行政指导曾经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取得辉煌的成功，在法国成效稍逊但有所助益，而在乔治·布朗（George Brown）领导下的英国一败涂地，在其他地方也几乎都是无效的或腐败的，现在甚至在日本也被（慢慢地）抛弃了，并且在很久以前几乎在其他地方都被抛弃了。

至于监管控制，其数量并没有停止增长，因为即使不再需要通过速度限制来阻止蒸汽机车导致奶牛流产，许多新兴的技术创新也依然需要监管，部分人士积极要求监管——例如分配频率（allocate frequencies）。进行监管的其他原因还有很多，但与健康，安全和环境监管相对的商业（例如航空公司）肯定已经撤回并继续这样做。这样一来，效率提高，但是曾经有安全保障的企业将面临市场的危险，而曾经拥有同样安全保障的员工非然。

另一个部分相关且同样明显的加速结构变化的原因是，乡村、省、地区和国家经济的水坑、池塘、湖泊和海洋，被公认地统一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经济海洋，因此，这些水坑、池塘的暴露程度也越来越高，由于进口壁垒的消除，湖泊和海洋受到全球经济海洋潮汐变化的影响，资本出口禁令、投资管制和对跨国服务销售的许可证限制；可靠、廉价和即时通信的出现和迅速地理传播，在物质和心理上，都有助于形成新的商业关系；运输成本的重要性日益降低随着航空服务、港口和公路（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乡村公路，而不是在非洲）的改善，商业的物质含量在下降，运输成本也在降低；即使是在其他落后的地方经济中，出口货物或零部件生产的最新技术也都得到了传播；还有，跨国大众媒体形象和广告将一度多样化的消费者偏好一锤定音。

“全球化”带来的总体影响是，任何地方的任何生产，只要具有竞争力，都可以大大扩展，远远超出国内市场的限制——当然，任何地方的任何生产以及相关就业，都可以随时被世界其他地方的廉价生产所取代。全球经济的生活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惊喜，还有灾难性的衰退。

结构变化过快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拖延已久的、大大提高行政和文书效率的机器，在很久以前就被认为是电子计算、数据存储、复制和内部通信的机器的保证。部分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即使是高级管理人员现在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机器，从而使他们能够了解这些机器的使用、滥用和不使用；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初级管理人员被迫使用这些机器来代替文书的帮助和陪伴；还有部分原因是，计算机网络让下一级的管理者能够直接在自己的屏幕上监督下属正在做或不在做的工作，从而使得下属的工作与流水线工作一样透明，同时可以立即看到低效的程序、低效的习惯和低效的员工——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期待已久、拖延已久的办公室工作效率的提高终于到来了，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曾经有所保障的白领，暴露在工作场所的混乱、群体性的圈子或至少是就业前景的下降中，而这些一直以来都是成熟经济体中蓝领工人的命运。

举个例子，目前，尽管美国经济正在全面复苏，但一家又一家的知名企业都在宣布裁减数千名白领。他们称之为“重组（restructuring）”，或者更为奇异的是，“重新设计（re-engineering）公司”，并用最新流行的管理顾问措辞适当地装饰会议，这些引人注目的、暗示性的，但又极为肤浅的口号，是由最新的商业书籍畅销书的作者创造的，他们以高昂的费用和福音式的坚持在公司巡回演讲会上宣布，结果在公司简报会、“研讨会”和“务虚会”上，他们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向恭敬、困惑的员工听众不断进行重复。但华尔街通过竞购股票（从而获得丰厚回报的拥有股票期权的大集团高管）所预期的实体经济，并非来自管理顾问措辞的背景音乐，而是来自语音邮件系统取代电话答录秘书，由电脑文字处理及传真板取代书信秘书，由电子记忆体取代秘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文员主管的取代；以及初级行政人员因自动处理文件流而被撤换，其行政主管随之被撤换；以及所有中层管理人员被撤换，这些中层管理人员不再需要监督文书和行政雇员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为什么销售增长的公司并没有增加白领职位；销售水平相当的公司正在减少一些白领职位；而业绩下滑的公司正在减少非常多的职位，比如巨头IBM和通用汽车（GM）经营状况不好时，会削减数万个职位。

长期以来，尽管办公电子产品大量涌现，经济学家们一直对发达经济体中行政上层建筑里令人失望的生产率增长表示遗憾。这在数量上对公司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因为生产商品的部门的生产力确实保持了很好的增长，长期以来一直具有递减的重要性，因此行政活动的生产力滞后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数量。这些经济学家不必再担心了：办公室工作生产率终于以很快的速度增长了，这都是因为雇主们同样迅速地解雇了自己的雇员。

对于经济结构的加速变化，可能还有其他解释。然而，最重要的是结果：熊彼特主义所言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旧技能、行业和整个行业被更有效的新技能、行业和整个行业转移到依赖它们的地方——现在往往要跨越几年，而不是几代人。这足以形成之前提到的巨大差异。有利于全球繁荣、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受益，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至少可以应付的结构变化速度，现在已经残酷地超出了个人，家庭和社区的适应极限。当美国钢铁工人、英国矿工或德国电焊工的子女必须成为如此优秀的作家、教师、律师或商店服务员时，因为各自的父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他们中很少有人抱怨。但是，当同样的变革机制运作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钢铁工人、煤矿工人或电焊工必须自己放弃一生的癖好、自我形象和工作伙伴，以获得需要的新技能时，那就是对长期失业或非熟练工的惩罚低工资劳动力——可能会有挫折和失败。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比担心钢铁工人、矿工或电焊工的劳动，以及那些毫无希望的白种人/男性工业工人阶级过时的劳动力更为老套的了。因此，最大的新闻是：白人的就业也出现了混乱。

我没有通过统计数字来衡量就业保障的下降。但是，统计数据确实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白领劳动力需求减弱对白领收入下降的影响。早在80年代初，工会官员和无产阶级人士就曾强烈抱怨，美国工人正从高薪的工业就业岗位被挤出到最低工资的“卖汉堡”岗位；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在银行业、保险业和金融服务业，以及当时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办公室，那些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绝对正确性的狂热捍卫者迅速增加了“赚钱”的工作岗位，使他们哑口无言。辩论就在这里过早地结束了。 到了1992年底，有680多万美国人在金融部门（银行、保险、金融和房地产办公室）正式就业。正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所肯定的那样，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人是高薪人群，但其中490万名非监管员工的平均收入仅为每小时10.14美元，而制造业生产工人的平均收入为10.98美元。银行110万职员、出纳员和其他普通员工的收入远低于该行业平均每小时8.19美元的水平，而股票和大宗商品经纪商的48500名同行（处于“资金周转”的核心）的收入更高，为每小时13.53美元。尽管如此，如果任何失业的工业工人真的为自己配备了必要的宽大红色吊带（red suspenders，一种西装装束），以便在华尔街发财，他们会发现，回报出奇的微薄。

在人们永远都在解释“在服务业的时代担心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是愚蠢的想法“时，更大的事实则是：美国经济中，服务业员工实际薪酬远低于仍在从事工业工作的同行。此外，多年来，服务业员工的平均每小时收入一直在以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美元计算下降。例如，在整个零售业中，从百货公司到街角的报摊，1770万名“非监管”雇员在1990年11月的平均每小时收入为6.88美元。事实上，他们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峰值6.20美元下降到1990年的5.04美元（按1982年不变）。诚然，零售业中有着很多仍在上学的青少年，他们只在周末和假日工作，已婚妇女则在兼职工作。这可能会压低公司的收益，事实也诚然如此。此外，许多零售业雇员得到的佣金是并没有向劳工统计局的收集者报告的。但是，在交通和公共事业（包括铁路、当地公共汽车服务、公共交通、卡车运输、快递服务、河运驳船、航空公司、电话公司等）中，都找不到要求和佣金都不高的兼职人员。然而，490万1990年11月，整个行业的非监管员工的平均时薪为13.07美元，比制造业的同行高出了2.09美元，但仍大大低于70年代那些员工的实际收入。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在1978年达到顶峰，以1982年不变的美元计算，每小时11.18美元，而在1990年底，以同样的美元计算，则为每小时9.58美元。

更大的新闻是，管理层生活的混乱。这是一直进步的美国的最新趋势，且绝对是一种结构性趋势，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如今，沉闷、安全、令人满意的公司（中等股息、中等工资、稳定、缓慢的增长）几乎绝迹，作为一个阶层的顶级管理者的收入比以前多得多，那些能保住工作的普通管理者的收入要少得多，对于那些被迫在其他地方寻找类似工作的管理者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很少有人注定会将商业期刊的版面美化为创业奇迹，而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失业造成的。有些人接受任何他们能得到的中产阶级工作，通常是减薪的，这样的调整即使很痛苦，也不夸张。其他人的情况更糟。有一位50-55岁的男性，白人，受过大学教育，曾是美国梦的典范，也许仍然住在他设备豪华的郊区房子里，车库里有两三辆车，每年有一两个孩子接受20000美元的高等教育（学费，食宿——所有的额外服务都是额外的），但他曾经的工作由于上述的“重新设计”，已经不复存在了，他现在以储蓄、第二种和第三种抵押贷款和所谓“顾问”的微薄收入为生，这样的人在当代美国已经成为一种典型形象。他们还是会一沓沓地寄简历。他们仍然会利用“关系网”（即向认识的人乞讨工作）。他们仍然穿上工作服，带着真货去“商务”午餐，或者去职业介绍所，但在1958届哈佛毕业生中有10%以上失业的时候，同一职位上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了。

如果这段感伤的轶事不具说服力，或者与负债的印度农民的困境相比，显得难成比例，那么现在有统计数字量化了整个人口的下滑，而中产阶级管理者正是从中产生的。在45-54岁年龄段、接受过4年高等教育的所有男性（约200万美国人，但其中15万是白人）的平均收入在1972年达到顶峰，1992年达到约5.5万美元；直到1989年，他们在三个经济下行周期中停滞不前，到1992年急剧下降至41898美元。根据其他证据，我们知道这些数字平均出了两个在美国经历中同样史无前例的现象：在同一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总收入惊人地增加，收入最低的80%的人的总收入急剧下降。同样，这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位错的量子比例更大。不用说，个人的工作生活不可能在不损害家庭、选择的关系和社区的情况下脱节——整个人际关系的苔藓，只能在经济稳定的基石上生长。最后一点，也是完全肯定的一点：已经发生在美国的一切，也正在或将在其他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发生，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承受着相同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温和的右翼人士——美国主流共和党人、英国保守党人以及其他地方的同僚——必须提供什么？只有更多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更多的放松管制和结构变革，从而使生活和社会关系更加混乱。只是有些好笑的是，如今共和党/保守党的标准餐后演讲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颂扬无阻竞争和动态结构变革的优点，而第二部分则悼念家庭和社区“价值观”的衰落，这些价值观正是被第一部分所赞扬的力量所侵蚀。因此，目前共和党/保守党信仰的核心是一个完美的非逻辑推论。温和派左派必须提供什么？只有更多的再分配、更多的公共援助，以及特别关注那些可以宣称受害者身份的群体，从老年人、残疾人、黑人女同性恋者，再到穷人。

因此，无论是温和的右派还是温和的左派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更不用说为问题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从产业工人、白领职员到中高层管理人员，工人的个人经济完全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他们中没有一个穷人，因此他们无法受益于中等收入者倾向于提供的更慷慨的福利金。他们也并不特别羡慕富人，因此他们往往对“再分配”不感兴趣。他们中几乎没有人真正失业，因此，他们对共和党/保守党承诺通过不受约束的市场的魔力实现更多增长和更多就业机会不为所动：他们想要的是他们已经拥有的工作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正是不受约束的市场所威胁的。

因此，一方面有共和党/保守党的不合理推论，另一方面，温和的左派特殊主义和援助主义，使得广阔的政治空间空缺了出来。这就是1992年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大选年反复无常时，在美国占据的空间，而日里诺夫斯基（Zhirinovsky）在俄罗斯的特殊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怪异的过度行为，个人经济不安全是大多数人唯一关心的问题（居住在拉脱维亚的马列主义前教授同时失去工作、职业和国籍的情况可能很少见，但大多数仍在工作的俄罗斯人现在至少面临即将失去工作的情况）。这是一个产品改良后的法西斯政党，致力于提高广大（主要是）白领劳动人民的个人经济安全的广阔空间。这样的政党，甚至可以像墨索里尼在与希特勒结盟之前一样摆脱种族歧视，因为它的实际贸易量将成为对公司达尔文主义的团体主义约束，甚至延误了对全球化的障碍。不必知道如何拼写Gemeinscha和Geselschaft（两个德语单词，分别表示社区和社会），就能认识到当今突如其来的资本主义中，所产生的法西斯主义倾向。

信件 Vol. 16 No. 10

1994年5月26日

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4月7日的LRB文章中说：“为什么法西斯主义是未来的潮流”。他总结道：由于“从劳动者，白领文员到中高级管理人员，劳动者的个人经济完全前所未有” ，为“致力于改善广大人民的个人经济安全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打开了广阔的新政治空间。

但是，还有另一种结论，与卢特瓦克所揭示事实的地缘经济格局更加一致。经济安全不再是国际公司愿意向工人屈服的好处，因为新的跨国技术和投资跨国流动消除了谈判保护工作或依赖特定地点劳动力的需要。现在，国际资本渴望为购买劳动力提供理想的全球市场条件，因为庞大的临时雇员可以随意雇用和解雇，因此可以无限地接触世界人口。

如果我们牢记法西斯主义必须依靠大企业的合作或支持才能获得国家权力，我们就不得不问，为什么今天这个无根的、遍布全球的国际首都永远支持任何承诺为工人提供“充分安全就业”的政党。任何这样的计划都将削弱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对工人生计、工资水平和就业条件的新杠杆作用，所有这些因素都已经被无情的国际就业竞争迅速而成功地推到了一个越来越低的共同点上。国际资本已经可以通过以电子化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流动来约束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向另一个社会发出信号，它们削减工资和不安全的工作的行为会受到大众的欢迎。而且，它们可以免费这样做，然后把赚来的产品卖给在国际贸易制度保护下失去工作的社区，这些制度排除了民选政府对其行动的任何控制。为什么企业资本会允许旧法西斯的“完全安全的就业”政策来换取民众的支持？这将削弱其更大的新力量，即不受任何地方工人阶级的需要或要求。

约翰·麦克默特（John McMurtry）

加拿大，安大略，圭尔夫大学

Edward Luttwak, Why Fascism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 London Book Review, April 7, 1994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16/n07/edward-luttwak/why-fascism-is-the-wave-of-the-future

译者介绍

董岭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2018级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莫唱当年长恨歌，人生亦自有银河。

技术编辑：吴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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