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丰子义|人学视野中的国家治理

我国对治理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薄弱，处于破题开局阶段。这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短缺，一是理论短缺。对于治理，学术界和社会上虽然都予以高度关注，但目前支撑治理创新的理论则明显短缺，可供借鉴的西方治理理论本身也并不成熟，而且西方治理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也有待深思。如何立足中国国情，吸收和借鉴西方治理理论的有益成果，从而形成适合中国本土的治理理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二是实践的短缺。虽然近些年来全国上下就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时间短、问题复杂，这些探索还是初步的、试点性的，所取得的经验还缺少普遍性，治理实践还有待深入探索。理论和实践的短缺，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强治理的研究。

对于管理，我们比较熟悉，而对于治理，则相对陌生，因而这是一个新课题。管理与治理虽然不是截然对立的，但也确有明显不同。尽管是一字之差，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却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学界许多学者的看法，管理与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则不仅是政府，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就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

二是运作方式不同。管理的方式一般是垂直型的，即自上而下的，而治理的方式既可以是垂直型的，但更多的是水平型的，最后形成的是纵横交错的网络型治理方式。不仅如此，管理的运作方式是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常受到质疑; 治理的运作方式是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认可，有效性大为增强。

三是手段不同。管理的手段主要诉诸行政手段，而治理的手段不仅借助于行政，还更多地依靠法律。只有诉诸法律，才能真正实现自治、共治、善治。这就必然突出依法治国、法制建设。可以说，治理与管理尽管有多种差别，但最为重要的差别，就是由以权力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突出了人的地位、作用与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实际上就蕴藏着深刻的人学内涵。从其治理的目的或目标看，突出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国家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固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但治理本身也是有目标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为此，治理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激发活力，发挥各种社会力量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夯实治理基础，为治理和服务提供制度和体制保障; 发展社会服务，提升惠民的社会服务水平；创新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和谐; 强化公共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加强应急管理，增强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处置能力等。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人的生存发展而展开的，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离开这一宗旨，治理也就失去了起码的意义。再从治理的力量和途径来看，重要的还是要依靠人，依靠人们素质的提高和治理能力的增强。治理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没有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没有全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也就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强调法制建设与强调提高人的素质是并行不悖的。通过人的发展来达到有效的治理，这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如何推进治理的现代化? 这是一个大题目，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而从人学的角度看，重要的是把人的问题作为治理的重要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为此，应当在以下这些方面有所推进。

一是治理理念问题。治理理念作为治理的观念形态，主要反映的是治理的价值取向，它在治理过程中起着规范主体行为、凝聚治理共识、引导治理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在价值取向上，治理首先要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国家治理要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根本，坚持和完善各种政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其次是要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在目前利益多元化、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合理维护，也要善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保障宪法严肃性的前提下，承认合理合法的个性化追求、保障个人的自由，让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再次是要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形成公平的社会体制和机制，以保证正义的实现。在公平正义问题上，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的行为、公信力和能力直接影响公平正义的维护和实现。总体来看，治理应当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就是要求治理有益于增进人民福祉。

二是不同主体作用的发挥问题。治理主体由单一性走向多元性，这是必然趋势，但在治理主体体系中，政府、民众和社会组织各处于何种地位、相互间关系如何处理，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必须肯定，人民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当家作主的作用。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渠道来实现。当然，肯定人民主体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轻视政府的作用。政府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方面有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的功能，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场。既然政府、人民以及社会组织都是不可缺少的治理主体，那么在多元主体共治中就必须实现相互协调、匹配。如何协调、匹配？没有一定之规，完全因具体情况而定。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对象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有的是政府牵头为好，有的是社会组织牵头为好，还有的是群众自我出面效果更好。不管怎样，要使人的因素和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

三是扩大参与的问题。要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的主体，必须使其参与到各种治理中来。没有实际的参与，主体的作用就是一句空话。扩大参与的过程，就是一个增强民主的过程。这就是要赋予民众以更多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民众通过各种正当权利的行使，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扩大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众治理能力提高的过程。正是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民众经受了教育与训练，从而可以提高自身的素质，提升治理能力。各个治理主体能力的提高，无疑是国家总体治理能力的增强。扩大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马克思讲过，“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正是通过参与，每个人扩展了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自己。

总体说来，在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应当既见制度又见人。制度当然重要，但制度是要靠人来建立、来执行，缺少人的维度，治理现代化就会落空。

作者系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学者。

文章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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