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背“桂”开元通宝钱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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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桂阳民间文化

文/郑欣荣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大名鼎鼎的长寿五铢，却在新莽后的三次货币变革中面目全非，再无古朴雄浑之姿，并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寿终正寝。

唐武德四年七月，高祖李渊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所谓开元，即“鼎革开国”之意，汉时就已常用。《汉书》有“历纪开元”的用语，南朝萧道成登基时，也用“开元创物”行文告天。至于通宝，大抵就是“通行宝货”的意思了。

开元通宝钱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演变的新起点，钱币的纪重时代彻底结束，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开元通宝钱的面文

古钱币的面文往往由名人撰写。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题写者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多是后人的附会之语，如李斯之于半两，苏东坡之于元丰通宝，戴熙之于咸丰通宝等。开元则不然，《旧唐书》明载其面文的题写者是楷书圣手欧阳询，但是在面文的读法上却颇有争议。

四字方孔钱的面文读法有二：一为上下右左，是谓直读；再则为上右下左，是谓旋读。具体到开元钱时，直读为“开元通宝”，旋读为“开通元宝”。若按新、旧《唐书》“开元钱之文”“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的记载，开元钱应是直读，即“开元通宝”。

可是，在《中国历代钱币图解与注释》（任双伟）一书中却提出与新、旧《唐书》迥异的史学名典。先是《唐六典》所述：“皇朝武德中，悉除五铢，更铸‘开通元宝”钱。”再是《通典》所述：“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如此，开元钱面文的读法便饶有争议了。

但是，该书中又指出，倘若书读得细，或也能发现些许关节。如《通典》虽然持旋读的“开通元宝”之说，但是《通典•食货一》中却有“钱者通宝”的记载，可知“通宝”在唐时已经有代指钱币之意。或许答案就在《旧唐书》中的这段文字中：“(开元通宝)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至于《唐六典》与《通典》的说法是否是流俗之见，可能只有欧阳询能说得清了。

开元通宝钱的“桂”字

开元通宝钱首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常见共13个版式：短头元、直元、尨字、小字、容若、道劲、大字、大字狭元、低头通、低头通矮元、平头通、小通、小通小宝。此后，五代十国时，闽太祖王审知于贞明年间铸造发行，其钱字体雄健，背后有星文、“闽”“福”“殷”等字样。南唐中宗李璟铸开元通宝，其钱文篆隶成对，皆有大钱。南楚、南汉再铸，背文常有星、月、文字，或省笔为开平，亦有开元五五、五五等。

桂阳采铜铸钱记载于《唐书•食货志》：“元和三年(808)五月，盐铁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阳(今桂阳县地)、高亭(今永兴县地)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雷坪矿）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差官检覆，实有铜锡。今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以两炉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人。’从之。”此外，各类史籍还有“掌二十八铜矿以铸钱”“全国铸造炉99座，桂阳郡立5座” 等记载。

北宋藏书家、书画鉴赏家董逌《续钱谱》记载：“会昌中，扬州节度使李绅于开元新钱背加“昌”字，以表年号，有敕铸钱之所各以本州郡名为背文，于是湖南（今长沙）钱用‘潭’字在穿左，桂阳监钱用‘桂’字，在穿右。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元宝’寻废不行。”清光绪《湖南通志》据此为记。

综合史料，开元通宝“桂”字钱，有两个出处，一是“桂州监”(今广西桂林)；二是“桂阳监”(今湖南桂阳)。

开元通宝钱的特别之处在“元”字上，第二横不带钩，称为“直元”。当时，开元通宝“桂”字铜钱铸造出来时是带左钩或少量右钩，现今，坐落于桂阳宝山顶上世界上最大的钱币塑雕，就是属于左钩“元”字。而之所以开元通宝背“桂”铜钱会出现多个版本，因为铸造的钱炉、年份不同导致的差异，一般同一模版会在使用一段时期后因为磨损要进行更换。

桂阳因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成为银、铜、铁等多种矿藏开采和冶炼的重镇，铸币时间持续百余年，版本繁多，前期铸造精美厚重、字迹规整，晚期轻薄、字迹粗劣，钱币质量随着当时唐王朝国力的兴衰而变化。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沙出土了一批马楚政权时期的铅质开元通宝“桂”字钱，正面印有“开元通宝”四字，背面同样标有“桂”，据考证说是潭州炉（长沙）铸造。这也说明桂阳铸造“桂”字钱在当时湖南地区流通广，数量多，影响大，以致五代时期潭州开铸铅钱，样式也模仿桂阳造开元通宝“桂”字钱。

说来也怪，开元通宝除了面文和“桂”字迷雾重重外，就连背面的“月纹”也有诸多轶闻，其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甲痕说”，即是说这弯弯的月纹是某位后宫宝眷的指甲印。

《太平广记》有个典故，大意是欧阳询进献开元通宝的蜡制钱样时，文德皇后(即长孙皇后)掐拿样钱，留下一处指甲痕，故依样钱制钱后，开元通宝背后产生甲痕。仔细查阅，才知是引用盛唐文学家、书画家郑虔的《会粹》中一处记载。此说疏漏明显，想那欧阳询进献时，皇帝尚是登基三四年的唐高祖李渊，还是秦王(李世民)妃的长孙氏绝无接触样钱之可能。

钱币学家、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戴志强的著述称，五代时，出现了更为完善的“甲痕说”版本。凌璠在《唐录政要》中将掐拿蜡钱的文德皇后，改为唐高祖的太穆皇后(窦皇后)。北宋张舜民在其笔记小说《画墁录》中亦持此说。南宋王观国在其字书《学林》中，也有“太穆皇后”云云。其实太穆皇后早在唐朝建立前就已崩逝，被追封为“后”更是其子李世民登基以后的事情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便将以上两说之弊一语刺破：“时窦皇后已崩，文德皇后未立，今皆不取。”

与前两者相比，“甲痕”的第三位主人可谓人尽皆知了，此人便是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宋人王楙在其著作《野客丛书》中提到了徐彭年的《家范》一书，对书中“(开元)通宝，此钱背有指甲文者，开元皇帝时铸，杨妃之爪甲也”的记载，颇不以为然，却又误认为“爪甲痕者”是文德皇后。此外，宋人叶大庆的《考古质疑》和刘斧的《青琐高议》中也都有关于杨贵妃甲痕的记载。

“贵妃甲痕说”错把“开元通宝”当作了唐玄宗的“开元”年号，误以为“开元通宝”是唐玄宗铸造的年号钱。然，开元（共29年）二十三年（735），杨玉环册为寿王妃（寿王李瑁，李隆基第十八子）。天宝四年（745）才被李隆基册封为贵妃的。

其实钱币背后的标记约有四种含义：一是显示铸地，如直百五铢背“为”，即是指蜀汉的犍为郡，此种标注方法在后世的会昌开元、崇祯通宝与清代钱币中，尤为典型；二是显示炉别，用以统计铸炉，方便管理；三是装饰之用，如灵帝五铢背四出、永安五铢背四出等；四是吉语、压胜之用，如永安五铢背吉、道光通宝背天下太平等。至于开元的月纹，应该是标示铸地与炉别之用了。

如若从钱币的铸造工艺来看，“甲痕说”更是不攻自破了。

古代铸币工艺大致可分为“两种三阶段”，即范铸法和翻砂法两种，单层范、多层范以及母钱翻砂三个阶段。

范铸法全盘继承了青铜器的范铸方式，采用“模—范一熔液一浇注”的铸造模式。单层范流行于先秦至西汉时期，又称为“平板范竖式浇注”，范内以树状图的方式排列着若干币模，模子之间以浇道相连通，铸币时将铜水沿浇道灌入，铜水冷却后，就形成了一枚枚钱币。但由于单层范铸出的钱币数量有限，效率不高，因此逐渐发展出了更为高效的“叠铸法”。“叠铸”又称“层叠铸造”即将多个单层范叠合，组装成套，再沿浇道灌注铜水，逐层取钱。叠铸法兴起于西汉，新莽后开始流行直到隋唐时逐渐被翻砂法代替。

翻砂法，又称母钱翻砂法，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手工雕制出雕母，再用雕母翻制出若干母钱；第二步是把母钱放入以砂土添实的框子中，再以另一框子扣于此框之上，待上下框内砂土成型后取出母钱，再做出浇道，形成砂质钱范；最后，浇灌铜水凝结成钱。翻砂法的优势在于方便控制单次铸币数量，且模具制作方式简单，损耗率降低，原料来源丰富，大大降低了成本。在被机器铸造替代之前，母钱翻砂法一直是主要的铸钱法。

欧阳询上献的开元通宝样钱就是翻砂法中的母钱。由于要用母钱印砂，所以母钱背后的月痕必须是凸出的阳文，才能在型砂中印出凹陷的阴文，最后浇灌出凸出的月痕。依据铸币常识，无论贵妃如何拿捏，也是断断形成不了突出的月纹的。

开元通宝钱是古钱币史绕不开的门类，前辈著述时免不了添些掌故，有时来了兴致，点石移山、羽化成仙的事儿便都出口了，最后免不得侃几句贵妃的纤纤细指。旁人或惊或喜，也有遮住口鼻忍俊不禁的，只是那长者却早已意兴阑珊了。

古今多少事，毕竟深究不得，如同那大江明月，皆在口中，只道是语前明月，语后清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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