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于“辱母案”最后一篇有深度的文章

能够解救于欢的依然是权力。

南方周报发表《刺杀辱母者》之后，激愤的舆论终于让于欢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事件的轨迹，几乎和我在《“辱母案”中的警察作为和必然走向》中分析的一样，在更大的权力机关的过问下，于欢和他母亲身上沉重的负担出现了松动。

转机的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26日早上《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把这个案件重新进行了定性，使之脱离“正当防卫”与否的法律纠缠，切入为社会伦理问题。这是一个风向标的信号，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会知道接下来还有进一步的动作。

很快，当天中午，最高人民检察院表态关注此案，并表示已经派员赴山东进行全面审查，这就基本可以确定为“辱母案”迎来巨大的逆转。

我们为于欢母子的命运感到揪心，也为他们命运的转折感到庆幸、充满期待。

但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庆幸依然只是庆幸，解救于欢的依然是权力而不是规则，这就意味着还有不少像于欢一样的人没有他这样庆幸。因为最终让权力决定干预“辱母案”的原因是汹涌的舆论，但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类似“辱母案”的事件如此兴师动众。

盘点天津老太“气球枪案”、内蒙古“玉米收购案”，这些为人所知的逆转案件，就会发现情节逆转的轨迹非常类似：蒙冤者透过媒体或自媒体申诉—公众发现案件竟然如此荒谬—巨大的舆论形成—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在舆论压力下介入—改判案件—形成新的舆论导向。

也就是说，法律不能解决法律自身的问题，而需要公众舆论来进行纠正，并且是透过更高的权力机构进行进行纠正。这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个成本不仅包括了舆论参与者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公信力的成本。每一次冤案的出现，都是一次对公信力的沉重打击，政府权威在这些打击中也日渐损耗，无法对民众心理起到保障的作用。

第二，产生对权力的依赖，使特例成为常态。基层执法机构会逐渐放弃主动判断的权力和责任，把矛盾上移，出了问题交给上级来改正。而上一级机关因为积聚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变得无力分身处理所有问题，只能抓大放下，于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冤案得不到改正。

正常的权力生态如果不能建立，权力的权威就会大受影响。权力的权威实际上是民众赋予的，只有民众认可了，权力才有意义；而权力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它能保护赋予它权威的民众，这也是“权为民所用”的含义。

如果上级机关总是修改基层机关的做法，基层机关在民众面前就会失去权威，于是在执法过程中消极应对；但如果基层机关的做法明显错误，上级机关收到后却不进行改正，政府在民众的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应该说，不管是“辱母案”、“气球枪案”，还是更远一点的“聂树斌案”，他们的逆转从积极的层面来说，是权力的自我纠偏，是政府公信力的修复；但从消极的层面来说，它们都是不能持续的形式，因为它们都牺牲了权威，冲破了既有框架，并且动用了大量资源。

真正可以持续的模式应该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哪里能够自我改正，法律的问题能够在法律的维度上解决。

但我们国家现在好像不是这样，法律出现的问题要用舆论来解决，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动用权力解决。这样必然导致问题的积累。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原因是多重的，也是相互交叉的。

原因之一，是基层害怕担责，他们对自身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没有信心，于是把权力边界压到最小，也是最清楚的界限里。很多人可能会说，基层司法机关在上述案件中明明表现得胆大包天，把于欢判到无期就是证明。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基层对自身权力边界的认知是相对于他们的上级而言的，并不是相对他的司法对象而言的。

举例来说，觉得自身权力越小，司法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就越会往有明确条文规定的地方去套，而不是去推究这些规定背后的原因。因为涉及到背后的信息是一种自我理解，是没有标准的，不确切的，因此出了错是无法推卸的。这就是自身权力信心不足所导致的现象。

原因之二，是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已经受损，基层执行机关在这种信任缺失的环境中会尽量保护自己。做的越多错的越多，这是人们在失信环境下最容易产生的感觉。在没有信任的环境里，人们对他人缺乏正面的理解，更容易作出负面的解读。两个陌生人结成团伙行窃，回来发现偷的东西少了一部分，一定会怀疑对方捣鬼，而不是认为东西丢了。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信任不足，为了避免太多把柄，执法机关就会消极应对，表现出更多的不作为。但是越不作为越不容易被信任，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信任是一种粘合剂，而失信让当民众和公权力站在两边，黑恶势力因此有了更大的容身之身。信任度越低的环境，社会安全度越低，反之亦然。

原因之三，腐败没有根除。中国虽然近年花了很大的力量惩治腐败，但是小鬼难缠，基层的权力生态如何却依然不让放心，就“辱母案”来说，其中的黑恶势力、高利贷等问题就很难取信于民。

04

在当前的心理环境里，更高的权力机构直接介入具体的案件，对于挽救社会公信力和政府权威是非常必要的。但我认为，在这些行动中，政府应该建立起一系列的示范形象，进而形成一套规则。

第一，要继续保持这种呼应舆论的形象，尤其是那些让人心生绝望的事件，让破损的群体信任得到修复。这属于更高权力对下级机关的查缺补漏。

第二，要让不同层级的权力机关都置身于开放的舆论空间里，并对他们的公共关系进行考核。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都设立微博，但开放性还不够。舆论压力和考核的共同作用，有助于执行机关的自我审查。

第三，最重要的是，上级要对下级尤其是基层机关的权力和职责进行重新的梳理，让基层有能力承担更多责任，让矛盾在执行环节消除，避免更多的矛盾上移。

权力是服务于人的工具，所以权力本身是无情的，但行使权力的人是有情的。政府很多机关的职责实际上是为了维持社会正义而存在的，比如警察，比如法官，所以我们都期望他们有比普通人更加深刻的良知。如果行使权力的这些人都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人性温度，完全隐身于无情权力的背后，那么这个社会真的会让人绝望。

我相信不会有那一天，就像我们相信于欢无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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