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528郑向春丨文化遗产关键词：遗产线路

人类学乾坤

【 作者简介】郑向春，博士，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 摘要】遗产线路在历经了理论深化与实践运用之后，成为世界遗产的一个独立类型。其中所蕴含中西方不同特质的“线路文化”之核，使其不论在推进文化整体性、动态性与持续性保护方面，亦或是促成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等方面，均彰显出其独特魅力与价值。

【 关键词】遗产线路；文化线路；线路文化

【 来源】民族艺术,2015(02):42-48.

郑向春丨文化遗产关键词：遗产线路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此次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成为同时拥有现存世界上最长人工运河与世界最长遗产线路的国家。由此，从线路视角看待与研究文化遗产的保护、运用与管理等问题也随之越来越成为国内遗产研究与讨论的热点与焦点。

一、一个时间点

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线路维度与方法经历了从“线路遗产”到“遗产线路”的认知转换，期间所体现的正是对线路概念与理念辨识度、清晰度与重视度的渐次提高，而在此渐进过程中涉及一个重要的时间转折点——2005年。在2005年以前，遗产线路均是以线性文化景观形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提名并登记于《世界遗产名录》之上，人们普遍将其称之为“线路遗产”“线性遗产”或是“线性景观”。而与此遗产认知理念相对应的是一种“景观的线路研究方法”，该方法将线路视为文化景观的整体类型，以期通过线路寻找历史景观遗迹，进而打开景观的纵深维度。[1]当时这些被归为景观类型的线路分为：运输线路(奥地利赛梅林铁路，1998；印度大吉林喜马拉雅铁路，1999；法国米迪运河，1996)；贸易线路(阿曼乳香线路，2000)；宗教线路(西班牙圣地亚哥朝圣线路，1993；该朝圣线路法国部分，1998；日本纪依山朝圣线路，2004)；以及堡垒/防御工事线路 (英格兰古罗马帝国边界线，1987)。[2]

2003年3月，世界遗产委员会于巴黎总部召开，此次会议把对《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 的修订作为第5项议程，而这一修订的重点便是加入遗产线路内容。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派下，国际古迹遗址委员会(以下简称ICOMOS) 下的“文化线路国际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CIIC)专门在马德里召开会议针对此项议程进行讨论，其间成果最终被融入《操作指南》中，并正式加入遗产线路相关内容，由此标志“线路”成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2005年2月，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代表批准实施UNESCO最新版本的《操作指南》，促使“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概念得以被正式认可，并成为迄今四项世界遗产类别之一，该《操作指南》第3款写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与定义的几种文化和自然遗产具体类型，迄今，已包括以下类型：1.文化景观；2.历史市镇和市中心；3.运河遗产；4.遗产线路。由此，遗产线路成为遗产解读与保护的一种新视角与新方法，以其所体现出的动态性、交流性、连续性、时空延展性等特质达成对遗产系统性、完整性、活态性与真实性保护。

二、两个理事会

进一步值得强调的是，遗产线路在今天世界性遗产保护体系与话语中能够最终占据一席之地离不开两个协会对线路文化的重要研究与推进，一是之前提到的ICOMOS，另一个则是欧洲理事会。ICOMOS所推进的“文化线路”(Culture Routes)概念，成为了当前遗产保护的重要理念，代表了文化遗产演进与扩展的新思路，“该概念认为遗产保护应超越地域界线而综合考虑遗产整体价值，即在尊重每一独立要素同时，强调将每一独立存在的文化遗产作为整体组成部分进行价值评估……文化线路反映了交互式的、动态的，以及演变的人类文化间联系的过程，展示了不同人群对于人类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贡献。”[3]

ICOMOS对于文化线路概念的形成、推进与深化则是通过了以下几次重要会议达成[4]：

文化线路概念的不断深化与扩展最终促使UNESCO明确了遗产线路的“线路文化”之核。这一文化核心注重点线面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古代与近代结合、有形与无形结合、经典与日常结合、自然与人文结合，进而以一种完整、真实、整体的遗产体系形象彰显其独特价值。

另一个对遗产线路的提出与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协会是欧洲理事会(以下简称COE)。欧洲大陆长期的社会争战与宗教冲突，使整个欧洲极度厌倦战争而期待共同防御，由此成立了一系列促进对话与统一的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在此背景下，1949年致力于民主、法治、民族与文化多元的COE成立，1987年COE启动了文化线路项目，该项目的目标在于“落实人权、民主、文化多元、认同、跨界与跨世纪丰富的相互交流”[5]。COE对文化线路做出如下定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遗产，以及旅游合作项目，目的在于基于历史线路、文化概念与现象基础之上的一条或多条线路的发展与促进，这一文化线路对于理解与尊重跨越国家界限的共同欧洲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6]

2010年12月，COE部长委员会通过了针对文化线路的“局部放大协定”(Enlarged Partial Agreement，以下简称EPA)，以增进各国更为密切的合作。该协议规定：其一，通过跨越边境的线路，达成对居于价值分享的欧洲多元文化的有形说明；其二，达成跨文化对话与理解。[7]在此背景下，29条文化线路得以被COE认定，这些路线持续性地跨越了欧洲及其之外，涉及数以百计的文化事物、教育交流与经济、旅游活动，囊括成千上万的人、组织，以及当地社区。EPA的目标在于基于文化线路的文化合作、可持续区域发展以及社会凝聚力的潜在作用。由此，EPA在网络工程的建设与组织、线路历史背景的研究、文化与教育活动的展开以及一种可持续旅游发展模式等方面均提供了强大的帮助与指导。

CEO在欧洲特殊历史背景下所开展的旨在强调跨越国家界线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合作的文化线路项目，为遗产线路的进一步保护、运用与管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分析与运作框架，为遗产线路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依然能够持续性发展开通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罗马之道”。

三、遗产线路中的“线路文化”

若是从学理上对遗产线路的“线路文化”之核进行知识考古，则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关于直线运动与地界关系形而上的论述。地界，即地球的位置，由气、火、水、土四种元素占据，四元素朝向或偏离自己位置的运动就是直线运动，由此，四要素所构成的事物均按照其本性做直线运动，因为直线运动是断续的、暂时的，所以这些地界上的事物是可朽的。亚里士多德对地界直线运动的分析对应于其对天界圆周运动永恒性与持续性的认定，直线与圆周运动共同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对于移动本质的界定：从静止到运动的过程是从潜在到现实的内部转换，需要一个潜在的现实推动者作用。换句话说，在位移的运动方式中，静止与运动、潜在与现实关系最终被归结为被推动着和推动者的关系，而神作为“第一推动者”是形而上的最高原则。[11]

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下，线路作为地理学的重要概念，集合了诸多地理要素，其所包含的文化与自然因素成为表征地球特质的一种线路定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都将线路视为一种文化景观的整体类型，以此来寻觅文化用线路形塑景观的不同方式。[12]这也是UNESCO一开始将线路遗产划为一种文化景观类型的理论依据所在。然而，“只是将线路视为一种人文地理的表现方式，而长期缺乏对于线路本身的关注，造成对线路中物质与文化要素独特性研究的缺失。”[13]此后，线路的系统性因符合人文地理学特质而得以被重视与研究，学界也由此强调“线路作为整体也需要一种像地形学一样的详细描述方式(deive-explanato)，进而促成一种文化地形学。”[14]这一详细描述聚焦于对线路价值的关注，寻找线路系统中的历史、文化、技术、地理等要素，注重于对线路两方面的观测：其一，不同要素所表现出的一种累积性历史联系；其二，不同时期所定义的经济 - 技术模式。[15]

由此，在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思想的一路继承、反思与批判中，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凭借其强大的抽象思维运动，以及人文地理对于线路理念的研究与推进最终成就了19世纪70年代人类学继进化论之后的第二大理论——传播论(diffusionism)[16]。传播论者认为，人类文化来自于某一起源地向其他地区的扩散与传播，各文化事象在线路移动过程中形成区域间的文化相似性，由此可通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文化圈描绘出一幅人类文化分布图。只是，在传播论者眼中的文化采借与交融依然带有明显的等级差异性，文化是由中心向边缘的扩散，异民族文化依然是时间上的他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交融源自涵化(acculturation)的力量。1938年赫斯科维斯在其著作《涵化——文化接触的研究》中首次对涵化作出如下定义：“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文化接触所导致的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17]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涵化持有不同定义与理解，但均强调不同文化系统间因直接接触而引起的文化传递、融合、替代、创新、抗拒等过程与结果。涵化所表达出的文化在流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与线路文化相一致。不过，涵化依然没有逃脱文化“位势差”的有色眼光，其文化变迁方向从一开始便是从弱势文化朝向强势文化的流动，由此涵化依然充斥着暴力与权力的色彩。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在其著作《线路：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移动》(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8]中直接通过线路打破以往指向中心、单一与地域研究的支配地位，通过旅行与接触将人类置于一种转换性构建(constituted by displacement)过程中，其间缠绕着移动、文化经历、结构，以及接触的非匀质世界中人们的不同表述。克利福德指出，长期以来人们都假定社会处于特定区域之中，根源总是优先于线路 (roots always precede routes)，但其实，对于任何地方而言，人们的移动与接触早已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此，旅行(travel)成为勾画线路的一种多元性概念工具，当旅行一旦被解开枷锁，成为人类经验一种复杂的、普遍的图谱，那么位移实践(practice of displacement)将成为文化意义的主要构建方式，这种空间跨越与联系将最终动摇以往文化中的地方主义色彩。[19]

对此，克利福德提出一种文化跨域(trans local culture)[20]的方法论来对应其线路理论。当边界(borders)获得一种似是而非的中心地位，那么发生于边上(margin oredge)或是线上(lines)的交流将构成一幅复杂的地图与历史，它既非全球化也非普遍化，在人类学界将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即以一种关系性的非目的性的方式表述一种全球与地方性的过程。这一新的范式既不同于涵化所指涉的线性轨道(从文化A到文化B)，亦不同于混合(syncretism)所暗含的两个文化系统的叠加，而是起始于一种历史性接触，缠绕着宗教的、国家的、超越国家的范畴。这种联系性的方法论突破以往考量整个社会文化如何一步步进入一种关系性网络的过程，而是将社会文化本身视为一种联系性系统以及这一体系如何在移动的历史进程中又进入一个新的关系网络的过程。最终，在克利福德那里线路成为反思与批判、中心与地方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用于勾勒出一幅全球流动、异质、交融的绚烂图谱。

在中国，线路文化内核体现于古代对“道”的解说与阐释之中。《说文解字》中：“道，所行道也”，字形采用

[21]，即人们所走的路。若从道这一古老语义上辨识《老子》经典的道论，则可得出一番有趣论述。《老子》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2]以往学者们多认为“可道”与“可名”同义，即可以道说、言名与指称。而实际上，二者含义并不相同，“可名”可指名言、道说；而“可道”则指可以行走。元代学者吴澄的《道德真经注》即释“可道”为“可践行也”；清代学者成克巩所辑《御定道德经注》中则将“可道”释为“行之也”。清代学者戴东原在其《孟子字义疏证》中也有“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说法。[23]由此，“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一个“道”作为共相是事物自然无为的特质；第二个“道”作为具象是事物生成幻化的行走法则，而这一无一有共同构筑了世间万物作为普遍性存在的第三个“道”。

秉承此道家影响，《淮南子》以气解道，凸显道运行变换的气质。《淮南子·齐俗训》中“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24]其中，宙为时间，宇为空间，而道正是在这时空之中实现与实践自身。《淮南子·泰族训》中：“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25]指出，由阴阳二气整合而成的道，蕴含了事物互渗、互含与互换的力量，故由道所运行下的万物变化，并非一种直线型运动，而是回归自身或转换为他物的迂回或是曲折线运动。

《辞源》列出了道的12种义项，并可归纳为以下5类：a.道路；b.方法、规律与思想；c.引导、疏通；d.说；e.姓氏、道家、量词、行政区。若以路论道，则可统合道的诸般意涵：道路与地域联系在一起，此地域在道家精神学说中是被照亮者，是拨开遮蔽而达于敞开的境地。道作为为一切开道的道路，引导人们通往此明亮之地，也由此使我们开始第一次思索什么是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等，期间隐藏着一种想要被言说的运思之道。而要达到此地域的方法则如同“一条巨大暗河的分流，为一切开辟道路，为一切开出它们路径的那条道路的分流”，最终，“一切皆道路”。[26]

四、遗产线路个案：作为遗产线路的中法葡萄之路

中法葡萄之路是一条隐匿于云南群山河谷之间的古老线路。笔者自2007年开始从物的民族志视角对法国葡萄的追踪与探究，进而追踪到葡萄从越南沿滇越铁路入境云南，后沿铁路一路向北经由红河州蒙自、弥勒，抵达昆明后继续北上进入大理祥云，最后到达迪庆州维西、茨中村的流动踪迹。中法葡萄之路缘起于19世纪中期法国传教士在云南推进的传教活动。法国顺应1885年签订的《中法条约》将“殖民之手”伸入云南，先后开通河口、蒙自口岸，后又于20世纪初修筑从越南河内通往云南昆明的米轨铁路，彻底将云南作为其资源掠夺、避暑修养的绝佳境地。大批法国传教士也由此滇越铁路进入云南从事其传教活动(图1)。

图 1 中法葡萄之路示意图

法国葡萄籽便是在此情景下伴随传教士的南来北往中逐渐扩散。虽然葡萄的传播在当时伴随的是法国殖民势力在云南全境的推进，但作为此扩张势力副产品的葡萄籽却随后于云南边陲之地引发了一场物种、文化、宗教、习俗、民族、饮食、建筑、农耕传统等要素的大交流与大融合，其影响时空之大由一个多世纪之前一直延续至今。葡萄酒中所携带的西方宗教、征战、贸易、生活等丰富文化与沿线各族人民的信仰仪式、生计模式、民俗生活等要素互动融合，转换出了如今这条线路上无比独特的葡萄文化景观。今天沿此葡萄之路，教堂、葡萄园、葡萄酒、葡萄藤、酒庄、法式建筑、滇越铁路等均可见可感。然而，遗憾的是，这条古老的中法葡萄之路一直未曾引起外界关注与重视。

这一状况同长期以来学界对葡萄的区域性研究惯性相关，以往学者们对于葡萄的研究均局限于特定区域之内，如关注茨中葡萄酒的中法文化融合。茨中葡萄与当地居民生计模式关系，或是弥勒“玫瑰蜜”葡萄文化等，这些区域性葡萄研究虽深化了研究主题，但因缺乏联系性而将研究置于一种静态状况。而从遗产线路视角切入葡萄研究，将能够改变之前葡萄研究的静态性，从以下两方面达成对葡萄一种新的认知与运用：其一，葡萄将被置于一种动态性与联系性的互动关系之中，通过线路上各区域、各居民围绕葡萄而发生的联系，葡萄在线路上的跨区域流动与空间实践特征将得以凸显；其二，遗产目的在于保护与传承，作为遗产线路的葡萄，其未来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将被置于研究的关键位置，由此通过遗产线路保护的新理念与新角度，辨识、记录与整理这一古老葡萄之路，使该线路焕发出新的生命意义与价值。

由此，遗产线路以一种系统性、联系性与完整性的研究与保护思路呈现，归纳如下表：

相应地，以遗产线路对葡萄进行研究，将达成新的研究视角与内容：首先，依据葡萄的来源地与流动性，将线路主题定为“中法葡萄之路”；其次，通过葡萄所携带的法国文化与沿线茨中、维西、祥云、昆明、弥勒、蒙自，以及铁路站点间的互动、互渗与互换形成的葡萄文化景观辨识葡萄之路；第三，追踪葡萄之路形成的历史、生长环境、与沿线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功能作用，以及法国、各族人民透过葡萄栽种与葡萄酒酿制而发生的文化交融，研究线路；第四、根据葡萄文化遗产点、线路与影响区域结合中的静与动、旧与新、有形与无形、神圣与日常、自然与人文等评估线路价值；最后，通过各保护主体的配合运作，达成对葡萄之路的有效管理与运用。总之，基于一种遗产线路视角的系统性研究，促使这一至今存留于云南境内的中法葡萄之路得以被辨识与挖掘，该研究方法赋予了葡萄之路一种整体、流动与持续的全新面貌，将该线路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价值重新完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遗产线路在经历了理论研究深化与实践运用操作的双重考验与延展后，最终以独立姿态成为世界遗产的一个类型。其背后所蕴含的“线路文化”之核，及其所呈现的诸要素交流融合之特质，均促使遗产线路不论是在文化整体的有形/无形、传统/现代、动态/静止等整体保护，或是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达成一种现当代合作交流的运用方面，均可发挥重要作用、彰显独特价值。

【 文献引用格式】郑向春.文化遗产关键词：遗产线路[J].民族艺术,2015(02)：42-48.丨 参考文献略。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执行主编：佛子

编辑：李菲、林敏霞、王华、小鹏

[19] 20514第六届旅游高峰论坛·延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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