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勋初：唐诗文献综述（七）——登科记

宋拓雁塔题名帖

《全唐诗凡例》中一则曰：“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季振宜）《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应以登第之年为主。

在封建社会里，士人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争取服官，这不仅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而且也是施展个人抱负的主要出路。唐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举制度。几项主要的科目，如进士、明经以及制举，吸引着大批文士，其中尤以进士科的吸引力为大。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日后飞黄腾达的机会最多，《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因而进士及第者无不意气发，登第之后还有探花、会宴和慈恩寺塔题名等方式表示庆贺。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言及曲江亭子，“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可见这些及第进士们其时情绪之高扬。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唐代应科举考试者，座主门生的关系，同榜之间的关系，尤受重视。长庆四年（824）李宗闵权知贡举，放唐冲、薛庠、袁都等及第，时称“玉笋班”。贞元八年（792）韩愈、欧阳詹、李观、崔群等人联第，时称“龙虎榜”。他们日后的亲密关系，都是在同应进士举时奠下基础的。

《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中说：“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辑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

《新唐书•艺文志》上记载，有关唐人登第的著作计有三种，即崔氏《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卷》六卷，李奕《唐登科记》二卷。这些书都已亡佚，而据《玉海》卷一一五《选举》引姚康《科第录叙》，云是穆宗长庆之前的“登科记"就有十多种。这类著作大都出于私人著录，到了宣宗时，情况才有改变。《东观奏记》卷上曰：“大中十年（856〉，郑颢知举，后宣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虔承圣旨，敢不讨论。臣寻委当行祠员外赵璘采访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618)至于圣朝，谨专上进，方俟无疆。’敕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后，并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賦题目进入内。仍仰所司逐年编次。”这也就是说，中唐之后已经建立起了逐年编纂的制度。

经过五代之乱，这些“登科记”大半已经散佚，时至宋初，就有人出来搜集，并重行编纂，那位对保存唐代文献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乐史，在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可观，《玉海》卷一一五《选举》载：“雍熙三年（986）正月，乐史上《登科记》三十二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贡举事》《题解》各二十卷，以为著作郎，直史馆。”可见他对有关唐代科举的文献全面地做过整理。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则有洪适的《重编唐登科记》十五卷问世。此书不见后世目录，想是宋代之后即已亡佚，但在《盘洲文集》卷三四中保存着《重编唐登科记序》,可知他是根据姚康《科第录》的前五卷（即唐高祖、太宗两朝），又据崔氏《显庆登科记》及续书，再参考《唐会要》《续通典》及唐人文集加以补正，故名重编。这就说明，唐代的一些“登科记”，此时还完整地保存着，只是由《因话录》作者赵璘编纂的《登科记》，已经遗佚而不见于书目著录了。

后代记载登科之事最为完备的材料当推马端临《文献通考》。此书卷二九《选举考》二中有一份《唐登科记总目》，载唐初至昭宗天祐四年（907)历年登科人数，末称“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岁所取进士之总目”。这个总目之中没有包括明经、制举这两种也很重要的科目的中举人数，但如有关秀才科的兴废与中举者的人数等有关材料，则由此书得以保存。看来马端临还能看到不少唐代的“登科记”以及宋代乐史等人的有关著作，才能做出这样详细的记录。

明代万历时，徐应秋撰《玉芝堂谈荟》三十六卷，也保存着许多唐人登科的材料，中如《历代状元》等记载，如果不是见到大量的原始资料，那是编纂不出来的。由此可知，时至明代后期，尚能见到数量众多的唐人登科的文献。

经过历史的淘汰，唐人和宋人所编的“登科记”的原貌已经难于见到，然而王懿荣刻《天壤阁丛书》，于《莆阳黄御史集》后附正德本《别录》一卷，内附有关黄滔登科的册页一幅，保存着某种《唐登科记》的原貌，今将此页转录如下：

唐登科记

卷第八

乙卯乾宁二年刑部尚书崔凝下进士二十五人

观人文化成天下赋内出白鹿宣示百僚诗

张贻宪 卢赡 李光序 韦说 崔赏

封渭 卢鼎 赵观文 郑稼 黄滔

李枢 韦希震 孙溥 苏谐 王贞白

程晏 张蠙 陈饶 崔仁宝 卢赓

崔砺 沈崧 李途 杜承昭 李龟正

当年放榜二月九日宣诏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

除此之外，宋代还有一些关于科举的著作，如记科名分定的《科名分定录》，记名讳的《讳名录》等，都与“登科记”有关。这些都是记载登科之事各类著作中的支流别派。

时至清代道光年间，徐松博征载籍，编成《登科记考》三十卷，对此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订，给后人提供了一份至可宝贵的研究成果。

徐松以为《文献通考》中的那份唐登科记总目采用了乐史的书，于是以其著录的科名、人物为纲，按年分列。首举当年有关科举的大事，如诏令、章奏、贡举等，后列秀才、孝廉、进士、明经、宏辞、拔萃、制科等及第人名，而以进士为主。徐松博采两《唐书》《唐会要》《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玉海》《太平广记》《永乐大典》及唐宋以来文集、笔记、诗话、方志等大量材料，将有关人员事迹注其名下，还将应试者的诗赋附于其后。一编在手，唐人科举的情况，大致可以掌握。徐松还将他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用考证和按语的方式注出，足供读者参考。如卷五开元五年（717）博学宏辞科下加按语曰“按博学宏辞科置于开元十九年，则此犹制科也”。又如卷一一大历十四年（779)独孤绶中进士第，又中博学宏辞科，其下都有详尽的考证。唐人年内连捷者不多，徐氏于此做出说明，可解读者疑惑。

（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中华书局，2017年。

全书编排，卷一至二四为唐代部分；卷二五、二六为五代部分；卷二七为登第年代不详的人物，按科目为类，按大概能推知的时代为序；卷二八至三〇为“正史、稗官及唐人艺文之涉贡举”的各种文献，谓之“别录”，均为研究唐代科举的有用材料。书前有凡例十九则，内有徐松的许多研究心得，值得参看。

徐松注意研究唐人科举问题时，正任《全唐文》馆提调及总纂。他利用当时图书资料方面的优越条件，大量发掘《永乐大典》中的材料，如其中的许多方志，均为宋元旧本，记载当地士人应举之事，不见他书记载，这些方志今天很多已失传，也就显得特别可贵。

徐松还广泛运用《文苑英华》中保存的省试（州府试附）诗赋推断作者的及第年代。这些诗赋，一般认为文学价值不髙，向来不受重视，然而根据诗赋题目却可以推知作者应试年代，《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缘举杂录》:“兴元元年，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至是再荣，人谓之瑞柳，礼部侍郎吕渭试进士，以‘瑞柳’为题，上闻而恶之。”此事不载年月，然可考知。査《唐语林》卷八记“神龙元年已来累为主司者，……吕渭三，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徐松据《永乐大典》引《闽中记》“陈诩字载物，贞元十三年及第”，又据《永乐大典》引《宜春志》“贞元十三年，宋迪登进士第”，知陈诩、宋迪均为吕渭于贞元十三年知贡举时门下士，而《文苑英华》卷八七载陈诩《西掖瑞柳赋》，又与前“瑞柳”之说呼应；其前尚载郭炯《西掖瑞柳陚》（以“应时呈祥、圣德昭感”为韵），可知郭炯亦为同年进士。《文苑英华》卷一八八尚载陈诩、宋迪《龙池春草》诗，可知此乃该年试题；又二人之后尚有万俟造《龙池春草》诗，可知此人也是同年进士。

由于卷帙浩繁，问题复杂，《登科记考》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一些遗漏和错误。例如《唐才子传》卷一记盛唐诗人刘眘虚为“开元十一年徐徵榜进士”，同书卷二记刘长卿于“开元二十一年徐徵榜及第”，进士例不得再举，故知前文“十”前误夺“二”字，刘眘虚当于开元二十一年及第。《登科记考》漏列这一重要诗人。诸如此类，后人起而补正者颇多。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

记录唐代科举的专著，有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十五卷，里面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成分，不尽可据，但毕竟是当代人的原始记录，后人自当重视。今人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也足资参证。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曰：“按《馆阁书目》，《讳行录》一卷，以四声编登科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而唐人又有以排行称呼的习惯，于是杜二、李十二、岑二十七、高三十五等名字，屡见唐人诗文，造成后人阅读上的很多困难。岑仲勉著《唐人行第录》，对此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了许多可信的结论，给予读者很大的方便。

本文为周勋初先生《唐诗文献综述》一文第七章，最初载于《唐诗大辞典》附录部分，后经过多次修改，分别收入《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唐诗研究入门》（凤凰出版社，2008年）以及《唐诗纵横谈》（北京出版社，2016年）等著作中。今以《唐诗纵横谈》为底本推送以飨读者，后续章节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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