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来向武：梁衡新闻理论的一心一律二界四性

梁衡新闻理论的一心一律二界四性

作者/来向武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摘要：从世界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和源流看，梁衡新闻理论的特殊性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从具体的理论贡献看，梁衡在新闻理论体系的多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思考结果和特殊认识，如果将其联缀起来，可以总结为“一心一律二界四性”。这些具体的理论内容，对于新闻实践工作，有更直接、更有启示性的指导帮助。在另一个层面上，如果考察梁衡新闻理论对于整个新闻学的贡献，则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底色，从实践中认知再回归到深入的理论思考中，关注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与命题达到高度统摄性的概括，这三点是梁衡新闻理论的最大特点。三方面统为一体，则更体现出梁衡新闻理论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梁衡、新闻、实践、新闻定义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人文学科。世界新闻理论的发展，无论中西，也都是从各种实践活动而来，再经过不断的论争修正，而不断发展的。这些实践活动，不限于新闻实践，还涉及到政治、商业、战争等方面。新闻学理论的发展，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支持。这些因素，给新闻学理论的研究设置了天然的门槛。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不乏繁荣、相当宽泛。但是，结果却有相当长时间，“术”的讨论，胜过“学”的思考，跨学科的研究，屡屡贡献甚多，以至于新闻学似乎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可以暇时涉猎的，只是处于其他学科的边缘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能从实践中来又出于实践，具有卓越的理论思辨和理论建构能力的人才极为稀缺。内在的影响因素则是，新闻学的研究实践和研究对象距离太近，导致对“术”的总结对于对“学”的思考。另一方面，善于横跨多个领域，而又关注新闻理论发展的学者极为稀缺。从这两个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去看，梁衡对于新闻理论的贡献都是极具独特价值，极为可贵而难能的。新闻理论的发展，需要各种范式、流派的持续对话，梁衡新闻理论在这种学术对话中，显然是独特的。

一、条件：实践、层级与贯通

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文化都孕育、发展于特定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之下，它们所具有的价值就在于其不可与其他文化通约的独特性。[1]认识梁衡的新闻理论研究，首先要从其研究的内在和外在条件来入手，这样，可以使我们不仅看到研究的成果，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研究的过程、方法论和“独特性”。

首先，从外在的、客观的条件来看，梁衡丰富的新闻实践活动，是其一切新闻理论研究的总源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新闻实践是人们认识新闻活动的前提。而且，梁衡的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活动，又包含了通讯员、基层记者、驻站记者、人民日报副总编、新闻管理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新闻学博士生导师等多种角色。可以这样说，一个新闻人所能具有的主要职业角色，他都经历了。这一经历，在当代的新闻学界与业界，是唯一的。即就是放眼世界，这样的经历也没有第二个。

而且，这些角色集于一身又经多次转化，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反复锻打的过程，可以使梁衡从不同角度来完成对一些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始于最基层，终于最顶层，使梁衡对于新闻的基本性质、宏观管理、基本规律等，可以有更全局性、统摄性的思考。也使得其思考结果，更加深入、可信，所关注的都是新闻实践领域中的真问题，所获得思考结果，都是对实践有真的指导作用的真学问。正如先生自己所言“我力图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解答。”[2]如果总结先生的新闻研究理论，出版一本《实践新闻学》，也一定是对现有以学院派占主导的新闻理论研究的一次突破。

其次，从梁衡自身的知识背景和专心研究的领域来说，横跨多个学科，融汇不同领域。所以，先生对新闻与文学、新闻与政治、新闻与文化等命题的研究成果，不仅有思考的深度，而且充满创新观点。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李彬教授曾经说，关于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他长期思考没有理清，也没看到别人把这一问题讲清楚，单梁衡老师的研究讲清楚了。[3]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杨保军教授曾经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完梁衡老师的发言后，深受启发和鼓舞，颇为激动地当场和梁衡老师谈论他的研究计划。他的设想，是系统地将新闻学与周边学科的关系梳理清楚，目前，这一庞大的研究计划，已经出版了十本著作。梁衡老师所关注的新闻与政治、新闻与文学的关系，也正是他所面和思考的问题。可以说，梁衡老师用他自身的学术力量，贯通了多个领域的知识理论，为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梁衡老师所坚持的研究精神或者伦理，也为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2014年，中宣部曾经专门立项，请梁衡老师领衔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新闻理论研究，前期的研究经费20万元已经到位。但是，经过几次会议之后，考虑到所有研究成果都要送审、论证，然后按照有关讨论结果再行修改，梁衡老师放弃了这个研究项目。相比于这些稀有的荣誉，他更看重自己思考研究的独立性。所以，在梁衡新闻理论的研究中，我们看不到人云亦云的东西，即就是一些大家都在思考、讨论的问题，他也总是有自己独到的思考结果。

二、内容：一心二律三界四性

同心理学、历史学等其它诸多学科一样，新闻学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一直面临着许多基本问题讨论不休，难以达成统一的问题。“新闻是什么”，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林林总总几百个新闻的定义。梁衡对新闻定义的思考，可以看作是梁衡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个典型代表。其研究成果，也充分具有梁衡新闻理论研究的特点，即对于一些新闻学根本性的命题、问题，有自己的新的思考和认识。总体而言，梁衡新闻理论的主要成果或者说主要创新点，可以总结为“一心一律二界四性”。

所谓一心，就是一个核心，是梁衡对于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我国学界一般认同的新闻的定义，是陆定一在延安时期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的一个观点。而梁衡给出的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为受众所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4]这一新的定义，是在陆定一定义的基础上，又完善和强调了“受众”、“信息”以及“传递”三个方面。不仅鲜明地点明了新闻的信息性质，而且从实践出发，更强调了具有“受众”对于新闻的重要性，“传递”则已包含了现代传播观念。先生对于新闻理论的诸多思考，都可以在这一定义中找到体现。所以，梁氏新闻定义，可以看作是梁衡新闻理论的一个核心。

“一律”则是总结出了新闻与政治的“四点交叉律”。新闻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复杂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内在性质和运动规律，梁衡不仅非常清晰、形象地总结出了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影响因素，而且创造性地发现了两者之间互相影响的曲线关系。这一发现总结，为古今中外的新闻理论所未见，是梁衡先生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因为身兼记者、作家、官员、学者等不同身份，梁衡先生还阐释清楚了新闻与文学、新闻与政治两者之间难以辨清的关系。提出了新闻与文学的十二点区别，并进而解释清楚了新闻之所以不能散文化的原因。这一问题，曾于1994年到1995年期间，在全国新闻界引起过一场大争论大讨论，最后是以先生的文章作结而平息各方论争的。如果说对新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证，主要是因为先生长期以来身跨两界，对两方面都有深入的感受和思考。则对新闻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证，更见先生的思考能力。这本来是两个本身就很宏大的概念，对两个研究对象本身，就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先生却独辟蹊径，从两者的典型定义本身出发、从其基本属性、运行规律出发，层层深入，最后终于能见前人之所未见。从这一论证过程，也可见先生所独创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这一思考能力是建立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先生后来还有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也曾将其作为学生的论文题目，惜学生不才，未能完成这一题目。

四性是指先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极大的理论勇气，于1995年时提出了报纸的四个基本属性，即“政治属性、信息属性、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5]特别是明确提出报纸具有“商品属性”，这在当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帮助人们澄清了我国市场化报纸当时发展中束缚大家思想的重要理论认识，也为此后中国报业连续10年的高速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当然，在以上四个方面之外，梁衡新闻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对于记者采访、写作规律的总结，对记者责任的思考，对编辑规律的认识等等，都有独特之处，它们一起构成了梁衡新闻理论研究的丰富内容。

三、价值：独特性与创造性

如果跳出理论本身，站在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梁衡新闻理论研究的价值，我们可以有一些更清晰准确的认识。

歌德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6]应该说，梁衡对于新闻理论的思考，并不是完全系统的。但他所关注和思考的，却总是关乎一些根本性的核心的命题。所以，相比于许多在“术”的层面总结研究方面更有优势的业界的研究者，梁衡先生的新闻理论研究，虽然也有很多在具体的新闻实践方面的精妙观点，但对于一些真正理论问题的探索和努力，却是很难见到的独特的研究成果。如新闻与政治、新闻与文学的关系、新闻与政治的四点交叉率等。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的范敬宜先生，有一次在他给本科生备课上课时，颇费周折地一定要找到梁衡所总结的关于新闻编辑的一句话。这种来自于长期实践中的理论总结，在范敬宜先生看来，更具有价值。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来自于实践业界的智慧和研究成果太少。中国新闻学界非但没有给新闻实践提供太多的支持，反而在新闻传播的教学中，长期与新闻实践脱节。从这个角度说，梁衡老师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更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18年评选第六届“范敬宜新闻教育良友奖”时，当梁衡老师被提名时，评委们一致同意，毫无争议地当选。

在美国的新闻院校中，有一半的师资是必须来自于新闻业界的。但是，从现实出发，要求这部分师资和另一半做理论研究出身的师资同样去写论文做研究，这些人也做不到。所以，对它们的要求和管理实行另外的标准，这些老师不要求同研究型的老师一样发论文，它们也不评教授，而是按照高级讲师的序列评聘。这说明，一方面，新闻教育和新闻理论研究，离不开新闻实践。另一方面，在新闻理论的研究方面，业务背景的师资确实有一些障碍的存在。一般来说，理论研究需要遵循一定的范式，需要严密的逻辑、需要有研究方法的训练和沉静的思考。这和新闻实践之间，有着不同的方法路径。同时熟捻这两种方法路径，是有一定门槛的。这是新闻学科在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方面一直存在的内在障碍。这些说明，出于实践而能做好理论研究的稀有价值。在中国新闻界，能在两方面都做到顶级水准的，惟有梁衡老师一人。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作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科排名第一的院校，在延聘业界的博导时，首先就选择了梁衡老师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时任院长郭庆光教授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说到，当时完全是根据学术成果来推荐延聘的。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董伟曾组织出版一批新闻理论著作，第一次确定的来自新闻业界的学者，只选择了两位，一位是梁衡，另一位是艾丰。艾丰先生的《新闻写作方法论》曾获得吴玉章奖。

新闻史研究泰斗方汉奇先生曾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和任务。时代环境造就了梁衡先生独特的新闻活动经历，梁衡先生自己造就了一个新闻理论研究的独特山峰。在以后的新闻实践中，大致不会再有类似梁衡先生独特经历的人了。如同梁衡先生一般所取得的新闻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现，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作者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1]彭刚《思想史研究》（第一卷），丁耘、陈新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25页。

[2]梁衡《梁衡文集》（卷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4页。

[3]李彬、王君超主编《媒介25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2页。

[4]梁衡《梁衡文集》（卷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6页。

[5]梁衡《梁衡文集》（卷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0-35页。

[6]转引自彭刚《思想史研究》（第一卷），丁耘、陈新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25页。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